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宇

　　“文学家族”的现象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都有范例。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地道的本省籍文学家族——施家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施淑端)在台湾文学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施淑、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大姐施淑长于文学评论，施叔青、李昂侧重文学创作。而后两位因为作品的轰动效应，逐渐为两岸三地的读者所熟知。关于李昂或者施叔青，其实评述的文章都已经不少。但大陆的评论比台港以及海外地区的要少，这源于大陆接受两位作家的作品时间相对滞后，所以评论的出现较晚也是情理之中。客观来说，无论是港台还是大陆，对于李昂、施叔青的分别研究已经比较全面透彻。但是对于施家姐妹的比较书写还需要补充。将她们共同纳入考察场域进行比对、并书写合论的研究论文还未出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两人拥有相同的成长背景(都出生于台湾鹿港小镇)，都去美国留学(学习戏剧专业)，都在花季的年龄登上文坛(十七岁的李昂以小说《花季》登上文坛。十七岁的施叔青则以《壁虎》一鸣惊人)。她们相同的成长环境，使得她们的创作有共同的思考面、相似的美学风格以及共同关注的焦点：原乡－都市－女性－性。然而由于两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性情、后天际遇、婚姻状况等，使她们的作品又体现出不同的面貌。本论文，将基于对李昂、施叔青各个时期作品的梳理，对两人作品中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以合论的形式对两姐妹的作品面貌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相信我的尝试能够对当下李昂、施叔青的研究进行有益的弥补，更希望对台湾当代文学的研究能有一定的价值。

　　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本人的论文将分四个部分展开：

　　(一)、论文第一章对李昂、施叔青的创作，进行详细的梳理。对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分别加以介绍，主要按时间顺序进行作品概述。

　　在创作道路上，李昂始终以台湾为书写对象，是忠实的台湾书写者。处女作《花季》即奠定了李昂一生的创作路数与基调。小说中的“性”元素在她今后的创作中被发扬光大，成为李昂反映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鹿城故事”系列以及“人间世”系列中，李昂以鹿港为写作原乡，使之成为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来源(之后的《杀夫》、《迷园》皆出于此)，而作者也开始以女性的身份探讨女性的情爱、性爱以及它们在社会框架中的地位与关系(之后的《杀夫》、《迷园》、《一封未寄的情书》、《暗夜》、《北港香炉人人插》等都为此类作品)。《杀夫》是李昂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由于出色的创作，获得1983年联合报中篇小说奖首奖，小说关注女性问题的同时有出色的鹿港经验呈现，传统的男权体制对女性身体及经济的操控，民俗小镇的诡异、恐怖气氛双管齐下，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实为李昂小说两个创作路向的恰当结合。《暗夜》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台北都市中，男女婚姻爱情关系的虚伪无常、爱情的消解、欲望的泛滥、商界的奸诈、人性的扭曲在此展露无遗。这期间的小说，显示了作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决心。1987年台湾解严，李昂的小说创作加入政治议题。《迷园》将家族史与台湾历史相结合，并穿插以女性的自我追寻与两性的战争与抗衡，这是李昂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政治题材的尝试在今后的创作(“带贞操带的魔鬼”系列、“看得见的鬼”系列)中都有进一步的延续；作家对于都市生活的把握相当到位，对于都市中女性的生存方式以及心路历程书写细腻，小说对于台湾传统文化的书写(园林等)有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而菡园中的诡异气氛及祖宗的咒语有着鹿港经验的影子；小说对女性自身价值、两性关系进行了有益的呈现，这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创作重心。《迷园》中所体现的“政治－都市－原乡－性”的四大主题，显示了李昂的革新、转变与坚守。1997年，“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以四篇小说相连贯呈现长篇的形式，继承了早期“鹿城故事”的构文方式；在主题上，小说表明了作者转向“政治”的创作变化。而小说所引发的“香炉事件”可以视为很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关于小说创作的“虚构”与“现实”问题，此小说所引发的社会大讨论足以为台湾文学史写上一笔；小说是作者对于“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良好的文学尝试。2000年李昂的《自传の小说》、《漂流之旅》通过追寻革命女子谢雪红的足迹，展示女性对于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政界女性一生的心路历程。“看得见的鬼”系列小说藉由女鬼道出自己的心声，试图完成女人所做不到的事。而同性之爱也是作者关注的问题，《花间迷情》中，作家企图以性别越界的观点书写“女人之爱”，而《禁色的爱》则书写“男性之爱”。轰轰烈烈一路走来，李昂的每一步走得都非常不易。由于她作品呈现的独异风格，她的每次登场都引来巨大的轰动效应。这是个大胆、令人钦佩的女作家。她始终立足于台湾本土，而“原乡－都市－政治－女性－性”是李昂关注的焦点，从创作之初至今一直都有非常精彩的呈现。

　　施叔青则游走于世界各地，从鹿港出发，来到台湾，之后远赴美国，定居过香港，而最终回到自己的故乡台湾。《壁虎》属于成长小说，以意象和象征的手法探讨了青春期女性的特殊心理，鹿港经验在小说中有很好的体现，并呈现出一种恐怖、保守的古镇风貌，作家从女性视野与经验出发，关注女性的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模式。这篇小说中的“原乡－性－女性”三元素在作家之后的创作中有极好的延续。60年代，施叔青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以《约伯的末裔》为代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展现出一个扭曲、怪异、梦魇式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奇异、疯狂、丑怪的美。1970年，施叔青随丈夫施中和来到美国。留学期间，她的主要创作(《回首·蓦然》、《牛铃声响》、《常满姨的一日》等)以都市为小说的背景，与早期的鹿港经验有很大不同，是施叔青创作的另一个面向。而此时的小说以女性爱情、婚姻为关注点，对“性”的关注进入比较清晰的阶段。而都市的描绘在其定居香港之后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1977年9月，施叔青抵达香港并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居住。在此期间，施叔青以外来人的眼光观察香港这个大都市，创作了“香港的故事”系列。作者以“叹世界”的姿态对香港社会进行全面的考量，创作成果丰硕。而从“香港的故事”到“香港三部曲”系列，体现出作者“叹世界”－“重构香港殖民地历史”的创作姿态的转变。“香港三部曲”将女性的命运(四代家族史)融入香港的百年历史，继续关注“性”这一主题，尤其将两性关系比照殖民关系，构思巧妙恰当。施叔青这一时期的创作以“都市－殖民－女性－性－原乡”为关键词，这与李昂的创作有其吻合之处。2003年，作家再次将自己的创作重心移到了故乡台湾。1999年的长篇小说《微醺彩妆》从台北的红酒浪潮切入，对台湾人的世纪末心境进行了一次写真。2004年，“台湾三部曲”之一的《行过洛津》面世。小说以清代移

　　民为书写对象，以梨园七子戏为题材，展现出一幅瑰丽的洛津风物图。可以看到，随着作者的大致行踪(鹿港－台北－美国－香港－台湾)，可以将其创作概括为“三级跳后的深情回眸”。几十年的游走之后，作者还是回到了原乡鹿港。而“原乡－都市－女性－历史－性”这五个元素是作家创作的关键点所在。

　　(二)、论文第二章以李昂、施叔青的鹿港经验、台湾记忆为主要研究方面。

　　对于鹿港的最初记忆，在两人早期作品中展现不同的风貌。《花季》与《壁虎》分别是李昂、施叔青的处女作，它们是作者对于乡俗世界的最初想象，显示了作家早年的创作才华，在她们整个创作历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两篇小说都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少女成长中发生的故事，对于“性”这一主题都有所涉及，尤其是性心理的描写非常到位。两位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创作初期就已现端倪n施叔青笔下的鹿港小镇，给读者的印象是灰色的、郁沉的，甚至是恐怖可怕的影像，而小说并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李昂的“鹿城故事”系列倒略显温情，且颇有故事的感觉。前者少情节多象征，现代主义技巧与乡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灰色乡俗世界，而后者的鹿城故事，却是作者难得一见的温润之笔，下笔清淡闲适，颇有韵味，与该作者公认的文学格调形成极大反差。传说与禁忌是她们作品中所共有的因素，鬼魅与恐怖的气氛由此产生。民间故事、民歌、传说、禁忌等元素构成了姐妹两人的鹿港记忆。当她们走出鹿港走向台北甚至更为广阔的世界后，原乡的记忆依然贯穿小说之中。而为台湾历史作传，是两人共同的创作意图，《迷园》中，李昂以家族史书写台湾历史，施叔青则在《行过洛津》里关注清代移民的命运，两人都从庶民角度出发，却呈现出迥异的台湾过往。不同历史时期的选取使得姐妹两人笔下的台湾呈现不同的风貌。《行过洛津》以庶民角度出发，讲述了清代闽台移民史，小说充满无奈与无根的悲凉。李昂则是“悲情台湾”的书写者，新兴的商业、新兴的社会阶层给了台湾新的生命力，这个小小岛屿已经具备不受外来统治者压迫的条件。把姐妹两人的小说联系起来，明末海盗——清代移民——日据时期受压迫者——新时期商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不断变化的历史状况。台北世纪末的繁华暴露出台北都市人的“原乡失忆”，《微醺彩妆》中，施叔青呈现了现代人红酒文化之下的原乡精神的丧失，李昂则在《迷园》开篇就暗示了台湾世纪末的颓废、疾病与荒芜。中国传统文化的迁移与传承是姐妹两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小说《迷园》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体现在全书各个章节中；无论是人物设置、故事情节，还是一些细部的处理，都再现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台湾本土文化活力。而施叔青在《行过洛津》中采取了“戏中有戏”的叙述策略，将传统的戏曲融入到了台湾的历史之中，关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论文第三章以李昂、施叔青作品中的都市呈现与女性生存为主要考察方面。

　　都市呈现与女性生存是李昂、施叔青作品中的重要方面。衣饰，是都市文化的承载。它们体现着女性的情感起伏、社会地位与异性的交往策略。姐妹两人作品中对于女性衣饰的着力书写是都市文化呈现的重要部分。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与情感慰藉，也是李昂、施叔青姐妹俩共同关注的问题。李昂以严肃的创作态度，立足台湾本土兼及海外，书写都市女性的生存方式，对于女性的生存“计谋”，带有非常明显的批判或者嘲讽意味；施叔青则在台湾、美国、香港三地游走，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女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施叔青定居香港期间创作了一系列“香港传奇”，以“叹世界”的创作动机以及写实的创作手法，将摩登都市里的一片繁华绚丽描摹得细致入微，而李昂对于台北都市的生活也极力呈现。两人笔下有着不一样的“都市传奇”u对于外遇问题的关注，李昂、施叔青体现出不同的思考面向，李昂一贯犀利、冷静的批判风格在这一类型小说中表露无遗，更是在外遇小说之外，还有理性分析、解决外遇问题的实用性指导类书籍《外遇》。施叔青依然秉持她写实的风格，作家以柔媚温馨的语言呈现都市里的感情慰藉，笔下透出丝丝暖意，并不一定带有批判的色彩。李昂的都市书写，以台湾都市中的女性为书写对象，更多偏向社会学的、道德的面向。她是一位问题意识强烈的作家，以提出值得讨论的社会问题为己任，并试着尽最大的能力去解答问题、提出对策。基于这样的创作立场，李昂的小说常是以一种“问题”的形式出现，并具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感。而施叔青则将男女短暂的婚外情爱视为爱情故事的绝妙素材，藉由她一向“叹世界”的创作态度，将都市人的外遇作为她反映女性爱情婚姻状态的一个角度。李昂呈现“问题”，施叔青呈现故事，都带有批判的意味，但是李昂的小说带给人更多的思考与寻求解决之法的愿望，施叔青则带给人更多叹为观止的都市生活景象与无止境的都市想象，在令人目眩神迷的写实中，对声色一场的虚无生活方式进行批判。走出台北，李昂选择与传奇女子谢雪红“同行”，在异域展开了一段另类的“漂流之旅”。走出香港，施叔青则游览于意大利，以她一贯的华丽笔法，将美食与艺术的飨宴在艺术之国精彩呈现。而异域的游走，对两人而言都是逃离之旅。在他乡寻找历史的记忆，李昂走得并不轻松潇洒，背负着历史的重担，行程里更多的是悲情与责任。施叔青带着学习之念在他乡想象城市的曾经，一路玩味，一路感叹，加之离奇事件的点缀，她的行旅充满奇异色彩。

　　(四)、论文第四章以李昂、施叔青小说中的“性”元素为重要讨论对象。

　　“性”元素是李昂、施叔青呈现问题的共同切入点。作为女性作家，李昂、施叔青同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情感体察力。她们凭借自己的性别优势，呈现女性最幽微的情爱体验，发掘出女性最深层的本质，从“心”到“身”的情爱模式在两人的小说中都有非常精彩的呈现。早期作品中，两人对于女性的成长历程都有书写。度过了花季年华的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思考。从被物化的身份到主动交易与战争，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换取食物、金钱、地位，甚至政治权力。两性权力的此消彼长在两姐妹的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姐妹两人对于“性”的表述又有不同的诠释方式。以《北港香炉人入插》为代表一系列小说中，李昂在性与权力置换中，在情欲与政治的纠葛中，将台北政界女子的悲喜情愁一一展现。而施叔青则以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关注香港历史。在“香港三部曲”中，作家从女性的、边缘的叙述立场出发，反抗‘中心化的香港历史叙事，深刻呈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杂，勾勒出香港社会华洋共处的后殖民生活经验与文化想象空间。在关注传统的两性(异性)关系之外，李昂、施叔青也将同性之爱列人了自己的考察范围，是她们的一种创作尝试。

　　综上，姐妹两人的创作倾向相似，“原乡－都市－女性－性”四个方面都是她们关注的焦点。李昂是忠实的台湾书写者，施叔青则游走于世界各地，最终回归原乡。当然由于两人的性格、人生观等的不同，会导致她们的作品有不同的思考面向。李昂对台湾社会更多思索，是一个具有社会使命感、责任心的作家，她爱提出问题、拷问社会制度、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施叔青的异国婚姻自然给她不同的创作视野，对于繁华世界，她有享受、有沉醉，她的作品，更多呈现、更多想象，在各地游走的经验为她的创作增色不少。

　　(指导老师：曹惠民)

　　导师点评：论文前期工作准备扎实，蔻集了丰富的资料，在对文本精研细读的基础上，以李昂施叔青这一对文学姐妹创作的异同比较为切入口，考察了台湾文化(特别是鹿港地方文化)、社会历史、民风民俗等对她们的深刻影响，并从女性主义、文学地理学、创作心理学等角度展开论述，提出了不少有意味的话题，颇多独到之见，在厚重中不失灵动，是两岸此一议题中不多见的具有相当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