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化尤其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中“异”的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共通性的相传承以及融合某些世界性话语等特点，仿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晴雨表。因而，对华文文学书写或称华语语系文学的追溯与再认识，对海外作家自身文化的比较参照和审视解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如果说，在海外书写的华文文学(作品)可理解为跨疆越域的“边缘性”的华文文学，那么，从华文作家的写作立场和精神姿态来看，则应是一种踌文化语境的“自主性写作”(现象)，即由作家个体甘愿主动承载的一种生命方式。华文文学中的自主性写作是相对于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和权力资本而言的。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海外华文文学具有多重的意味，既体现出文化资源上的多质性，又存在着形态上的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世界性乃至全球性文化特征。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跨文化语境；自主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24－05
“华文文学”这个带有整合性的概念，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和发掘的有价值的问题。尽管“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皆未能产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改变。其实，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在海外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还不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带有整合性意义的“华文文学”研究。引人关注的是，从1989年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到蝉联两届在美国柏克莱大学亚裔系举办的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的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直至2006年春由王德威主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系举行的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都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并提出了诸多新的理论阐释。
在现代化尤其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中“异”的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共通性的相传承以及融合某些世界性话语等特点，仿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晴雨表。因而，对华文文学书写或称华语语系文学的追溯与再认识，对海外作家自身文化的比较参照和审视解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倘若对这一跨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那么我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观把握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分析是乏善可陈的，也会影响到一些相关的重要课题的深入和拓展。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移民潮日益加剧，华文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尽管华文文学研究在大陆已有近30多年的历史，但也遭遇和引起一系列的学术难点以及有待厘清与探讨的学术问题。
显然的，站在不同的视角和聚焦点来透视、理解和界定存在于海外的“华文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的形态、质地或蕴涵，获得的观点和见解也不尽相同。譬如，从语言属性切人，有人认为应属于“语种的华文文学”，因为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是存在者的家园(海德格尔如是说)，这更是汉语言文字(母语)优美的标志；从文化归属观照，有人以为应属于“文化的华文文学”，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华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文化)存在，“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的文化学现象；从族群层面考虑，有人认为应是“族性的华文文学”，因为一个离散族群在域外贯串和延续的血脉，仍是华族意识(文化身份)在海外的扩展，这与提倡把华文文学研究扩大到华人文学的视野相呼应，并在域外获得某种学理层面的支援；从主体性角度看，有人认为应是“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理由是文学写作本身乃是一种私人性的活动，或者说是个体生命的一种体验方式或表现方式。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如果根据笔者旅居海外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及个人在创作与研究方面的双重切身体验，更愿意或主张把在海外书写的华文文学(作品)理解成跨疆越域的“边缘性”的华文文学；从华文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姿态来看，则认为应称之为跨文化语境的“自主性写作”(现象)。究其源在于，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流动性乃至不确定性的状态，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现象，无论如何都处于多重的边缘。对母(语)国来说，俨然是从域外传来的边缘的声音；对所在国主流文化而言，也是一种边缘的文化(现象)；从族群种属来分，是属于“外来人”的少数民族文学，即“他者”的声音；从写作者自身来说，文化身份的暧昧与含混也是一种边缘；从文学本身的处境来看，在高度商业化时代，文学已逐渐走向边缘。总之，无论从语种、从文化、从族性、从个体乃至文学本体等诸方面来考察和观照，海外华文文学都逃不出“边缘”这个空间，并且总是在边缘处“沿”着自身的路线在寻梦中“圆”梦，在行走中流散和遍布在世界各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作家自身的生存处境、创作心态、精神姿态等方面作为出发点来加以思考的。众所周知，在海外谋生，或学习或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首先面临的第一要素是生存，然后才是生活。无法生存，无从立足，一切都谈不上，诚如马克思曾说的，只有吃穿住解决了才能谈文学艺术(大意)，更甭说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倘若说华文作家的海外书写不是“自主性写作”，而是一种自觉或自在性写作状态，又不尽然。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上也受到种种来自于生存的现实困扰，创作主体很难进入自觉舒适的状态，难以静下心来从事写作，尤其是第一代移民者；若说是自由写作，在法律健全的社会里又得自律；若说是自然写作，可能与“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相含混；假如说是自为或者自发，似乎又欠准确贴切。在某种程度上，笔者更倾向于理解为出于自愿的，即身在边缘，依然心甘情愿由内而外生发的一种既体现独立自主、又常常不由自主的用文字(母语)书写来抚慰和安顿自己漂泊灵魂的生命方式。或者说，写作对于华文作家来说，只是一种需求、一种娱乐、一种趋于精神上的审美活动。它没有任务或指标，也无须把它当作某种任务和指标。因为在海外写作是难以获得任何物质回报的，就像玩游戏，玩好了，固然愉快。玩不好了还可以重来，相对没有压力。好比与朋友聊天，想聊时一通电话，不想聊时在内心想念也很快乐。在这里，人的自主意识最为关键，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即自我认同的主人翁姿态。一如自主婚姻，你看上了就自我选择，自己做主。又如人在他乡，必须独立自主的道理一样，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如果丧失了这种自主，或并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姿态和良好心态，是不可能产生写作冲动和欲望而进入写作状态的。从“跨国”视角或跨文化视野来说，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已经超出民族国家和国与国
关系的框架，而且具有它们自身的自主性和特点，因此，站在人本主义的视角和作为创作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在海外书写的华文文学，看成是由作家个体甘愿主动承载的一种生命方式，姑且称之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自主性写作”。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具有多重的意味，尤其是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潮，既体现出文化资源上具有的多质性，又存在着形态上具有的多元性。因此，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跨文化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世界性乃至全球性文化特征。立足于跨文化视野来思考和探寻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其实质，同时有助于我们从中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那么，何谓“跨文化”呢?作为一个外来术语，其笼统的汉语名称同时表示三个复合语词：Cmss-culrural、Intcr-cuhural、Trans-cultural，其隐含的三种基本形态应是：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对海外华文文学而言，无论是创作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趋向于穿越式沟通，确切地说，它实际上是属于“主体性文化”(Subjective Cullure)，也属于文化的“内在结构”(Intcrnal Struclure)。这种特点不仅涉及主体的文化身份(Cul rural Identity)和主观判断，而且涉及构成观念文化的诸多元素，尤其是内在决定人类外显行为的各种视界、情感、信仰、欲望、价值关怀、时空意识、思维观念等。如果说，“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情感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那么，跨文化中的“跨”的对象所指向的应是“文化”，所“跨”的方式从本质上说即比较，所“跨”的目的尽管出于不同的需要，却明显地体现出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沟通与理解。可见，对于华文文学创作的研究，重要的不是作平面式的隔岸观火，而是不断追问、揭示、批评和澄明的运态程序。一旦缺乏真正的对话意识，即缺乏穿越式的沟通，将有可能陷入某种自设的或民族文化中心论的泥潭，自然谈不上抵达站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可能出现的理想效果。无论是“究天人之际”，还是“通古今之变”，都应在自由出入、畅通开放的审视观照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对话。或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更多、更广阔的学术生长(空间)点。对此，著名学者饶芃子从比较文学意义的视角切入，颇有见地地指出：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其次，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阈、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再者，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拓展学科“边界”，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
受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或基于血缘和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亲近感，当下有些学者似乎趋向于接受种族的维度，或受德勒兹“少数文学”理论、受詹母逊(詹明信)“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理论的启发，认为作为边缘化的少数文学的海外华文(人)文学，是边缘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叙事。这种文化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视角，关注点乃是作为集体的“民族性”身份再现。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这种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在迄今出现的对边缘化民族的诸多再现形式中，它继续发挥一种强大的创造性力量。”然而，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在海外各地区的呈现是有所区别的，无论是文学主题的嬗变和文化互动，无论是身份认同与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也无论是地缘性因素所带来的多样化形态，尤其是具体到单个作家身上，个体意义上的自我书写常常会因此而产生游离。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在理论上常常存在着多重的社会身份，诸如语言(Language)、性别(gcnder)、阶级(class)、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种族(Face)、族群(ethnicity)等多重认同。但不管是从属于何种身份，在转换成具体叙事身份的过程中，主要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作家的自主选择。尽管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写作主体，在书写中有时可能会突显出某种身份，或者不断地逃离潜在的文化身份，或迷醉于后现代书写，但这只能看作是艺术追求呈现的分流或差异。况且，个体认同的多元化所带来的是文学书写的多样化形态。如此说来，海外华文作家的“自主性写作”就显而易见了。
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唐人街文学”、“唐人街作家”、“唐人街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的说法，窃以为欠妥贴，值得商榷。如果我们仅停留于用大陆的眼光来打量，或用大陆惯用的理论术语来框定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由是所带来的偏差就难以更准确到位地对其进行解读和加以阐释。这些可能只是一种预设的理论(命名)，用来探讨或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只要不出现过度的阐释或误读的偏离。其实，海外作家的写作(文化)身份是不具有固定的本质性，而是流散式的往往具有多重元素的混杂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自主性写作”作为一种穿越式沟通的跨文化现象，如果改称为“唐人街写作”，则显得过于自闭或局囿；如果直接称之为“流散写作”，则包含了某种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culLure hegemony)意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写人的也由人来写)，这并非是唯一的真理，却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既然是由作为主体的人书写的文学叙事，无论是用母语表达，哪怕是用所谓的国际流行语——英文从事写作，只要是定居在海外的华人，在客观上无疑的都起到了在全球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像早年林语堂的双语写作，还有张爱玲乃至近年来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或文化人，他(她)们自动自主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身的生命诉求、情感经历和故国想象，等等。正是这种带有自主性的写作，在无形中组合成了当代世界文学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由于海外华人写作与近代以来大规模的海外华人移民现象紧密相关。因此，借助“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现象的研究便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这的确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批评研究范式。但是，用“唐人街写作”或“唐人街文学”这样的命名来定位或阐释写作主体的身份方式与文学场中的海外华文书写或华语语系文学，在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也未能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性的依据，尽管这只能视为一种“后设的理论概括”。依笔者浅见，如果我们称之为“唐人街情结”，可能会更为合理和妥当些。因为“唐人街是海外华人迁徙历史的见证者。很多人离开了，更多的人正在进来。或许，
唐人街最终的盛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唐人街的出现首先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华人聚集唐人街，首先是由于移民在异国他乡时能守望相助、互通乡情，也是当地政府为了管理方便的顺势安排。然而，唐人街的生命力如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一样，总是能劫后重生。唐人街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因为它是海外的中国文化“飞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来自何处何方，不管你带着何种身份和角色，只要是龙的传人，一旦流落于异国他乡，唐人街这块“飞地”可能就是你暂时的栖身地或庇护所，可能就是你用来沟通心灵的场所，可能也是你与故土联系的纽带，正因为拥有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是故，作为一种跨域性的“自主性写作”，往往既充满了流浪的游子对故土的一份眷恋或精神寄托，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异国情调。如果说唐人街乃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隐喻或象征，那么，作为“自主性写作”的根性意识(情结)就有可能为自身带来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尽管华文文学在海外遍地生长，如杂树生花，顺乎自然，形成了同中有异、异同互见的多元格局，但应自觉摆脱过度自恋情结，更无须急于为自己“涂脂抹粉”，而是要勇于正视华文文学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以及面临的诸多难题。因此，对于从事华文文学研究者而言，关键的是要以理性和宽容的姿态为华文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出谋献策，让创作与研究在呼应互动中，驱使华文文学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不可忽视的是，自主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华文文学必须清醒地面对的问题。其实，华文文学中的自主性写作是相对于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和权力资本而言的，是置身于边缘的一种具有独立自主的写作立场和精神姿态，但必须警惕自我封闭或画地为牢。而华文文学的共同性应是对其多样性形态的肯定，但不能因此而丢弃华文文学本身存在的差异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观照和透视作为自主性写作的华文文学最核心的诗学追求。
诚然，“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因此，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更新的思维方式来突破固有的樊篱，在跨文化语境和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在进行现代性转换的进程中，主动而自觉地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理论建构之中。或许，这正是我们亟需探讨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翁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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