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高谈理想已成为笑话、英雄已成为傻子的代名词的今天,旅美作家苏炜这本高扬悲壮青春和理想主义大旗的知青小说《米调》,似乎有些落伍与不合时宜。然而反观近30年的文学历程,《米调》以及主人公米调的出现,不仅可看作日益萎缩并逐渐缺失的人文精神和知青精神在当代的一次奏响,也凝聚了知青一代人对他们那段岁月的新的思考和反思。
关键词:苏炜;《米调》;英雄的归来;西西弗式的思考;历史的人质
Abstract:If viewed from todays impetuous values that forsake ideals and despise heroes,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Su Weis passionate and idealistic intellectual youth novel Mi Tiao seems rather old-fashioned. But in retrospect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ovel and its hero Mi Tiao can be regarded as not only the resonance between the diminishing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intellectual youth spirit, but also the youths renewed reflections upon their past experiences.
Key words:Su Wei, Mi Tiao, return of the hero, Sisyphean reflection, hostage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4-0072-05
一、英雄米调的归来
旅美作家苏炜在其《一代人的“文革”结——重新拼接的“文革碎片”》一文中说:“灾难的渊薮同时也是心气灵魂的活水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累积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最大动能和走出深渊的全部希望。”然而,翻看近30年的文学史,我们对这个活水源头的汲取是那么的轻松和草率,以致于在还未来得及从一个深渊中走出来,便又一头掉进另一个深渊。犹如评论家贺奕所说,“在那种全国范围的狂热激情渐渐冷却之后,人们开始体会到理想失落的沉痛。而且,对文化大革命宣扬那套伪价值体系的厌恶和弃绝,竟然导致出人们对一切价值体系的怀疑和否定。这正如一个人因为局部的疾病而厌倦整个身体。人们如此痛切地仇视虚伪和谎言,以致到了连诚实和真理也不再信任的程度。整个民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恰恰是迷惘;不是明智,而恰恰是偏执。这样,一场苦难的终结便成了下一场更大苦难的开始。”
在诗歌界,北岛仅仅来得及喊上一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便被“pass”掉。在小说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没来得及找到药方来医救还在流血的伤口,更别说受伤的原因,便被盛极一时的“只有痛苦的现成面具而没有痛苦真实表情”、“多停留于表现手法而非精神实质”的现代派小说所取代。从此,作家们似乎从一个偏执走向另一个偏执,从一个深渊直接掉进一个深渊,在作品中普遍中止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耻于在作品中谈论理想、价值、崇高,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彻底摧毁。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批判精神、历史责任感几乎荡然无存,充斥作品其间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喃喃自语、庸俗的平面描写、矫揉造作的苦痛以及对写作手法的时髦追求,犹如一位垂暮的老人,企图用浓妆艳抹来掩盖内心的脆弱和血气的不足。1995年声势颇大、效果却甚微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犹如一曲悲怆的挽歌,为埋葬在商业的大潮中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奏响最后一个回音,亦让有的人不得不发出“中国文学已死”的悲叹。
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些作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此悲叹作出回应,让日益萎缩并逐渐缺失的人文精神发出回响,比如苏炜的长篇小说《米调》(花城出版社2007年6月版)。
小说《米调》以一个留美学子暑期在沙漠旅游的一次奇遇为线索,讲述了米调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沙漠精神流浪者的传奇故事。加缪称,荒谬是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米调,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心碎的荒谬英雄,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
作家邓贤曾说,知青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不管他们曾经做过多少错事儿,但是理想本身无罪,这就是知青。米调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典型文革经历的知识青年,一位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和那时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年青时的米调怀有“为地球上三分之二还没有解放的人民而斗争”的崇高理想,因此,革命一开始,总能在各种批斗会上看到红卫兵小将米调捋胳膊蹬腿的身影:在老舍批斗会上,带头从腰间抽出武装带动手抽打“文艺黑帮”;在“红卫兵万人围斗洋修女”的事件中出尽风头;在王府井、全聚德、长安街、东交民巷里砸牌子改名字,南下冲击山东曲阜孔庙孔林;火烧英国代办处……
比同时代人更疯狂的是,经常阅读“黄皮书”、有着“像雷马克战争小说里的人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东方未来的格瓦拉”绰号的米调,还有着“永不反悔、永不背叛”的坚定意志和革命行动:在发现“革命开始堕落”后,他建立“203”地下革命组织,将革命阵地从京城转移到深山中;在“革命已经彻底堕落”后,他又义无反顾地越过边境到世界革命的中心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柬埔寨去,去那里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20世纪最大的悲剧是理想主义的破灭。在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克钦帮屠杀,红色高棉的屠杀,佛门的屠杀后,企图以革命拯救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青年米调彻底迷失了,因此想投入空门,因为“我不如狼!我真的不如狼!狼的本性没丢,我的本性却早已迷失了!”
但如果米调仅仅是米调,那他与那个年代成千上万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与张抗抗的《分界线》、江雷的《剑河浪》、郭先红的《征途》,王士美的《铁旋风》小说中那些知青“英雄”形象也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位在集体意识支配下,失去了独立思考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英雄”。这样一个英雄当然不会再感动我们,甚至正是我们所厌恶和摧毁的,让我们感动的是成为了索罗卡拉的米调,是在几经生死、伤痛之后,没有被历史的谬误与苦难消解的米调,在理想已近乎成为贬义词仍然怀抱理想并执着追求的米调。
理想和信仰破碎后的米调,并没有变得消沉,而是在温玛长老的指点下,变成了索罗卡拉——另一个有着更崇高理想和更坚定信仰的米调:企图寻找到上天慈怀里诞生的“根源之地”,寻找到人的“根性”,以拯救迷乱的人性。虽然他说不清楚自己的信仰是什么,但他知道自己有信仰,至少是需要信仰的。为了这个说不清楚的信仰,为了寻找到那个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推断中,而几乎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古国,索罗卡拉在大漠戈壁中寻找了将近三十年,学梵语、做苦工、卖艺,日复一日地穿行在沙漠中,犹如不断推滚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亦犹如他和寥冰虹的爱情,互相找了三十年,最后却只能隔着一道既是真是的、也是虚幻的沟壑远远相望,相约在死亡之地罗布泊。
这无疑是一个现代神话;这也注定了米调,或是索罗卡拉成为一个西西弗式的荒谬英雄。不仅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也不仅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被现代文明所造就的“连老鹰也不肯下蛋的”荒谬绝境:地下水消失、原子病肆虐、环境恶化、人心险恶、精神麻木、信仰丢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事业:寻找温玛长老所描述的凶巴古国和他们的时间标尺来理清迷乱的人性。这是一个荒谬的,也是英雄的壮举。正是这种理想和壮举,让同样吃着咸菜干馍、穿着日本化肥袋剪裁的邋遢工装,同样会晒懒、会骂娘、会唱酸曲的索罗卡拉和其他流散民工区别开来,也让他与大漠中旅店老板、卖艺人、大漠导游、驼队商人等一般的沙漠居民区别开来,让有着和大漠居民一样衣着相貌、“渺如沧海之一粟一沫”的米调成为了一个英雄。也正是这种理想和壮举,让秃头黑瘦、衣衫褴褛、被大漠贫瘠的物质生活和残酷的自然环境侵蚀了容颜的米调变得充盈而饱满,熠熠生光,照亮了现代人荒芜的精神和苍白的理想,让在美留学读博、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我”反而显得有几分可笑和委琐,在丢失钱包证件和护照后就不知所措。虽然直到最后,“我”对米调的行为仍然觉得荒谬并表示怀疑,但“至少觉得,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你的身体,或许从此再难以丢弃了”。
很轻易地,在他身上,在索罗卡拉这个神话和寓言式的人物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久违的、被偏执的否定所击得粉碎的理想和激情,看到了一个消失已久的有着“血的蒸气”的英雄的悲壮归来,并开始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嘲笑感到惴惴不安,对早已习惯的现代生活开始感到一种缺失和不满。
二、西西弗式的思考与追寻
1972年,北岛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在对其同学的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它的特征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体验过的感情。”
在这里,我们不能误会的是成为了索罗卡拉的米调,依然是以前那个为了理想不惜放弃爱情和生命的革命机器,或是自我放逐在大漠中的苦行僧或是清教徒。索罗卡拉会晒懒、会骂娘、会唱酸曲;他会流泪,会脆弱,会气馁;他会撒谎、会打架、会动刀子;他会默许黑皮去偷游客的钱包,会狡猾地对付大漠的“马贼镖客”牌照官,他知道珍惜爱情,也不拒绝姑娘;面对“我”的质疑,他也会陷入颓废,丧失信心,“一下子老了几百岁”。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只是他对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及不断深入的怀疑与思考,这实际上也是米调与索罗卡拉之间唯一的联系。正是这种思考让米调从最初的红卫兵领袖成为地下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从狂热的革命主义战士成为托钦帮的叛徒,并最终成为索罗卡拉。成为了索罗卡拉的米调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相反,他的思考变得更加成熟而冷静,更加执着而深入:不仅有对人性的思考,还有对宗教、哲学、文化的思考;不仅有对过去错误的反思,更有着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尖锐质疑和深切忧虑,以及对当代人麻木精神的拷问。
然而,索罗卡拉最终注定会是一个悲剧,原因不仅在于他那如海市蜃楼般的凶巴古国,也不仅在于他那水中捞月似的徒劳寻找。荒谬英雄索罗卡拉最大的悲剧在于,对于自己的荒谬行为,他是有着清醒而痛苦的认识的。他承认,即便能找到这个被埋藏在西夏古国之下的凶巴古国,也很难找到凶巴人对时间观念的实证性的记载,也就是说,他清楚知道自己是根本无法找到人性的“根”,但他仍然无休止地进行自己的寻找。于是,上演了一出人类悲剧中最震撼人心的悲剧,也是最令人心碎的悲剧,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样一副画面:长天,黄沙,斜阳。路漫漫而修远。黑瘦的索罗卡拉骑在骆驼上,顶风而行,孤独而骄傲。
“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索罗卡拉也是幸福的。他在沙漠中的每一个脚印,都足以让他超越荒谬生活的无意义,让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他以“消磨时间”度过余生的看似消极的生活态度中,饱含的却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历史与未来的积极思考,使他的理想虽然荒谬却不可笑,让他的行为虽然疯狂却不可悲。正是在旁人无法理解的荒谬追寻中,他体悟到了他一直努力寻找的凶巴古国的时间标尺,在与荒谬对抗的痛苦中获得了再生。这种再生,或许便是他所一直寻找的人性的“根”,或许正是人性光辉的理想所在——对生活说“是”,对未来说“不”!
索罗卡拉是温玛长老赐给米调的一个非佛的法号,它是凶巴古国流传下来的几个名词之一,本意是“祭牲”,引申的意义很多:神明、根性、见证、祈愿。这个名字几乎寓意了米调的一生:他见证了一切疯狂、苦难、人性的残忍、理想的破灭、自然的毁灭;他苦苦寻找连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其存在的人的“根性”;最后,他注定也会成为人类理想祭坛上无数个“祭牲”中的一个!“于浩热狂歌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所写的墓碣文或许也能铭刻在荒谬英雄索罗卡拉的墓碑上。
这让我想起一个老鼠寻根的故事:一群老鼠义无反顾诀别大陆,横渡海峡,投向茫茫大海,最后停止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波纹上。接着这支梦幻大军兜着圈儿,唱着哀歌,一批接一批地沉沦到海底,在长达数小时的自取灭亡里,竟没有一只老鼠开小差,这让沿岸的人类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慌。后经科学家考察,原来那片波纹下,是老鼠最原始的家园。索罗卡拉无疑也是一只在寻找哲学命题里“虚无之根”的老鼠。这个具有哲学寓意的形象,以及他所上演的悲剧,也无疑让这本不长的小说蕴涵丰富变得厚重。这在多故事少思想、重情感轻哲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三、走出历史的人质
在小说中,米调感叹: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
苏炜也曾说,我知道自己逃脱不掉这个“文革结”。说不上生死相依,却是爱恨交集,总是在诅咒中缅怀,又在“无悔”中忏悔;既是恍若隔世,更觉前世今生。
纠葛于文革那段历史,这似乎是知青文学和知青作家的一个宿命,无论是在80年代的伤痕叙述中,还是在90年代的无悔青春中,或是在世纪末出现的另类知青身上,几乎没有一个“知青”走出那段历史。正如作家张抗抗面对1998年的知青文学热,在《无法抚慰的岁月》中发出的质疑:“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的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学者何言宏也曾指出,“知青作家”对于他们“文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限制。“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建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而米调的出现或许可以说是对张抗抗和何言宏的一个回答。
与近20年来的重情感轻思考、多倾泄少理智的知青文学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公米调还是作者苏炜本人,正在走出那段历史雾霭,不再纠缠于“有悔”、“无悔”的争论,跳出个人和历史的框架和局限,从一个更为高远的视角对那段历史做出更为全面和冷静的思考,更为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在《米调》中,我们可以发现,米调不仅没有回避他红卫兵小将的角色,没有回避他批斗老舍的历史,而是勇敢地反思自己这段历史,正视自己红卫兵的历史,并找来老舍的文章仔细研读,做出自己的思考。虽然,他也偷偷去太平湖祭拜过老舍,对于流行的“青春无悔”感到厌恶和廉价,然而面对自己那段历史,米调却也谈不上悔,或者不悔,也没有想作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他困惑的是为什么人性会迷失,人类会集体疯狂而相互屠杀。因此,他疯狂地想去破译西夏之谜,寻找存在凶巴古国中的人的“根性”。米调的这种思考显然也是作者的思考。
更为可贵的是,米调没有只停留在过去历史的纠缠中,没有忏悔、自恋或是悲观,而是从历史中突围出来,依然密切关注着现实和当代社会的种种一切,思考着未来。在他身上,凝结的正是当年一代知青们的精神: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对人类命运永无休止的思考,以及永远饱满的战斗激情。或许,这个米调依然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如张承志在小说《金牧场》中断然所说:“人心中确实存在过也应该存在一种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调可以说是知青一代人、知青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一个象征。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轫的知青文学到如今已有30年的历史,无论是伤害、哀怨、暴露,还是悲壮、无悔、怀念,“知青”这座富矿似乎已采掘干净。在退却已近10年的最后一次知青文学热潮中,大部分知青作家或沉溺在伤痛中不能自拔,或陶醉在精神自恋中不能自省,而更多的知青文学已成为商业利润和猎奇心理合谋的产物,曾经激荡在一代人心中的“知青精神”似乎已灰飞湮灭,成为绝响,甚至在新一代作家笔下,知青已成为农民眼中“偷鸡摸狗、还骗我们的姑娘”的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米调》的出现无疑是对陷入困境的知青文学的一个突破,也是失声已久的知青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一次奏响。
苏炜:《一代人的“文革”结——重新拼接的“文革碎片”》,《独自面对》,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贺奕:《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中国后现代话语》,王岳川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徐晓:《<今天>与我》,《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的“楔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米调》中的“寻根”与80年代中期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寻根小说是有区别的。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寻根小说是从文化上寻找中国文学的“根”,而《米调》中的“寻根”几乎是一个哲学命题。
苏炜:《一代人的“文革”结——重新拼接的“文革碎片”》,《独自面对》,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一些出生于60年代、并无知青生活经历的青年作家们也开始涉足知青文学,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王明皓的《快刀》、何顿的《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眺望人生》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从农民的视角书写知青运动。在农民的眼里,知青不再是受害者,更不是英雄,而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家伙。笔者认为,此类知青形象的存在与本文所肯定的米调并无矛盾。本文所关注的是理想主义和英雄的消逝,但并不以此否定所有非理想主义和非英雄的作品和人物形象。
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何言宏:《“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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