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三个团队来自军委会政治部，它们是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和剧宣九队。
这是三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戏剧团队。当时就有署名何泛的作者在《力报》发表文章，称：
在西南剧展中所参加的三十余个团队中间，军委会政治部所属的三个戏剧宣传队，四队、七队、九队，是最受观众们注意的团体。不但由于他们几年在前线、在边区、在农村所建立的辉煌战绩，使后方的人钦羡、崇敬，而且，从武汉时代以后，除了那次长沙的一、二、八、九队会师，直到今天，在桂林，這三个来自不同地区——柳州、曲江、长沙——的队伍才有机会再遇在一起。而这一次，演出的意义是更重大的，他们自身需要努力地在艺术上竞赛，他们还要面对着一群生疏的观众，来度过一场惊险的考验。①
“剧宣”是抗敌演剧宣传队的简称。抗敌演剧宣传队的前身是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都是全面抗战的产物，其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7月的武汉。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刚半年，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下辖三个厅。第一厅主管军队政训，第二厅主管民众组训，第三厅主管抗战宣传。周恩来主管第三厅。第三厅集聚了当时中国众多知名文化人，有“名流内阁”之誉，厅长郭沫若。下辖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秘书傅抱石；第五处（文字宣传处），处长胡愈之；第六处（艺术宣传处），处长田汉；第七处（国际宣传处），处长范寿康②。
1938年的武汉，云集了众多抗日救亡民众团体。由上海地下党建立的十二个上海救亡演剧队也从战场撤退到武汉③。军委会政治部“以汇合于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各队为基础，并选拔战地工作较久、人才较齐、技术较佳、成绩较著的剧团，编成政治部直属抗敌演剧队十个队，九月上旬先后成立”④。
十个抗敌演剧队为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的下属组织。此外，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还有四个抗敌宣传队⑤。再加一个孩子剧团，就是日后著名的第三厅的十五个剧团。
1938年成立的十个演剧队和四个宣传队，至1944年，演剧队只剩下五个，宣传队剩下一个，这六个戏剧团队共有三个参加了西南剧展⑥。
参加西南剧展的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和剧宣九队，就是1938年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的十个抗敌演剧队中的两个和四个抗敌宣传队中的一个。
其中，剧宣四队的前身为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剧宣七队的前身为抗敌宣传队第一队，剧宣九队的前身为抗敌演剧队第二队。
一、剧宣四队（抗敌演剧一队）
从头说起，剧宣四队可追溯到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当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变为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⑦。
上海救亡演剧队的队员有不少后来在中国戏剧史、电影史、舞蹈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如赵丹、郑君里、叶露茜、瞿白音、陶金、吴晓邦等。
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回春之曲》《故乡》和“好一记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
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在演出过程中，遇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的邓文仪，邓文仪劝他们改编为政训处抗敌剧团。
赵丹夫妇等人不愿被政训处收编，在镇江离队。上海救亡演剧队其他人物开入南京，编队受训，成为政训处下辖的剧团。到武汉后，由于政训处撤销，军委会成立政治部，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便改称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剧团⑧。抗敌剧团曾奔赴多个战区进行战地演出，至1938年9月，抗敌演剧队十个队先后成立，抗敌剧团改编成为抗敌演剧队第一、二两队⑨。
抗敌演剧队第一队的成员主要有徐韬、魏曼青、舒模、李超、张客等人。
根据田汉的记录，抗敌演剧队从武汉退出后分别出发各战区，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出发第四战区⑩。
1941年，军委会合并演剧队和抗宣队，抗敌演剧第一队因为在第四战区而改称“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简称剧宣四队11。
也就是说，参加西南剧展演出的剧宣四队，乃是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剧团，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一队演变而来。
西南剧展开幕之际，《大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剧宣四队：
他们特地从柳州赶到桂林来参加这次的剧展。魏曼青队长告诉记者：他们在七八个年头中，足迹所到，已经有十省了。以县市来计算，足有二百三十五县市。在这串漫长的日子之中，他们共演出了多幕剧二十二个，独幕剧五十三个，新剧二十八个，共演出四百七十九场，并且拥有二十一万军队和六十余万民众的观众。有许多剧本，是他们自己编撰的，反映黑暗，反映争斗，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舞台上上演，曾引出了台下人的欢笑和眼泪。他们是从抗战剧团蜕化到今天的，前后的队员共有八十人，现在只有三十五人。12
根据《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选辑》西南剧展有一个三十五人的筹备委员会，剧宣四队的魏曼青和舒模是筹备委员。剧宣四队在西南剧展演出了《蜕变》和《家》两个话剧。
事实上，剧宣四队在西南剧展上演出的剧目并不只是《蜕变》和《家》两个话剧。
根据李超的回忆，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开幕式上，剧宣四队第一个登台亮相，演唱了《大家唱》《挑夫曲》《大青山》三首歌曲，还演出了活报剧《七年了》13。
《七年了》的开幕词说道：
七年了，这是血泪交织的日子，我们在这苦难的日子中为祖国贡献着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在苦难中教育了自己。我们这一群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缺点揭露给大家看，我们也严酷地和自己的缺点搏斗，为了更健全地成长……14
这番诚挚的开场白感染了观众。一位署名海洋的作者在《新华日报》以《剧兵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评论，认为“晚会中剧宣四队的活报剧《七年了》深深感动着每个人”，认为这个作品“是一幅活生生的现实图案，真切而动人，不仅是剧宣四队自己的锋利的解剖刀，也是每一个剧团的明亮的镜子”15。
除《七年了》之外，剧宣四队还演出了另一台活报剧《伤兵医院》，是在1944年4月19日的活报剧大会串上演出16。而在1944年5月18日西南剧展的闭幕晚会上，剧宣四队又演出了短剧《父归》，而且是作为闭幕晚会第一个剧目上演17。
剧宣四队演出的两个核心剧目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名作。《蜕变》为曹禺的剧本，《家》亦是曹禺的剧本，但是根据巴金的《家》改编。
西南剧展期间，组织了一个十人评议团，规定看完一场戏后，集中一起讨论，然后由一人执笔，代表大家撰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8。
十人评议团由田汉、周钢鸣、韩北屏、秦似、华嘉、秦牧、陳迩冬、洪遒、孟超、骆宾基组成。他们在《大公晚报》上发表了对剧宣四队演出的《家》的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十人评议团对剧宣四队虽然有极其善意的肯定，但对《家》的演出，却有相当负面的批评，文章认为：
《家》在剧作的本身上，对反封建问题是有着严重的错误见解的，不能与今天的现实要求严密吻合。四队之选择这一剧本，也许是企望于达到所谓后方演剧水准吧。可是，我们所期待于战斗的演剧团队的，是更简朴有力的舞台，更激壮昂扬的情绪，打破后方琐碎低沉的空气。在这点上，我们对《家》的演出，是感到遗憾的；同时，如《家》这样的所谓更细致的演出，在演剧运动上看，也未曾提高了它本身的水准。19
这样的批评与今天文坛的酷评不是一回事。今天的酷评往往是对批评对象的整体否定，而十人评议团对剧宣四队本身是高度肯定的，但对其话剧《家》的演出，却有如此冷峻的批评。这是那个年代才有的作风。多年后，秦似在纪念西南剧展40周年座谈会上还说道：
在那个时候，各演出团队对待批评、评议是很重视的。这一点，我感到很难得。而当时，我们也是有好说好，有缺点就说缺点，实事求是，态度认真，不搞模棱两可，不捧场，也不搞一棍子打死。这几条，我觉得在当时也是注意到了的。因此，我感觉到那个时候文艺上的批评自我批评的空气是比较正常的。20
有趣的是，剧宣四队另一个话剧《蜕变》得到的评价也不高。
剧宣四队和七战区艺宣大队各自演出了《蜕变》。
署名秋鹗的作者在《力报》发表评论《两个〈蜕变〉在剧展》，文章对两个团队的演出都有较直率的批评，谈到四队的演出，作者认为：“四队亦不能把握着全剧的感动力，使一气呵成的灌输进观众的内心。”21
二、剧宣七队（抗敌宣传一队）
剧宣七队的前身为抗敌宣传队第一队。
抗敌宣传队第一队1938年7月成立于武汉，1941年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七队”。
1938年9月，抗敌宣传队第一队的工作地区被安排为西南五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1938年底，抗敌宣传队第一队在桂林从“八一三歌咏队”、广西学生军和桂林中学招收了一批青年。
抗敌宣传队第一队的主要成员为吴荻舟、徐方略、徐洗尘、刘建庵、张曙、蒋柯夫、章枚等人。
西南剧展开幕之际，《大公报》这样报道剧宣七队：
他们是以演歌剧而驰名国内的，《农村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剧，都曾在桂林、曲江、衡阳、长沙等地轰动一时的。他们的队长吴荻舟，精通优美的旋律，并且手著了《诗人与国王》，这是一部做傀儡剧的剧本，在国内还不多见。
他们一共有三十二人，本月月底就可以来桂林了。22
剧宣七队为西南剧展准备了三个剧目，分别为话剧《家》《法西斯细菌》和歌剧《军民进行曲》。由于剧宣四队也排了《家》，剧宣七队慷慨地将《家》的演出机会让给了剧宣四队。
《法西斯细菌》是夏衍的话剧剧本，剧中第四幕场景在桂林。根据司马文森的说法，剧宣七队是首次将《法西斯细菌》在桂林舞台上呈现23。司马文森是夏衍戏剧的拥趸，他自称在中国作家中他喜欢夏衍的作品24。他对剧宣九队的演出也相当满意，认为：
导演和演员们事先的研究工作都做得很充分，能够把握得住原剧的精神和特点，一拉开幕，观众就能感触到夏衍底气氛，淡的色调，轻松的动作，调皮而发人深省的对白，到演出尾声的时候，夏衍底味道全熬出来了。尾声我认为是夏衍在这个剧作中写得最动人的一幕，在演出的时候，也和原作一样动人……25
夏衍是西南剧展演出剧目最多的编剧，有《法西斯细菌》《愁城记》《水龙吟》《戏剧春秋》四个剧本，前三个为他独立编剧，最后一个是他与于伶、宋之的合作编剧。由此可见夏衍在西南剧展以及整个桂林文化城的影响力。
《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展出的唯一一个歌剧。剧宣七队本来是抗敌宣传队，在音乐舞蹈方面相对内行。因此，对歌剧有较大兴趣的陈志良认为：“剧宣七队对于新歌剧运动的努力，及其在演出上的成就，大可为话剧及歌咏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26不过，陈志良在肯定《军民进行曲》的前提下仍然指出了它的不足，他认为：
现实的题材，纯熟的演技，漂亮的布景，优美的音乐，动人的歌声，使人感动、悲戚、兴奋、痛恨、欢舞，确是一首“抗战史诗”，较佳的歌剧。但是严格而论，他们专重于音乐与歌唱，忽略了舞蹈对白与歌剧的联系性，只是较长的歌咏而已。27
在对《胜利进行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讨论之后，陈志良提出了一个观点：“希望不要专以西洋为偶像，应该大胆地创造出一种‘中国式的新型歌剧来。”28这个观点，后来确实得到了践行。
三、剧宣九队（抗战演剧二队）
剧宣九队的前身是抗敌演剧队第二队。
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和第二队源头相同，皆为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先是演变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第四队，然后演变为抗战剧团，再后演变为抗战演剧队第一、第二两队。
抗敌演剧队分发第四战区，因此后来更名为剧宣四队。抗敌演剧队第二队分发第九战区29。
抗敌演剧队第二队主要人物有郑君里、吕复、赵明、许之乔、许秉铎、严恭、石联星、朱琳、刁光覃等人。
1941年，军委会政治部鉴于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都已不齐全，决定将演剧队和宣传队合并，改称抗敌演剧宣传队，番号按所在战区番号更改。因为抗敌演剧第二队在九战区，故改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九队（简称剧宣九队）30。
也就是说，参加西南剧展演出的剧宣九队，乃是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上海救亡演剧队三、四队，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剧团，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二队演变而来。
1944年2月18日，《大公报》这样报道剧宣九队：
现在他们在长沙待命，如果军委会政治部当局要他们什么时候来桂林，他们便即刻动身。他们和剧宣四队同时改编而配属战区工作的。他们的奋斗史，和一支军队一般地艰苦。他们前后经过了苏、皖、赣、鄂、豫、鲁、粤、湘等八个行省，据他们的统计，他们曾做了一万五千余里的戏剧长征工作。因为本战区当面有敌人，所以，他们还得在前线演剧，就为这，西迄洞庭，东到鄱阳，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已拥有六十余万观众了。31
剧宣九队在西南剧展上演出的话剧是《愁城记》《胜利进行曲》。
十人评议团对《愁城记》剧作以及剧宣九队的演出进行了评论。《愁城记》的作者是夏衍。夏衍是左翼作家。十人评议团的组织基本以左翼作家为主。也就是说，十人评议团的政治立场与夏衍是契合的，双方可以说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从十人评议团对《愁城记》的总体评价“《愁城记》是可以说是小人物的从暗夜跨到黎明的一个纪程碑”32亦可以看出，十人评剧团对《愁城记》剧本的总体评价是相当高的。
但这并不影响十人评议团对《愁城记》剧本的具体内容做出负面评价，文章写道：“剧本背景是沦陷后的上海，但对于控制那样的环境的一个绝大的势力——日本侵略者，却没有一笔正面的触到，因此就减弱了剧本的现实意义，也限制了这剧本更大的感动力量。”33说了这个总体感觉还不够，文章继续从剧本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多方面讨论剧本的不足。
而对于剧宣九队的演出，十人评剧团认为：“他们在人物创造上的认真，导演、舞台工作者、演员的融洽热烈精神，使我们觉得大体上已经能够传达剧本，甚至好多地方更赋予了剧本充溢的生命。”34
《胜利进行曲》是剧宣九队原创的剧本，但已经演出过很多场次。十人评剧团的评价是：
这个戏是表现军民合作的，但是舞台上只看到民众的比重过多的活动，而没有很清楚很着重的介绍军队，有的只是一些伤兵、落伍兵和负有特种任务的兵，这是不够的第一点。其次，这个戏的第二主题是表现敌军的衰弱，剧作者虽然写了很多场面来渲染，但是，他忽略了敌军残暴面的描写，至少是他忽略了描写敌军暴行所引起的人民的仇恨。假如加强了人民仇恨心理的一面，将更能有力的引起观众共鸣。再其次，严格一点说，《胜利进行曲》只是场面与场面的连串，并没有琢磨得很完整。许多问题是接触到了，然而缺少過程。35
当然，这个冷峻的评价并不一定代表当时演出的主流评价。剧宣九队编印的该队宣传册子称：“《胜利进行曲》的演出，像一朵奇花，立即引起了全桂林的注视，‘演剧队，这个名字也跟着响亮起来了。很多过去对于演剧队非常冷淡的人这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一般的批评也都认为这个戏有它独特的风格：泼辣、鲜明、有力，是战地演剧的代表作”36。
综上所述，以上三个抗敌演剧宣传队奉献给西南剧展的多为当时中国戏剧界的名剧。六个核心剧目中，《蜕变》《家》皆为曹禺剧作。其中，《蜕变》为曹禺原创，《家》为曹禺根据巴金小说改编；《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皆为夏衍剧作，夏衍是当时左翼文坛重要的剧作家之一。此外，《军民进行曲》是由王震之、天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歌剧，《胜利进行曲》则为剧宣九队的原创话剧，这两个剧目分别是剧宣七队和剧宣九队的保留剧目。也就是说，六个核心剧目，五个为名家名作，一个为团队原创，但无论是《军民进行曲》还是《胜利进行曲》，都是剧宣七队和剧宣九队演出很多次且广受欢迎的剧目。
我们知道，抗敌演剧宣传队的职责是抗敌宣传，是唤起和激发军人和百姓的抗战斗志。这个方面，他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西南剧展固然也有抗敌宣传的职责，但同时也有艺术切磋的功能，主办者欧阳予倩甚至希望“使戏剧成为教育、成为学术，成为富于营养性的精神的食粮，成为化除一切腐旧的不良习惯的药石”37。这就使得西南剧展于抗战宣传之外，有了艺术展示、艺术提升的目标。这就导致参加西南剧展的各个团队在提交展览剧目的时候，不仅立足于抗战宣传，而且着眼于艺术提升，这是他们不约而同选择名家名作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南剧展在艺术提升方面的目标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付诸实行。十人评议团的组建和评论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本文引用了不少十人评议团的评论文字，乍一看，似乎多是对演出剧目的负面评价，但如果全面阅读这些文字，会发现十人评议团的良苦用心。十人评议团的评论并非出于一己之见，更非传达极端之词，而是在对剧作全面认知的前提下，从剧本创作到舞台呈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理，但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真话，是认真负责的话。这种对抗战宣传以及戏剧艺术的双重责任感，贯穿于他们的每一篇评论当中。
演剧队确实是西南剧展中备受关注的三个重要戏剧团队，他们所提供的六个剧目也是西南剧展中影响较大的剧目。尽管以十人评议团为代表的戏剧评论对他们的演出有客观、审慎的评价，但并不影响他们给当时观众思想情感和艺术审美的冲击。如果说演剧队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扬，那么，十人评议团的评价则是促使他们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动力。应该说，以十人评议团为代表的西南剧展戏剧评论，对今天的文艺评论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戏剧如何在时代价值和艺术价值两者间达成平衡，如何在艺术精品和演出效果两者间实现双赢的问题。当时一位署名乐棻的评论者针对《胜利进行曲》就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本剧作为一个宣传作品而存在，自有其相当价值，不过司马先生却强调着它的‘艺术价值，实在不敢苟同。”宣传有当时的作用，艺术有久远的价值。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既有演出（发表）当时良好的接受效果，也必须经得起时过境迁久远的接受考验。客观地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文艺创作如何既普及又提高的问题。
总而言之，以十人评议团为代表的西南剧展评论对时代价值与艺术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是对中国现代戏剧的总结性推进，即便放在今天的中国戏剧场域，也是富于建设意义的命题。
【注释】
①何泛：《看三个剧宣队的戏——〈家〉〈胜利进行曲〉〈法西斯细菌〉》，原载1944年3月28日《力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61页。
②⑤参见李扬：《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6-27、27页。
③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247页。
④⑦⑧⑨⑩29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原载1942年出版的桂林《戏剧春秋》第1卷第6期，第2卷第2期、第3期，转引自《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第394、396、397-399、403、395、395页。
⑥参见《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原剧宣九队队长吕复的讲话》，载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办公室编印《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84，第53页。
1113141617李超：《硝烟剧魂——抗敌演剧一队回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第96、133、134、134、134页。
12《大公报》记者《剧展中的话剧团（之一、之二）》，原载1944年2月16—17日《大公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253页。
15麦汉、海洋：《西南剧展拾零》，原载《新华日报》1944年3月22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74-175页。
18秦似：《西南剧展的前前后后》，载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376页。
19田汉、周钢鸣、韩北屏等：《家》，原载1944年3月30日《大公晚報》，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70页。
20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办公室编印《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资料集》，1984，第133页。
21秋鹗：《两个〈蜕变〉在剧展》，原载1944年6月11日《力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275页。
2231《大公报》记者《剧展中的话剧团（之三、之五）》，原载1944年2月18—19日《大公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260-261、259页。
232425司马文森：《门外人语——评〈法西斯细菌〉》，原载1944年3月23日《大公晚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51、151、152页。
262728陈志良：《从剧宣七队的演出说到新歌剧运动》，原载1944年5月23—24日《力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286、287、289页。
30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编《八千里路云和月——演剧九队回忆录》，第401页。
323334田汉、华嘉、秦牧等：《论〈愁城记〉剧作及九队的演出》，原载1944年4月14日《大公晚报》，转引自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96、196-197、198页。
35田汉、周钢鸣、孟超等：《〈胜利进行曲〉评》，原载1944年4月22日《力报》，收入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28-129页。
36覃柯：《〈胜利进行曲〉小史》，收入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148页。
37欧阳予倩：《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收入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43页。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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