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超

　　2009年8月7日至9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与武汉大学文学院合办的“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隆坡顺利召开。与会的89位学者来自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6所大学。会议由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联合执政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马大中文系系友拿督斯里翁诗杰先生主持开幕。马来西亚前运输部长、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主席丹斯里陈广才先生及马来亚大学和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了开幕式。本次研讨会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星洲日报》等主流华文报章都予以大篇幅报道,马来西亚全国各地500余名公众观摩了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鹏教授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潘碧华博士共同组织筹划。会前出版论文集《跨越时空: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之《古代卷》和《现当代卷》,共收录会议论文61篇;还将出版《研究生卷》,收录20余位参会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心是跨越现有学科界限,整合武大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学科骨干组建的。因此,本次大会也正如论文集题名“跨越时空”,穿透学科畛域,集结不同的学科学者参与讨论,相与论文,共同推进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步伐。参会学者们围绕“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个主题,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相关理论的建设及学术史的考察

　　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在学界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对象不断细化、深化,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理论的建设;一些新兴的文学现象也需要相关理论指导研究,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均有所关注。陈文忠的《论经典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在对当前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模式进行梳理后,认为这些模式或者因为未能抓住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独特问题,难以提出和解决接受史自身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或者流于资料的排比与梳理,只见接受者而未见接受对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五种方法,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这五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经典作家接受的全面史提供了参考意见。陈国恩同样基于对当前研究状况的忧虑,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具有预设关系的“传播”研究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更为平等,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交流”研究模式则能更好地体现出文化交流过程中多向度的关系。杨雨则敏锐地抓住当前网络诗歌创作的勃兴趋势,就作为接受者的鉴赏主体在鉴赏过程中的“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问题做出讨论,认为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的区别只在传播媒介的差异,而读者对作品的诗意鉴赏是诗歌创作、传播的终极意义。

　　此外,部分论文涉及学术史的相关话题。如张高评通过对《诗人玉屑》的个案考察,借鉴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参考控制论与信息论,阐发宋人诗话编纂及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传播诸多层面的问题。陈水云梳理了清初对唐宋词接受的主要观点,并认为这些论争为清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彭玉平则对《人间词话》的经典化历程进行了考察,而作品经典化也是文学传播学需要关注的内容。曾大兴对20世纪的“梦窗热”之成因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该传播个案中,朱祖谋对吴文英的过度推崇,举止失当,对词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二、对文学传播过程具体要素的考察

　　文学传播与接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端点,文学传播的过程由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要素组成。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有相当部分是立足于各个不同传播要素展开的考察。

　　关于传播方式的研究依旧是文学传播研究的热点,但本次会议的相关论文却往往机杼别出,自有新意。王兆鹏的《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诗词的特点》对古老的题壁与现代的网络之相似点进行有趣的比较,揭示出题壁传播具有便捷性、日常性、累积性及效应的速成性等特点。题壁是中国古代的重要传播方式,研究者已众,成果较多。但从其与互联网的相似性着眼,阐发其特点,正是人所不能道者。而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跨越古今的考察或许更能说明文学传播所具有的共通性。何新文《略论赋在汉代的传播及其对作赋的影响》、龙建国《宋代瓦肆伎艺与词的传播》、董希平《演唱:传播对文本的一种观照与解读》、黄灵燕《从“话语”和讲“故事”的方式看六十年代马华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传达的美育思想》等论文,都涉及具体的传播方式,但多从创作、影响等角度分析了不同传播方式的功效。作为中国文学重要传播方式之一的选本,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关注点。陈书录、周斌、王友胜等人的论文都涉及到选本问题。而赵山林、冯保善的论文则注意到不同文体间的交叉传播问题。他们分别探讨了咏剧诗歌和小说与戏曲传播的相关问题。

　　有两篇论文注意到作为副文本的序跋在传播中的贡献。谭新红着重分析了宋代词集序跋的作者及其在传播作品中的效用;梁笑梅从序文的互文参阅性、褒扬劝服性、专业权威性等方面,讨论了20世纪初新诗集序,在新诗地位“合法”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传播主体是文学传播的起点,它不仅可以是特定的行动者,也可以是具有严密组织的团体和机构。姚蓉探讨了作为传播主体的明清江南文化世族的传播意识,以及它们对家族文献起到的存传作用。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主要通过具体个案展开,如谢川成《从天狼星诗社到〈天狼星诗选〉》就是特定文学社团的文学传播活动展开的研究。作者作为该社团的最后一任社长,其文所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可想而知。金进以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学刊物《蕉风》为线索,考察了台湾现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关系;燕世超考察了《华文文学》杂志在传播与研究马华文学中的作用;张东天以《三千里》月刊为中心,考察了韩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据末期的朝鲜半岛传播的背景与特点。

　　传播的接受者是文学传播的另一个端点,程国赋将视野投向读者,以小说识语、凡例为线索,讨论读者因素在明清小说创作与传播过程的重要作用。曹建国则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讨论了汉代屈原接受由神仙到贤臣的转变历程。

　　对文化传播的关注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焦点,潘碧华的《华文教育与文化传承——中国现代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接受》就着眼于学校教材在传播文学上的作用展开讨论。而李建中的《大学讲坛与龙学传播》也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观照20世纪《文心雕龙》传播的一个侧面。此外,郑文泉、许文荣、戴冠青、杨启平等学者都对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以马来西亚本土学者为主,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传播、接受,与当代马华文化的互动及其影响。这一现象与开幕式上,翁诗杰、陈广才两位先生先后发言反驳马华文学“断奶说”同声相应,反映出当代马华学人对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关系的看法,及对本土文化建设的迫切诉求。

　　三、对经典作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考察

　　经典作家、作品的传播接受一直是传播接受研究中的热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杜敏讨论了李白超越时空、超越文学界限的文化符号化现象,认为该现象在当代仍然具有构建时代文化的典范意义。朱文斌讨论了鲁迅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影响和作用,驳斥了关于鲁迅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殖民者”的论调。商金林则从《故乡》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实例,讨论了文学接受过程中“隔”的问题。

　　明清四大古典小说,是本次会议关于经典作品传播接受的焦点之一。周芳萍通过实证的方法,设计问卷调查了四大古典名著在大马的阅读与传播的相关问题。孙彦庄则介绍了作为接受者和传播者的潘重规先生,对红学在台港的传播发展之贡献。孔庆茂着眼于《西游记》文本的图像表现形式,讨论了文学到绘画的跨艺术部类传播情况。高建新的《一首诗创造世界——张继〈枫桥夜泊〉的接受与传播》也涉及文本的绘画传播问题,又从传播增殖的角度对传播的效果做了探讨。诸葛忆兵的论文也涉及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传播增殖的问题,全文既描述了范仲淹手写《伯夷颂》自宋迄清的传播、题写历程,又讨论了其传播盛况的原因。陈湘琳从欧阳修接受陶渊明影响的角度,讨论了他在“死亡”与“归田”两个向度上,所体现出的陶渊明印记。

　　本次会议的论文对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不再是停留在简单的现象描述上,而有了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和与文学创作、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研究。论文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从时间跨度来说,上起先秦,下至当前,真正是“跨越时空”;从内容上说,不仅涉及传播诸层面的考察,也涉及理论建设问题;从方法上说,不仅有传统的方法,也出现了问卷调查、定量统计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次会议的论文,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