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理论的建构与重构
国际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性已不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另一些理论话题密切关联，例如后现代性、后殖民性和全球化②，因此我们在讨论上述这些理论话题时总是无法绕过现代性这个不断诱发学者们进行理论建构和重构的话题。现代性在中国也依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当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讨论现代性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国际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各种定义和描述。在这方面，西方理论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定义和解释，这些定义和解释对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这一问题也有着直接的影响③。考虑到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演变和当代意义，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现代性也如同马克思主义等出自西方的概念，不仅仅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它通过翻译的中介已经旅行到世界各地，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出不同的变体形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确实，西方世界以外也存在一些跨越空间和时间界限、学科和话语界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性现象，所有的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或北方和南方的国家，都要不断地谋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性既是一种单数的宏大的总体性叙事，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多种形式的复数的变体的现代性④。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当作是文学艺术层面的一种文学艺术探索精神和审美观念，同样，它也可以被视为文化和知识层面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启蒙大计，或曰一种文化现代性。正是在这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引发人们的讨论甚至辩论。因此毫不奇怪，当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我们依然无法绕过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与其他来自西方的现象，如后现代性、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原体的“另类的”中国现代性。
尽管在中国，我们都认为现代性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个理论概念，但我认为我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据的现代性理论基础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西方理论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理论影响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重建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对现代性和全球化都有着独特思考的英国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谈到现代性的核心意义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什么是现代性？作为第一个近似的定义，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一直延续到现在，随后它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一描述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最初的地理位置相联系，但它在当下的主要特征却一直被安全地藏匿在一个黑匣子里”⑤。应该承认，吉登斯是最早将现代性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相关联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这种尝试后来在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的论述全球化的著述中得到了回应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则进一步将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纳入“普遍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的框架下讨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在当下的自然发展和延伸，当今社会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脱节”（disjunctures）现象，因此他提议，“探讨这种脱节的基本框架是研究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分别可称为：（a）族裔的维度、（b）媒介的维度、（c）技术的维度、（d）金融的维度，以及（e）思想意识的维度”⑦。总之，现代性在西方的语境下成了一个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同时它作为一个“旅行的概念”也进入其他语境，包括中国的文化语境，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对中国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讨论有着最大影响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对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过令人信服的阐释。在回顾利奥塔、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时，詹姆逊重新建构了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可以被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另类的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有这样四个核心论点：
1.一个不得不进行断代的术语。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個叙事范畴。
3.对它不加以叙述的方式是通过主体性（论点：主体性是不可表述的）来实现的。只有现代性的不同情境才能得到叙述。
4.现代性的任何“理论”在今天已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和后现代与现代断裂这一假设相契合。⑧
显然，詹姆逊的理论建构已经超越了他早期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建构，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开放的并可以进行比较的普适性理论话语，因此西方世界以外的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不同的解释和重构。他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在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论辩论中，借鉴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合理部分，发展出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它不仅是西方语境中的产物，而且还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推进那里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国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种“被翻译”过来的现代性，因为它本身带有诸多本土的因素。因此，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阐释和建构不仅推进了西方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同时也对我们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为一位致力于文化和文学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主要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的，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现代性建构也有着某种呼应。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现代性也产生了自己的混沌。它独立于社会现代化的后果，从文化发展本身的角度来看，怀疑现代性计划的动机是存在的”⑨。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计划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相关联的产物。曾经热情推进后现代主义讨论的法国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也不否认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一定程度的继承：“（后现代）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成为现代的。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并非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处于新生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变的。”⑩因此，在哈贝马斯等人看来，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宗教生活、民族和社会以及科学、伦理和艺术都转化为主体性原则的多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现代性是理性的表现，它凸显了主体性和人文性。在现代性的框架下，人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以人为本和人类中心的意识甚至被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和排他的地步，因此它便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后现代理论思潮的挑战和反拨。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将现代性限定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描述，那么我們便可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对现代性的不同形态的描述，因为他的著作中描述的现代性五副面孔在中国的语境中备受关注，并经常被引用和讨论：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派、媚俗和后现代主义11。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当作当代世界文化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上述五种形式或曰五副面孔被纳入这一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因此，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比较之角度，我们便对全球现代性，尤其是文学艺术现代性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再考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参加后现代主义讨论学者们通常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既有着某种连续性又有着必然的断裂性。早期的詹姆逊是最早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性的理论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詹姆逊首先从后现代的视角对消费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的演讲中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特征之外，
……新的消费方式、计划报废、时尚和风格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广告、电视和媒体的普遍渗透在整个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城市与乡村、中心与外省之间过去的紧张关系被当下形成的城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高速公路网络的发展和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些特征似乎都标志着与战前那个高度现代化仍然是一股潜在力量的旧有的社会的彻底决裂。12
因此詹姆逊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后现代消费社会，并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同时他也承认，后现代主义中依然带有一些合理成分，并对之予以积极的肯定。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并不总是消极的因素，因为它突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方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对各种问题的思考更加复杂，我们将不再以非此即彼的方式作为我们的价值标准。因此，他认为，“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它恢复了差异概念本身的适当张力”13。因此，詹姆逊总结道，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属性就在于，它解构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着高级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由此可见，上述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在全球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下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这方面，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现代性理论时，已经将其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因而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出现不仅为全球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加入了中国的元素，而且也从中国的另类现代性视角对这一长期以来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话语予以了解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再探
在粗略地描述了现代性在西方学界的讨论和一些主要理论家的观点后，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暂时的结论：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也如同全球化概念一样。但是在中国的几千年文化传统中却一直有着一些现代性的因子，如果打破时空限制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中分别窥见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因子：前者积极进取介入现实，后者则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超然态度面对现实；前者强调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后者则更注重一种双赢的模式。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蕴藏了这两种相互抵牾但又彼此互动的碎片式思想。因而中国在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便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性成分，在西方思想的激发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便自然而然地启动了，它的标志就是发生在1915—1923年间的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性的激励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发起了大规模的文化翻译运动，西方各种思想理论和文化思潮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国，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我们在梳理了西方思想界和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后便可结合当下的中国发展现状进行思考和建构。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大计起始于新文化运动的话，那么发展到当下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也即一种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双向发展模式，或曰中国化的现代性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一特征和独特的发展模式落实到文学上就具体体现于这样一条路径：西方的理论激活了中国的思想并催促了中国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在中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经过理论家的抽象和建构后又进入国际理论界和思想界，对那些正在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一定的启迪和影响14，同时也对曾经“大一统的”（totalizing）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予以了解构。因此，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是一个不断地激励理论家进行新的探索的催化剂，特别是在当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更是如此。我们在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后将如何界定中国的现代性呢？既然我们承认，中国也有自己的现代性大计和现代化道路，那么我们便进一步问道：中国的现代性与全球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之于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何意义？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有何指导作用？首先，我想再次肯定，中国的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由于自己的独特性又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现代性，因此它也如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也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其特征就是囊括了被激活了的传统中国文化，并融入了部分后现代的因素。它现在已经开始体现于我们当下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现在我们便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视角探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都作出过奠基性或传承性的贡献1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应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它在强调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注重科技和生态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这样一种现代化就是可持续的，并可以为其他国家所效法和学习。
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大计和现代化模式是以自然资源的耗竭作为代价，因此当它们的现代化初步建成时，自然和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以解构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撥和挑战。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和生态环境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有力的挑战和解构，与现代性在那些国家的成熟密切相关。而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性大计在其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生态文学批评便被引入中国并迅速得到中国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响应。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和理论批评家先行了一步，它们的作品和批评著述直接对党和政府作出一系列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实际上，研究生态问题早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十分注重自然生态的平衡。尤其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偏激之处起到了某种平衡的作用16。但是，面对西方国家的后来居上，率先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明显地感觉到落后和被“边缘化”了。他们十分迫切地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引进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理论和经验。
毋庸置疑，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正式启动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早期的现代化建设由于经验不足和过于急于求成，也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当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一定的规模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便敏锐地洞察出这一进程中所出现的生态的失衡，因而果断地提出，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发展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我们就要从其基础抓起，也即首先要反思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对立和不平衡关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专断和排他意识，使人们重新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大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人类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不断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为自己服务，甚至达到了对自然资源耗竭的地步，而没有善待自然和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因而促使自然向人类发起了无情的报复。近二十多年来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和2009年出现在部分国家的甲型H1N1流感就是这一报复开始的征兆，而近年来持续不断出现并波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更是这种报复发展到极端的一个致命的后果。在疫情的大面积蔓延时，我们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也感到自然的无情。作为从事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的人文学者，我们已经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回应17。而在这种情势下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也为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致力于探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今天的自然生态写作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在讨论自然生态这个话题时总免不了要提及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文学的先驱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确实，梭罗作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鼻祖，认为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外，即使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中愉快地生活。他的这种近似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境界也许是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的，但梭罗的这种尊重自然甚至对自然顶礼膜拜的精神至少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有着某种启迪作用。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效法梭罗，远离都市的喧嚣，隐居在荒山野岭，静心地思考和写作。还有人出于保护生命的动机成了素食主义者。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试图建设生态文明的初步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在一个具有各种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提倡梭罗式的素朴生活，至少是对奢侈喧闹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拨。生态文学作家和批评家虽不像那些付诸行动的生态主义者那样走极端，但致力于文学的生态学研究至少可以在学派众多的当代文学批评中独树一帜。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其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所分享。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这一点尤其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见出端倪。这种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中国版的世界主义，它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代国际学界，关于共同体（community）的讨论近年来日益多了起来，这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国际学界的译介和传播不无关系。由于共同体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有之，因此这也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当代发展。不可否认，共同体这一术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和众多说法。但就其基本的意思，不外乎这样几个：其一，人们在共同的条件下，例如经济的或利益上的，结成的某个集体或群体，也即早期被译成中文的“社群”。其二，由若干个国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组成的集体组织，如早先的欧洲共同体或现在的欧洲联盟，这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其三，使用同一种语言或具有同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处于沟通的方便容易结成一个群体，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共同体。其四，在爱情方面，指最具同心力的一个集体，也即双方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基础，可以做到同荣誉，同命运，同生活。这是人们对当代爱情观的美好憧憬。当然，第四种说法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共同体主要是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在这方面，文学艺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来源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在西方的语境中，一种说法认为是出自拉丁语词汇Communit（团体），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其真正的源頭和Common（普通的，公共的）一样出自Communis（共同）一词。也即有着共同或大致相同的目标和利益的人自愿结成的群体。总之，这个术语在英语中最早的意思是“公众团体”，直到中古英语时代才派生出Communite（公民）这类衍生的词汇。后来衍生出来的commune（公社）一词也带有这样的含义。当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的共同体思想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了这些早先的零散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升华为一种共产主义（communist）的社会和理想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有着历史的依据，同时也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来源，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
共同体的概念在近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其历史源头和发展脉络，就共同体这个术语来看，它与公社和共产主义都有着相同的词根。在这方面巴黎公社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首次实践。当公社失败后，革命曾一度处于低潮，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1816—1887）悲愤地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并很快由作曲家比尔·狄盖特（Pierre De Geyter，1848—1932）谱曲。公社的社员们虽然流亡到世界各地，但是一曲熟悉的《国际歌》的曲调却使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团结起来到明天，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设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最新发展形态，它打破了阶级、经济利益、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化上的隔膜，认为地球上的人们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因此基于这一点构建一种（代表）（全）人类（共同）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国际化
以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以及在当下的任务，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命题：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和语言艺术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它应该如何回答时代之问？我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一种时代精神，也即表达一种正能量，或者说，它应该能催人奋进，起到鼓舞人民奋发向上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当然，在文学作品中揭露假丑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使人丧失生活的信心，而更应该通过对假丑恶的揭露弘扬真善美，给人信心和力量。也即正如俄罗斯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悲剧也是一种最伟大的崇高，它使得读者在悲伤之中思想得到净化，从而更加坚定奋发向上的决心和信心。近年来在西方和中国兴起的科幻文学就是一些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过于物质化而缺乏理想的一种反拨。
无独有偶，对文学表达时代精神和理想这一信念早就在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他本人就同时具有诉诸想象和实干的科学精神和艺术想象。就在诺贝尔逝世的前一年，他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5份，分别奖励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等领域内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也即今天我们一直热衷于谈论的诺贝尔奖。以诺贝尔冠名的文学奖作为当今文学界最有名的奖项，就是要授予那些“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当然，人们对这一“理想主义”倾向作何理解和阐释则应另当别论，但至少说明，一个作家只有具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和远大审美目标才有可能写出不朽的佳作并问鼎这一至高无上的奖项。当然，并非所有的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都取得了同等重要的成就，但至少有相当一批作家和诗人已经载入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其中诗人的比重虽然不很大，但水平却很高，所产生的影响也广泛。一些诗人不仅在创作中成就斐然，而且也有自己独特的诗学，堪称世界文学大师。梅特林克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象征主义剧作家，虽然以戏剧创作为主，但他的剧作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背道而驰，别具一番新意。在他看来，“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言词中，人们才能从真正是美的和伟大的悲剧中找到美和伟大”。一首诗能够更加靠近美和崇高的真理，“因为它舍弃了那些仅仅是用来解释行动的词句，而代之以有启示意义的台词”。即使是讨论戏剧创作，他也依然将其与诗歌创作相关联。艾略特作为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其文学创作不仅包括诗歌和戏剧，他的批评理论对现代英美“新批评派”的崛起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把诗人的才华和丰富想象力运用到戏剧创作上，因此他认为，剧作家的目的就是写一出诗剧，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弦。一出没有动作光有戏剧独白的戏并不成其为戏剧，它必须有人物，有行动和冲突。由此可见，即使在艾略特的戏剧观中也不难窥见传统的因素和诗歌美学成分，但是他认为传统不应成为发挥个人才能的障碍18。2016年获奖的美国词曲作者和诗人鲍勃·迪伦更是一位将诗歌与音乐美相结合的诗人，虽然他的获奖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在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后便不难发现，他既是一位杰出的音乐人，同时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诗人，此外，他还是一位辛勤耕耘的艺术家。这一切至少说明他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听众，从而在实用美学领域内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诺贝尔奖颁发的一个新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大家也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倾向。即使在鲁迅的那部鞭笞和批判传统文化最为激烈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作者也依然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呼吁“救救孩子”作为一种憧憬未来的理想。作为当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格非的创作并非十分多产，但他的积累却十分厚实，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早年所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他更加关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和社会变迁。他从20世纪中期开始酝酿构思、自2011年陆续推出的长篇小说系列《江南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他在坚守文学艺术的精英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同时，用厚重的笔触描述了自民国初年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力地回应了世界文坛早已发出的“小说之死”或“长篇小说之死”的噪音。因此在我看来，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角来看，格非的整个三部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它可以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比美，但它的一个不同之处则在于马尔克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写世间不可能发生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格非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呢？诚然，除去他的书写历史的勃勃雄心外，就是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他通过书中人物对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夹杂着另一个人物对“桃花源”的迷恋，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世界主义倾向和探讨人类共同价值的审美理想。这也许正是格非的创作更接近诺贝尔当年所推崇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方面。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以最高票荣获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后，我曾在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再接再厉攻克诺貝尔奖。但他的心态却很平常，并在接受学生采访时毫不隐讳地表示，“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19。这不禁再次使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前任主席埃斯普马克多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在未来的世纪是不会消亡的”，他认为，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所赖以生存的语言媒介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人们不可能通过看电影和电视来欣赏文学作品，他们需要阅读文学作品，从中获得审美快感和艺术享受。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20。我想，这也是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学者和作家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总之，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参与，因此我们应该具有文化和文学自信，此外，我们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应该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翻译的中介，这些作品不但不会过时，反而会为更广大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即使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学也不会消亡。文学批评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我对此始终抱有信心。
【注释】
①关于国际学界对我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评论，参阅中国学者邹理为国际刊物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文学跨学科研究）编辑的一个英文论文专辑“王宁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尤其是这几篇出自西方学者手笔的文章：Theo Dhaen，“Wang Ning：Siniciz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Vol. 6，No. 2（2022），199-214；Thomas O Beebee，“Wang Ning，Inc.：Intercultural Collaborations in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215-225；Simon C. Estok，“Wang Ning and Shakespeare，”256-271.
②关于全球性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已故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可参见他于2001年11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全球性：一种主要的西方观点”。
③在现代性理论方面，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斯·韦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但是，对于西方文论家提出的其他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现代性的理论，中国学者则知之不多，主要是因为缺乏及时的中文翻译。
④关于国际学界就复数的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变体的讨论，可参阅我的两部英文专著：Translated Modernities：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Ottawa：Legas Publishing，2010；After Post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3.
⑤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 1.
⑥Cf. 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
⑦Cf. 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 33.
⑧Fredric Jameson，A Singular M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 94.
⑨Cf. Jü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al Forster ed.，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Seattle，Wa.，The Bay Press，1983，p. 8.
⑩Jean-Fran?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 79.
11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
12Hal Forster，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Seattle，Wa：The Bay Press，1983，124-125.
13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 31.
14在这方面我本人有着深切的体会：2010年11月—19日，我和童世骏教授应邀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拉丁美洲科学院第22次学术研讨会，简短的开幕式后，我们分别作了40分钟的主旨发言，我的发言题目就是“Chinese Modernit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我们的发言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闭幕式上，学院秘书长坎迪德·门迪斯·艾尔迈达院士宣布，我和童世骏双双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有关报道参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24日第1版。
15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发展脉络，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文章，参阅拙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以及《翻译与马克思主義中国化：文学和文化的维度》，《上海翻译》2021年第6期。
16关于儒学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参阅Tu Weiming，“The Ecological Turn in New Confucian Humanism：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Daedalus，134. 4（Fall 2001），pp. 243-264。
17关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参阅拙作《后现代生态语境下的环境伦理学建构》，《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6期；《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以及《医学人文：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18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第175-177页。
19参阅程曦、曲田：《格非：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新清华》2015年10月9日。
20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载《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402页。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艺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基地。本文得到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培育计划（A类）资助］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