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绽出：从方言到讲古
广东作为与中原相对的放逐之地，从地缘投射到文化，粤地的知识分子在清末已认识到粤语书写的地位历来属于边缘，虽有木鱼书、粤讴、粤剧等文体，可仍不承认其为“文化”。直到清末黄遵宪和梁启超推动白话写作，尤其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后，这种情形才转变。比如康有为的学生陈子褒便用粤语撰写教科书，并提出“雅俗”之辩，认为主导性的语言随时间而变，不应墨守成规⑩。故此，直至今日，如何在语言的单一与多元、地方与中心、宰制与解放中进行对话，乃至超越地方/中心的二元对立，带来如梁文道所言“由广东人吐露成形的海市蜃楼”11的新书写，仍是个从压抑、复魅以及“绽出”的过程，涉及写作者的语言意识、地域观念和历史意识。
“绽出”对应英文中的“existence”，这个词通常翻译为“存在”，来自拉丁文“ex+sistere”，“ex”指外出，“sistere”指站立、显露。存在的意思就是指向外去显露，用一个更诗意的词来表达，那就是“绽放”或“绽出”。而文学或艺术创作就是要让本己的存在从各种外在的压抑和束缚中“绽出”，像绽放的花儿一样被看见。在上述的“新南方”文学作品中，粤语就充当了让作者们原本的存在“绽出”的重要工具，成为连接“新南方”之“新”的超越性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媒介，也是构建“新南方”文学诗意存在的独特密码；对“新南方”粤语创作者而言，粤语既是工具、手段，又是灵魂、家园。
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他假设了一个循环，在其中，某个想法被压抑，之后却又在某些情况下重新浮现出来12。拉康认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被结构的”“无意识是某种表意（signifying）的东西”13。也就是说某种压抑的想法，当它重新出现在意识中时，须找到表达或倾泻的渠道，而语言作为构建世界的媒介，自然会被征用。语言不仅是口头言语和书面文字，也指任意建立在差异关系上的能指系统14。由于这个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恰恰涉及作者的编码与读者的解码，因此，创作者的怀疑、醒觉、压抑或爆发便是在意指过程中从能指与所指间的缺口爆破、逸出、突变或逆转。这个缺口使得文本意义既非不断滑动的能指，也不是早早被传统所锚定的所指，而是表述因某种压抑、对抗或想象滑入了某个非恒定的出口，就“新南方写作”而言，这个缺口，一旦遇上南方独特的水土与气候，则会形成一种迥异于传统“南方文学”的异质性魅力，“触发未知之境域与未竟之问题，由是创生新的文学文本的历史进程”15。例如，林白谈到自己醒觉的过程，如是表述：“我用普通话写了好几部长篇，并未感到不妥。即使有朋友嫌我语言过于规范我亦向来不服。”虽然林白也知道，“规范是文学之大忌”。可是一旦她身浸其中，却难于打破圭臬，直到当她身处香港这一陌生的境域，“2016年我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粤语滚滚而来”。粤语使她“开朗”和“欢喜”，“香港的电视我照单全收”。在“沙里淘金”，尝试去创造新的文字，“小方言进入写作实在是要满头大汗一身身出的”，但“或可一试”16。粤语在林白文学书写中的“复活”则伴随林白作为一个创作者其文学自我性的觉醒，在朦胧与醒觉之间的混沌中，她从家乡的有缘之木生出甘霖，从而找到一整套符合人物、地域和故事情节的叙述语言；对此，粤语方言在帮助林白突破普通话的“缺口”、重铸文学想象力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相对出生于南方的林白，来自北方的作家小昌移居广西多年，面对南方海湾城市北海这一“未知境域”，看到的海既不是深蓝的海，也不是黄色的海，而是梦幻般的“白色的海”，这一奇幻的在地境遇促使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白的海》17。“迷蒙中，白海豚出现了”18，也许那天小昌隐约中看到的除了南方的阳光，还有钦州、北海和珠江这些南方沿海城市才有的中华白海豚，地域与物象延伸了作者想象的翅膀。小昌的这种南方骚动，在迷蒙隐约中以文字意象舒泄、变形、延展为意识和故事。
小说是一门关于想象的语言艺术：“小说不仅能用语言保存生活，还能用语言创造生活。”19社会学家彼得·L．伯杰、托马斯·卢克曼20和哲学约翰·R．塞尔都认为存在着建构的现实。“现实世界的某些部分，世界上的客观事实，只是人类的共识。”21例如，货币通过语言符号可以“以言行事”的方式，建立它在现实中的法定性。同样，粤语或其他方言作为一种异质的叙述语言，尤其穿插在现代汉语中，以其发音、字本位、外来词、社区词、异形同义、同形异义、同字异义、有字句、到字句、形容词带宾语以及名词动词化等陌生化表达，从字形系统、造句系统、发音系统到意识共识系统，在写作者的“积学”“酌理”“研阅”之下，借着词语与句型造成的错置——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让方言和古仔的奇幻与野性经由“新南方”写作的“新表述”而获得新的美学特征。
拉康关于语言有个著名论断：“语言是大他者的辞说。”22所谓“大他者”就是象征秩序化身为宰制主体的他者，而辞说（discours/discourse）则为权力话语，故语言可表征为社会的权力与话语体系、家族权威等。故而要让“美丽的南方”重新被看见，“新南方”的写作者需对其写作语言有自觉意识。从微观角度看，粤语及其他方言的字词句段容易成为现代汉语系统之外的“另类”表达方式；从宏观角度看，粤语方言“另类”的字词句段以及思维方式所表达的“南方声音”长期被历史、秩序、体系或权威给消弭或遮盖了。新南方的小说家正是在这些遮蔽和差异系统里面，锻造出新的字词句段、故事情节，编织出异质性的古仔传奇，传达出新的语言体验。《潮汐图》前面三分之一的广州部分——人物如生猛的“契家姐”、押韵的辟邪唱词、海边的飓风——充满了粤地的生活化气息；作品的中后段，如进入《蚝镜》之后，情节开始跳跃，则呈现碎片化的后现代叙述。这说明林棹小说的语言既抓住了粤地的烟火气特点，又表现了民国以来广州、澳门等沿海摩登城市的特色，同时又敢于试验粤语写作的弹性与韧性，作品兼具粤语、现代汉语、欧化的特点，乃至后现代表征，随着南方民间到临海的特征转换而进行语言的探索。
“古仔”指过去所发生的有情节、韵味的故事。所以古仔有记录神异鬼怪故事传说的基因，跟地方传说异闻有千丝万缕关系。如王威廉所言，“……‘新南方则远离政治中心，一直有绵延的宗族认同，隐藏着暧昧的民间世界”23。世家、传奇、疍家族群，在林棹《潮汐图》的“契家姐”中，在林白《北流》的故乡情中，在葛亮《燕食记》的老一辈关顾中，在黎紫书《流俗地》的锡城邻居中，在厚圃《拖神》的潮汕族群传奇中……这些关于亲缘/地缘的古仔召唤着南方某个宗族/地域的文化图景。
葛亮和林棹在谈论写作时，都不约而同提到“古仔”和“讲古”。林棹说：“从前讲古人找一棵大榕树就开坛，因大榕树下的确荫凉，且大概率是重要的公共空间。”24中国古典小说“唐传奇”中“传奇”二字就是把奇闻流传下去的意思，“讲古”的意义及其动宾结构与“传奇”一词暗合；成书于清初的《广东新语》描述东莞等地有师巫逐鬼习俗：“予致东莞，每夜闻逐鬼者，呜呜达旦作鬼声，师巫咒水师符，刻无暇晷。”25而在“榕树下讲古”的“讲古”就是村中老人讲附近奇异之事，将传奇代代相传。再者，如说在榕树下/土地庙附近“开坛”，就让人想到相关的“作法”，隐含地方集体创作和流传下来的一套流程，比如广东家长会假装召唤“鸦乌”26来恐吓不听话的小孩子，这种“作法”通过代代相传而成为全体成员的集体无意识。这样一来，在实验者的笔下，“古仔”带着地域、气候、食物、泥土，甚至某类族群的气味，或某个下午、傍晚、夏夜的神秘体验，让“新南方”的世界“动”了起来。
二、熔炼：从文白到中西章法
“新南方”文学如葛亮的《燕食记》《飞发》、林棹的《潮汐图》和黎紫书的《流俗地》等，语言既雅驯又灵动。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作者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融会贯通。时至今日，粤语仍保留不少传统的文言用法。例如日常口语中“行”仍然保留了古代汉语“走”的意思；“鸡翼”的“翼”等都保留了汉语的字本位特色。粤方言某些常用的语词，如“旧时”“隔篱”“几多”“彼姝者子，何以畀之？”的“畀”等，仍可从中看到唐诗或《诗经》的吉光片羽。再比如香港詞坛宗师黄霑的《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作者就是活用了文白夹杂的表达方式，如“浮沉随浪，只记今朝”等四字词，再辅以三字和五字，写出了江湖的潇洒侠气、高迈悠远。《文心雕龙》对此有精妙概括：“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沧海一声笑》歌词以四字词来递进情理，散文铺排事件，最后“寥”（liu4，平声）“笑”（siu3，仄声）平仄搭配，属于上佳的中文章法27。
再比如澳门的孙中山大宅，馆中有一段文字介绍卢太夫人与孙先生感情一事，中见“慨然离婚”四字，令人再三咀嚼，“慨然”，究竟是“慷慨”还是“感慨”？这个词用得相当耐人寻味，由此可见文白简洁洗练，既能营造严肃正式的情境，又能兼顾叙事情味，读来别有余韵。这样看来，林棹的《潮汐图》前半部分用了不少四字词，并不奇怪。小说前面的“中流沙西，花艇靡集，大楼船楼台高企，紫洞艇扎堆香，向江面铺开烂花丛、浓花荫”28等句子聚合了文言、白话和粤语（如“高企”29），这种解构一般称为“三及第”。这类“三及第”表述方式，雅致得犹如粤剧唐涤生的曲词，让人不禁哼唱。灵活使用四六句、对偶与散文句式，有助于拓展字词句段表达的限度与情感。除了粤语口语，这段用了不少四字句和对偶句，还运用了灵活、可无限延长的散文句子交代复杂的事情，而不是只用传统中文的四六句式；在此基础上，林棹还通过逗号插入额外资讯，补充细节、奇幻与旧时情貌。例如，林棹笔下这段充满生猛地域气息的文字：“确保这班羽衣劳工食不能咽、揾食无门。鸬鹚胜似猎人王，似大将军，衣不沾水，只需观望，凡有鸬鹚咬鱼即刻出手，一手圈套鸬鹚头颈，一手抓桨向鸬鹚头壳起势乱
葛亮在香港生活20多年，善于在描写香港的作品中插入粤语与饮食文化，增添粤味。从《朱雀》的南京到《燕食记》的香港，地域文化是葛亮小说的一大特色。“本港的优势，又恰如海纳百川。有种饮品的诞生，可见一斑，叫‘鸳鸯。是大排档西茶档的发明，其实是咖啡、红茶与淡奶的混合。……浩浩汤汤，渐成大宗。”31葛亮在小说中动用了香港文化的标志“鸳鸯”“奶茶”“一盅两件”以及在目录中使用了粤地早期文化标志语如“秋风有信”（改自南音“凉风有信”）等。引文句运用了“是咖啡、红茶与淡奶的混合”句式，而不是用“混合了……”的句式，或是来自英文的“It is the mixture/fusion of…”读起来便像在港式茶餐厅的扬州炒饭旁摆了个西多士，中西混合特色很明显。而混杂与调和也更多地体现在葛亮近年句式与作品内容中。
林白的《北流》用字则随地域和时空转变，别具匠心。在一些谈及故乡或使用粤语的场合，林白选择使用粤语或四字词。比如，“香港咁大，我又唔识路”。或者描写作者回想故乡时，“她举头像窗口望出，一粒星格外明亮，空气透彻。星星移动，一闪一闪发出无线电波……县广播的女声响起来：‘奎宁县人民广播站，宜家开始播音啦”。32“咁大”“唔识路”“宜家”等是粤语，当小说人物在故乡或香港时，对白或独白则以粤语口语为主，她再用“倾偈”的方式把南方具体为奎宁小县城，林白从她的故乡、故乡植物和母语出发，故说“一切死而复生”33。小说《北流》重返故乡，重访母语，让林白书写中的南方生气淋漓。
当然，从广州写到澳门，随着语言、文化与景观的转变，语言也要完成某种转换与超越。有评论指出：“……当小说情节推进到开始用世界眼光衡量苏格兰和广州……华洋互动的汉语翻译则成为主体的叙事语言，小说语言随即出现了明显跳频。”34以上固然是对《潮汐图》的评论，宏观而言，如从粤语口语与粤语书面语发展历程来看，这也是从“三及第”发展到了“新三及第”这一语言增殖变化的过程。所谓“新三及第”，“即由白话文、广州话和外语混合而成的文体”，学者指其为“鸡尾酒语言”“混血语言”35。比如，王威廉的《你的目光》写道：“我总记不住他所在的公司，反正不是‘BAT。”36BAT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英文缩写，代表了深圳的高科技的世界神话。
《潮汐图》别具语言特色，既有翻译语言与句式，也有独特的多元转喻。当巨蛙漂流到澳门这个中西交汇的地方，“母亲找见我时，一股暖流正驮着我去琼州海峡。……这么说吧：我已经死了个透，在母亲终于找到我的时候”。首句“母亲找见我时”的主谓宾位置符合传统的中文句式，而最后一句“在母亲终于找到我的时候”则用了倒装句，类似英文“…when…”的倒装句式，与传统中文的因果和时间不一37。除了这些句子，《潮汐图》还有常见的欧化插入语如“——已经死了实际上——”38等。威廉·斯特伦克在英文写作圣经《风格的要素》提及的规则之一，就是在标点符号之间放插入句，没有限定所修饰的词，而是对主句某些词补充说明。故此，“新南方写作”的“新”，在于它是正在进行的解构与建构，让“新南方写作”在语言的熔炼中更具辨识度。
此外，林棹在《潮汐图》以转喻的手法拓展了文本的多义性与延伸性。文本如同林棹所言蛙的“多元”：“蛙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游向三角洲的更深处，招呼着我。三角洲的魅力在于，从它，可以向时间的两端、向空间的四面八方出发。”39“游走”是“蛙”的特性，从江河到“三角洲”的临海，从文字走向意象的延伸，是该书写作风格释放的魅力。《潮汐图》有不少类似“死神是另一头怪物、单型种、天涯独行客。死神掌握了各种各样打发时间的细艺：打水漂、观鸟、掷骰子”40包含转喻的句型，“打水漂、观鸟、掷骰子”一句将关键意义一开三，连用三词排比表达，并以顿号或逗号说明彼此的关系。这类诗化的语言，通常涉及一个意义域（domain），蕴含邻近、类似和凸显的关系。鲁伊斯·德·门多萨等认为转喻对于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 meaning）的推导至关重要，这一过程包括对作为情景的意义域（Domain as scenario）的拓展41。《潮汐图》与其他书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作者对词语转喻的衍生运用。当读者阅读时，通过文本转喻词语的延伸，踏上了意义旅行之旅。当转喻开始拓展，在变与未变中，如同河流的蛙冲向“三角洲”，在两种介质的临界点上，在意义域的边缘超越/窃取了语词的意涵时空；当这些转喻的能指在漫游时，因有意义域的存在，作品让读者在框架内的锚定与未锚定之间产生了多元的感受。在意义域框定的过程中，语词就是域内的参照点，为目标（读者）提供了理解文本的心理参数。林棹的多元书写试验，成功把文字点拓展为文字域，让文字从幽闭单一走向意义多元的境域。故此，林棹以语言的多义“增殖”，以貌似“语癌”的衍生书写，携带信息之外的信息、意象之外的意象，叙述时常流淌着大量，甚至过多的信息，让读者在境域内徘徊，甚至横跳。幸好！南方作为放大的叙述领域，让点线面体互相关照，共同的意象有所指向。于此，林棹成功地找到了广州这一清末的通商口岸到澳门这一域外的飞地（在19世纪），让写作章法和风格找到了根植的地理，独特的写法不但不至于突兀，反而成了有机的试验。
三、创制：从数据库词典到跨界融通
“新南方”首先是地理名词，故可从地域文化去研究写作者如何征用地方方言词典及历史资源以驰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建构，创制着粤普书写在现代汉语中的写作可能。“新南方写作”除了能揭示南方景观、社会的症候，是否还可以有陈述某种猜想的功能？即从历史书籍、图画、流言、野史的资料库中拓展某种虚构想象，突破语言的机械性和历时性，从而走向语言的修辞性、寓言性与共时性。作者们通过阅读、觅踪、译解去唤醒沉睡在资料库中的历史记忆，从而让某种事实或历史秘闻去创制具地域及文化特色的作品。
林棹承認19世纪广东、澳门和海洋历史书籍、字画、字典资料在《潮汐图》的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关键的打火石降临在2018年底：一是粤英词典《通商字汇》（1824年），二是Martyn Gregory Gallery系列‘中国贸易画收藏。前者无疑是一口方言生态缸。”42就是在《广东新语》和《粤讴》这些粤语写就的生态资料库中，林棹吸收了历史的营养，在试验及超越“三及第”和“新三及第”等语言模式中，既为小说寻找适合的语言，也为粤地如广州，乃至澳门的临海性写作寻求合适的地理猜想，在资料阅读的消融与变化中，螺旋式生长出新的内容。
而滋养《潮汐图》叙述的历史资料库不止语言书籍或字画，还有一串用于景物和文化历史感构造的清单，比如“《疍民的研究》（陈序经）、《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马士）、《广州十三行》（孔佩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亨特）”“《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等43。仰赖真实的资料，虚构的巨蛙终于获得水源和大地，腾空而起。一如林棹所言，“小说作者借助各种方法、技巧，史料、方言、想象力，只为达成虚构的真实”44。《潮汐图》里面的“世界号”就是以“邦蒂号（HMS Bounty）为‘模式种”，而这种“模式种”，又何尝不是“资料库”中的一个模式代表呢？
要撰写具有个性的长篇小说，方言与经验并不完全够用，于是资料库作为一种原型驰援写作。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以词典形式记录，融世界三大宗教史料传说于一身，故有类似数据库的功能。同样，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者从原始的民间素材库中选取出来再加以虚构，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北流》的粤语与普通话双语写作的有效尝试，就兼有字典的解释功能。而林白的《北流》的字典式写作，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每一章节之前用现代汉语解释章节中某些方言词语的意思，让所有读者去适应陌生的阅读；第二种，《李跃豆词典》就像一个词库一样，把正文相关的粤语（准确而言是更具地域性的北流方言）放在一个集子里面，隐然成故事，与正册互相勾连。这些古老的传说、流言或者想象，组成另一个方言的“生态缸”，让方言与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构成互文，加上《北流》别册《织字》，两者与正本形成缠绕的文本，当数据库变成了（一种可能的）文本，读者恍惚置身于另一个平行的世界。这种字典式编写经过作者选择编撰，三本书籍一如数据库，让读者互相参照存取，如《沙之书》般不可能的无穷无尽于此得以实现。
《北流》一主书两别册的写作与出版方式，通过粤语与现代汉语书写而双轨并行，并置于共同参照阅读之下，存在互相解构的可能。解构的运作就在于发现文本的自身的结构性，发现文本包含着自身的异己。这样就可以抓住一些粤普语词的不同和歧义进行重写，如德里达对“符号”（signe）、“痕迹”（trace）等做的修补与改写。例如，《北流》：“粤语不讲下午，讲晏昼，一个演讲的下午是僵硬的，而一个倾偈的晏昼则让人松弛。”“晏”就是“迟”，引申为“傍晚”。于是“晏昼”与“下午”并置，两者虽作为异形同义词，可是对作者的经验回忆来说和给予读者的阅读体验却不尽相同，两个语言符号对不同语言系统的人（如粤普）可做互相修补。当粤语这个“方言生态缸”纳入写作体系时，主角与作者逸兴遄飞，“这个晏昼她认识，她认识无数个晏昼，有些晏昼她在北流河撩水，有些晏昼在河边的树下捡木棉花”。虚实之间，时态转换，主角/作者自如切入不同时代，栩栩如生。
“晏昼”与“下午”让人想起“推敲”的典故，两者同样在“推”和“敲”这一隐性的、垂直的聚合语言资料库之中，它们都置身于空间的某一点。如《沙之书》所言：“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故此，“时间”与“空间”是词库/资料库的核心。这类资料库叙述首先给作者带来了虚构南方的开放性，还给读者/观众/受众带去了丰富的选择空间（“推敲”典故的韩愈也可视为读者），类似新媒体所言的“数据库”（Database）。在传统的线性叙事中，组合是显性和历时性的，呈现的是时序运动；而聚合则是隐性和共时性的，呈现的是空间关系，“组合”犹如现代汉语作为（主要的）叙述语言，“聚合”可视为粤语方言。当林棹把19和20世纪的粤地书籍/历史压缩在《潮汐图》的世界中，当林白在少年求学、青/中年于香港悟出粤语方言之于普通话文学写作困境的突破性意义以及对北流方言和植物的重新发现时，尤其在《北流》别册《织字》几乎全以（北流）粤语写作时，她们便从语言本体角度挑战了中心叙事（语言），逆转了现代汉语线性叙事的时序运动，造成组合+聚合（粤普）双线并置的关系，加上数据库（如词典/书籍/图画）/回忆/方言与作者的叙述选择，粤语与“新南方”便“具有了物质存在，而叙述（组合）开始去物质化。聚合被突出强调，而组合被淡化处理”45。因为“数据库将世界呈现为一个项目列表，并拒绝为这个列表排序”46。就是说（电脑/网上的）数据库的功能特征就是把世界的可能性给打开，如同作家在写作时对语言可能性、潜能与选择持更开放的态度。林白和林棹等人的写作，让人看到聚合关系（方言）可以变得如同组合（现代汉语）那样显性而在场，这就是粤语/方言写作带来的可能与潜能。换言之，粤语写作既“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47带来解构，历史的资料库/数据库又给线性叙事带来补充，加上地方性的历史/数据的并列散布，特别是《北流》支册《李跃豆词典》提供的小故事/地域性传奇的阐释，给予读者类似用户菜单的多元选项体验，使隐性的方言写作从聚合走向组合，就如同從舞台后台走向前台，拓展了小说呈现媒介的可能性，让文字从本来只能顺时序阅读变成“项目列表”一样，变为可作图画一样的平面浏览，让小说从纸质文本走向融媒体文本。同时，数据库的“项目列表”并不为“列表排序”的思维又具有超强“跨界”和“融合”功能，大大丰富文学创造空间，比如林白尝试在写作中修改句式，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普通话句式啰嗦，粤语句式简劲。如向右转，粤语：转右；到某地去，粤语：去某地；把某东西拿给我，粤语：给我某东西”48。陌生化句式的尝试与融合更加凸显了作者粤语书写与现代汉语双线并置，打破线性书写的意识。林白在《北流》的具体实践：小说先用北流方言写，再被改成现代汉语与方言的混合体。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赋予的方言与现代汉语的对立与互补，拓展了写作的异质性。这就完全打破以单项为中心的概念，把方言推进到与中心语言二元（甚至三元）互补关系的可能，林白便从词语到句型，再到以粤语方言作为写作本体的推进，回应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中心与整体性。
总括而言，《北流》体现了语言强大的“跨界”和“融合”功能，企图挑战读者在字词句段上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空间，大胆且具雄心，是极富开拓精神的“新南方”前锋；《潮汐图》的奇诡以及充满大气象的历史与虚构，也是粤地方言试炼的奇幻旅程；葛亮将香港的烟火气与老派格调写得静水流深，荡气回肠，让人有轻舟过重山之叹！林白、林棹和葛亮等人锐意将粤语熔炼进现代汉语叙事当中，用现代经验、历史和虚构，从语音、饮食、奇想、文化到地域，丰富、激活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与世界性。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粤语作为一种地方方言，从字词句段到文章章法打开二元对立的书写桎梏，以差异性的语言书写激发写作者对南方的文学想象，也为观看世界和展望南方提供了一种互动性目光。
【注释】
①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②张燕玲：《“新南方写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
③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④杨庆祥：《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
⑤刘欣玥：《养殖一种新的语言地层——有关粤方言写作的一次细读》，《广州文艺》2022年第3期。
⑥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⑦朱寿桐：《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
⑧陈培浩：《“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
⑨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20-121页。该两页提到科技大学教授科大卫收集到的道士科仪抄本，可上溯到19世纪番禺的风俗。
⑩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56-157页。
11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腰封推荐语。宋时香港吐露港的珍珠与广西合浦齐名。
12Richard Wollheim，Freud，London：Fontana Press，1971：157.
1314肖恩·霍默：《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第93、54-58页。
15曾攀：《新南方写作：经验、问题与文本》，《广州文艺》2022年第1期。
16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以上几句皆来自此文。
17此事听自张燕玲主编的讲座。张燕玲：《新南方写作的多元化与可能性》，地点：南宁师范大学五合校区理楼404，时间：2022年12月6日下午2：30。
18小昌：《白的海》，花城出版社，2018，第246页。
19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花城出版社，2015，第190页。
20Peter L. Berger，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1.
21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Y：Free Press，1997：1.
22Jacaques Lacan，Ecrits，Paris：Seuil，1966：379.法文：“linconscient，cest le discours de lAutre”.英文：“The unconscious is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2336王威廉：《你的目光》，花城出版社，2022，第225、225页。
24林棹：《讲古、听古、驳古》，《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25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74，第216页。
26比如TVB电视剧《金宵大厦》第八集就以“鸦乌”为题。
27动画《麦兜》也有类似用法：“马尔代夫，嗰度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系坐落于印度洋的世外桃源。”
2830384243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0、14、114、280、282页。
29香港至今仍用“企”表示“站立”。如巴士至今仍有“企位”（站位）的指示牌。
31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508页。
32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第101、106页。
3348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34张斯琦：《叙事风格的跳频与錯位——论林棹〈潮汐图〉的创意与执意》，《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35黄仲鸣：《香港三及第文体的流变及其语言学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1，摘要部分。
37进一讨论可参阅余光中在《翻译乃大道》中的一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的论文。余光中：《翻译乃大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第155页。
39林棹、刘欣玥：《与蛙同行，游向三角洲的更深处——新南方作家访谈·林棹》，《广州文艺》2023年第2期。
40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274页。其他类似句型可参考“你穿过气流、电流、声流”（263页）；“菊苣、矢车菊、野萝卜花”（267页）等。
41Francisco J. Ruiz de Mendoza，Metonymy，Grammar，and Communication，Granada：Editorial Comares，2002：16&37.
44林棹、罗昕：《林棹〈潮汐图〉：用魔幻的蛙，讲述生命与尊严的故事》，澎湃新闻 2021年11月25日。
4546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第229-236、229页。
47杨庆祥：《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原文为：“以人物、故事为客体，以语言为主体，以此来凸显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并解构这种属性。”
（李小杰，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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