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

　　我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要奔向原野，去无人区穿越，这并不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厌恶或“绝望之反抗”，仅仅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我在麦尔维尔的《白鲸》以及科马克·麦卡锡的《沙雀》里都强烈地感受到。当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又将这种冲动引向童年时的成长地——所有人都在煎熬，都在忍受，却又无能为力。这样，米格尔街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空间，更是承载着个人记忆的“地方”。

　　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地方”，地方是一种有意义的空间形式，它不仅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被改造，而且还能够被形象化、被具体化、被想象、被遮蔽，甚至被遗忘。劳伦斯·布伊尔认为地方是“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赋予地方以独特的生命经验，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性”，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在地性”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向来都是“在地性”的表达，能够赋予艺术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谈到的艺术的独特光晕。“在地性”批评强调作品和特定地点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将作品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并努力呈现独特的文学生态。这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和“地方路径”的研究都是“在地性”批评的代表。

　　我来深圳工作后才开始注意到批评的“在地性”。我曾陆续在武汉、深圳、上海、纽约、北京等地求学，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不同。鲁迅先生曾戏言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立论的基础就是“地方”。我在研究生阶段主攻西方文学，来深圳后，参与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学术的重心开始转向深圳文学。我们一般从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方面来研究深圳文学，但我发现首先应将深圳看成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既有都市的“现代性”，也有乡土性的一面（本土历史以及外来移民携带的乡村因子）。深圳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奇迹之城，讴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被无形地遮蔽了，比如说诸多文章将改革开放前的深圳称为“小渔村”，这明显是个错误的指认。据考证，深圳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31年，深圳大鹏的咸头岭遗址是距今约有七千年历史的史前人类遗址。如果不研究深圳文学与文化，就有可能会忽略掉深圳的“地方性”。2020年，我和同事主編了深圳南山区六作家的评论集，书名叫《在地的回响》。从那时开始，我有意识地思考批评的“在地性”问题。

　　具体到深圳文学来说，批评的“在地性”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三、深圳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我们一般将深圳文学的起点放在1979年，但细究起来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深圳特区诞生之前有没有深圳文学，深圳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因此，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研究深圳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逻辑起点”又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密切相关，这里还需要辨析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而深圳文学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积淀，涌现了众多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为深圳文学写史，怎样筛选经典篇目，亦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话题。

　　在文学批评的世界里，感受者比理论家可爱，做一个感受者远比成为一个理论家要幸福。阅读一代代城市书写者的作品时，我并未随身携带术语、概念和偏见，我所有的，是同为深圳生活者的好奇，是文学阅读者的感知力，是对陌生和冷僻的发现之心，糅合着孩童式的热情和勇敢，因此，对我而言，从“地方”出发，回到文学的现场，既是起点，也是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