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沿文体有时可以起到非边沿的文化承传作用,特别是在台湾近代社会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形式有时能起到文学内容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文类是文学理论中最为古老的范畴之一。文体学可以看作文类研究的一种分支。”“许多时代都有自己主导的文类系统。这是一个通常的规律: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类系统是同该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与任何其它制度或者规定一样,文类也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的构成特征,并且受到这种历史语境的制约。一个社会总是选择尽可能符合其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想像予以系统化。所以,某些文类存在于这个社会,而不存在于那个社会,这往往显示了特定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从历史语境到文类特征,这常常是一个有效的考察线索。”以此观照“边沿文体形成”的话语机制,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逐步限制进而扼制汉语教学和汉文报刊,却不曾对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结社联吟的活动实施严厉的限令或禁令。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竹枝词、笔记、骈文以及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都是边沿文体,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就成了“反殖民”的重要武器。
诗钟源于闽江流域,清代传入台湾。“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然而,诗钟一体传入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影响”,“诗钟(击钵吟)一体在台湾的盛行,是台湾建省以后文学上繁荣局面的引子,又是1902年以后台湾文坛复苏的契机。”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热烈欢迎,迅速在全岛传开,社团群起,作家层现,从而开创了一个“击体联吟”的文学时代。日人据台后在台湾实行所谓“民族同化政策”,大肆提倡日语、禁用汉文、毁坏社庙、改变风俗,剥夺台湾人民学习母语的权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台湾钟手把诗钟作为沟通和联络全岛人声息的重要方式,共同抵抗日本当局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从1895年日本入侵到1923年台湾新文学产生,诗钟与击钵吟一起共同构成汉学的主体,并且替代了传统的汉书房,承担起延续和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联语,雅称楹联,俗称对联,当可称为民俗文体,集民族性、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形式”。台湾近代联语在特定的历史区域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延续民族命脉的特定作用。在近代台湾,幕府在录用人才方面以不拘一格、自由流动等优越性为号召,吸引、集结了一批无意、失意或者仍然着意于科举、仕宦之途的文学人才,养成、助长了文学上议政干政、结社联吟的风气,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台湾文学影响至深、增色不少。而无论是类似于民歌的竹枝词,还是在乡村里普受欢迎的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对于处在中国内忧外患的焦点的近代台湾,都是借以抒发家国之恨和文化乡愁、传承中华祖先传统文化精神的绝佳载体。
这些边沿文体虽然处于文学的边沿,却可以随时启发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正气节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击钵吟、诗钟等文学游戏活动使用的语言工具始终是汉语言,这种游戏文学形式在日本殖民政府语言暴政下,“维一线斯文于不坠”,使中华传统诗歌的创作在整个日据时期都未曾断绝,于是不能低估台湾近代文学时期的边沿文体的文学史意义与美学价值。因此,本文对台湾近代文学史上的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闽南语歌仔册、笔记文学等曾经被视为旁技小道,甚至“声名狼藉”的边沿文体,进行了溯本清源的整理,阐发它们在近代台湾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和特殊的历史时段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二
文学和历史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作为个人的自我也是这样,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人的本质”,人和文化嵌合为一,互相塑造与生成。格林布拉特认为:“自我塑造”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他还特别强调这些外力的权威性和异己性,福柯则认为权威或权力话语的确立必须有异己它者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有形或无形的排斥和压抑。这样不仅文学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超不出自己的时代,就像黑格尔说的“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
台湾近代文学史上的另类作家创作为我们呈现了台湾近代文学(特别是日据时期殖民语境下)另一个真实的侧面,此时期出现的游宦与游幕文学、内渡文学以及青楼、怨妇文学,大多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有关,文人、庶民遭遇家国之变,因此藉文学作品抒发悲怆之情与不平之鸣。
所谓“游宦”与“游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游宦”即宦游者,指为求官或做官而出游者,在台湾近代文学史阶段,存在着许多“宦台”作家,如刘家谋等;有一部分作家到台湾是担任没有官职的幕友(又称幕宾、幕客和师爷,即中国古代官署里没有官职的辅佐人员),如林豪、杨浚等,故不能列为“宦台文人”,只可称为“游幕”诗人。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渡台人数不断增加,闽、粤特别是泉、漳的诗人文士更多入台,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坛蓬勃发展,一时“游宦贤寓,簪缨毕集”,各种诗社纷纷蔚起,诗风之盛甚至不亚于母文化发源之大陆。一批又一批大陆游台作家几乎都写有采风问俗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形,记录了台湾“原住民”的生活,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大陆作家带动下,台湾本土作家先后响应,台湾文坛逐步形成一股采风问俗的风气,在咸、同迄于光绪初年盛极一时。福州去台诗人刘家谋的《海音诗》显示了近代台湾采风创作的最佳状态和最高水准。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使自己在台湾的统治不受阻碍,在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使变卖所有产业,退出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据统计,因“义不臣倭”而离去的台湾人,有6456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即满含义愤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泣血上奏: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了台湾人民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这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士绅在台湾沦陷后,许多人满怀悲愤被迫内渡大陆。内渡作家即指这批人。他们在大陆写作大量诗歌,厦门菽庄吟社常是他们击钵联吟活动的会所。
在内渡作家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丘逢甲。甲午战败,丘逢甲高举抗日义旗,率义军在新竹附近与敌军血战二十余日,终因弹尽饷绝而失败,丘逢甲被迫内渡至广东镇平。抗日保台失败,内渡前夕和内渡以后,丘逢甲饱蘸激情,写下了成百上千的爱国诗篇,表达了至死不渝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和追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理想。《离台诗》是这些爱国诗篇中最真实、最具激情、最有感染力的一组诗,它是丘逢甲不朽的代表作。
日据初期,日本侵略者当局采取了笼络拉拢台湾文化人士的政策,大多数的台湾近代作家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日本侵略者当局的殖民统治,但也有一些台湾作家禁不住诱惑,成了民族败类,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成了摇摆不定的“识时务者”,如蔡国琳、罗秀惠、王松等。后两类作家就成为迥异于台湾近代文坛的“另类作家”。观察此类作家的为人为文,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拷问他们的灵魂良知,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知日本殖民压迫的残酷、台湾民众反抗侵略的勇敢坚毅与智慧策略。
对于台湾传统士人、旧式知识分子而言,烟花柳巷、楚馆秦楼,似乎有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隐喻,故而被提升为故国想象的汉家符码。日据初期台湾的赠妓诗颇具遗民文学的悲怆,透过“才子名妓”这汉民族符码的飘茵堕溷,台湾近代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悲愤落寞,以及时不我与的边缘感受,往往在狎妓偎娼冶游的诗作内容上,寄托了他们河山沦丧、风光不再的悲愤难平。另一方面,处于男权社会边缘的女性书写,则在哀怨的倾诉中,透露出男权封建社会里弱势性别群体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及其遇人不淑后的不平之鸣。其代表人物为王香禅、蔡碧琴等。从女性主体出发,探讨日据初期艺旦、怨妇在上述文化语境中如何突围,如何在“才妓”的身份外开创出别样的边沿文学天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边沿问题。从这些非关国事的女性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怨妇”书写的背景因素和文化氛围,并从男性强势话语的反面视角,挖掘出边缘文人视诗妓吟唱为汉家符码的深层意蕴。
三
作为“部分”的文学话语与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不可分离的,文学阐释的必由之路是必须先“还原”一种历史文化语境,然后依此语境对文学作出解释。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强调“文本历史性”的同时,更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因此台湾近代文学背后所牵涉到的政治势力的角逐、原乡情思与闽台关系、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等种种复杂的外在势力的纠葛,都是应予关注并厘清的事项。
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以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中心,当然离不开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高尔基曾驳斥那种企图“证明文学是可能超阶级存在和发展的,文学是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观点。鲁迅也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水诗人,是没有的。”。某些政治变动确实在文学史上划下很深的痕迹,如鸦片战争划出了整整一个近代文学时期。文学圈外的政治事件同文学的紧密关系也是不容小觑的,如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咸丰元年乃是台湾近代文学一个发展阶段的起点。”在1885年台湾建省至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期间,台湾文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诗社纷起,开始有初具雏形的文学流派和具有全国水平与影响的诗人出现,游宦诗人的创作活跃。
在台湾近代文学发展中,政治势力的角逐最明显最深刻显现在“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的较量中。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大批台湾作家被迫离台,返回祖国大陆,1895—1923年间,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陈浚芝、连雅堂等台湾近代诗人跨越世纪、跨越海峡、流寓福建各地,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文章及诗篇,为台湾近代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但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也经历了一个沉寂期,留台诗人的文学活动曾一度处于秘密状态或停顿状态,如1897年鹿苑吟社的创立活动、1898年台中栎社及王友竹、洪弃生等的创作。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也走过了若干曲折的路径,留下了某些歪歪斜斜的脚印。不可否认,日据初期台湾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全面沉寂到全面复苏的过程,而全面复苏又是以日人的介入和击钵联吟之风的重振为契机的。由于日人的介入而产生的媚日倾向、出于“击钵吟”一体的盛行而产生的游戏之风在1920年后逐步发展,因此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批评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从日据初期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台湾诗人秘密的文学活动,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表明在异族入侵后台湾文学也不曾留下空白。日据初期,日据当局先是在文化上采取若干笼络政策,企图吸引台湾诗人参加日人组织的汉文学社团,后改为文化管制政策,而日据初期台湾文学的全面复苏——诗社林立、诗人辈出、活动频繁,却是在日据当局的文化管制政策的重压之下发生的,其文化上的反抗意义显而易见。
如何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文化诗学研究者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将各种边缘性文化因素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和共鸣的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这种“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的共鸣”理论,对于解读“台湾近代文学与闽台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阐释路径。
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亲缘关系最直接地体现为闽台关系,清代台湾在建省之前隶属福建,称“福建台湾府”,建省之后称“福建台湾省”,官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设置加深了台湾建省初期闽台关系。台湾在历史上经历了艰难的移民开发阶段,福建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其文化也随同移民一起带入台湾。闽台一水相隔,地缘、血缘、语缘、习俗相近,故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在文学艺术上也有很深的渊源。如台湾文坛采风问俗之风的开创传布,诗钟一体的播迁流衍,皆源于闽江流域,而在台湾盛行。
文人创作中的闽台民俗,从台湾的竹枝词中可见一斑。清代台湾竹枝词以郁永河的《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为划时代的创作,廖雪兰盛赞此二组竹枝词是以“游览客”的眼光描写当时所见,不但入木三分,且使人对三百年前台岛生活情况感到盎然。如陈肇兴的《赤嵌竹枝词》、周莘仲的《台湾竹枝词》等,生动描绘了遍及西太平洋沿岸和岛屿的“槟榔文化”。槟榔一物,事关饮食男女、社交生活和民生大计,“显然是近代台岛风俗画卷的特征之一”。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十首),则是“男女相从而歌”的“掇拾成什”。据推测这种男女相从的民歌可能就是盛极一时的采茶“褒歌”。“褒歌”又叫山歌,土话叫相骂歌,在当时曾风靡全岛。有些竹枝词将俚语、方言也放入诗中,有的更加上闽南语的语助词,除了语词之外,主题的描述也贴近民间生活,故有俗文学之称。刘家谋的《台海竹枝词》和《海音诗》具有很高的民俗学和文学价值,显示了清代台湾竹枝词创作的最佳状态和最高水平,其《台海竹枝词》中的“风吹否”、“新妇啼”、“遍身苦”、“回头乌”均是台湾方言里的鱼名,以鱼之俗名入诗且天衣无缝,堪称一绝。其《海音诗》之诗并注,乃是关于吴凤之死最早的诗文记载,民俗学者研究吴凤的民间传说,不可不读刘家谋此诗。由此可见,台湾竹枝词与台湾民俗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此外,在散文杂著中有关闽台民俗也多有记载,如汪洋《台湾观察报告书》(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6月版)收录的照片里有三帧“首棚”照,照片上的说明分别反映了“盘石为拥而架之”、“贯于索而悬于包前”和“以竹木为架而陈列之”的习俗。汪著又收有“芝阿族及吴凤像”和“阿里山族”照片各一帧,照片说明里关于吴凤变其馘首之风、屋外改排列兽头骨的说法和崇蛇习俗的记载,皆值得注意。
在台湾各宫庙之“沿革志”、“简介”等散文中,多记载有日据时期台湾各宫庙到福建祖庙进香的记录。特别在许多地区,妈祖已经成为台湾民间信仰最主要的神祗,迎妈祖活动就是一种民俗习尚,这在许多诗文里都有记载,如许南英的《台湾竹枝词》,描述了安平迎妈祖的活动;陈肇兴的《赤嵌竹枝词》描写了“侬向南鲲赛神去,郎从北港进香来”,“北港”为妈祖的发祥地;林朝崧的《台中竹枝词》则诗咏台中南瑶宫妈祖诞辰进香的盛况等,此类诗作不胜枚举。而刘家谋的采风诗以学术性为特点,包含着他对台湾方言、历史、民俗潜心研究的成果。刘家谋对祈雨活动中“手执麻布旗”、“穿孝携杖”、“呼号之惨”之种种细节和“闹厅”“傩舞”之驱疫活动等民俗世象、吴凤传说等民间口碑、宗教世俗化的倾向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人类学研究价值。如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祈雨活动的仪式即是巫术模仿律的运用。
这些边缘性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构成的“共鸣性文本”,还原了一个文化阐释空间,我们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碎片,来重新缀补成台湾近代文化精神的指掌图,以期作为台湾近代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本论文认为,边沿文体、另类作家以及文学外部因素、文学圈外事件等构成的文学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台湾近代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
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而且也对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作用,催生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相关的批评理论流派。反之,人类学对文学和美学的关注和强调,也催生出了“人类学诗学”和“民族志诗学”,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从20世纪初的仪式学派到世纪末的文化研究,已日渐形成声势,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知识全球化时代而来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致使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为拯救这一文化认同危机提供了重生的契机。本文借鉴“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理论”、运用“文化诗学”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对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的研究,但愿能对“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某种参照。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页,第607-608页,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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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命名者和主要代表,“文化诗学”研究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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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点评:台湾近代文学的进程并非呈直线单面的发展态势,除中国传统文学史通常意义上的主流作家与经典作品之外,还存在着一批数量庞大的“另类”文学——边沿文学。有关台湾近代文学史阶段的边沿书写,目前两岸进行系统论述者寥寥无几,游小波的博士论文《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研究》勇敢地选取了这样一个研究难点加以切入。
论文避开正面论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主流作家、经典文本等传统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借鉴“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理论,以“文化诗学”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把文学还原到文化背景之中,对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为文学史写作起到丰富充实与补缺补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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