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选题宗旨在于，借助徐复观的思想和写作，一方面整理并疏解现代新儒家在诗学上的贡献，一方面围绕徐复观与中国现代知识人之间的思想对话，讨论中国现代诗学的文化处境、思想根据和发展方向等问题。
由于学术分科的限制，学术界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多偏重于哲学和史学领域，对其诗学思想关注较少，研究不够。同时，徐复观的诗学思想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现代中国诗学的身份认同问题、民族文化诗学在现代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再生问题、现代诗学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植根问题等。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本文并未限于单纯地梳理徐复观的思想，而是紧扣现代重要知识人的思想脉动，在还原现代中国思想辩论的前提下，分析现代诗学转向的历史和逻辑依据。
作为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参与者，徐复观的研究价值在于：一、在战后台湾极权时代，他发展出了独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民主政治来应对独裁专制问题，并使自由精神筑根于历史文化；二、在战后台湾的文化危机中，他以人文主义的情怀作出回应，并以思想史家的见地重释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三、面对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文艺思潮，他建构了人性论诗学的典范，把文学艺术重新建基于中国人具体的心性之上。
现下的徐复观研究，则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学术思想系统的发掘，如黄俊杰对徐氏文化图像的分析、肖滨对徐氏政治思想结构的把握、王守雪对徐氏文学思想系统的疏理等；二是对徐复观与台湾文化生态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如李淑珍在内在理路与外在背景双重脉络中所展示的徐复观思想世界和台湾历史世界、陈昭瑛对徐复观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史的解释等。这些研究，或关注徐复观的文化，政治思想，或面向徐复观的生存处境，对于本论题的写作均有启发性。本文则进一步把徐复观置于现代文化情境中，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变迁以估量其诗学重建在中国现代文艺／文化转型中的意义。
本文的论述起点是，徐复观立基于具体生命中的心性，以发掘文学和艺术的根源，建构了人性论诗学的典范。这一诗学典范，因应现代思潮的冲击，在重振中国文化精神的意图主导下，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生命意识和文学艺术作了重新理解和本源性疏释。进而，本文把徐复观的诗学思想置于中国现代文化情境中以观其生成、开展和意义。中国现代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转型中的人学反思。而徐复观的诗学重建，不仅使得中国文化在现代诗学的转化和开展中不再缺席，更进一步，以兼具生活义和文化义的生命理解，一面契接新文学的人学内涵，一面消解其观念的执持，实现了诗学典范的转移，并在人性与历史文化的罅隙中开启人性论诗学的诸种可能。在此意义上，本文把徐复观的文艺言说描述为现代诗学史上的人性论转向。
对于徐氏的此种诗学趣向，须从三个方面给以定位：首先，徐复观一系的文艺思想与其启蒙反思意识不可分割。现代新儒家是在启蒙思想者的激发下重归文化传统的。他们有着浓烈的后五四情结，启蒙思想可谓其永远的潜在对话者。由此，他们与启蒙思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历史性张力关系。大体而言，这种历史性的张力结构由新儒家的心性指向与启蒙的自由诉求形成。但徐复观实能把握心性本源与自由诉求之间的平衡，而开启自己的思想世界。其次，徐复观一系的文艺论述是其学术思想的延伸。他们的学思建构发自强烈的生命感怀，并经由各自不同的史学和哲学向度，使其人性论获得了生活世界的、历史文化的乃至宗教式超越的内涵。其意涵丰饶的文艺论说，必须从他们不同的生命趣向和学术进路中寻找解释。再次，离散经验伴随着新儒家文艺思想的历史性展开。战后移民使现代新儒家拥有了独特的离散体验。在历史的动荡中，他们证悲证智，贞认着生命和文化的意义。新儒家文化上的承担和学术上的建树受惠于此忧患情怀良多，而其文艺论说随之传达出强烈的文化意味。唐君毅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徐复观亦同。徐氏的人间情怀还使他对台湾的文学艺术动向多所关注，在与台湾文艺家的互动中，他走进了台湾文学艺术的生命世界。
但本文并非单纯的徐复观个人思想的呈现，也不是一个普泛性的文学，文化史的考察，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现代智识者互动景观的重现和重释。这种对话关系，随着论题的逐层展开而有所选择或偏重。
第一章，主要通过对徐复观与胡适之间文化冲突的分析，论述徐氏诗学思想的文化缘起及其对胡适文学观的扬弃。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传统的破坏、科玄论战中的科学主义强势，使得中国文化深陷危机之中；白话文运动中的工具论倾向，则直接对文学的内质和文学史的实质构成威胁。这是徐复观早年求学时期的文化背景；在他弃政从学后，这种文化倾向又因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而在台湾延续。徐复观此前已树立自己的文化立场，此际更经由中西文化论战，再次面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困境。不同于以往的体用论者，徐复观因吸纳了启蒙价值，建构了新型的知识，价值论而逐渐获得文化上的正当性。徐复观的文学史论，大体上是这种文化立场在文学领域中的申说。
第二章，通过对徐复观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生命观的辨异，及对现代儒学之生命转向的追索，以考量徐氏人性论转向的内在动源。徐复观的生命观照，与胡适的科学人生观、鲁迅的纯否定性灵魂、周作人的文人化儒家乃至熊十力的宇宙论儒家等形成对照，而最终凝成一个立足于生活世界、回归心性体认、兼具仁义虚静意涵的经验型儒者形象。这种生命理解，直接贯注于其人性论中，形成其诗学的根源和主干。
第三章，是徐复观“心的文学”理念与周作人“人的文学”理念之间的诗学典范对话。该章主要考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念及其多重拓展的困境，最终汇归于徐复观“心的文学”观之树立；又以钱穆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为比照对象，考量徐复观从精神本源上复活中国文学艺术的用心和效用。周作人以启蒙理念为思想的底色，其文学观最初即内含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此后亦因观念执持而隔膜于人心人性的终极义蕴，故而屡屡受挫；周氏弟子废名似能在生命内核上拓展其师周作人的“言志”理境，但他的印西“论理”之路仅成其诗人的梦寐。与周作人、废名反溯性的言志史论不同，亦与钱穆怀旧性的文化史诉说有异，徐复观涵养于历史文化，更力图以思想史学树立中国文学艺术成立的最后根据。他关注文学艺术与儒道兼融之心性的根本性联系，从而畅通了诗学重建的源头，并在文艺纲维脉络的疏通中作了历史的印证。
第四章，考察徐复观与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在文艺言说上的关联和差异，以展示人性论诗学的多维趣向和可能理境。熊十力究心于根本问题，治学则偏重宇宙本体的证会，而有所隔膜于文学艺术；即便论及诗文，亦多以使人发起向上和率真之念为依归。承续熊氏的学术大体，徐复观、牟宗三和唐君毅均以心性之显发树立其学术的根本；但在文艺问题上，则
有别于其师而能畅论其历史义蕴、美学内涵和文化精神，显现出致思进路有异的文论样态。不过，徐、牟、唐的文艺论述又终汇归于人性问题，而能直就生命和心灵本身以作深一层的开掘，目的均在于畅达人的本心，拔升入的境界。在此意义上，三人的文艺观内在地形成一种互通互补的格局。
二、本文的核心关怀
当徐复观把文艺理解推向人性论的文化背景时，他不只限于在人格、性情和境界中寻求诗学的生命和道德根源，更试图完成一场文化的辩护。作为一种文化的言说，他的文艺论述，所提出的是现代中国诗学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说，是民族文化诗学在现代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再生问题。
这一问题，与中国的现代性论题紧密相关。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论题，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成为学界反思现代历史、考察中国问题的重要方式。近期的研究起点，或可追溯到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这部著作中，列文森通过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从中国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中疏离出了儒教的精神，并以犹太式情怀发出悲叹：“当儒教最终成为历史时，这是因为历史已超越了儒教。”他把现代性与儒教传统相联属，看到了儒教的历史化、博物馆化及其在科学化、理性化和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中的沦落；进而感慨，从汉代官僚文化确立之后，中国就再没有一个真正的儒家“为了古代而向现代宣战”。在列文森的哀音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正在现代大潮中枯萎凋谢。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起点。不过，列文森的洞见亦仅是书写之一种。这里所映现出的，乃是一个西方现代世界中的精神游子形象。
回应列文森的“西方书写”主题，儒家后学杜维明以探索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为起点，对主导现代西方价值取向的启蒙心态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全球化和根源性之间的紧张，使西方现代主义面临危机。于是他致力于发掘儒家的传统人文资源，以推助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并进一步建构全球伦理的设想。杜维明表明，儒家命题，即儒家伦理和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虽未反证清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韦伯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现代化的多元倾向，乃至非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创生皆可不言而喻。他对历史的考察又发现，具有儒家特性的东亚现代性和突出西方现代精神的启蒙心态(如伏尔泰、莱布尼兹甚至康德的儒家情结)不仅有历史因缘，而且在结构上也有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东亚现代性，赋予启蒙心态所标志的“利益领域”和“核心价值”以新的内容。这样，植根于儒家传统以吸取西方现代精神这一自相矛盾的命题，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创造了契机。在视儒家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前提下，杜维明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和全球性的新轴心时代的构想。
列文森所引发的论议不止于此。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他遇到了对其典范的挑战。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把费正清、列文森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近代化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并列，认为它们以类似的西方中心主义曲解了中国的历史。他则用“中国中心观”模式，来描述美国史学中出现的新趋势，把中国研究真正地植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之中。
在民族国家与历史、文化问题上，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作出了更强力的论辩。他指出柯文的“中国中心方法”仍存在着本质论的问题，而认为“必须关注叙事的政治”：“中国的历史不能再被天真地当做西方史或真实的中国历史。”他致力于多层次的叙述结构的发掘，试图借此来寻求“历史之真”。其具体的路径是以具有群体或民族文化深度的复线历史来挑战启蒙线性历史。由此，他看到了列文森的历史，价值二元结构中的裂隙，而描述之为线性历史的结果；并认为，其中过去与现在的历史时间的断裂，乃出自民族被确立为历史的主体。他批评列文森对中国的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论断，称其错误在于割断了文化主义与族群或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杜赞奇的意图，则是借助“复线历史”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在亚洲，政治、思想及道德等方面对启蒙历史的挑战都集中在我权宜名之为‘文化的观念上。”这便走到列文森的对面，而部分地弥合了后者历史与价值二分之间的鸿沟。简言之，他通过破除现代民族建构的虚假统一性，重新打开了被封闭的历史。
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陆学者刘小枫和汪晖所作的社会历史理论分析，提供了两个基点相异的宏观叙述。刘小枫的现代性论说，以“民族比较”为起点，突出中西现代性命运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但他显然更敏感于中国现代意识的不足，而认为民族性的担“道”情结，推延了“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的转化，阻碍着汉语社会理论的建立。这一情结延续至审美领域，形成现代华夏的一元性的审美主义论述，而与西方的精神与感性的二元张力结构相违异，终隔膜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他对蔡元培、梁漱溟和李泽厚等的批评，即指出他们“以民族价值优位论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代替了现代性批判”，结果，“汉语审美主义未能真切地与审美主义论述中的现代性问题照面”。与刘小枫相比，汪晖的中国意识更为浓厚，而更愿“把中国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来研究”。他以中国现代思想为主要源泉来反思现代性问题，发现了“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亦即对“现代”既热衷又狐疑的复杂心态。由此，中国的现代性显现出内在的紧张。立足于中国历史，他在强调现代性研究中的“文化间性”之际，逐渐凸显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文化自主性因素。刘小枫和汪晖均真切面对中国的当下处境，试图对现代中国在古今、中西双重冲突中的认同问题予以批判性的解答。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小枫在比较文化视域中更强调的是现代性的普遍义，汪晖则基于历史研究而凸显中国现代性的特殊义。民族文化问题，在二者的论说中亦得到不同的处理，而大致反映了当下学者的两种文化心态。其中，文化自主性论题的提出，不只有助于正面开掘民族文化诗学中的资源，且使这种文化重建的努力得以进入对话场域，而能显发其作为历史参与者的活的力量。
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在学界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自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之后，大陆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整体视野渐现雏形。此后，研究者在思想认知、生活体验、历史感受和知觉形式等诸方面多所拓展。如，汪晖以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现代认同问题，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王一川回到民众生活的地面，在人的生存体验层面追问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并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交汇中寻求通向中国现代性诗学之路；杨联芬试图摆脱整体论方法的限定，立足于历史细节和感受差异，从启蒙主
义价值体系疏释晚清至五四的文学现代性；郑家建从知觉形式入手，考察有别于西方时间观念、工具理性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现代性及其审美特征，等等。这些研究，对现代中国满怀知性的焦虑，论述多取历史疏通的方式。
海外学者则颇致力于对五四宏大叙述的消解。夏志清抉发出五四文学传统中的“感时忧国精神”，并基于普世性的现代观念，认定“中国作家的眼界从未超越中国的范畴”，因而他们不能“把中国的这副惨状看作是现代人的病态”，也便不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之地”。夏志清以现代为一世界性的范畴，藉此来批评中国作家的民族主义视野。其主旨则在维护文学的超越性艺术本性，来质疑文艺中的道义感和使命感。这种一维现代性，批判的意义显然大于建构的意义。不过，此种近于偏至的论说亦内在一种洞见，而在海外引发出了一大学思系列。李欧梵继承夏氏兄弟的衣钵，从“感时忧国”主题出发来论述中国文学的现代特征。相对于夏志清的艺术视点，李欧梵的历史观似显平实的一面。对李欧梵来说，中国文学有其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这一徘徊于中西之间的现代性论述，后由论者融入印刷媒体研究中，来宣讲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与之相近，王德威亦“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经此限定，他在晚清说部的变动中挖掘出了堪与五四现代话语比对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而认为晚清作家中已经显露出文学现代化的“跃跃欲试的冲动”。王德威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语有较为复杂的内涵，他在书中指陈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二是五四以来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和压抑现象，三是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但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力交流的网路，仍是他观察现代性效应的历史坐标。受此限制，他对中国文化自身力量的开掘似嫌薄弱。大致说来，从夏志清到李欧梵、王德威，走在从西方回转中国的路上，但他们还未能跳出西方所界定的现代视界。
与上述回溯式的研究进路有异，徐复观一系的论述内在于历史本身，提供了省察中国现代性及其诗学走向的在地文化视角。对此，龚鹏程有切当评断：“新儒家表面上是较保守的，但其对应的、所思考的，确为中国文化在面临西洋冲击时的调适发展之道。”不过，这一注重开发中国智慧、更生中国文化的问学路数，也引来学界的不绝争议，论之为泛道德主义、文化决定论、政教合一等，可惜其中要义亦往往为之错失。有些西方学者则把这种文化精神的宣扬阐释为“由于自卑而产生的情绪性反应”，如艾恺在研究梁漱溟的论著中对反现代化的全球性保守主义反应所作的分析。但这种公式化的处理，只能用之于早期的体用论者，而无法解释维新派之后中国知识界的开放心态。如果说梁启超还在西学和国学之间犹疑的话，那么梁漱溟、熊十力等已通过佛学洗礼而重新树立文化的信心。在文艺境域，徐复观所作的努力，即源于这一自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借助此种本源动力，他得以建构自己的艺术哲学，完成对中国文艺精神的重新诠释。
(指导老师：黎湘萍)
导师点评：张重岗的博论《心性诗学的再生——徐复观与现代知识人的文艺对话》，对徐复观研究、现代诗学探索、台湾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犹如作者所指出，徐复观的研究价值有三，其一，在战后台湾所谓威权时代，他倡导自由民主思想，主张以民主政治来取代独裁专制，而他关于自由精神的阐发则筑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二，他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试图为战后文化危机寻找解决之道；其三、面对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文艺思潮，他建构了人性论诗学的典范，把文学艺术重新建基于中国人具体的心性之上。
重岗的博论侧重在第三个方面，他把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之一的徐复观的诗学思想，放入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和现代文艺学发展的文脉之中，深入探讨了这一诗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者着力于考察徐复观的诗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复杂的互动和对话关系之中，再现并重新解释徐复观的诗学与他的人性论、启蒙观、知识，价值现与文学史观的内涵和意义。作者有很鲜明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徐复观的诗学思想是在现代中国人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形成的，如何使之重新植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和现代精神之中，获得更新，成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重建的重要资源，仍是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命题。
虽然重点讨论的是徐复观的现代诗学，但并非局限于徐复观的个案研究，指出这一，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者非常强调徐复观的诗学是在跟同一时期的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的“互动”或对话之中产生的，因此重回历史现场，深入地探求这一代人内面的精神世界，比较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异同，才使徐复观的“诗学”的内在逻辑、精神内涵，被赋予更为复杂的历史感和文学经验，这并非孤立的、个别的、高度抽象化的经验，而是批判性地融合了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穆、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相关命题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的诗学既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五四精神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既是“诗”的、形式的、审美的，也是“道”的、哲学的、精神的。作者细致而全面地再现和分析徐复观“现代诗学”所内涵的现代中国经验，他的人格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他的思想转向和文化选择，比较令人信服地把徐复观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人学、心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诠释为一种生命和心性的联系，因而，他的“诗学”不仅吸纳了传统的人文精神，而且融入了现代的自由思想，这是奠基于民族文化、同时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面向生命和生活的富于性情的诗学。这样的论述和研究，使读者看到徐复观之“现代诗学”所由产生的历史因缘，也通过多方面的批判性地分析、比较，认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的研究因被赋予历史感而变得有血有肉，这也使读者看到了“理论”之产生的必然性和其再生的可能。将徐复观的现代诗学思想重新置入历史运动之中，从徐氏的艺术哲学，看到中国智慧批判性地重建当代文化的活力所在，这大概是重岗博论吸引人的地方。
(责任编辑：张卫东)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