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明

　　摘要：澳门文学批评从80年代开始具备现代性。，澳门文学批评队伍在一批有较高学术素养的学者型批评家的带领下共同推进澳门文学批评向现代性高度崛起。当下的澳门文学批评呈现出三种潮流趋势，分别是为澳门文学构建澳门文学史的努力，诗歌批评领域的现代派潮流，追寻澳门文化独特性。

　　关键词：澳门文学；现代文学批评；澳门文学史；现代派；澳门文化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不是互为敌对的关系，而是唇齿相依、互相砥砺的关系。文学创作稍微滞后的时候，文学批评更有责任扛起前进的大旗，既要一马当先，也要鼓舞士气。澳门的文学批评还说不上是强大或者专业，对澳门文学的研究也还没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但是毕竟有先行者在付诸行动，使得澳门的文学批评向现代性崛起。

　　一、澳朗现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性

　　上世纪80年代澳门文人呼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文学活动开创了澳门文坛的多个“之最”；在文学创作领域，受到新鲜文学潮流的影响，现代主义在小说和诗歌创作领域多有实验和运用，使得澳门文学创作在80年代呈现出喷薄而出的向荣景象。在此基础上，以1988年澳门第一个文学评论集《澳门文学论集》的出版为标志，澳门现代文学批评开始起步；到了90年代，文学批评队伍壮大，他们以现代性的眼光和基准批评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著述丰富，文学批评的水准也相对提高，与80年代以前的文学评论荒芜的状况相比较，90年代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澳门“文学批评的年代”，这是澳门文坛继80年代文学创作勃发之后出现的又一文学繁荣景象。

　　澳门文学批评的队伍相对于文学创作队伍的人数来说比较可观，历历数来不下30人。其中不难发现李观鼎、陶里、黄晓峰、庄文永、郑炜明等代表性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的某些总体特征。

　　从批评队伍的整体构成来看，学者型批评家已经构成批评的中坚力量。以1998年出版的李观鼎主编的《澳门文学评论选》中出现的作者为例，李观鼎、黄晓峰、陶里、庄文永、郑炜明、黄文辉、廖子馨、穆欣欣等等，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他们中相当多的批评者在从事了经年的文学实践(包括创作与评论)后再入高校进行更高一阶的深造，李观鼎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在暨南大学师从于著名文艺学学者饶芃子教授并获得博士学位，黄晓峰在暨南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庄文永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郑炜明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穆欣欣在南京大学获得戏剧学博士。经受过正统的学院式教育和专门化训练，以现代的批评视角运用现代的批评方法，为其日后的文学批评工作储备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这些都必将促使他们成长为学者型批评家，其理论导向下的批评路径更加明晰。这种专业化的学者型批评家充实了澳门文学批评队伍，对于改变澳门文学批评中以往那种印象式批评、鉴赏性批评等批评方式大有裨益，在提高澳门文学批评的学术含量的同时，也会增强澳门文学批评走向现代性的可能性。

　　这批学者型批评家同时也是文学创作队伍中很有实力的作家，他们将文学创作实践与其所抱持的文学理念并驾齐驱，使二者之间更有成效地相互映证、互相促进，陶里、黄晓峰、李观鼎、庄文永、郑炜明、廖子馨、黄文辉等既有文学创作，又有文学批评。陶里作为澳门文坛多面手，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并举，出版过诗集《紫风书》、《蹒跚》、《冬夜的预言》、《马交石》等，散文集《静寂的延续》，小说集《春风误》、《百慕她的诱惑》，评论集《逆声击节集》、《从作品谈澳门作家》等；在创作手法上，有古典诗、新诗、现代诗、魔幻短篇小说、现代主义散文和诗论。陶里对“现代诗”有自己理性的理解，对于自己的诗作他这么说：“有现代手法，但严格说，我的诗不是现代诗；当然也不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所谓新诗或白话诗。我写的多是抒情诗，所抒的情都是经过变形拗曲的，有的情表面看来形似真实，那是文字符号伪装的结果。”黄晓峰也曾经说：“陶里是一员从新诗向现代诗跨越的过河勇士。”二者的表述，虽然在对“新诗”的认识上有所区别，但是殊途同归，都认为陶里的诗作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从陶里后来诗作乃至创作风格的发展来看，他对多种“主义”的实践证明他并非只关心创作，而是边创作边思考边总结经验，在创作实践和理性观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二者在相互砥砺中达至相互发展。如果说写诗是情绪的体验和表现，那么论诗则是美感经验的升华、理性的总结。虽然李观鼎认为，这种由文学创作者写作的文学评论，呈现出业余性和温和性的特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批评方式正好能“对症下药”而不至于“隔靴搔痒”，对于其他写作者来说容易引起激荡和共鸣，容易被他们从心理上、情感上所接受和认同，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的温和性格来源于批评者的“父母之心”，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表述：这是澳门现代文学批评在初始阶段的自发状态，所以批评者的“父母之心”更可能来自一种无意识。由于“澳门文学形象”的贫弱，人们对澳门的文学批评的认识也报以相似的心态，认为澳门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研究缺乏理论，缺乏建构，缺乏系统，缺乏深化。其实，恰恰是这种温和的批评性格才能与澳门文学发展的现阶段水平相契合。既然已知澳门文学形象贫弱，文学体质负营养化，她就特别需要时间，特别需要来自“父母之心”式的关怀和照顾，才能谈及建设和发展，才能期待文学的春色满园。基于此，文学批评大可不必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来拔苗助长。太过严厉的批评，太高的要求，太多的指责，不利于营造一个宽松、温和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必然也不利于文学的成长。李观鼎刚进入澳门文学圈子的时候，对澳门文坛尤其是对澳门青少年写作者惜护有加的关爱态度在他来澳后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边鼓集》中得到体现，“边鼓”的用意也在此：敲边鼓以振文心。陶里、李鹏翥等人出版的澳门较早的一批文学论述集都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这种自发状态的评论自然有其文学研究方面的价值。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它应该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低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从感性随意走向学理建构的必经之路。虽然不能否认澳门的文学批评确实有温情面纱的存在，但是它更多时候包含了批评者对批评对象(包括作家和作品)的真诚态度，不为批评而批评，它们不缺乏理性和知性的光辉，即使有温情的面纱往往也难以遮蔽闪烁于其中的思想火花。这样的自发性批评在经过累积、沉淀、内化成一种资源后，也终将能够为澳门的文学批评走向更高一级的文学研究汇集力量。

　　当然，这样的自发性状态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也不可能就此停步不前，澳门本土的学人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自发性文学批评，当我看到李观鼎的《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廖子馨的

　　《论澳门女性文学》、黄晓峰的《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等煌煌论著时，我们可以判断：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甚至于澳门文学研究已经开始摆脱自发性批评的“安乐窝”，艰难地走向自觉意识，从温暖包容的“父母之心”发展向天地无私草木秋的“天地之心”。黄晓峰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一种学理的态势、严格的逻辑论证、严肃的学术理路，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理论品格；他的《澳门与诗歌批评——一篇有关“澳门文学稗史”的随笔》，对澳门诗坛的现状所做的尖锐批评，是一种黑白分明式的辛辣；黄文辉的《整体与具体——关于澳门文学研究的理论》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焦虑”，而是将焦虑外化行动，形之于文字来探讨“澳门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建设的可能性。由呼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到自发性的文学批评到批评的理论自觉，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的崛起之路已然清晰可见。

　　批评的自觉，不单是作品、文本解析，思潮流派文学分期的划定，更重要的是指向为澳门文学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促使澳门文学能够成长为像香港文学、台湾文学那样形象鲜明、内涵丰富而深邃的一个文学分支。

　　二、为澳门文学构建文学史的努力

　　研究澳门文学必不可少需要澳门文学史为依据，澳门文学史也必然能反映澳门文学研究的成果，澳门的文学形象也需要澳门文学史。澳门内外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在澳门举行的历次澳门文学研讨会上都有关于澳门文学史梳理的论文，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一本史料翔实、分析精当、论述完备的澳门文学史出世。不过，关于澳门文学史料的挖掘、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等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以至于在澳门本土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俨然形成了一种趋势：为澳门文学清理文学史。

　　整理澳门文学史的意识开始于80年代“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呼吁。郑炜明用一系列学术论文来探寻澳门文学的发展足迹，比如《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上、下)、《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门文学概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澳门文学研究史略》等四篇论文，前面三篇论文在所论述的时间跨度上可以勾勒出澳门文学发展的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清晰，这是梳理澳门文学史的有意义的尝试，其中某些资料弥足珍贵。后一篇论文则已经显现出对澳门文学研究进行历史性审视的眼界。学者邓骏捷则从目录学的角度切入澳门文学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澳门粤语话剧研究资料目录初编1985－1999》。

　　李观鼎是一位对澳门文学史建设贡献良多的学者，只是其方法比较特别。自然，他主编的《澳门文学评论选》和他著述的《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会在澳门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这两部作品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显示其独特性。

　　在序言中李观鼎陈述了《澳门文学评论选》的目的，是反映80年代以来澳门文学批评的重要景点，但是笔者认为整部选集更接近于史料的清理、挖掘与呈现，“作为‘数据库，它为澳门文学理论和澳门文学史提供着研究成果，对于澳门文学的研究和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从体例安排和架构、评论文章的侧重来看，“文学史”的观念已经隐含其中。上编框定为“发展论”，是以“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为目的(以韩牧谈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两篇文章分别被放在本编第一、二的位置为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纵深背景下(以李成俊的《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和李鹏翥的《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两篇文章为证)探讨澳门文学以及各文体的发展状况；下编是“作品论”，由作品谈及作家，兼及对文学流派的辨析和探讨。上下编合成了一个纵向发展、横向联系的澳门文学发展史的概貌，发展眼光的内里是以“史”的观念为支撑的。

　　到《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问世，李观鼎这种“史”观终于发展成为阶段性的圆满。这部专著彻底折射出一种文学史式的论述体系和写作方式。它在写作体例上延续了《澳门文学评论选》的方式，但是有了改进。其总体结构是从文学批评之发端到分文体的批评；在分文体批评的各章内，先综述其发展史，再细评该文体的批评。如此看来，这样的体例安排，既方便自己的论述，又方便读者随之想像出一幅由线及点、点线面结合、立体的澳门文学发展图景。另外，《澳门文学评论选》在叙述方式上，属于一种“集体回忆”式的碎语言说，是他人的观察角度和论述语言；在编排上，编与合的方式使整部评论阙失了内在的有机性。《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则克服了这种缺陷，论者的史观、文学发展观透彻地浸润其论述过程，使之得到更为清晰的、体系化、理论化的学术性呈现。

　　尽管为建立澳门文学史澳门学人已经在努力，但是至今还未见关于澳门文学史的书写、文学史理论建构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而这才是澳门文学史建构中的关键环节。

　　三、“现代派”的大旗在飞扬

　　现代主义被运用到澳门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引起关注最多的文体应该是澳门诗歌，现代诗论的评论文章也是最多的。很多诗人都有关于现代诗的批评，陶里、黄晓峰、黄文辉、懿灵、苇鸣等既是出色的现代诗人，同时也是出色的诗论家。现代诗创作和现代诗评论织就的一面“现代派”大旗飘荡在澳门现代文坛上。

　　如果说现代诗在保守的澳门80年代文坛还是个新鲜事物，那么较早地写出了水准甚高的现代诗评论的黄晓峰和陶里则成为澳门现代诗坛中的开拓性人物。

　　陶里是五月诗社的倡议者，也是创始人。他多次论述过现代诗，《反传统中的自我和真挚——论淘空了<我的黄昏>》、《认识现代诗》、《伪装了的情感符号》是其中重要的篇章，尤其是第一篇，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诠释的“现代诗”性格。他认为“现代诗是一门现代学问”，不仅对诗人的要求高，对读者的要求也高。“我说现代诗，是指现代主义的诗，它含有六个特点，就是语言的无序性、意象的跳跃性、逻辑的无理性、时空的错动性、自我的肯定性、含义的多元性等。”这种对概念质的规定性进行探讨的诗论已经进入到学理分析的层次，其水准远远高于他的其他诗论，可惜这样的诗论不多见于澳门文坛。

　　现代诗论方面最惹人注目的还是黄晓峰。黄晓峰也是五月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促进澳门诗歌的多元化、现代性倾注了极大热情。他既是澳门文艺界“现代主义”的拥趸之一，又以其现代性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实践成为澳门现代诗幕前幕后的推手。当澳门文坛甚少受到“主义”、“思潮”、“流派”的影响和束缚的时候，“现代主义”已经能够被澳门诗坛广泛接受，成为“五月诗社”的标签。澳门的现代诗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筚路篮缕的前途，其最欠缺的一种现代意识就是“重大题材和严肃思想的缺席”，导致澳门现代诗形成一种共同品格：“一种怪胎的特性，往往形成先天性失语症候和潜意识受压抑的永远困惑状态，表现为诗意传达

　　的语码涉后甚至严重缺失对形式规范和规范形式的藐视或陌生，以及身陷群体责任感的逃避和面对伟大历史感的退缩。”

　　鉴于当今世界文化与文学这样一个混杂着各种“主义”的“市场”，黄晓峰提出了“现代诗”的定义：

　　“现代诗”之所以超越逐渐僵化的“传统新诗”，并非只是一个形式与技巧的问题，其关键乃在于涉及一场想象力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现代诗”的创造性想象否定了对于人格所采取的机械的、量的理解。它以表现的自由充满深刻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回馈，意味着与“新诗”传统形式的决裂。万花筒似的节奏紧张的现代城市生活使“现代诗”必须寻找多维向度的结构和使一切变形的语言张力，以自我意识向诗意形象投射，再产生意象组合，使诗成为“视觉的瞬间艺术”——这样写出来的诗一般被称为“现代诗”。

　　这个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词：想象力，美学原则的革命，表现自由，自我意识，意象组合；而关键中的关键是“美学原则的革命”。一言以蔽之，即使通过想象力将自我意识进行再投射形成意象组合通过有张力的语言自由地表现出来，从而整体地显现出对旧的美学原则的分离和超越，显现出现代性性格。这个定义是否能够概括出“现代主义”的全部内涵，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毕竟能够为陷入“主义”泥潭中的澳门诗歌给出一些较为明确的原则指引：语言原则(这一原则同时涉及到“表现”的原则)；想象与意象的原则；美学原则。在这样的原则指引下，黄晓峰的诗歌评论有“章”可循，显示出理论的风度。

　　虽然陶里也曾经谈论过“不是所有的诗人都适合写现代诗”，但是他只是说了“不是”，而没有说“是”：什么样的诗人才是合适现代诗。黄晓峰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质”的规定：“现代诗人绝不是躲进象牙之塔的幻想家，而是以自由创作的武器向僵化的文学传统挑战的激进主义者。”现代诗人绝对是一个旧的美学原则的革命者，强调现代诗人应该对时代有所呼应，并在此基础上迸发出创新意识。黄晓峰对澳门现代诗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态颇有微词，反映出他对澳门诗歌、文学乃至艺术中美学原则现代性进程的不满，他认为这个进程应该更为紧迫。

　　他明显地使用了现代主义的思维角度和批评方法。在对澳门著名的女诗人懿灵的诗评中，他使用的不是女性主义的视角，而是将这个年轻女性诗人与诗作中深刻的社会忧思结合起来，懿灵属于澳门诗坛中不可多得的“前卫角色”，用他的上述原则来评价，懿灵的诗思体现出了他提出的“群体责任感”和“伟大的历史感”，她和她的诗作已经具有了像模像样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所以他给予了懿灵的诗集《流动岛》相当高的评价——更侧重于文艺社会学范畴的批评方式；而对陶里《紫风书》的诗评则从作品出发去发现诗人随着时空转换而发展变化的个人情怀，这一路的追踪细致而体贴，但是仍然以“意象组合”、“隐喻”、“悲剧意味”、“变形”等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批评词汇来考虑，发掘出隐蔽在诗行以外的“诗人深刻历史感和审美观”。这些，都再次印证了他的现代主义思维。

　　他认为，到了90年代，澳门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开始产生“妊娠反应”，如果此设想成真，这会是一个令澳门文学界感到欢欣鼓舞的现象，而历史也会记住他这位澳门现代诗路上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旗手。

　　四、在澳门文化与澳门文学之间

　　文化批评是当今世界比较流行的一个批评方法，这也被运用到对澳门文学研究中来，从澳门独特的文化背景看澳门文学渐渐成为澳门文学批评的趋势之一。

　　庄文永将他的文学批评的基石牢牢地安放在澳门文化之上。他从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角度人手，来考察澳门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与变化。澳门文化有其特殊性，庄文永基于对这种特殊性的考察来观照在澳门文化土壤里成长出来的澳门文学。特殊的澳门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被加入了太多影响因素，包括地理的，从地理环境来说，澳门是个岛屿，“它的向度是圆的”；气候的，澳门属于恒温的亚热带气候，“所以澳门的文化可称为‘岛形文化，是圆的、温和的”；历史的、传统的，“四百年来，澳门仍然是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导，在这‘岛形的圆心向度里，在恒温的文化精神气候中，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情感心理、文化机制是温和的、柔软的”。此外，还有社会结构、政治模式等的影响，比如8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开始出现较大变动，“商品经济的兴起，直接功利目的的刺激，人们追求生活利欲的真实，迅速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视野转为直观、感性，这也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审美风格，作品所表现并不是深沉厚重的生活体验，而是轻快、直接见效的感情特点。由于生存轻松感，文化冲突的平缓性，作家难免调节心理适应时势，作品建构向着轻快的喜剧效果方面发展，这恰恰是澳门文学的审美风格和特征”。

　　当然，庄文永的视域没有停留在澳门文化独特的历史形态上。当“中葡文化交融”成为“澳门文化”顶上必然的帽子的时候，当言“澳门文化”必言“中葡文化交融”的时候，庄文永对澳门文化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特别是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上述恒定的思维模式，使我们看不到澳门文化的现在，看不到澳门文化的选择方位和角色定位，因而必然会使我们对恒定的‘思维模式的怀疑和担忧而且产生异议”眇。“澳门未来的发展不是‘中葡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她的发展是不断汲取新的文化特质来补充的，‘中葡文化、‘历史文化只能是曾经拥有的存在，不能(也许不能)作为发展的动力。”所以，“跨越恒定的文化思维模式”成为他寻求澳门文化新发展的突破口。姑且不论其论点是否成立或者被接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可视为是一种文化冲动的‘误解”一，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他跨越的眼光和突破的胆量，是他对“文化恋旧”心态、对“中葡文化没有流动缺乏朝气”、对澳门社会的“共同体心态”、对“人情文化”以及其本质的“乡村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在温馨宁静的小城人文生活氛围中，他的反省、质疑、忧思和批判的声音显得非常可贵。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的一部研究报告，《澳门文化与文化澳门——关于文化优势的利用与文化产业的开拓》于2005年12月出版面世，这份报告的第二部分“澳门文化及其时代审视”由庄文永执笔，是他的澳门文化的集大成之论述。将澳门文化放在了澳门的未来以及全球视野的背景下，为澳门文化在澳门社会未来发展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澳门文化成为促进澳门发展的核心的、深层的动力。在这部研究报告中，庄文永新加入了一些理论工具，将之前两部论著内关于澳门文化的零碎论述贯穿了起来，使之更加系统化。这部分文字能够体现出他对澳门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的欲求，但是澳门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课题，涵盖了太多信息元，一己之力难以胜任，所以庄文永的论述仍然不免流于肤浅。

　　关注澳门文化，使得他的文学评论则也更加注重文化视角。庄文永是五月诗社的成员，有诗歌创作的经验，所以他的一些有相当份量的文学评论也集中在诗论上。《八十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一文中，他从时代文化转变、诗歌创作对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文化碰撞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诗歌创作中的文化主题等方面对澳门80年代诗歌进行诠释，也对其特征进行了总结，从诗歌中解读出诗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当时的文化背景。另外，《八十年代澳门文学概观》一文是从梳理历史线索的角度对80年代的文学状况做出的宏观性概述，既然是概述，就比较全面，但也失之于表面，不过，他再度提出了“澳门文学思潮”的概念，而且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思潮。澳门有没有形成过文学思潮还是一个有待学术界争论的话题，至少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学术点。

　　黄晓峰也是一位澳门文化的爱好者，他对“澳门文化论”持论甚高。他这样评介澳门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澳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学的一个独特的单元，必将在远东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彻底终结的时刻更加惹目地引起东西方人类良知的深刻反思，它作为人类以痛苦的经历为代价而换取的一种精神财富将备受走向未来的人类新一代的关怀。”然而澳门历史文化的前途却让他相当焦虑，因为这种独特性似乎既缺乏来自官方的重视，也缺失了学术界的正视，于是便被黄晓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澳门历史文化的人文主义视野》和《澳门：从历史失语症看跨世纪文化整合》是他与妻子刘月莲共同完成的两篇颇有份量的关于澳门历史文化的论文。前一篇论文以近代史上开始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最终将趋于“良性文化整合”为背景，考察澳门的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澳门文化“历史性地成为这一人类近代文明全景色彩的戏剧性尾声”。另一篇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量澳门当下生活中各语种交杂的独特文化现象及其意义。他站在向澳门当局的语言和文化政策“进谏”的高度，从语言的演变发展对某一地域文化的影响、嬗变与形成的影响来看，澳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失语症”已然成为澳门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风景，由于澳门这一无法复制的独特性，“语言形成史与多语发展史表明，文化因素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因素”。所以，澳门文化应该引起澳门各方足够的重视；对于学术界来说，对澳门地区的语言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也“将会促进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学、民俗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繁荣”。

　　他的“澳门文化论”无疑隐匿着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让“澳门文化”成为提升澳门国际地位的驱动力之一，甚至应该成之为一个国际性城市的内核。在这一点上，他与庄文永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黄晓峰以“澳门文化论”立足于澳门学术界，“使到一向认为‘澳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中国学者感到诧异一。

　　(责任编辑：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