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薇

　　摘要:对人的自由本体的发现是现代性核心要素之一,而性别作为个体自我确证的一个最重要条件,理所当然被纳入现代性议题中。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性别论述,以其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深入、男性文化研究的重审和边缘性别的挺进等多方面发展,深刻体现了强调主体价值、重视差异多元的现代性特征,为台湾现代性发展开启了新的维度。

　　关键词:台湾性别论述现代性

　　Abstract:The discovery of human freedom is a core element of modernity. A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an individuals self-identification, gender is sur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agenda of the issue of modernity. Exemplified by the uninterrupted deepening of feminist studies, the reexamination of patriarcha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advance of the marginalized sex, the multifaceted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scourses in Taiwan since the 1990s reflects the modern feature of emphasizing subjective valu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thus opening a new dimension for Taiwans modern development.

　　Key words:Taiwan, gender discourses, 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5-0062-05

　　对人的自由本体的发现是现代性核心要素之一,而性别作为个体自我确证的一个最重要条件,理所当然被纳入现代性议题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过程,社会性别的规范无处不在,其内涵也不断在变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通过对社会中性别意识的相关考察,有可能发现权力与知识、制度与规约、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复杂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呈现社会历史的文化形态。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台湾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代性问题。在这样文化斑驳的现代场域,性别问题尤显突出,而台湾文学对于性别的研究和阐释也日益受到重视,从女性主义研究到男性身份审视,以及同性恋、双性恋等边缘性别问题的考查,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性别论述充分展示了主体探索和差异多元的现代性维度。

　　一、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深入

　　在谈到台湾性别研究发展历史时,李文玫指出:“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是一跨学科的领域,台湾社会的性别研究从1982年妇女新知及1985年台大妇女研究室成立以来,亦即顾燕翎(1996)所称第二波妇运时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多元而纷攘的状况。周颜玲提出妇女研究是性别研究的前身,而中国妇女学与性别研究之产生,可说是80年代两个巨大思潮及社会运动所结合而成的产物,即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女性主义思潮及妇女运动。”可见,台湾的女性主义研究在性别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应该成为我们考查台湾9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深处台湾特殊历史文化语境的台湾女性,以其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积极的社会运动彰显了现代性的主体意义,既有“处处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谦恭让,样样具备”的古典保守,又不乏新锐大胆的先锋前卫,展现在女性主义发展上,就呈现出多元生动的整体形态。从日据时期较为刻板地接受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到70年代逐渐增长的自主女性意识,及至80年代在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冲击下形成的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台湾女性主义发展从萌芽学习到自主独立,逐渐形成了扎根本土、立足自我、反观自身的潮流,不断追求主体价值。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女性主义研究也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主体性得到了更鲜明的张扬。

　　女性研究是一个与妇女运动相联系的(尽管女性学者对这一联系的概念与理解有所不同)、不断发展变化和富有生气的、包含多种政治立场与目标的研究领域,它还是一种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活动的政治行为,因此女性运动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而且是其核心,台湾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研究正是在女性社会运动研究的带动下跨出了稳健的步伐。理论研究始终旗帜高扬,如张晋芬的《制度化之下的女性主义实践》、玛奇朵的《女性主义流派与理论总整理》、傅大为的《从‘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到多元文化中的科学——珊卓?哈定(Sandra Harding)的科学哲学历程简介》、丁锄的《后现代与女性主义在美国》、张淑丽的《解构与建构之后:女性杂志、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陈妙芬的《当代法学的女性主义运动》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女性主义的理论探讨,着重突出女性主义的历史语境成因和社会现实状态,其他还有关于女性主义的文化反思、女性主义的家国想象、女性主义的启蒙理想以及女性主义的外交关系理论研究,有些研究甚至关注到女性主义与生态建设、女性主义与文体运动等问题,可以说真正将女性主义理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使其走出了僵化的主体迷雾,以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在理论研究的支持下,具体的文化活动研究和社会实践调查得到了积极的拓展,如李元贞的《女学会十年,妇运万水千山》、顾雁翎的《变迁的两性关系——检验二十世纪妇运成果》、叶盈兰的《妇运团体挑战国家机器与市场的例证:以妇女新知推动‘两性工作平法为例》、魏琬的《资本主义下台越跨国婚姻—由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视之》等论著,都是对于具体社会妇女运动实践的调查研究,范围涉及情感爱欲、婚姻家庭、职场社交等众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之前妇运研究的社会文化活动范围,90年代以后的妇运研究显示了对于媒介政治文化的新兴趣,以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表现为案例,结合符号学、修辞学和传播学等文艺理论方法和访谈报告、数量分析、统计研究等多种社会调查方法,考查大众传媒对政治女性形象塑造的权力效能,角度新颖,方法独到,力度充足,显示了新媒介时代女性主义研究的突破。

　　在女性运动蓬勃高涨的同时,艺术紧跟其上,形成了有益的文化互动格局。首先,女性文学研究日益深入。正如于东晖所言:“文学是有性别的”,女性文学向来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从80年代兴起开始,就保持了矫健发展的势头,“1985年左右,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批报刊杂志率先引进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妇女研究或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成为显学,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85年,杨美惠在《联合文学》(第1卷第5期),发表了《欧美女性主义思想源流》、宋美砰发表了《经验论与理念论——女性主义批评之修辞两极》的论文。1986年,‘先后有《中外文学》第14卷10期的《女性主义文学专号》、《当代》第5期的《女性主义专辑》与《联合文学》第17期的《女性与文学专辑》,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正式成为(中国)台湾当代文学研究中结合美学与政治的方法学与批判立场”按照林树明的分析,仅就《中外文学》这一刊物为例,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涵盖了“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第17卷10期,1989年3月)、“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第18卷1期,1989年6月)、“法国女性主义”(第21卷第9期,1993年2月)、“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第22卷6期,1993年11月)、“精神分析与性别建构”(第22卷10期,1994年3月)、“性别与后殖民论述”(第24卷5期,1995年10月)、“同志论述”(第25卷第1期,1996年6月)、“性/性别政治”(第25卷第4期,1996年9月)、“现代诗?性别?历史记忆”(第25卷第7期,1996年12月)、“衍异性与性别:酷儿小说与研究”(第26卷第3期,1997年8月)、“怪胎情欲学”(第26卷第12期,1998年5月)、“台湾女性文学与文化”(第27卷第1期,1998年6月)、“空间?性别?再现专辑”(第27卷第5期,1998年10月)、“女性书写与艺术表现”(第28卷第4期,1999年9月)、及“跨文化?跨学科?跨性别”(第29卷第7期,2000年12月)等20多个专辑,范围广延,关注深入,涉及女性话语、女性书写、女性心理和女性政治等诸多范畴,综合运用了符号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这里有台湾女性文学史的梳理,如胡晓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研究趋势与展望之探析》,许慧琦的《‘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游素的《当代台湾女作家与西方女性主义》等;有具体的作家或文本分析,如蔡玫姿的《闺秀,文艺腔与成长:朱天文《小毕的故事〉性别/国族议题》,张志维的《阅读符号之身:《S/Z》与《荒人手记》的体像/文象/性象》、叶德宣的《流亡的性罔雨:<孽子>中性管制与规训的多重技术》,江玉佩的《萧丽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等,还有主题意象研究,如吴秀瑾的《台湾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母女关系探讨》,许茹菁的《挣扎舆图——女性/旅行/书写》等。这些研究或建构女性文学历史,或进入文本细读分析,或整理女性与族群、性别、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纠葛,都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刻检索和强烈介入姿态。相较于80年代对女性意识和本体生命的重视,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除了探讨既有的男女、妇女、母女、兄弟姐妹等主体关系外,更表现出对性别政治的关注,即从女性本体出发,借女性叙述深入更广阔的文化腹地,眼光不再局限于主体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而是引入了历史、国别、族群等政治命题,研究方法上也更多的采取了符号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多种方法的结合,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趋向,可以借用大陆女性文学研究的判断来描述:“总起来看,当今女性文学已不再过分强调性别差异,而逐步形成一种符合人类文化精神的开放型文学,不仅从题材、风格、语言、生命体验、文化判断诸方面保持了女性特性,而且成功地汇入了现当代文学的洪流,在与男性世界、与社会历史的对话中不断熔铸出具有新质的文化来。”

　　女性艺术研究当然不仅限于女性文学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艺术领域的开拓。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绘画、音乐等传统艺术研究之外,90年代以来的台湾女性艺术研究更扩大了视野,融合了现代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研究视域深入电视电影、互联网络、手机通讯等现代传媒空间,使女性研究得到丰富的发展。周慧玲《‘性感野猫之革命造型:创作、行销、电影女演员与中国现代性的想像,1933-1935》就是选取30年代电影中时髦女性影像进行剖析,论述涉及好莱坞女性影像、左右翼政治文化以及30年代女性身份等多方面问题,从女性角度探讨传播文化和现代性接受,立意深刻;而郑美里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尼罗河的女儿》与《千禧曼波》中的空间与性别》则通过比较侯孝贤两部电影,探讨其影片中的性别与都市问题,显示了视点的集中;胡冠宇的《基于肤色之裸体影像侦测之研究》是对色情图片的分析,虽然更多是技术层面的甄别,但其隐含的女性身体和性别视点等问题却被其他研究者注意到,于是紧接着网络上出现了《被观视、被辨识、被切割、被取样、被分析、被书写成论文的女性客体》一文,对前文的性别问题提出质疑和讨论,这里体现出来的已经不仅是女性研究与新媒介的融合,更展示了女性艺术研究中交流互动的巨大潜能,具有代表意义。此外,还有研究电视女性艺术(林思平:《台湾电视剧之跨海峡性别论述与两岸女性影像的建构》)、网络女性艺术(陈羿茨《网络文化女性对男性网络空间所建构的女性主体之解读》)、摄影女性艺术(刘瑞琪:《变换不居的镜像:犹太同女摄影家克劳德?卡恩的自拍像》……总之,在新媒介数字化时代,各种女性艺术研究精彩纷呈,显示了女性参与现代性建设的充分和积极,为历史、政治、传播文化注入了耀眼的亮光。

　　二、对男性文化研究的重审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男性”作为一个参照系,更多是以与“女性”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的,提供的是比较、批判、颠覆的对立性意义,男性性别本身的价值较少受到关注,形成了“强权”、“霸主”、“专制”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不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是具有意义的主体,都是构成现代性的重要支柱,“男性”作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性别,应该得到重新审视,以此丰富性别主体建构,这也是现代性差异原则的内在要求。在现代性和所谓后现代性文化中,不管是德里达提出的“延异”、“增补”( supplement)和“踪迹”(trace),还是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概念或“差异逻辑”,亦或是利奥塔激活差异,向总体开战的高声疾呼,无非都是强调差异的重要性,差异产生存在、差异产生意义已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男性文化重审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正如简成熙在其文章《男性研究应是男性压迫的自省还是压迫男性的解构》中指出的:“同样地,如果把男性视为一个整体,固然男性存在压迫者的优势,但是Young等的‘差异政治的思考方式,也可提醒我们不宜以一种‘普遍性的方式来看待男性,因为男性也存在着各种多元的差异。”不仅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还强调男性自身的差异,这就是男性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台湾90年代的男性论述是比较丰富的,从邱雅芳的《以母之名——皇民化时期台湾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现(1937~1945)》到何志宏的《男色兴盛与明清的社会文化》以及蔡祝青的《明末清初小说中男女扮装与性别文化》的历史论述,从简成熙的《男性研究应是男性压迫的自省还是压迫男性的解构》的反思性研究到傅大为的《台湾近代(男性)妇产科的兴起及其性/别政治》这样的两性文化考察,当然也有较为纯粹的男性文学创作研究,如何慧芳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观照下的女性形象——以白先勇《游园惊梦》为讨论范例》等,可以说对男性身份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观照。如果说,当年波伏娃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的论断成为发现为女人扫去积沉多年的尘埃,让女人得以重见天日,那么现在我们也有理由以同样的眼光脱去男人身上厚重的盔甲,还原他们应有面貌。在面对同样的现代性文化时,我们注意到,男性文化的重新登台,和女性文化之间产生了差异互补的制衡机制,在女性主义高喊女性人权、女人生命的同时,男性也以其对现代性建设的参与而持续产生着意义,因此,男性文化重审对于差异的重视,契合了现代性的差异要求,以其对个体的强烈关注而获得了现代性价值。

　　三、向边缘性别研究挺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在女性研究中,单一解释的概念自然而然地遭到摒弃,对于从不同经验中引申出多样的、富于变化的解释予以支持。”既然女性主义支持多样化的经验和流动性的体认,那么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就不应该成为固守的堡垒,社会文化场域也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力量,互相挤压、碰撞、转化,使文化永远生机勃勃。因此,对于各种边缘性别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90年代以来台湾性别论述的重要问题。同性恋、双性恋、两性同体、恋物癖、畸形恋许多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边缘亚性别,在现代语境下逐一浮出水面,以各自姿态参与社会文化共建。其中,尤以同性恋文化和酷儿文化叙述最多,第七届文化研究会议上,由丁乃非和刘人鹏主持,陈钰欣、苏淑冠、邓雅丹、李佳轩、潘崇立、陈佩甄参与讨论的《同性恋文化政治:再现、社群与运动》就成为大会引言,引起很大的反响,此外,还有喀飞的《台湾同志运动十年回顾》、吴美枝的《非都会区、劳工阶级女同志的社群集结与差异认同——以宜兰一个‘T女同志社群为例》、罗敬尧的《妖姬治‘国抑或是打造一个性异议异质空间:九0年代台湾同志运动与国家权力的交锋—以‘台北同玩节为例》、丁乃非的《乱世人家亚际女同志再现》等论著,其中李怡萱的《女性影展的酷儿专题在欲望蒸腾的流变中,看见自己》和陈钰欣的《从升级到身体打造:变人的跨性别转喻》更从酷儿理论的跨性别论述出发,涉及同性恋、变形等几种跨性别论述形态,分析影像,解读象征,探掘了身体和话语的深刻意义。以此为旗,其他社会边缘群体关怀也日益深入,如张家铭、东信洋的《从娼是被迫及不公平的?从布希亚的诱惑论探讨性工作者背后的认同》和《浮出台面的身体:从社会权力观看待台北市废娼事件》以田野访查案例出发,结合相关理论对性工作者身份认同和社会政策制度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观照价值。其他如陈玉珈、陈樱慧、张毓如、李静宜《身体形象与情色文学:性别议题讨论》、邱丽珍的《女性杂志中美容美体论述的解构》等研究多向度开掘,触角深入社会角落,也别具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论述中,对于身体的关注显得十分突出,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边缘性别论述中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90年代以来台湾性别论述的一个关键词。正如伊丽莎白?布隆芬指出的:“因而身体知识具有一种价值功能,在那里,文化与自然的界限——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它已变得极其不稳定——又一次被重新划定。”随着现代性热潮持续不断的攀升,对身体的关注开始突破私人空间,逐渐转入公共领域,作为性别身份的具体承载,它以个体性的强烈表征获得了重视主体理性的现代性话语的认同,成为现代性重要议题之一。我们至今仍然清晰的记得福柯的经典判断:“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处于风化瓦解的器具。”将身体视为各种文化权力交织的展现场所,其意义不仅在于观察身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身体的追问,力图使其背后种种“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正是延伸了性别的思考,即将性别从生物属性中脱离出来,放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网络中进行考查,以性别形塑的目的、过程、结果的追究,进一步探身进入社会政治文化核心,也许这就是米利特提出的“性政治”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性别成为天然联结并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为观察思考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李文玫:《从本土化观点论述台湾的性別研究》,《龙华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7期。

　　龙应台:《啊,上海男人》,转引自徐学《悦读台北女》,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郑、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于东晖:《女性视域: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林树明:《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田萱:《论女性文学的现代性》,《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简成熙:《男性研究应是男性压迫的自省?还是压迫男性的解构?》,《应用心理研究》2003年第18期。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美国]伊丽莎白?布隆芬:《身体及其敌视者》,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Michel 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Bouchard,1881,p.148.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