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黄钰淳

　　“新南方文学”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一个概念。它传达出地处边缘的岭南作家凸显自己创作个性的强烈愿望，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①。但在如何深化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上如何深入挖掘“南方”的地域特色，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熊育群的《金墟》显示了突出的意义。它以厚重深沉的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现实问题，在二者的对话中完成对“新南方文学”的深度思考和艺术建构，既丰富了“新南方文学”的精神内涵，自身也呈现出充分的优秀长篇小说品质特征。

　　一

　　“海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海洋文明超越大地限制的自由性、开放性。”②长期以来，海洋文明被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象征，中国一直以大陆文化为主要特色。这当然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客观上也对漫长的沿海地带生活和文化构成了较多的遮蔽。检讨整个中国文学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漫长海岸线周边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被严重地忽视。沿海居民的乡土面貌、生存状态、文化特征等，都很少被文学描绘和传达。其中，被人称为“南方之南”的岭南地区就是如此。尽管这里有着广大的地域、稠密的人口，但人们对其生活及文化的认识大体上都是遥远和陌生的。

　　《金墟》对这一缺陷具有重要弥补。作品以当前古镇改造工作为切口，书写著名侨乡江门市赤坎镇的百年历史，既叙述了以司徒家族四代人为代表的人们对古镇的建设和发展经过，也揭示出几代海外华侨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并多层面展示了具有鲜明海洋色彩的地方文化特征。

　　建筑是历史最直观的沉淀。对赤坎古镇建筑的描绘是《金墟》的重要特色之一。它细致描绘了赤坎三种不同的建筑形式：骑楼、碉楼和吊脚楼，将它们与当地的地理、气候做了丰富的关联。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揭示出这些建筑背后蕴含的重要文化特征。这些建筑形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烈的混搭色彩：西方风格的骑楼上有传统中国的卷草图案和岭南佳果的纹饰；在碉楼和骑楼为主的建筑群中间以波士顿大钟；疍家人的传统民居吊脚楼中安放着榻榻米床。这些独特的建筑搭配，呈现出多重文化的交错感和开放自由的特征，在其背后蕴含的是岭南文化强大的包容度和整合力。也就是说，旅居海外的侨胞带回了西方文化的建筑风貌，又与传统的民族个性自然融合，二者相得益彰，呈现出独特的融合魅力。这一点，在赤坎镇较重要的建筑之一——图书馆中体现最为充分。这一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晶，在赤坎镇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与传统的祠堂相当，得到赤坎当地人和海外华侨的共同尊重。显然，开放和包容是赤坎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精神，传达出对地域性的超越和对世界性的追求。

　　建筑之外，语言也是地方历史与文明积淀的产物。《金墟》运用了较多的粤语方言。这既为侨乡文化留出了充分的语言表达空间，也使文本中的“南方”性更为强烈。“乡音就是一剂药，可以慰藉浓浓的乡愁”③，站在海外华侨的角度来说，方言是连接故乡与异域重要的文化纽带。当带有家乡气息的语言带着水汽和尘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海外的游子面前时，方言所传递的精神力量和承载的历史记忆是不可估量的。此外，这些粤语方言与舞狮、拜喃呋等传统习俗的描写相得益彰，共同烘托出真实地道的南方文化氛围。当然，作品对方言的处理是适量而得体的，粤语方言偶尔以名词和动词的形式出现，不会影响一般读者的文本理解，是一次良好的方言写作尝试。

　　二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语言是口头的历史，那么，文化精神就是内在的历史。《金墟》在文化精神方面有充分的表现。可以说，小说叙述古镇百年历史，不同时期中古镇的命运不同，人的生存环境不同，情感和文化表达方式也有时代差异，但内在精神却始终一致，那就是自强不息精神和强烈的家国情怀精神。

　　在传统生活方式时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都只能依海而居。与变幻莫测的海洋天气打交道，与充满危险的海浪共存，是沿海地区人们生活的必然部分。而走出家乡，到异地谋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也成了海洋地区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这是侨乡的历史由来，也体现了侨乡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勇气和信心。“海洋永远保留着塑造人类的权力”④，海洋塑造了赤坎人敢于追求和勇于征服的精神血脉，赤坎的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奋斗史和创造史。

　　作品书写的几代海外华侨生活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点。当最初的赤坎镇居民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美國，艰难地扎根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生活目标，对海洋的探索和征服也成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共同的精神：对于看了招工传单就决定前往美国的关天鹏来说，海洋蕴含的是他对未知的探索精神；对于被禁锢在天使岛的关基礼和司徒文倡来说，冲出海洋是他们追求自由的体现；而对于天各一方的司徒誉和伍晓蕾，海洋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追求精神。

　　在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之外，赤坎镇的人们还具有另外一种精神，那就是强烈的家国情怀，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精神。作品书写了两类人——故乡中的人与回望故乡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却共同具有深厚的乡情。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种感情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力。对故乡中的人来说，乡情是切近的，渗透在日常活动交往中，凝聚在建筑风物中。比如司徒誉在组织古镇改建时，常常回溯曾祖时代的古镇历史，此时，乡情表现为一种精神传承，给当代人以历史借鉴和情感力量。而古镇上的建筑则承担着人们的共同记忆。比如祠堂和图书馆两个古镇最重要的建筑物，保留着古镇的人文和历史，是宗族血脉的见证和记忆，背后凝聚着族群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感召和心灵呼唤。所以，侨居海外的司徒族人明确表示，祠堂和图书馆都是他们心中重要的精神寄托，出卖宗祠和图书馆无异于卖祖宗。

　　对于远离故乡的侨居者来说，同乡会和商会就被作为地域文化凝聚力和团结力的象征，成了连接同族关系的核心媒介。对于这些海外华侨来说，在身处异乡初始打拼之时，同乡会是帮助他们站住脚跟和找到归属感的港湾，是他们乡情的流通和安放之所；在逐渐站稳脚跟之后，同乡会更多成为海外华侨回望故乡的媒介，承担着与故乡联系、促进故乡发展的作用。可以说，作品以浓彩重墨来书写海外同乡会，就是将其作为海外游子对家乡情感的侧写，将其作为海外华侨对故乡深情的一种表征。

　　所以，古镇改建之际，司徒誉特意专程赶往美国，在乡会与华侨们商议有关事项，既是对海外情感的尊重，也是对乡会影响力的肯定。而正是“司徒氏教伦总堂”里族人的接待，使司徒誉“感觉回到了一个大家庭，就像还没有离开中国”⑤。对于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宗族伦理情感的感召力更是超常。比如吴寄，就是在了解赤坎的历史后，四处搜集保护古镇文物，而且不愿离开古镇，甚至不惜与妻子反目。当古镇改建需要支持时，无论是故乡中的人还是回望故乡者都共同以强烈的热爱和责任感，投身到家乡建设中：拥有了投资实力的关开言带着资金回到家乡推进城建工作；老华侨的赠房仪式；不富裕的华侨打几份工也要争先恐后地为家乡捐款；疫情期间伍晓蕾多处奔波购买口罩捐赠给武汉。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族伦理的国度，但《金墟》立足于侨乡文化背景下的书写，更拓展和深化了这种情怀，传达出更为强烈的情感和文化认同精神。

　　三

　　对古镇历史的挖掘和思考，赋予了《金墟》以深厚的文化意识，是对岭南地域文化的深度呈现，也很好地提升了“新南方文学”的历史纵深度。但《金墟》并不是一部纯粹的历史文化小说，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针对当下问题进行探寻和追问。它所体现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对话，是以现代视野对历史做出的全新思考。具体说，这一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思考古镇文化的现代命运，探寻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其二是思考在物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环境下，人类应该如何对待人文精神，如何面对人文历史。这两个主题既密切联系着赤坎古镇的命运，又具有超越意识，是对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问题的深切思考。

　　《金墟》书写了司徒氏祖孙两代人改建古城的努力，既是一种时间上的对话，同时也是一种比较：在曾祖司徒文倡的时代，赤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宗族血亲关系，古镇的改建还是氏族和村镇内部的事情，困难则表现为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到了孙子司徒誉一代，赤坎已经步入了城市化发展轨道，此时的城建工作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族人内部，还有政府和商业集团之间的利益权衡。后者的加入能够使城建工作更加专业高效，但也不可避免生发出更多待解决的问题，如房屋的征收问题内部，就包含着居民情绪上的不乐意、政府诚信问题导致的信任危机、征收资金不足引发的征收困境等难题。总的来说，在当代的城建工作中，除考虑对古建筑的保护之外，经济利益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如何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利益成为摆在现实面前的最大阻力。

　　除了改建关联方面的变化，今天古镇改造的重点也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司徒文倡时代的城建改造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居住环境，以及更好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生活相结合的话，那么司徒誉时代的目的则大有不同。现代古城改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让建筑保留地域个性，避免同质化和模式化。所以，古镇改造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古建筑的风貌，在传统建筑保护和居民生活便利之间获得平衡，是今天古镇改建的一个重要难题，也是作者捕捉到的时代命题。与之密切关联，古镇改造需要引进商业经营。这很自然会带来对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所以，商业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金墟》没有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方案。作品结尾部分借新冠肺炎疫情给建设计划按下了暂停键，这次暂停作为一种缓冲，在迂回中使作品的表层情感获得冷却，让人物和读者都进一步思考古镇命运的方向，对传统民居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时代性的反思。

　　古镇改造涉及多方利益，也包含很复杂的难题。除现实层面外，更深层也最复杂的，是文化精神方面的难题。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模式严重解体。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更为现代，思想观念也发生大的变化。其中最典型的，是更模式化的处事方式、精确的时间观念、宗族意识的变淡。这些观念变化是赤坎，但又远不只是在赤坎；是当代问题，但又远不只是源于当代。对于这一复杂的精神问题，《金墟》做了深入揭示和深刻思考。

　　作品很独特的一个内容，是对以司徒氏为代表的四代华侨精神世界的揭示，以此为窗口反映不同时代海外华侨的精神世界以及当代变迁。在最早的时代，就像关璟娜一家蜗居在唐人街中，走出唐人街还存在一定风险，海外华人生活不算好，他们也很难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早期华侨对故里的依恋感较强。但到了今天，“全球化显示出无限的空间—时间跨度的社会联系的形成”⑥，与海外的交往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可以轻松快速地抵达，地域间的间隔也不像过去那般遥远，“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被重建”⑦。而且，新一代的海外华侨生活更为稳定，社会地位也变得更高了。比如伍晓蕾，在美国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房子，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甚至获得了拥有绿卡的可能。这些人已经在美国寻找到了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感，故土对他（她）们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了，只有与他（她）们家族血脉密切相连的古镇建筑才能让他（她）们心生感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乡村保护具有凝聚海外华侨与家乡情感连接、作为民族文化心灵纽带的意味，其现实意义更为突出，也更显紧迫性。

　　辜鸿铭在阐释“中国人的精神”时曾有如下论断：“归根究底，一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经建成或能够建成多么宏伟的城市、多么华美的房屋、多么平坦的道路；也不在于它已经打造或能够打造多么精致舒适的家具，多么巧妙实用的仪器、工具和设备；甚至不在于它确立了怎样的制度、发展了怎样的艺术和科学。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终要问的是：它塑造了怎样的人，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只有一个文明塑造的男女大众，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就是这个文明的灵魂。”⑧《金墟》对古镇改建的书写还思考了一个很具现实感的问题，那就是传统人文精神传承的问题。作品中，赤坎镇旁边的“加拿大村”“邓边村”等侨乡已经空无一人。人们为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已经舍弃传统家园，到了更好的地方（主要是城市）生活。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當然是人们心态的变化，人们不再看重乡情、传统，更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当然乐意离开家园。应该说，在今天，这种情况绝非个别，也远不只是出现在侨乡。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在商业文化主导的时代，如何给人们保持精神的血脉？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的乡愁逐渐淡化，如何维持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在任何时代和地域，人都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也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体现者。特别是在物质文化越来越发达、精神世界却日益淡薄的当下中国，精神文化的建设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其意义甚至并不小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金墟》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实现了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建设性思考。这些问题都具有历史底蕴，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生态环境保护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金墟》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但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深刻思考已经实现了文学的意义。《金墟》对赤坎古镇文化和历史的书写，蕴含着对历史和传统人文的高度尊重和守护精神。这是文学很重要的价值坚守，也是《金墟》为“新南方文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贡献。

　　【注释】

　　①也有评论家命名为“新南方写作”，代表论文有张燕玲：《新南方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一个新的生长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另外，《广州文艺》对此概念进行了较系统的关注和讨论。

　　②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③⑤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170、299页。

　　④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第62页。

　　⑥弗里德兰德、鲍登编，安东尼吉登斯：《此刻这里：空间、时间与现代性·前言》，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第12页。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15页。

　　⑦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26页。

　　⑧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2页。

　　（贺仲明、黄钰淳，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