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贵兴的早期小说曾受到台湾文坛热捧，但其创作中的异质风格与台湾文坛创作风气是不同的。从留台生文学的膏涩模仿，到不同经验的书写实践，再到自成一脉的雨林书写，他用自己的笔墨展现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不同的艺术实践过程，后期的南洋雨林魔幻世界的书写，集合象征、寓言和历史再现于一体，展现出一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原乡书写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旅台作家；台湾；雨林；婆罗洲之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91－07
一、隐性存在的异质血液
张贵兴小说让人感觉得到他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东马人”，短篇小说集《伏虎》带有浓厚留学生文学色彩，充满着实践色彩。其中《侠影录》副标题是“云在我们头上是一种千变万化的怪兽，正在逃避天空的狩猎”，暗示着他灵动变化的创作风格，一开头小说便言“我要你们每个人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然后从你们的故事中，弄出一个什么启示来”，张贵兴一边讲述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用元小说的手法，“我”、明广和福金在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里被打劫，张贵兴编造了“小兵与敌人”(主题是人的恻隐之心)、“沙漠上的战魂”(主题是人的贪婪和愚蠢)、“营中的审判”(主题是人的忏悔)等一个个煞有介事的故事，不但自己陶醉其中，而且把读者拖入一个难辨真假的圈套中，小说的最后一句：“明天，明天一定有人醉了醒不来。”又一次强调着这个自设的叙事迷宫。如果说《侠影录》是一次想象“暴力”的文字游戏，那么《武林余事》则是对传统“武侠”故事的再演绎，其中老詹是食堂的打饭工，经常被女老板喝斥；老吴是经常被学生戏弄的看门人；流浪汉是前大学教授，一位是从鞋匠老戚口里传奇化了的“神丐”，还有那个被不断重复的武林复仇故事：“有四位师兄弟因为不服师父把掌门人的接管权传给了大师兄，他们趁着大师兄出远门时，把师父暗杀了，夺了师门全部财产，溜得无影无迹。大师兄知道了真相以后，开始走遍天涯海角，追杀他们。”貌似笨拙诸人深藏不露，神丐(大师兄)、自助餐厅老板(二师弟)、老詹(五师弟)、神丐妻子(六师妹)等人就是老戚故事中的武林人物，这是一个重叙的复仇故事，也是一篇成功的习作，将一个“胡思乱想”的故事讲述得诡谲奇异，也开启着后来作品中飞扬跋扈的想象之源。
对台湾大学生活的描写是张贵兴早期作品的另一个重要题材，《狂人之日》中大学生许大成暗恋校花美美，他在爱情面前近乎白痴，手足无措，最后因爱成痴，“每天晚上开始走到美美家的马路旁彷徨，开始时只是在那儿瞻望，后来干脆向着她的家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大成于是继续在街上呼叫，似一头狼一样贪婪地徘徊。于是美美的哥哥出来了，爸爸也出来了，把大成像一条野狗一样赶走。大成却十分得意，临走的时候还在地上翻了几个筋斗”，这是张贵兴第一次在作品中描写少年青春期的情感；《怒梅》写的是一次中文系中国现代史朗诵会，在办会期间各个组织者之间的人情故事，富有校园的气息，钟阔昏最后道“男孩子的大学生活只是一个楔子，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回合呢”。从而成为张贵兴告别校园题材的宣言，另一篇《雄辩的魂》是一篇从校园生活到社会生活的过渡之作，第一节名为“故乡的月”，其中表达出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恍惚间仿佛有人在河的彼岸呼唤我，用我早已被遗忘的乳名。那声音如此熟悉且温和，是我母亲吗?母亲，我童年的依偎，少年的忧虑。那声音如此凄哀且遥远，我怀疑那是另外一个我在招我回去”。而另一方面，张贵兴对自己身份认同再次纠葛在这篇小说中，“他就是我吗?那我是谁呢?我们到底是谁?我看着他，他也同样大惊的看着我，两眼睁大着好像要从双颊中蹈下来。……我知道，我们最终会了解，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个我，总是在你矛盾的时候，忽然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和另外一个你冲突、摩擦、挣扎、厮打，直到其中一个你死去，直到旌旗飘飘的大路上，你狂啸一声，坚定地踏出崭新的一步”，这些对照起张贵兴后期的作品，其中的寓言作用毋庸赘言。
早期的两部小说集《伏虎》(1980，台北：时报)和《柯珊的儿女》(1988，台北：远流)为我们展现出张贵兴的艺术气质，也展示着他未来小说可能的发展方向。首先是善于描写青春女性形象，《空谷佳人》中的女性描写就是一次对婆罗洲女性形象的预演，小说中卖身救母的胡幽沁被张贵兴幻化成了精神上的女神：“她背对着我洒下一头乌发，那些发丝从她脑后浪溅到背腰上，像一绺绺水柱从瀑布中泻下，泻成另一座尼加拉大瀑布。她的几千根烦恼丝在风中孔雀尾一样左右飘动散开时，使我意识到从南中国海赶来的海风原来是专门为了吹她而来的。”这种描绘也开创了日后张贵兴女性形象描写的先河。
第二个特征就是张贵兴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学习与模仿。“我始终认为小说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小说本身所负载的道德和使命，必须建筑在其本身的美学架构上。一个故事，可以写了又写，雕塑了又雕塑，就因为它们应用了不同的技巧，我想这大概是艺术的奥妙之一。我是喜欢求变求新的人，收入这儿的十篇试验性的作品，只能说是我的习作，每一篇作品都或多或少代表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蜕变。”早期代表作《柯珊的儿女》是一篇运用后设叙事的小说，主人公汤哲准是一个风流教授，最讨厌的人就是富翁柯珊家族中的人，可最后他发现身边的人都是因为他是柯珊最喜欢的私生子，并且还拥有着柯珊全部家产的处理权而同他在一起。幼年的钢琴老师李真、前任和现任的四位女友(李真是柯珊夫人的女儿、韩艳和周香蕊都是柯珊其中两个太太的侄女和外甥女、黄蕾娣是柯珊某太太再嫁后生的女儿、潘美沁是柯珊元配的养女)、最好的朋友文瑞，都是柯珊家族的成员。当他明白“香蕊主动和他搭讪，教他慢跑秘诀”。他是什么东西，人家不过看在他几个臭钱份上。蕾娣用点心诱惑他，把他当作毕雷诺斯，真叫他不敢当。哲淮小看这个喜欢吃零嘴的女人，她的目标是一块大肥肉。艳光四射的韩艳，撇开一大堆追求者送上门来，没有碰过女人的哲淮以为自己交上桃花运。他在罗马巧遇韩艳，对方没有显得十分惊讶。照道理，她应该比哲淮更兴奋。他们居然在罗马下榻同一家旅馆。事前韩艳曾经表示要陪他游玩欧洲，也许她花了不少时间追踪打听，最后终于在凯撒大帝的故乡逮住他!她介绍他到五专教书……哲淮最好不要再想下去。他以为自己是什么大情人，人家不过在钓金龟婿。这些真相在小说结尾是揭谜底式的表达了柯哲淮的失望和愤怒，这种后置手法也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有所运用。另外，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也在《伏虎》和《草原王子》中有着比较成功的初步实践。
张贵兴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有一个不断向外释放的讯息，那就是他对台湾、马来西亚社会的一种失望。当“我”回首美丽小镇时，对故乡的失望之情溢出小说：“我看着面前
的小路，听着海风吹过狗尾草时的沙沙声及啸呐的海涛，我没有想到他们的鸣音会这样凄绝且阴凉，我更没有想到在我面前的小路竟然变得那么孤寂，那么漫长起来。”《弯刀·菊花·左轮枪》延续着《最初的家土》中“回到马来西亚却又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的舅舅的命运，小说涉及到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为敏感的种族相处问题，直接抨击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政府对华人的遏制政策，也暗示着种族关系的并不和谐。这种失望使得他将目光转向原始、无人烟、神奇的雨林，寻找精神的寄托。早期作品中除了开始出现的南洋女性梦幻描写之外，还体现在婆罗洲野兽形象开始以高频率出现，张贵兴对野兽形象的刻画下笔不凡，颇具功力。《草原王子》中那只蜥蜴，“它临走前，两只丑恶的小眼一直斜斜地瞪着我，使我全身不期然的凉了一下，那种来无阻、去无恙的声势，好像它是这儿的国王，统领着这儿一大片国土似的”，凶猛、灵活而阴险的四脚蛇形象跃然纸上。《武林余事》中，张贵兴就用着类似“他的眼珠子不再固定的盯着人，忽然左右飘动，像巡食的蜥蜴”、“细细的眯成一条线，小得像鳄鱼的眼睛”来比喻老詹的眼睛。《狼劫》中“人狼!张开你温柔的嘴，蹑足遁进我家中，我将裸着身体，瑟缩一团，甜睡于一个大摇篮中。把这个特大的婴孩嵌在你的嘴中，把我带走!人狼，把我带离远山，涉过多鳄鱼的浅水滩，越过黑冷的悬崖和荒芜的平原。星空下——”的描写，这种对雨林中的达雅克人向往的憧憬，张扬着张贵兴对雨林故乡的深情怀念。
二、故土书写的重叠实践
在对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双重失望中，张贵兴陷入一种情感无法皈依的困境：“我祖籍广东，出生在南洋一个大岛上，19岁时离开出生地到台湾继续我可怜的学生生涯。有时候听到一些啰哩啰嗦的流行歌曲，歌者唱着我的故乡如何如何，自己也哀怨自怜地哼几句，忽然就开始怀疑故乡在哪里?那个素未谋面的广东自然不是我的故乡，我住了超过19年的台湾也不是，当然就只有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了。”这种情感涉及到个人身份归属的问题，作为留学一族的侨生，张贵兴虽为华族，但在大中华民族概念中，只居于近于“南蛮”的附属地位；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张贵兴身处少数族群之中，种族的矛盾加剧着他对祖国(马来西亚)的疏离。张贵兴在2002年重版作品时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创作：“那么苍白的少年时代，找不到太多值得书写的事件，只有大量付诸于幻想，假设自己已抵达那座永远无法抵达的欲望岛屿(注：婆罗洲)。”飘散留台寻根处，既非台来亦非马，张贵兴在身份、种族、现实等压抑与挣扎中选择了梦回婆罗洲作为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
《赛莲之歌》(1992年，台北：远流)一篇洋溢着青春记忆的青春之歌，张贵兴自称这是一部“自恋畸想”的小书，这部小说“对雨林物象的诗意状写，已见文字美学化的升华意境，而希腊神话——赛莲——作为诱惑与死亡对象的起源场景，更显见小说家的丰富想象力”。赛莲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神话中“她用娼妇般的歌声扰乱航线，迷惑水手跳入海水中”。张贵兴仿写了这个希腊故事，希腊英雄希拉诗不断地想“摆脱鹤秋力兕的纠缠”，最后“他踩着麋香草、百里香、迷迭香和樱草属植物，迎向水池中的一群微笑的少女”，希拉诗是一个自愿献身的被反写的英雄。小说中的“赛莲”既有着希腊神话的原型，同时也象征着张贵兴臆想中的南洋女性，她是一位美丽热情的南洋少女，也是一位生殖力旺盛的女性。“母亲根本不担心什么臀产头产，她生产四位兄长时轻松愉快，凭她阔大的骨盘、充沛的羊水、力拔山河的子宫收缩和阴道排挤，即使生一头恶形怪状的恐龙，也会在她一生喝令下，应声而出，匍匐在她伟大的胯下。她没有时间去操心腹中那块肉，从清晨五点半起床开始，直到晚上十点半躺回床上，她用妊娠的耐力和勤奋的生育方式不停劳动，成果丰硕而活泼，附近姑娘出嫁时喜欢请母亲压压新床，衷心渴望她的多产和吨位带来好运。”小说中还有大段将人物自然化的描写，如呕吐场面：“我呕吐秽物，呕吐蛔虫，让鸡、鸭、鹅逐涌到红毛丹下继续啄食，就像我从前嚼食猪粪、木屑、水草、活鲤鱼，它使我脸色苍白，肚子肥大，营养不良，动过一次阑尾截除术。我在等待一节干净的肠子，一段色泽正常的大便。我想象自己飞升，鸟瞰湖潭，像垂视胯下的毛坑，然后，我挤压自己，软化自己，切断自己，从头到脚栽入湖里，让水流通过喉咙、食道、肠胃，在从肠胃、食道、喉咙逆流出来。”洋洋洒洒，惊心动魄。
《薛理阳大夫》(1994年，台北：麦田)致力于野史重构，小说通过典丽的文字、传奇的情节构筑了一个薛理阳大夫传奇性的一生。这部作品中带有很重的苏童色彩。小说中先煞有介事地介绍薛理阳大夫，俨然这是一位历史上的名医，他不仅轰动人寰，连阴间鬼魂也惊闻大名，蜂拥来到薛宅求诊，“诊治鬼魅”的故事被张贵兴写得诡异惊魂，洋洋洒洒地介绍完薛理阳大夫的光辉业绩之后，突然让书写《中国医学史》的医学界泰斗秦老爷子“无奈大病缠身，抱憾而去”，读到此处读者才明白，张贵兴对前文中的情节进行自我解构，以方便自己恣肆地展开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小说重心集中在薛理阳大夫人幕福仁家庄后，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薛理阳先后遭遇到豪爽暴烈的小云、善良的铁匠之女红袖、视女儿为生命的再嫁寡妇月钗三位夫人，但她们先后殒命：小云与情人约会事发，被掷入段家虎苑饲虎、红袖撞死在故乡小河边的石头上，成为梦中“漫游在腥红的溪水中的鱼”、月钗因女儿失踪而发疯，被一把无名火烧死在房中。在外人眼里，福仁家庄是好善乐施、美女如云、身份富贵的崇高象征，可张贵兴通过薛理阳大夫的眼睛，将这个表面仁义、花天酒地、漫溢淫亵的家族中罪恶一层层地剖析得干净。仔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张贵兴在运用意象上的自如，同是思念故乡和亲人：红袖想的是化为“被囚禁许久的鹭鸶渐渐飞离湖面”、小云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飞回故园，停在她亲手筑起的瓜棚上”。同是表现内心恐惧：“父母早已隐入黑暗，只剩下四个抓住她的汉子。她一头哭叫，一头死命挣扎，头上的野草撒到地上。”(红袖)“她热得正要晕过去时，忽然走人一片漆黑树林，那五六个汉子正围在树下生火，火上吊着一只装满了水的大瓮，水面露出小羊的头。”(月钗)。关于月钗死后手中拽着的手帕的描写，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上面绣着一张少女的脸孔，从五官上猜测，正是失踪的月钗的女儿小羊。大夫想起上回和月钗见面时，月钗似乎正在蘑菇这件刺绣品，但觉它短针细密，针脚平齐，绣面光亮，可见月钗虽然意识不清，手艺还在。底痕和细微处显示。正是他给小羊描下的底像，记得当时小羊安详欢愉，此时不知何故，满脸恐惧，眼嘴张大，头发像着火飞散到烧焦处。那烧焦处另外绣着一人。从烧剩下来的半个躯体看来，此人庞大肥胖，作势向小羊扑压过去。
《顽皮家族》(1996年，台北：联合文学)每一章以一学生小作文为导引，正文部分再开始展开故事，形式很有特点。张贵兴选择了有别于官方历史叙事的民间视角，“书上说的甚么华侨血泪史仿佛成了谎言。我感到有趣。……如果被杀的猪也知道如何快乐地死去，活着的猪为什么不能快乐地活着呢?于是我决定用我的小笔，给我的家乡和亲人写一点故事”，言语中对民间生命力的尊敬殷殷相切。家族故事置放在蛮荒未开的婆罗洲，其中交织着海盗与父母之间的恩怨情仇、父亲身怀的武林绝技、婆罗洲华人抗日另类历史等等离奇的故事。整个小说呈现出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被台风卷来、从天而降的海盗船、诺亚方舟式漂流的船、初登婆罗洲的除害经历、顽龙的五禽形意术、家仇国恨的错综复杂、雨林抗日的枕戈待旦，每个故事都写得恣意潇洒、情节曲折，让人在魔幻和真实之间摸不到头脑，只记得洋溢在小说中的秾丽传奇。小说中以寓言的形式描写着华人强韧的生命力：“顽龙发觉自己重复说着的一句话不只是出自自己嘴里，而是同时出自夔家一千顽祖宗凶灵魂。一种遗失子嗣的恐慌使他们在树根上疯狂地做爱，或者是一种情欲的需要，他们在海上已经克制了将近一个月。他们舔着对方脸上的热泪和全身上下的热汗，他们赤裸身子上面吸饱了血的蚊蚋也被他们舔了进去，他们伤口上面的药草和污血也被舔了进去，他们被晒脱的脆皮也被舔了进去。他们的动作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对方伤势，以同等野蛮和力道回馈对方。”而小说中也彰显着华族生命力，一如顽龙的“夔”姓，“夔”是龙的一种，“夔神魅也如是龙一足从又象有角手”，又何尝不是对华族生命力的暗示和影射呢?这确实是一本“以‘生殖力为本，歌颂落地生根的生命追寻”的“寓言”之书。
另一个长篇小说《群象》(1998年，台北：时报)被称为“一部记忆、男性之书”，其中确实漫溢着一个家族中的雄性特征，这是一次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一种尝试性民间记忆书写。小舅余家同是婆罗洲马共组织“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领导，在马共分裂后，统率着其中一支“扬子江部队”，隐藏在雨林深处。小说中以男孩余仕才复仇的雨林探险之路为线索，首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破败的马共游击队基地：“广场上暗无天日，五星旗、黑龙旗缺乏暴晒，潮湿滞重，仿佛枝头上倒吊着的大蝙蝠。树身上有枪靶、箭靶、镖靶。树上系着吊杆。广场上立着数十个歪歪倒倒的木人，有的断手断脚，有的咽卧地上，有的鸟屎遍晒，有的如十字碑。枝叶腐败，畜便处处，马陆、蜗牛、蚁、蚜虫，穿梭。广场从前显是部队集会操练场所。马国雄引男孩走向一幢最宽长的木屋。木屋如一龟壳，使男孩忆起邵老师住处。”在张贵兴的笔下，这里是邪恶的所在，小舅也是恶贯满盈的，人性的邪恶展示得淋漓尽致。
马共的成长和溃败之路又和小说中的野象群、家族史的隐喻交织在一起。野象群本非婆罗洲之物，小说介绍它们一部分是随郑和而来的非洲象，一部分来自汶莱国王放生的印度战象，两者都代表着外来力量对婆罗洲的影响，象群在婆罗洲中的隐秘和躲藏的生存状态也影射着退居雨林后的马共的生存状态。从家族史来看，聋哑母亲被日军轮奸后被削去左乳，而父亲施救未及，反被割去阳具，之后施家几个儿子都是一种外侵的产物：老大施仕农(被日军轮奸后的产物)、老二施仕书、老三施仕文、老四施仕商、老五施仕才(都是母亲与债主交欢，以偿父亲欠下的庞大赌债的产物)，小说最后男孩阅读小舅日记的时候，跟随小舅一起投身的施家儿女的牺牲似乎就带有一种家族复仇的意味了，而实施复仇的男孩也是一个外侵的产物，这种家族复仇又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交杂在一起，文本的多义性更加难以把握了。换言之，小说中一方面在批判马共对婆罗洲老百姓的伤害，另一方面又在规避着暴虐的马共与中国的关系(施家兄弟都是日本或本土赌徒的种)，同时在小说中面对土著对舅舅遗骨的亵渎，男孩公开露面言称“谁敢再作践我舅舅，我发誓剁了他的手脚。男孩修坟时对记者和围观人群说”，如果这个情节理解为“东马人对中国的情结”等于“男孩余仕才对舅舅的感情”，那么是否中国的形象可以等同于母舅在东马华人心目中的地位。绕来绕去的分析，使得张贵兴在小说中的涵义更加复杂，也可看出张贵兴对中国文化，或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感情是矛盾的。
整个90年代张贵兴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精神危机与身份认同中寻找着漂泊心灵的自我皈依，经过了《赛莲之歌》的青春幻想曲、《薛理阳大夫》的野史重构、《顽皮家族》的家族溯源记忆和《群象》中关于马共的重新书写，张贵兴日益成熟，在围绕故土，原乡的多重实践中，终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既有成就之上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之作。
三、“异乡人”的奇幻之旅
《猴杯》(2001年，台北：联合文学)自序言：“我的小学母校坐落婆罗洲西北部一个人口数千人，据说当初垦荒人初抵此镇时，看见四周莽丛树林中活蹦乱跳的一种叫作lutong的长尾猴，于是异口同声，呼唤该地lutong。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不知道什么良辰吉日，不知道哪个硕学通儒，根据这个猴名的译音，替这个小镇取了一个汉名‘罗东，不但得到官方认可，多少年后也因为这个汉名和台湾某镇同名同姓而缔结为姐妹镇。我中学时骑脚踏车闲逛此镇常常看见马路两旁长尾猴成群结队徜徉树林中，一直对此名称的由来深信不疑。”张贵兴徜徉在《猴杯》所建构的奇幻原乡之中——“雨林、我家凤梨园玉米园香蕉园果园胡椒园、大树、我家浮脚楼呵隔壁浮脚楼中的古怪家庭现在已化身《猴杯》中的要角，隐隐约约，似幻似真，诚如那位小学老师，成为我生命中最真实和不可磨灭的一部份”。小说再次展现着张贵兴式汪洋恣肆的雨林书写。雏回到家乡后陪友人看到猪笼草里的死婴，其描写让人咂舌：“大伙跨过无数藤蔓野草，停在一个红色瓶子前。瓶内的消化液清澈如琥珀，上下各铺一层死虫和活孑孓，一具婴尸漂浮其中，几乎撑破捕虫瓶。婴儿头颅和绞成绳套似的四肢朝向瓶口，两眼翳白，小嘴吞吐孑孓，颇似章鱼放墨。瓶子仿佛一个十月孕妇肚子，曲线优美丰满，婴孩瑟缩羊水和子宫中随时破腔而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继续在张贵兴的笔下完美发挥，那离奇的祖辈传奇、猖狂的蝎子群、外号“总督”的大犀牛，特别是人兽交的传奇故事，处处都让人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阿玛兰塔和奥雷良诺近亲畸子的那条“猪尾巴”。小说中丽珠生产一个畸形儿后，医生这样说道：
“这孩子现在完全仰赖机器，一拔除机器，完全没有希望，即使有了机器，也不见得能够活下来……”华人医生说。“就算生命迹象稳定下来，养大这孩子需要花一大笔钱。孩子长大后，不但是白痴，也是残疾，既不能站也不能坐，不会说话不会吃喝拉撒，完全没有行动和沟通能力，和植物人差不多……最可怕的，这孩子外表根本不像人，像某种野兽……”
从前后文我们可以推测丽珠生产的婴儿应该是人兽交的产物。更加让人魔幻的是，从祖父的口中，当雏问他是否与孙女丽珠乱伦的时候，“祖父脸上没有一点愠色”，反而说：“我在玉米园和胡椒园看见他和其他男人做过，那些男人，包括你弟弟的达雅克朋友。呸。”更让我们这些文明人不能接受的是从亚妮妮嘴里透漏出雏可能在酒醉后与亲妹妹有过性经历。张贵兴为我们展现的这个雨林世界是一个几近自然化、原始化的野蛮世界。
类似的魔幻现实主义在《猴杯》中处处都是，无疑将张贵兴的文学成就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部小说中，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再次提出，雏在现实生活中犯了学校纪律，带着一颗负有罪恶的心回到婆罗洲，小说开头“雏相信只要在赤道下多晒几天，就可以将多种肤色混为一体，还原为婆罗洲之子，像北极雪兔披一层保护毛色”，回到了“高中毕业一年后，祖父将雏送到台湾念大学，有出息一点，最后不要再回到这块鬼地方”。在雨林中寻找丽珠的过程中，家族隐藏的历史一层层地剥离出来，雏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进行着自我超越——梦回南洋，究竟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和自我的放肆压迫让他回来，还是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梦想，可能在这个自我忏悔的过程中，雏完成了这个从现实迫近梦想的一种自我忏悔方式，也完成了一个自我南洋身份的回归与定位。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年，台北：麦田)以留台生在都市与原乡之间的情感皈依为主题，将原乡的诡异家族挖掘和清丽的女性命运展示发挥到了极致。小说中张贵兴对家族的历史和爱情的布设并置，父亲、马共女、母亲和林元；“我”、春喜和春天、可怡；汶莱王子苏其和苏还。父亲是一个心藏玄机、信仰并坚持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他追求自己不爱的女人——我的母亲，为的是要挟深爱我母亲的林元携巨资入住罗东小镇，和他一起实施接触并且消灭社会上层的计划，家族历史叙写得惊心动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情感世界也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少年时我照顾体弱的春喜，春喜不幸成为植物人，长眠不起后，我自我放逐到台湾留学，认识了女友可怡，现代女性可怡并没有平复我对春喜的思念。返回南洋后，我才被林元告知自己的少年知心玩伴实际上是春喜的妹妹春天，在篇末张贵兴并没有像90年代作品那样一味陶醉于因果报应、野蛮落后、肮脏腐败的雨林书写之中，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他为自己也为雨林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彩虹式的书写，感人肺腑。从而也消解掉了先前那个充满着变态情欲、尔虞我诈的世界。
这部小说中有着一种强烈的语言狂欢，也继续保持着张贵兴那种极致的想象，对家族的传奇故事的营造更是洋洋洒洒。“这部作品有个绕口令的书名，但却精准地道出张过去十年来创作的执念。南国的睡美人因何长卧不起?‘我的思念千回百转，怎样才能让佳人惊梦?梦土上的公主是张贵兴心中马华欲望的对象，也是欲望失落，叙述开始的契机。”在父亲的庄园里一个个的游戏故事：射杀误闯客厅的夜枭、布置客厅射杀蝙蝠助兴、生剖活吞长须猪的大蟒蛇、放水蛭在池塘中攻击游水的客人，这些故事一个个让张贵兴铺叙得精心细致，其中揭示谜底式样的后设手法，也让张贵兴的小说悬念不断，蔚为大观。
四、结语
在过去的20年里，张贵兴为华文文坛贡献了2部短篇小说集、6部长篇小说，总数逾百万字，“这些审美物件的强度足以和拉美当代小说及大陆新时期小说中最苍茫的形象、浩大的景观角力”，庞大大的故事耗尽了张贵兴所有的文学资源。张贵兴在百万字的小说世界中，在家族中重忆、爱情的重述中最后梦回南洋，回到了“大地之母”的怀抱。
(责任编辑：翁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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