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人文的危机的根源：科学与东方主义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说，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西方人文的危机的根源，出自现代西方科学单面向的性格。欧洲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往往将整体的世界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实用上的需求，而是因为“认识的激情”占据了人的心灵。现代欧洲科学对自己的世界简化为技术与数学的单纯客体，将生活的具体世界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科学愈进步，将知识推进专门的学科，就愈看不见世界的整体和自己，最后陷入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遗忘”（the forgetting of being）之中。①米兰·昆德拉又说，欧洲的小说发掘了人类多种不同的面向，如山缪尔·李察生（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捡视内在发生的事，揭示感情的秘密生活；巴尔扎克发现人在历史里头扎根；福楼拜探索无人知晓的日常生活的土壤；托尔斯泰俯身探视非理性如何俘虏人类的行为；普鲁斯特与乔依斯探测无法捕捉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与回忆。托马斯·曼怀疑现代人还是沿着古老的神话的脚步走去。欧洲的文学艺术，所以始终构成西方文化的一环，就是拒绝海德格所说的“存在的遗忘”。②
但是西方殖民以后，很多西方在殖民地的白人作家，却发展出一种所谓殖民地文学。故意简化或丑化殖民的他者及其社会。就如长期居住新马的毛姆与康拉德的文学书写，这些西方作家，使用西方霸权话语，套用“东方主义”的思维③，将新加坡及南洋简化为单纯的殖民地客体，将多族群的生活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所以毛姆书写南洋的小说，代表作收集在《毛姆的马来西亚小说》（Maugham’s Malaysian Stories）、《毛姆的婆罗洲小说》（M augham’s Borneo Stories）④、《木麻黄树》（Casuarina Tree）⑤等小说集中。在这些小说中，白人永远是主人，华人及其他族群都是白人的情妇、佣人、车夫，而且心智行为低劣。
毛姆的小说《信》（The Letter），⑥后来又改写成同名的戏剧及改编成电影，⑦最具殖民主义叙述的结构。故事讲述一位在吉隆坡郊外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经理罗伯克比（Robert Crosbie），当他外出到新加坡，他的妻子列斯丽（Leslie）邀请一位英国男人韩孟（Hammond）到橡胶园的住家幽会，男子离去时，正走下传统马来式的高脚屋的楼梯，列斯丽突然拿出手枪，一连开了数枪杀死他。通过英国籍律师辩护，以及其他消灭证据手段，列斯丽以强奸自卫而获判无罪。后来律师的华人书记，获知死者韩孟有一位讲马来话的华人（另一版本是欧亚混血）情妇，拥有列斯丽亲手写的情信，邀约韩孟在丈夫出差到新加坡时到家里幽会。她杀人是有预谋的，因为她发现韩孟已有当地情妇。现在这封信落在这位情妇手中。虽然列斯丽的丈夫原谅她，把这封信以高价买回来，获判无罪，但是不久韩孟的华人情妇回到橡胶园的马来屋门前，用马来人的匕首把列斯丽刺死（这一段原来小说中没有）⑧。从小说到戏剧到电影，白人的高贵、清白与合法性，可以用金钱购买回来，但毛姆刻意安排被殖民者/本土的人来揭露真相，列斯丽丑化与仇视华人，破坏英国男人与华人妇女的爱情。这篇过去被西方读者当作犯罪小说来阅读的作品，如果以后殖民的阅读策略来阅读，它会呈现特别的后殖民文学的特点，枪杀白人事件在橡胶园发生，而暴露白人的假面貌，在新加坡华人生活区唐人街发生。⑨
在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小说，像写非洲的长篇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899）⑩、《阿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 Folly,1895）、短篇《浅湖》（The Lagoon,1897），《前进的贸易站》（An Out Post of Progress,1897）、长篇《群岛流浪者》（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1896）及长篇《金姆爷》（Lord Jim,1900）的小说，白人在原始的热地丛林中，与土族一起生活，容易引起精神、道德、意志上的堕落。同样的，那些当地人，包括华人，都是民族性、个性卑鄙恶劣。[11]《黑暗的心》的克如智（Kurtz）在刚果内地为了抢夺象牙而剥削土人，也与白人为敌。《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林格（Tom Lingard）、《浅湖》中的无名白人，《群岛流浪者》的威兰斯（Willems）都卷入阴谋斗争之中，成为道德败坏之人。华人及其他族群，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当地的社区是不存在的事实。
萨义德说，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西方作家创造了这样的被扭曲的南洋。[12]
二、拒绝“存在的遗忘”的新马华文文学
新华文文学一向拒绝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遗忘”，永远不停止的探索南洋华人及其他族群与当地社会种种不同面向的书写，努力颠覆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在当地的发展的殖民文学，从短期过境居留新加坡的老舍的《小坡的生日》（1930）[13]到移民与本土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像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14]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5]的作品，一直到最近出版的选集《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16]与《城市的足音》[17]，都是颠覆“存在的遗忘”。从橡胶园、锡矿场到新加坡的城市书写，从自我放逐的浪子的移民到赤道上土生的孩子，再发展到不中不西的，文化驳杂的“鱼尾狮”人，仍然坚持反抗被遗忘。作为南洋的过客，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透视花园城市是未来多元族群的南洋社会，看见花园中多元种族年轻人团结一致与白人对抗，透视今天新加坡及其他南洋地区出现的多元族群国家的预言[18]。浪花的《生活的锁链》（1930年）写的橡胶园的阴暗的生活，红毛人经理以暴力管理，还强奸胶工妇女的女儿，结果混血儿长大后，参加反殖民斗争[19]。雷三车《铁船的脚跛了》（1939）以铁船开采锡矿，象征英国殖民者，像一头怪兽，吞吃马来亚土地上的财富[20]、依夫的《憔悴了的橡胶树》（1928）[21]、杜红的《树胶花开》（1958）、都以橡胶树象征殖民者与资本家，压迫、剥削老百姓[22]。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1968），记忆在马来西亚偏远的橡胶园与锡矿工地的西方殖民统治下的童年的贫穷生活。这些作品，一一颠覆了中国新文学传统语言，把中国语文变成本土化的华语文，创造了象征殖民者剥削抢夺的“铁船”与“橡胶树”的意象，用它来表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与剥夺，既魔幻又现实，它是跨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23]
即使独立后，焦点逐渐集中在城市，从写实、现代主义到魔幻写实的书写的手法与视野，像张曦娜的《乌节灯火》（1986）《都市阴霾》（1985）[24]，张挥的《十梦录》（1992），梁钺《鱼尾狮》、希尼尔《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1992）[25]，许福吉在一篇散文《我那被遗弃的樟宜树》，写电锯锯倒的一棵樟宜树，都是探索南洋“存在的遗忘”。都超越国族与文化，探索与发现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
新马华文作家就是以这样的作品，颠覆了殖民主文学的南洋书写，反抗“存在的遗忘”。
三、重新幻想：从幻想南洋到南洋幻想，从单元的中国幻想到东南亚本土多元幻想
根据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的理论，空间通过一种诗学过程而获得情感与意义。想象的、感觉的所造成的空间诗学把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产生了新的意义与价值。[26]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幻想或想象（imagination）被诠释为创造高等、严肃、充满情欲的诗歌的心智能力。想象往往把东西溶解、消散、扩散，然后重构、创造。想象爱把东西理想化，统一化。理想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像植物活动与生长。所以柯勒律治说幻想在溶解外在物体后，产生与制造自己的形式。幻想在知识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幻想也与思想、感情、个性结合。[27]怪不得刘勰在《文心雕龙》说，“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句话固然是指“其神远矣”，“思接千里”，或者回到庄子原文所说，他还想着做官，但在文学书写的互文性中，我却认为这个人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他还是带着朝廷的心态与语言来观察与书写。刘勰他以神与思两个元素来建构想象，不是单纯认定是思的功能，可见他是非常明白文学的创作与作者本人心智状态之关系。[28]作家的幻想往往大胆解构异域的新事物，然后根据个人的文化心智把它重构。从这个角度来重读中西作家在东南亚的书写，我们就明白他们的南洋幻想的形成。
萨义德说，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西方学者与作家也是如此创造了东方主义想象的南洋。[29]
东南亚华文作家重新建构本土文学传统，重新想象，除了重置语言，创造一套适合本土生活话语，也要重置文本（re-placing the text），才能表达本土文化经验，把西方与中国文学中没有或不重视的边缘性、交杂性的经验与主题，跨越种族、文化、甚至地域的东西写进作品中，不要被西方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所控制或限制。葛巴星（Kirpal Singh）曾分析新加坡的诗歌，他认为建国以后，多元民族的社会产生了跨文化的诗歌，他我以《皮影戏》为例，认为多元种族的文学，需要运用一个多元种族的幻想意象，来进行跨文化书写。[30]
其实新马的华文文学在第一代的马华作家，已开始走向本土化。譬如在1937年，上面说过的雷三车写了一首反殖民主义的诗，《铁船的脚跛了》，作者的幻想力非常的后殖民化，颠覆了中国新诗的语言，他创造的“铁船”意象，是英国在马来亚发明的一种开采锡矿的机器，很适当的象征英殖民者霸占吞食土地，把殖民地剥削得一干二净，因为铁船开采锡矿后，留下草木不生的沙漠似的广阔的沙丘湖泊，破坏了大地：[31]
站在水面，
你是个引擎中的巨魔；
带着不平的咆哮，
慢慢的从地面爬过。
你庞大的足迹，
印成了湖泽，小河，
……
地球的皮肉，
是你惟一的食粮。
湖中浊水
是你左脑的清汤。
你张开一串贪馋的嘴，
把地球咬得满脸疤痕。
这是重新幻想，重新建构了新马本土历史、地理、与社区时，本土幻想在本土化华文文学中的试验性作品。在东南亚，第一代华人作家用自己的中国语言书写完全陌生的异域环境与生活，到了第二代本土出生作家，他们要用几乎是外国语言的华文来书写属于自己本土社会与生活，因此两者在幻想上都需要作极大的调整。我在别处已引用许多例子，讨论过新马华文作家如何从事本土性建构，从单一族群走到多元文化的书写。[32]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从事本土性建构，从单一族群走到多元文化的书写。作为一个“民族寓言”，橡胶树不但把华人移民及其它民族在马来半岛的生活经验呈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还同时把复杂的西方资本主义者与英大帝国通过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叙述出来，也呈现了殖民地官员与商人在马来半岛进行压迫、劳动和资本输出所做的残忍勾当。因此橡胶园这一意象在马华文学中，历久不衰的成为作家结构华人移民遭遇与反殖民主义的载体。其中小说所呈现的更有深度与完整性，可当作战前华人移民记忆的实录，可当作战前华人民族心理与认知形态的直接反应。这些战前的作品叙述，包含了大量各种各类被大历史压抑或遗弃的记忆载体，当时为了躲避官方政治的干涉而制造的橡胶树寓言，现在正可拿来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反殖民主义的本土历史意识。
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所收的1919年到1925年期间的小说中，就已出现橡胶园的寓言。浪花的《生活的锁链》的橡胶园在黑夜中，而且下着雨水，胶林正落叶、刺骨的寒风吹在胶园的亚答屋里。在一个微寒的清晨，胶林里弥漫了朝雾，黑暗还没有消逝时，一个化学工程师兼督工的红毛人趁一位胶工的女儿来借钱为母亲治病时，将她奸污。下面是通过胶工亚水的眼睛叙述的故事：
从板孔里探进去，屋子里又点着一盏洋灯，福来的母亲赤条条地坐在那红毛的膝盖上，那只禽兽呢，却像狗一样的尽吻她的嘴唇，摸她的乳房接着是一种剧痛的呻吟声，红毛却沉醉在肉的欢乐里了。
十几分钟过去了，天色渐渐地微明起来，我怕给那个狗看见，便拖着脚步悄悄地走开，顺着一阵风传来红毛的声音。[33]
上述这个故事是福来在新加坡街头听见一个卖报纸的人提起割胶生活而勾起的一段回忆。他小时候在胶园深处的亚答屋过夜时，无意识中听见胶工的谈话，才知道他母亲原来小时为了借钱医治外祖母的病，被洋人督工诱奸了，后来又为了钱，被许多华族胶工凌辱。下着雨，阴森森又黑暗的胶园及亚答屋，呈现了当时东南亚劳工的艰苦环境，一个少女走进点着一盏洋灯的屋里，赤裸裸的坐在洋人腿上任他发泄性欲，不正是当时华人穷困饥饿得自愿被卖猪仔，任人宰割的劳工象征？被诱奸的少女是暹罗妹，更说明殖民地主义者最爱强奸土著的历史，作者刻意将故事从缅暹交界处一直延伸到马来亚与新加坡，人物包括华人、印度人、泰国人、马来人及混血的人，这是东南亚被英国殖民主义及资本家奴役与剥削的东南亚各民族之民族寓言。作者通过第一代华人移民亚龙与亚李的回忆来追述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的穷苦生活，而不是由第二代土生的福来，因为后者已逐渐脱离这个人间地狱，代表逐渐走向独立的马来亚，所以作者故意安排他因夜学下课后，给雨阻着不能回去，所以也在胶园里工人住的亚答屋过夜，才听到上述母亲与白人督工发生关系，结果生出他这个混血儿。福来带着白人血统，也有特别的含义，他是白人留下的余孽。后来从缅暹交界流浪到新加坡，吸收了新知识。参加工运，从事颠覆殖民地的白人资本家的压迫，这是一种报应。亚龙在橡胶树园因参加罢工而失业，转而成为街头的报贩，因此他含有传播革命种子的使命。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从中国作家的幻想南洋与南洋幻想开始，再由本土的铁船、橡胶想象重新出发，目前这种本土多元文化的幻想，已创造出具有边缘思考，多元文化、多族群的一种新传统的华文文学。[27]
四、双重传统/多元书写的新马后殖民文学
在1988年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会议上，周策纵教授特地受邀前来作总评。在听取了二十七篇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后，他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者与学者，都应该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中国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外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新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以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人来说，跟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
当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因此，周策纵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华人偏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34]
五、结论：新加坡本土现代性的特点
放逐的、边缘性的、离散族群的世界各地华文作家，因为往往不接受霸权话语，又拒绝走向通俗，一向被边缘化。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扩大了华文文学的视野、技巧、语言与思想感情，因为他们拥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土地上的经验。欧洲重要的文化霸权中心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第三世界作家如马奎斯（Gabriel Marquez,1982）、索因卡（Wole Soyinka,1986）、高行健（2000）及奈保尔（V.Naipaul,2001）与秘鲁作家巴尔加斯·尤萨（Mario Vargas Llosa，2010）等，表示边缘性作家在殖民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中，他们边缘性的、多元文化的思考文学作品，逐渐被世界认识到是一种文学新品种，其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源泉。[35]诺贝尔文学奖委员在赞辞中说奈保尔的作品，深入挖掘后殖民社会，尤其那些流亡、错移、疏离、动乱的主题，“将有见识的叙事与坦诚的洞察力连在一起，迫使我们看到被压迫的历史”（having united perspective narrative and incorruptible scrutiny in works that compel us to see the presence of suppressed histories）。奈保尔也将小说、游记、自传混为一体，试验跨越文类的书写。[36]欧洲重要的文化霸权中心对高行健的小说与戏剧的肯定，表示边缘性华文作家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中，在多元文化的思考，逐渐被世界认识到其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源泉。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指出高行健的小说与戏剧“开辟了创新的道路”。同时也指出，高行健的小说有多种声音（polyphony），也使用不同的文类的表现手法（blend of genres）。（33）巴尔加斯·尤萨作品如《天堂在另一个街角》与《城市与狗》等，“作品构图法般的有力结构，犀利刻印出个人的挣扎、反叛和挫败”，深获瑞典学院肯定。[37]从自我放逐欧洲的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奈保尔的《大河湾》到新马的作家，都是书写殖民地被遗忘的、被压抑的历史与记忆。因此边缘的、华人离散族群的多元文化思考及其文学作品的特点，值得我们再思考。[38]它是中国文学传统被放逐后，吸收多元思考后，所产生的新品种的多元文化的华文文学。
这些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他们生存在中间地带（median state），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这种流亡与边缘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爱感受新奇的。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他有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使新旧的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39]
所以从政治、媒体到文学，我们亚洲国家需要寻找与创造自己的现代性的模式。从上面的后殖民的文学经验，我可以笼统的归纳出下面本土的、后殖民的现代性的特点，以区分从西方直接进口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
（一）本土幻想：幻想被诠释为创造高等、严肃、充满情欲的诗歌的心智能力。想象往往把东西溶解、消散、扩散，然后重构、创造。想象爱把东西理想化，统一化。理想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像植物活动与生长。所以Coleridge 说幻想在溶解外在物体后，产生与制造自己的形式。幻想在知识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幻想也与思想、感情、个性结合。作家的幻想往往大胆解构异域的新事物，然后根据个人的文化心智把它重构。从这个角度来重读中西作家在东南亚的书写，是关键方法。这种种想象力，拥有同化、吸收，将许多不同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有机体。鱼尾狮、榴莲、铁船、橡胶树便是本土幻想的具体多元文化结晶。
（二）边缘性：边缘性是指思想的位置、反抗的场所、大胆主体性想象的空间。即使华人流亡者、离散族群或移民作家住在中心，或在中心工作、从事生产，不再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们还是想尽办法维持边缘思考，因为这种边缘性不是我们要争取被认同、进入中心工作、生活而需要抛弃的、放弃的边缘位置与身份。[40]作家在殖民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中，他们边缘性的、多元文化的思考文学作品，逐渐被世界认识到是一种文学新品种，其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泉源。
（三）重置语言，本土化的华语：语言本身是权力媒体，语言就是文化意识。当年西方或中国移民作家把自己的语言文字带到环境与生活经验都很异域的南洋，这种进口的英文或中文企图用暴力征服充满异域情调的、季节错误、又受异族统治的热带。因此边缘、后殖民作家为了完整地诠释自己，把来自中华文化中心的中文抢夺过来，置于南洋的土地上与英殖民主义统治中，加以改造，这种重构过程，后殖民文学理论称为重置语言（re-placing language），是后殖民写作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以弃用与挪用（abrogation and appropriation）为手段。弃用是用来拒绝以中国中心为准的某些文化类别、美学、规范性语言。[41]挪用的程序是改变中文的性能，使它能承载与表达新加坡新的异域与殖民生活经验。尤其在东南亚，这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即使是华文文学，它要进行本土、跨种族、多元文化的书写。因此边缘文学是在一种冲突中形成的：拒绝反抗中国中心的中文，另一方面将它放置在本土上，让它受方言、马来、英文的影响而起变化。当我们阅读新马的从第一代到目前的作品，如老舍《小坡的生日》、吴进（杜运燮）的散文集《热带风光》[42]、到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张挥《十梦录》[43]、李永平的《拉子妇》[44]、黎紫书的《微型黎紫书》、《天国之门》[45]等小说，甚至更年轻的李天葆《桃红秋千记》与《民间传奇》[46]或许通元的小说集《埋葬山蛭》[47]与散文集《等待鹦鹉螺》[48]便能强烈的感觉到何谓重置语言后的本土化的华语。[49]
（四）跨越族群文化的书写：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很多以英文写作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作家，他们认为用英文写作拥有最大的优点，即英文能突破种族的藩篱（cut across ethnic boundaries），因为不同种族的人都使用英文，这是各族共同的语言，加上他们作品的视野也是跨越族群与小区，所以譬如新加坡的英文文学也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文学。这点确是英文文学的优势。[50]东南亚华文文学探索的世界也是跨越族群，华文就是多元化的中文，它能承载多元社会的文化生活与思考。
（五）交融性（syncreticity）与驳杂性（hybridity）：我最近研究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的小说，发现商晚筠的小说是后殖民社会各族文化传统与本土文化的交融（syncreticity）与驳杂（hybridity）性的产品。边缘文化的驳杂与交融的视野（hybridized and syncretic view）下的华玲多元群群的边缘世界，就是以华文创作的马来西亚文学，它超越了原来主流的马华文学。[51]这就是后殖民的写作策略之一的重置文本（re-placing the text），重新书写本土历史、地理与生活。因此在这个马来西亚地理上或商晚筠小说虚构的华玲及其居民，都是多元的被边缘化的人。大家主要认同生活方式与空间，不太认同种族与历史传统。夏赫丽认同雅丽，不认同曾与她同住的马来女警察，因为每个星期五，她们可以在现代式的高脚马来屋聊天、喝酒、抽烟。阿村向橡胶园与马来女工认同，因为与他们在一起，自己才存在。通过书写这种跨越族群生活与文化的边缘经验的小说，商晚筠建构了以华语书写的马来西亚文学。我们称它为马来西亚文学，而不是马华文学，因为商晚筠的文学视野，跨越华人的文化小区，涵盖了整个华玲族群被边缘化的生活。在她的很多作品，如《木板屋的印度人》、《巫屋》、《九十九个弯道》[52]，重要的小说人物事件，都是印度人与马来人，更重要的是，出现各种族文化的声音，不像一般华文文学作品，主要是单独的华人的声音。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华文作品这种多元的驳杂性，是构成最大的华文文学的本土传统。
以上的特点相互之间有重复的地方，也有许多特性未能包含在内，但至少能说明其中一些本土现代性。
①见米兰·昆德拉《被贬低的塞万提斯传承》，《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台北：皇冠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8-9 页；Milan Kundera,“The Depreciated Legacy of Cervantes”,The Art of the Novel（NewYork:Perennial Classics,2000）,pp.3-4.
②The Art of the Novel，pp.4-5.
③本文所用东方主义一次，主要指Edward Said 在其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1978）一书中所用的含义，包括西方在政治、社会、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文化优越感的偏见，它是西方同志、中心建构和支配东方的话语。它代表西方霸权之存在。
④Somerset Maugham’s Malaysia Stories,ed.Anthondy Burgess（Singapore:Heinemann,1969）；Maugham’s Borneo Stories ed.G.V.De Freitas（Singapore:Heinemann,1976）.
⑤The Casuarina Tree: six Stories（London:Heinemann,1965）。
⑥收入The Casuarina Tree: six Stories（London:Heinemann,1965），pp.186-230。
⑦最早的戏剧由Gladys Cooper 制作及主演，1927年在伦敦的Playhouse Theatre 上演。电影改编有1929 Paramount Pictures 制作，Jeanne Eagels 演出及a 1940 由Warner Bros.制作，Bette Davis 主演，另外1969 有由Eileen Atkins 主演的电视剧，1982年又有由Lee Remick,主演的电视剧。所有改变都保留原名The Letter,但背景与情节有变化。
⑧Somerset Maugham, The Letter: A Play in Three Acts（°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7）, 电子书：http://www.questia.com/library/book/the-letter-a-play-in-three-acts-by-w-somerset-maugham.jsp.
⑨Bill Ashcroft et al（eds），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 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Loutledge,1989），pp.116-154.
⑩我曾将《黑暗的心》翻译成中文（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再版2004）。
[11]Heart of Darkness,Almayer’s Folly, The Lagoon, An Out Post of Progress,（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1960）；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London:Penguin Books,first published 1896；1975）；Lord Jim（London:Blackwood,1900）.
[12][29]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 页。
[13]《小坡的生日》，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无出版日期。
[14]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共10 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1972。
[15]赵戎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8 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1975。
[16]蔡志礼编：《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新加坡：玲子传媒，2010。
[17]上海市作协与新加坡作协合编，《城市的足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8]见王润华《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花问候殖民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0 页。
[19]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册，第281-299 页。根据马仑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吉隆坡：书辉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 页，他于1920年代常在新马副刊写作，约1930年代初赴中国升学，从此不知去向。
[20]雷三车在30年代写作，大概1945年前去了（回返）中国，他的出生背景不详。诗见《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版，第6 册，第198-200 页。
[21]《憔悴了的橡胶树》，见《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六集，第72-73 页。关于其生平，参考马仑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吉隆坡：书辉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 页。
[22]杜红：《树胶》、《树胶花开》，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年版。
[23]我在《鱼尾狮、榴莲、铁船与橡胶树》（台北：文史哲，2007）有反复的讨论。
[24]张曦娜这种书写的代表作有小说集《掠过的风》（新加坡：东升出版社1987年版）、《变调》（新加坡:草根书室出版社1989年版）、《镜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曦娜小说选香港：[新加坡]：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版。
[25]张挥：《十梦录》，新加坡作家协会，1992年；梁钺《鱼尾狮》，《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作家协会》，1992。
[26]Gaston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Boston:Beacon Press1958），pp.
[27]I.A.Richards,Coleridge On Imagination（London:K.Paul Trench,Trubner&Co,1934）；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chapter 7.
[28]刘勰：《文心雕龙》，香港：商务书局1960年版，下册，第493-504。
[30]Kirpal Singh,“Inter-Ethnic Responses to Nationhood:Identity in Singapore Poetry”,in From Commonwealth to Post-Colonial,ed.Anna Rutherford（Sydney:Dangaroo Press,1992）,pp.3-17.
[31]雷三车在30年代写作，大概1945 前去了（回返）中国，他的出生背景不详。诗见《马华新文学大戏》第6 册，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版，第198-200 页。
[32]王润华：《从放逐到本土，从单一族群到多元文化书写：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华文后殖民文学》，《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年，第333-354 页。
[33]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册，第281-299 页。根据马仑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吉隆坡：书辉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 页），他于1920年代常在新马副刊写作，约1930年代初赴中国升学，从此不知去向。
[34]见王润华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1989年版，第262－359 页。我的延伸论述，见王润华《周策纵论世界华文文学》，《周策纵之汉学研究新典范》，台北：文史哲2010年版，第241-248 页。
[35]Bill Ashcroft and others,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Routledge,1989）,pp.12-13；104-105.
[36]The Straits Times,13 October 2001,p.L 7.
[37]http://blog.udn.com/linkingbooks/4482202。
[38]G.Marquez,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London:Penguin Books，1973），中译有杨耐冬《百年孤寂》，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V.S.Naipaul,A Band in the River（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中译有李永平的《大河湾》，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1999年版。黎紫书三本书出版先后是：吉隆坡：学尔出版社1999年版；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39]王润华：《从边缘思考到边缘文学阅读》，台北：万卷楼2005年版，第443-462 页。
[40]Bell Hooks,“Marginality as Site of resistance”,in Russell Ferguson,et at（eds）,Out There: Marginalis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Cambridge,MA:MIT Press,1990）,pp.342-241.
[41]Bill Ashcoft,Gareth Griffths and Helen Tiffin（eds）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Routledge,1989）,pp.38-77.
[42]吴进：《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1953年版。
[43]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1年；张挥《十梦录》，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2年版。
[44]李永平：《拉子妇》，台北：华新出版社1977年版。
[45]《微型黎紫书》，吉隆坡：学而出版社1999年版。《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
[46]《桃红秋千记》，吉隆坡：马来西亚作家协会，1993年；《民间传奇》，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1年版。
[47]许通元：《埋葬山蛭》，台湾：新锐文创，2011年版。
[48]许通元：《等待鹦鹉螺》，（散文集，在出版中）。我有论文《注意璀璨自然的纹路色调：读许通元散文集〈等待鹦鹉螺〉》,《新地文学》季刊,2010年第12 期。
[49]《全球华语词典》由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小区的30 多位语言学者编写,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50]Edwin Thumboo,“Writers’Role in a Multi-Racial Society”,Singapore Spectrum,vol.1,No.2（July/August 1978）,p4；Kirpal Singh,“Inter-Ethnic Responses to Nationhood:Identity in Singapore Poetry”,From Commonwealth to Post-Colonial,p.118.
[51]王润华：《当商晚筠重返热带雨林：跨越族群的文学书写》，《台湾文学与跨文流动：第五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26日～10月28日，国立清华大学国际会议厅。
[52]收录于《痴女阿莲》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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