杨红英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江苏常州213015）

　　张深切是台湾近代一位兼具思考能力与行动热情、深富民族意识的政治、文化活动家。少年时代即为反抗日本禁止在学校说台湾话而不得不负笈东瀛，东京帝都的屈辱遭遇让他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从此为追求台湾的独立解放，民族的复兴，投身政治社会运动、文学文化活动，辗转流徙于台湾、日本、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他长时期的日本、大陆经验对于他的民族思考、文化哲学观念及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台湾近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近代丰富复杂的台湾历史与台湾经验。

　　台湾学者较早开始对张深切的研究，从1977年《夏潮》开始的专题研究到1998年全集的出版，再到2000年后多篇学位论文的出现，对张深切的研究逐步具体深入。重要的研究者有林载爵、黄英哲、陈芳明、林安梧、梁明雄等。黄英哲是较早对张深切有全面深入的关注与研究的学者，掌握史料最多，也是全集的实际负责人。他对张深切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有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尤其是对张深切在日据时期知识分子的定位颇为精准，对他民族意识影响下政治、文学活动的选择及其文化政治企图的分析确是知人论世之言。陈芳明则主要关注其反抗殖民主义、反抗威权的意义，着意强调其本土意识极为鲜明，但无视张深切浓厚的民族文化认同，鲜明的祖国派立场，而将张深切定位为“亚细亚的孤儿”是一种明显的误读。林安梧则从张深切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连续而非断裂的这一特点上发掘张深切研究的深刻的历史现实意义。以张深切为学位论文的则有张志相、黄东珍、林纯芬、简素等。大陆学者张泉对其作为抗战时期的台湾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有过深入的研究，陈言对张深切与周作人有过研究，计璧瑞对其《里程碑》中民族意识的多面性与变化的研究也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则对张深切与艺文社、新民印书馆及中国文化振兴会以及周作人有过研究，对于了解沦陷时期的张深切及华北文坛的复杂历史状况多有助益。

　　从两岸及日本学者的张深切研究来看，由于种种原因，台湾的研究者往往只从台湾的近代史、台湾社会运动、文学文化运动的角度去看视张深切的意义，而对其前后长达十多年的大陆经验闪烁回避，语焉不详，也就对其大陆经验对其思想、人生所产生的影响无从谈起。本文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通观张深切的台湾、日本、大陆的文学文化活动，分析研究其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空间的台湾知识者的特殊经验，理解台湾知识者在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文化转型、中日矛盾加剧、民族危难深重下的历史困境及其对这特殊历史困境的认知与突围，借此管窥东亚近代化过程中，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变迁、精神状态、文化想象、文艺形式。

一、同化的迷思与张深切民族意识的觉醒

英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巴西尔·戴维森在其名著《现代非洲》中曾言：“历史不是一架计算机。它在心灵和想象中展开。它体现在一种民族文化的多种多样的表现中。它本身是物质现实、其背后的经济现实和坚实的客观实际的微妙的中介物。”①揭示历史是在历史主体、民族文化以及作为物质现实、经济基础和客观实际的中介物这三个面向上展开的事实，为我们探究历史寻找到新的路径。而揭示张深切复杂曲折的民族文化认同历程背后的“物质现实、经济现实和坚实的客观实际”就成为论文的论述起点。如果说张深切在少年时代即敢于为维护自己的母语而与老师乃至学校当局对抗，是生来野性而反抗叛逆的个性使然，那么在日本，努力学做日本人而不得的时候，先天注定、无法改变的血缘切断了他认同日本的进路，是其民族意识彻底觉醒之始。而这又根源于日本在台湾虚伪矛盾的“同化”殖民统治。

　　同化主义，本是日本借鉴自法国的一种殖民政策。法国人用他们自大革命以来所坚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观照其殖民地，认为不能把法国的海外领地看成是法国的附属国，而应该当成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壮大法兰西。这种同化理论来自一种自信，法国所创造的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法国人应该把法兰西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因而主张殖民地与法国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一致，土著居民应通过受教育而接受法兰西文化，最终自然同化为法国公民②。虽然这种同化政策理论上应尽量避免使用暴力、杀戮的手段，通过实施现代教育、鼓励通婚等措施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思想和血缘的同质化和民族融和，让他们融入统治者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符合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对现代普世价值的乐观与自信，但它无视殖民地现实社会的特殊性存在，抹杀原地住民的文化习惯，破坏殖民地的自然成长，容易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并会让殖民地统治陷于困难的一面，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矢内原忠雄考察了三种殖民政策出现的时间，从属主义对应的是重商主义的发展，在十七八世纪达到最高峰；同化则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时期；自治出现在20世纪初。所以他认为，同化政策是比自治主义更为落后的一种殖民政策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过时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殖民政策，因而对之有较多的批评。

　　即使不论其对原地住民文化、历史的破坏所造成的伤害，按照同化主义的理想（亦即日人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原则），经过同化后，殖民者应在法律及政治上赋予殖民地人民与其殖民母国人相同的自由、权力与地位，如殖民地人民可以选举代表参与殖民“母国”之议会等，殖民地人民与殖民母国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帝国公民。但是，考之日据时期的台湾史，日本殖民者并没有为实现真正的同化而努力，而是利用种种政策与手段保持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优越性，保障其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以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促进殖民母国的工业化和壮大其实力。

　　除此殖民利益的考量，同化政策对近代日本引以为傲的国体论也构成了潜在的矛盾与威胁。宣扬“君民同祖”、“万世一系”“、忠君爱国”的国体论，是建立在大和单一民族基础上的拟血缘制之国家观，在打破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凝聚统合民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日本对之抱有不亚于宗教信仰的狂热。将异民族纳入大和民族一视同仁的同化政策对此万世无双的优越国体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虽然日本殖民者汲汲于从语言、思想、日常生活等方面对台湾人民实施同化政策，但从未停止过对台湾人民的政治排斥、经济榨取、民族歧视，形成的殖民体制是一种日本学者驹武所谓“在‘国家统合’（法政制度方面）的层次上排除台湾人，而在‘文化统合’（文教思想方面）的层次上却标榜容纳台湾人的矛盾架构”④。1915年在日本维新元老、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积极倡导的“台湾同化会”因触犯在台日人的利益被总督府视为妨害公安而命令解散，同化的迷思被打破之后，台湾知识分子更加清醒而坚决地走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道路上去。因此在20年代发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

　　正是在经历了民族歧视与同化无门的双重伤害后，张深切如同台湾大多数知识者一样民族意识彻底觉醒，从此投身政治、文化运动为台湾的独立解放与中华文化复兴奔走于日本、台湾与大陆。

二、辗转两岸的政治、文化活动

比之1920年代以体制内抗争为策略的台湾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更为激进的是，张深切在更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殖民的本质及体制内抗争的软弱无望，将台湾独立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民族的强大与复兴。所以他放弃了日本的学习，到大陆求学，并参加反日运动，如1924年在上海参加“台湾自治协会”，1927年3月27日发起组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揭露日本对台的残酷殖民统治，呼吁台湾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尤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影响为大，张深切作为青年团的发起人和纲领会章的撰稿人之一，被推举为宣传部长，是该团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活动甚为踊跃。从机关刊物《台湾先锋》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们的主要观点有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妥协做法，主张联合世界弱小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学习国民革命，唤醒台湾民众的革命意识；认为台湾民族即是中国民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要求废除马关条约收复台湾；拥护和援助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不成功，台湾解放绝对无望。这是典型的祖国派的观点，将台湾的解放寄予大陆祖国的强大与革命成功，民族、文化认同都非常明确，命运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烈。张深切的《台湾怎样要革命》历数了日本自进兵台湾以来三十余年的政策：第一次，他就用帝国主义的武器来镇压我们，杀得我们的同胞，满山遍地死伤累累，鲜血成流！第二次，他们就用资本主义的吸血政策，来横戮我们。在会社、官界、学校等处，我们的台湾人都受他们——日本人——直接、间接的排斥，台湾人的就职难，失业问题已经不只是要救恤的惨状，事实上都迫得不得不着要革命的时机了。而要如何进行革命，张深切的回答是第一，个个觉醒起来！放大眼光看我们的地位。第二，个个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阶级亲善联合起来！第三，跑出海外研究革命，联合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他相信如果将这三大政策去实行，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⑤。那时“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之一，核心领导人物之一的林文腾在机关刊物《台湾先锋》上的文章即以此为标题，但他们的呼喊所针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异族统治，要求台湾民族自决回归祖国，而决非后来台独派所谓的台湾独立。

　　1928年2月21日，张深切因革命青年团事件——日称“广东事件”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被起诉，从此开始了三年的牢狱生活。利用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怀柔政策，张深切在狱中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淬炼自己的革命思想，弥补了他因忙于革命运动而错失的学校教育。其阅读的书籍“相当复杂，有社会科学、宗教、诸子百家种种，新的、旧的参差不齐；只杂志一类，每月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红旗》、《纳布》等等；社会科学有各种经济学，左右两派的著作都有”⑥。在狱中张深切对各派社会科学思想进行研读，更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钻研，其中他对老庄的思想尤为服膺，以致“五体投地，半句批评的话都说不出来”⑦。老庄的哲学成为他立身行事的指导原则，也是他观察判断时局历史的哲学依据。这次狱中对中国文化的探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找到坚实的精神依归与文化源泉，使其在偏重于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政治民族主义之外，发展出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武器，即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标识和张扬民族个性与民族魅力，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达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新生、精神完整与精神独立。⑧这一点在张深切出狱后渐渐从政治战线转向文化战线转移中得到体现。

　　这一转移也是岛内形势变化的结果。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为应对此一危机，日本逐步建立法西斯集权政治，军国主义势力在继九一八侵占我东北后积极为全面侵华作准备，对内强力镇压左翼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因此几陷窒息状态，政治活动空间大为压缩有关。2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担负起启蒙大众、唤醒民族意识、批判殖民统治的使命，成功地为台湾开拓出一片政治公共领域来，但在30年代遭到镇压瓦解，逐渐零落无声。为了振奋士气，张深切与友人赖明弘、何集璧等于1934年5月6日发起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张深切因早年参加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组织演剧会、左右派皆多有熟识、和汉文具善等原因而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文联的核心灵魂人物之一。文联创刊《台湾文艺》、组织文艺座谈会、举行文艺演讲会等活动，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最为广泛的全岛性文艺联盟，其活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却造成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空前团结情绪高涨的盛况，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更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台湾人主办的刊物中发刊时间最长、登场作家最多的文学刊物。台湾现代文学大家王诗琅认为：“这时期的作品已渐摆脱初期的暴露式的政治色彩，站在文学的立场去观察，描写渐多，所以都有艺术气味。”因此称赞道：“全部出了十五期，不但寿命长，几乎网罗全台的作家，在台湾新文学建立辉煌的一页，即以对于整个文化的影响而言，也是深且巨的。”⑨它的几番社会活动如台中地震的灾后救援与延请朝鲜舞蹈家崔承喜赴台演出等对开拓台湾30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领域、传达殖民地心声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具有重要文化政治意义。在这里，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政治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是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似乎预先存在的东西进行重组；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或建基于经济政治的“副现象”，而是在建构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⑩。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联开创了台湾30年代在三大民族运动相继偃旗息鼓后知识分子参与文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公共舞台。

　　此一以文艺代政治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应对日本军国主义高压统治的策略，而此策略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沦陷的北平张深切所从事的主编《中国文艺》、组织“中国文化振兴会”、拒绝日本文艺报国会的过多管制而退出“艺文社”编辑的诸多行动中。他认为“振兴国家与振作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因为“唯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才能独立，中国人才能做真正的中国国民。”?所以振兴了文化就可以振兴国家。在党灭国亡之时，文化作为国家的命脉的意义更加凸显。在《中国文艺》创刊号的编辑后记里更是大声疾呼：“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只怕人心的死灭，苟人心不死，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民族会至于沦亡？”“伟大的人物是在其能蹶然起于失败或危难的当中，而伟大的民族是在其能复兴国家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此时何时，此难何难！这正是吾人应奋斗努力兴邦定国的时候。”?其急欲用文化振奋民心以付国难之情呼之欲出。正如史密斯所言：“典型的民族主义通常不是起始于抗议集会、独立宣言或武装反抗，而是源自于文学社团、历史研究、音乐汇演或文化期刊的诞生。在殖民时期的非洲和亚洲，许多随之兴起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结果，‘人文’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作曲家，诗人、小说家和导演——不成比例地在民族主义运动及复兴中扮演着代言人角色。”?

三、民族文化的现代转换

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民族自决的快感得到充分满足后，民族主义者必然要面临一个如何让自己的民族繁荣强大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不要重蹈覆辙，再为外族所欺凌的问题。文化认同带来的抵抗的勇气在敌人外力消失后，也将开始思考那一度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何到近世在西方的文化面前遭遇如此的挫折，民族文化的反省与重建必然难以回避迫在眼前。在战后不到10年的1954年，张深切出版了检讨儒学功过的《孔子哲学评论》（1954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极好的回应。据考证，张深切的《孔子哲学评论》是明郑以降，台湾首部以专著呈现的中国哲学研究。?《孔子哲学评论》采以科学批判的立场，指出中国虽然建立了重仁义道德，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同主义，从长远观点来看比西洋哲学更有同化力，但中国哲学因欠缺科学，对物质文明没有积极关怀，导致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事实，即使欲以儒教弥补，亦是枉然，而不能先富国强兵，大同主义也无由实现。张深切指出，先秦诸子的哲学中并不缺乏科学精神，只是因为后世儒家采取“我孔独尊”极力压制其它学说，尤其在与政权相结合后更是如此，别家学说中的科学精神也随之而被消亡。因此张深切认为，返回“独尊儒术”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诸子时期，淘汰拣择，从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开出科学法制之花，以顺应时潮，完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是民族文化重建的应走之路。他在文前的序言写道：“现在世界哲学正陷于极度的混乱和贫困，唯心、唯物仍在继续其生死存亡的搏斗；当此之时，回头来检讨我们固有的哲学，也不无意义。中国哲学有朝一日能够领导世界哲学，那时候世界情势或可能激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笔者相信这并不是夸大。”?颇能展示他的世界关怀与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正因如此，当全集卷5《孔子哲学评论》解说者寥仁义硬要在张深切中国哲学评论上扣上一个“台湾观点”，并称没有“台湾观点”的“祖国派”为畸零的游魂时，只能感叹“这是台湾的悲哀”?。

四、东亚近代关系的反思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精神支柱、精神动力，它与该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近代日本，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日本精神”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强化甚至达到极致的过程。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人，即面临着日本精神的紧逼与压迫，台湾人被要求养成大和心，精神日本化，这种要求在其中日战争时期达到高潮。或抵抗，或挣扎，或接受，台湾人都难以摆脱日本精神的影响。在与日人长期的周旋中，日人的民族性格让张深切感到精神力的重要，与自有民族精神提倡的紧迫。其《谈日本，说中国》就是采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观照日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一方面破除日本近代经过几场胜仗建立的文明、国体、民族优越感，揭示了神道教对于近代日本的国家建构及走向武力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的重要影响，解构日本在战争期间所宣扬的“八一宇”、“使万邦各得其所”、解救东亚于英美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神圣使命”，从而建立对自我文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对日本的种种优长之处，主张大胆的拿来与借鉴，为以战后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为旨归的自我建构提供借鉴与参照，显示其作为知识者的冷静克制的智慧。而在五六十年代新一轮“黄祸论”泛起的背景下，张深切认为文化的亲缘关系、种族的近似性与地理上的相邻使得同为东亚大国的中国与日本，只有相互了解，“亲善提携”，一起面对西方可能的挑战，才能保持亚洲的完整与独立、和平与稳定。这种思想与近代日本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是一致的。而这种建立在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相互理解共生、和平协作基础上的的中日关系也正是中日战争时期饱受国籍政治身份与文化民族身份上的矛盾与分裂之痛、既饱尝日本欺压之苦也深知日本近代之强的台湾知识者所渴望的。

　　［附］导师黎湘萍研究员的点评

　　该文以台湾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张深切为主要考察对象，第一次把生活于日本殖民时代和战后台湾光复两个时代、流徙于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上海、广州、北京）等不同政治、地理空间的台湾知识者的独特的现代经验及其在这种经验下逐渐形成的民族观、文化观、文学观和哲学观做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加以梳理和讨论，在尽可能掌握第一手史料和阅读作家文本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台湾知识者跨文化、跨区域、跨语言的政治文化活动及其意义，勾勒了其曲折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背后的精神历程，探索了台湾知识者为殖民地台湾的解放、中华民族的复兴所进行的艰苦努力。这一选题，对于认识近代台湾历史的复杂性、“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相互关联、解构单一的“现代性”概念、化解独派的偏执，以及理解殖民地时期台湾文学的内在精神，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转引自[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页。

　　②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0页。

　　③转引自荆子馨：《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④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王兴安、凤气至纯平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⑤《台湾先锋》创刊号，1927年4月1日，第19-21页。

　　⑥张深切：《张深切全集》卷2，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

　　⑦张深切：《张深切全集》卷3，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⑧孟凡东、何爱国：《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79-82页。

　　⑨王诗琅：《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王诗琅全集》卷九，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153页。

　　⑩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42-50页。

　　?张深切：《振兴中国文化的意义，《张深切全集》卷3，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张深切：《编后记》，《中国文艺》第1卷1期，1939年9月1日。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黄东珍：《孔子哲学评论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第179页。

　　?张深切：《张深切全集》卷5，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寥仁义：《“台湾观点”的“中国哲学研究”——〈孔子哲学评论〉与张深切的哲学思想》，《张深切全集》卷5，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