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杨匡汉是一位具有前卫学术视野和较深厚理论功底的文学评论家,迄今已出版有关当代文学、诗学原理、文学评论等多种著作。在杨氏琳琅满目的著述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他耕耘的重要领域。他继主编《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中华文化中的台湾文学》后,最近又奉献出他独著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此书以他对华文文学关注的满腔热情与执着、缜密的思辨与逻辑、独到的审美鉴赏与评价,获得学术界同行的好评。

　　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研究方法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从文学中母体的意义与价值、双重边缘性与母性的声音、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母题的艺术变奏等四个方面,紧紧围绕着中华文化母题的沉积与远行问题,探讨了境内外、海内外作家如何“把汉字钉入鞋底走路”的文化实践。这是一部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的著作。概而言之,这部书稿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是全球目光。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杨匡汉多次呼吁研究世华文学要有全球目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正是他全球目光的实践。作者没局限在海外华文文学,而是把台港澳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如第二章《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便分析了余光中作品所表述的“乡愁也是一种国愁”的主旨。在《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又把琦君的书写当作乡土性的典型个案剖析。此外,杨匡汉还把以钱钟书《围城》为代表的大陆文学作为台港文学的对照加以论述。这虽然是陪衬,不是该书主干部分,但在杨氏眼中,中国大陆文学显然也属世界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应不应包括中国大陆文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杨匡汉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既然要有全球目光,就不能将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还应把大陆文学包括进去。不应用“习惯提法”或“约定俗成”的看法遮蔽大陆文学。所谓“世界华文文学”,它本应是“世界”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暨海外;它当然是华文的,用中文或汉语创作的。如果把同是用华文创作的大陆文学摈弃在世界华文文学之外,这样的研究必然是跛脚的。

　　其二是文化视野。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所沿用的大都是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方法。杨匡汉不放弃这些方法,但他更重视用文化视野去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在他看来,世华作家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同时也深具文化价值。基于这种看法,他尝试以主题学、类型学与原型批评相结合,从母题研究入手,着重探讨海外华文作家对祖国母语文化传统所实践的范式,这无疑有助于他以文化认同增强漂泊他乡的作家的文化归属感。在《母题的民族性与人类性》、《文化负载者的阳关》等章节中,他还用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学去研究华文作家作品。关于这类研究,过去在中国小说领域里较常见,而运用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杨匡汉可说是开风气之先的学者。这是一种跨学科、跨文类的探索,该书有些地方引用“他山之石”的论述虽然有牵强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尤其应肯定,作者没有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如对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的美境与美语的分析,以及对新加坡诗人周粲《滴入唐诗的水》、菲华诗人和权《千岛》的剖析,堪称知音的品评。

　　其三是理论深度。当下的华文文学研究,参与者多半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较少有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参与。杨匡汉虽然是当代文学研究出身,但他的理论水平为许多人所公认。他的许多论著,均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从作品分析提升到创作规律高度来认识,像《因果母题》对林语堂、汤婷婷、哈金等人创作的分析便是这样做的。对别人论述过的放逐诗学问题,杨氏也能层层拓进。《同一文化母题的文本变奏》,其拓进呈“扇形展开”,从因视点不同而变异、因情态不同而变异、因认同有别而变异、因时移境迁而变异四方面深入开掘,有力地说明了随着时空变化和人类精神自由的发展,同一文化母题在叙述过程中如何产生的种种艺术变奏。

　　杨匡汉在《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后记中称,他这本著作有四个着眼点:着眼传统,着眼整体,着眼文本,着眼“和而不同”。这四个着眼,均以问题意识带动,并结合华文作家古今中外的创作特征及其衍变进行探讨,从而打破了各占据一领域,各守一种文体的惯常研究状态,不愧为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一次有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