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

　　摘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曹聚仁随笔散文写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内地还是港台，政治气氛都十分浓厚。而作为国共两党的联系人的曹聚仁疏离政治，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大陆和港台之间，仍然保持与母体文化联系，从而使他在写作上保持一定的文化优势。曹聚仁在随笔写作中重在对所游之地、所读之书的文史挖掘，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曹聚仁以随笔散文的式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血脉，独自守望着古老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超然时代；疏离政治；文化优势；文史挖掘；文化底蕴；民族文化继承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5－0051－05

　　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曹聚仁随笔散文写作的高峰期，他的《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山水思想人物》、《人事新语》和《天一阁人物谭》等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将他的散文放在当时海峡两岸四地的文学史中来看，他的写作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那就是他超然于时代的写作。

　　曹聚仁于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散文随笔集《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表示他的随笔散文创作主要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产物。曹聚仁的“行万里路”是指他在抗战时期担任战地记者时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大小城市和乡村。当然，也包括他在五六十年代到内地的行走。他的行走不是一般的造访亲友，不是单纯地观赏自然美景，不是品尝小吃、购买物品，而是发掘积淀在所到之处，所见之物的历史沿革、文人行迹和知识掌故。他的“读万卷书”则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居住在香港期间读了大量的书。他的随笔基本上就是记述他抗战时的行迹，然而他很少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以此间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作为书写对象，也不着重叙述自己和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而是以自己的行踪作串联，着力叙述内地许多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特别关注具体地方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因而，他的随笔散文素淡高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为浓郁的政治氛围所笼罩。政治成为那个时代迷漫于整个天空的雾瘴。1949年以后，内地在文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大批判运动，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到批判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再到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直到60年代初再三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小说《刘志丹》和戏曲《李慧娘》，“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卷入到空前的政治漩涡之中。在这强大的政治风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政治化了。当政治挂帅，统帅一切的时候，作家的写作也必然政治化，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的吹鼓手。与此同时，那些非政治的或者距现实政治比较远的文化都被放逐，有些对于时下政治不利的文化则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扫除。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内地的作家只能按照政治的要求和着其节拍跳舞，根据权力的旨意为其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同时对那些被打成封(封建)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于是，作家们笔下的游记和随笔写作便小心翼翼地避开各地所附着的传统文化，很少叙述历史典故和文人墨客的趣闻逸事。即使如秦牧乐于以谈天说地的方式提及许多知识与见闻，有时也叙述一些天南地北的传说和历史故事，但那些都经过了政治的淘洗与过滤，都是在为表达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主题服务。其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接上传统文化的根，因而，那个时代的写作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无(文化之)根写作。

　　再看50年代和60年代的香港，虽然社会制度和内地不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政治气氛同样十分浓厚。当时的香港虽然不像内地不断地大搞政治运动，却也难免不受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影响，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的政治不是大一统的，各人的政治信仰拥有一定的自由，各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样，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的写作大多可归为“红背文化(文学)”和“绿背文化(文学)”。无论是“绿背文学”还是“红背文学”，其实都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如果说“绿背文学”在美元的资助下以反共意识形态指导写作，那么“红背文学”则是站在左翼政治的立场上写作。由于强大的政治作用，作家们的写作大多急功近利，很少取得辉煌成就。40年代曾经红遍上海滩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于50年代初来到香港，受生活所迫需要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资助写作，结果她所写就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所写内容多带虚假、歪曲性质”而“失败”。因而，无论是“红背作家”还是“绿背作家”，其实都在政治功利或者经济功利的束缚下而缺乏自由。

　　二

　　1949年以后，不少内地文化人由于受到政治的挤压，通过合法途径或非法途径投奔香港，并且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从而形成了“南来作家群”。这些作家大多保留着在大陆受到政治迫害的痛苦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一方面控诉极权政治下悲惨的遭遇，一方面诉说着初来香港时在社会底层打拼历史和寄人篱下的悲凉处境。曹聚仁于1950年来到香港定居，也算是个“南来作家”，但是他与绝大多数的“南来作家”不一样，他没有那种遭受政治迫害的痛苦记忆，由于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已经是知名记者，现在来港不仅摆脱了在大陆可能受到的政治困扰，而且不会像其他南来作家那样在社会底层拼命挣扎，因而他的身上不曾有政治风暴留下的痕迹，他的心头同样没有政治笼罩的阴影，因而他可以疏离政治专心于自己的写作。

　　作为“南来作家”，来到香港这块土地上，虽然还没有漂泊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但是常常为浓浓的乡愁所困扰。由于大陆与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同，更由于在那个年代里彼此不能自由往来，许多“南来作家”只能望着不算太远的家乡而不能回去，于是产生了无根漂浮的感觉。一道不算太宽的深圳河隔开他们与故乡母体文化的血缘联系，因而，在许多“南来作家”的笔下，思乡之情不绝如缕。然而，曹聚仁却是例外，只有他能够自由地往来于香港与内地，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穿行。就在他为香港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的同时，他还可以经常北上，到北京、上海、杭州、庐山等地参观访问，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此时的他成为国共两党的联系人，正是这样特殊的身份，给曹聚仁往来于香港和内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不仅可以经常会见两岸的高层领导人，而且可以自由地行动，不受政治的骚扰和压迫。这就使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拥有着文化上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他可以经常回内地访问，不断地到母体文化的怀抱中汲取营养，因而不曾有“南下作家”的那种与母体文化割裂之感；另一方面，他由于成为香港居民，并且充当了两岸的联系人，即使回到内地也是客人，既不会像内地作家那样经历着各种严酷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也不用像内地作家怀有被迫害的恐惧，还

　　可以自由地接触并吸收西方文化。因而，此时曹聚仁的写作拥有着内地作家和香港“南来作家”所很少拥有的自由。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评判笔下的人和事，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海峡两岸的联系人的身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给曹聚仁来往内地和香港带来极大的便利，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自由的发挥，因而他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他既然能够时常返回内地或者登上台湾岛，那么他的思想和情感就不能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尽兴挥洒，肆意表达。他的写作就必须在为两岸的当局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内，这就决定了他的文章在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空隙中生存。与此同时，曹聚仁虽说给两岸充当联系人，但是这只是他的副业，他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还必须立足在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那么他的写作还得为香港及其他海外的读者所能接受，因此，他在写作时必然游离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样，他就不可能抒写情感强烈的文章，也不可能抨击当政者的专制和暴戾，反映独裁统治下苦难的现实和社会悲剧，不得不回避某些严重的社会灾难和重大社会悲剧，只能写作超然于时代的随笔散文，从中挖掘出某些鲜为人知而又发人深思的东西。

　　曹聚仁这一时期的随笔散文数量十分可观，既有对大陆各地山水景观和文化名胜的记述，又有对近现代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以及政治人物的叙事，也有对各种文化形式特别是各种戏剧艺术的追叙。他以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视角来观察人、物、景、事，并且以知识分子的话语进行写作。文学史上确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山水游记与散文随笔写作中寄情山水，表达隐逸之情或者托物言志，咏物抒怀，或者借古讽今，在凭吊历史遗迹中抒发人生感慨。而这些多少都与现实政治隐隐相连。曹聚仁既然超然于时代，游离现实，也就尽量减少与政治的牵连，他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所游之地的文史挖掘上，他以大陆各地山水景观和文化名胜、近现代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以及政治人物以及各种文化形式作为凭借，以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历史典籍、民间传说、文化掌故、知情人回忆等作材料，通过取伪存真，考辨历史是非，探求微观的历史线索和演变过程，挖掘凝聚其上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曹聚仁在《秣陵春》中由南京的别名“秣陵”谈起，详细叙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两千五百多年来名称的变迁。这些名称的演变总是与政权的更迭和行政区划的变革密切相关，因而曹聚仁在这里以独特的方式叙述了南京的历史。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同样是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对于她的了解也一定不少，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她曾经被称为“天府”，在《天府广记》中，曹聚仁不仅交代了北京被称为“天府”的历史，而且谈到了国家定都与政权稳定和巩固的关系。《山水思想人物》中的《从望平街到棋盘街》，从上海的两条街道的变迁勾勒出一部近现代中国新闻出版史，进而反映出时代的变革。

　　曹聚仁在随笔散文中，既记那些大地方、名胜迹，也写了不少小地方、小遗迹，他固然比较多地记述北京和东南地区的人文历史，也不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他不仅记述到如孙中山、鲁迅、刘半农、梅兰芳、章太炎、胡适、陈独秀、邵力子、钱穆、于右任、毛泽东、徐志摩这些人们熟知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而且还介绍了周善培、刘仲华、金典戎、赵家骧、曹礼吾、成仲恩、潘大道、阮毅成等很少为人所知却也有其鲜明个性与文化成就的人士。这些人物有许多都和政治密切相关，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或者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许多谈论他们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相关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是戴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评判他们的作为与人生。然而在曹聚仁这里，基本上谈论的只是他们的逸事，表现他们的个性和文化精神。在《万里行二记《长征篇》中，曹聚仁记叙了长征中的毛泽东的事迹，他没有像许多文章那样歌颂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突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而是以随同毛泽东长征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的回忆录为依据，介绍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夕的生活起居情况(《初征》)、长征途中毛泽东先要办公后要喝水休息的事(《万水千山》)、爬雪山时毛泽东的衣着(《在川边》)等细节，让人对毛泽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或许有人觉得曹聚仁是在以这种方式讨好大陆当局，然而在曹聚仁这里，他是要告诉海内外的读者真实感性的历史，而不是概念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而且，在这生活的细节中(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些历史性的生活细节当然只能由当年毛泽东身边的人才能提供)，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共产党为什么最终战胜国民党建立新政权的某些精神因素。这些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政治色彩，其实应该说作家通过这些记述揭示了历史背后的某些深层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曹聚仁的随笔散文中看到这些文字就误以为他在为共产党辩护，成为左翼人士。

　　曹聚仁以纯粹的知识分子身份写作这些随笔散文，既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趣味，又维护着知识分子的清高，突出的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他的《吴侬软语说苏州》中有这样一段：“苏州城外寒山寺，以唐人张继一诗得名，骚客吟哦，夜半钟声，只是一刹那的感受，穿凿追寻，近于刻舟求剑。”后面这10余字便批评了许多文人附庸风雅的习性。在《湖上杂忆·泉学园》中，曹聚仁直斥乾隆皇帝附庸风雅，说他的诗根本“不通”。在《孤山一角·文澜阁》中再次批评乾隆的诗“都是酸腐不堪的”，乾隆则是他“生平最讨厌的古人之一。”在《西湖杂话-西湖船》中，曹聚仁在谈到在西湖乘船游览时议论道：“这样现代化的水上交通工具，总和这闲静的湖光山色不十分调和的。”他只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一方面反对不学无术之人的附庸风雅，另一方面反对让现代化的工具破坏了田园牧歌的情调。他的《天一阁人物谭》主要写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个性、气度与风骨，留传下他们的形态各异的风采。

　　曹聚仁在抗战期间凭着记者的身份确实到过不少地方，游历十分丰富，这为他的文史随笔写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地见闻材料，然而更丰富的写作材料还是来自他广泛的阅读。实地考察可以得到非常具体的感性印象，就像《漫游之余·纵横颐和园》中记述的那样，游览颐和园的过程，记述得非常细，简直就是一份非常精细的导游图。《爱俪园之忆》对于爱俪园的描述同样非常具体，就像给读者展示其沙盘一样，园中美景尽收眼前。当然，作家并非意在导游，而是在展示爱俪园的园林艺术及其文化内涵，并且通过勾勒爱俪园与犹太人哈同的关系，挖掘出积淀在该园的历史文化记忆。为了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曹聚仁阅读了大量的典籍，从而为他的随笔散文写作的引经据典创造了条件。他的散文文本中常常引用大量的诗词文章，其中主要是历史上文人的作品。这看起来似乎在是吊书袋，因而受到过严厉批评：“曹聚仁很夸耀他的‘书斋采访。他的文章，其实就是由资料所组成，他的‘见闻就是别人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