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

　　在《有生》后记里，胡学文表示自己长期以来都想写一部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对此痴梦，断难割舍。他做到了。《有生》以皇皇五十六万字篇幅，写出的其实何止是家族百年，那更是乡土百年。如不少论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有生》堪称是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百科全书①。

　　为此，小说在一半左右的篇幅里安排乔大梅充任叙述者。乔大梅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生于1900年8月。在她出生那天，她的父亲刚刚从一场小规模的饥民暴动中死里逃生。四年之后，这位乡村锢炉匠因官司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携家带口游荡在村落之间，然后在1910年的中原大旱中不得不离开豫东老家，往单县投亲。途中，他的妻子亦即乔大梅的母亲死于难产，只剩下相依为命的父女二人。他們在单县只待了两年便北上京城，因为父亲奢望把乔大梅送进宫廷做锔匠。然而，这已经是1912年，清朝结束了。两人在已近京城的高碑店才得知历史和他们开了这样大一个玩笑，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继续北上，在张家口附近的宋庄落下脚来。在这里，乔大梅将垦荒、定居、出嫁、接生，度过此后近乎无尽的岁月，而我们也将和她一起目睹父亲死于土匪之手，跟随她穿越在战乱、瘟疫、饥荒层出不穷的察哈尔特区为汉族人、蒙古族人甚至日本侵略者接生，陪伴她经历百余年的岁月沧桑。

　　这是一部刻意将个人、家族、村庄嵌入百年中国历史的小说，显然，今时今日以这样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不无风险。正如胡学文自己业已意识到的，同类书写实在太多了，使这一结构几成俗套②。有此自觉仍决意如此，当然不是因为颟顸，《有生》较之别作确有其独特之处。它诚然也铺展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但并未像其他类似小说一样，让宏大历史明确而横暴地参与乡村生活。1900年理应出现的义和团拳民，被写成面目模糊的暴动饥民，而如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军阀混战、民国统一、解放战争等，都似乎因为宋庄这爿荒村过于偏远和闭塞，更像是遥远南方或城市里的一点回音。甚至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十年浩劫”，尽管必然对宋庄产生影响，胡学文亦努力不将这影响写得过分戏剧化，而使之润而无声地渗进宋庄的日常生活。有别于《红旗谱》以阶级斗争重构乡村结构，《白鹿原》用传统文化再造乡土伦理，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以性、欲望、权力进行的颠覆性书写，在《有生》当中，大历史甚至未曾呈现出它明确的逻辑轮廓。胡学文的野心似乎并不在于“百年”，他没有重新建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的诉求，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百年进程在他笔下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就如几千年来一直笼罩着乡村的灰蓝天空一样。《有生》中的历史其实是高度抽象化的，因其抽象，所以混沌，宋庄反而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这大概才是胡学文的鹄的所在：他想要书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代的村庄，而是村庄本身，是无论历史戏台上走马灯般上演过多少兴亡更替，都亘古不变地卧在历史天空下的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宋庄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型意味和寓言色彩，在此意义上，《有生》当然可以说是对乡土的一种终极书写。

　　但是寓言之清晰和现代长篇小说的复杂性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矛盾。或许正因为此，胡学文要那么精细地讲述乔大梅平淡而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命历程，并张开了他的“伞状结构”：在乔大梅之外，《有生》选择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和喜鹊五人为核心人物，讲述与他们有关的故事，穿插在乔大梅的自叙当中。这五个人里，有嗜花成痴的农妇，有生不逢时的猎手，有勤恳厚道的手艺人和买卖人，有恪尽职守的基层干部，也有心比天高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是外柔内刚的寡妇，是外冷内热的鳏夫，是情有可原的陈世美，是莫名失足的负心人，也是命比纸薄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虽都由乔大梅接生，却性格、禀赋各异，正因为此，倒是共同拼成了一幅斑驳丰富的乡村图景。何况还不止于他们：他们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情人、仇敌、兄弟、邻居，乃至于他们的妯娌和大伯子、同事和陌路人……这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构成宋庄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织出一张完整的乡土社会结构网络。胡学文本人将乔大梅和另外五个核心人物的关系称为“伞柄和伞布”的关系③，而更多论者则认为是“伞柄和伞骨”④，其实各有道理。如花等五人诚然是伞骨，但由这五根伞骨绷起来的是紧致结实而五彩斑斓的伞布，共同成就了《有生》浑然一体的叙事框架。

　　但即便如此，或许仍是不够，无论多么铺张的大网，总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这五个人物，不管怎样具有代表性，总不可能穷尽宋庄的一切。胡学文因此采用了一种冒险的叙述手法。和很多在长篇小说里穿插短篇叙事的作品不同，《有生》中这五个核心人物，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出了完整的故事。在小说结束时，他们最核心的疑惑，最焦虑的症结，统统没有得到解决：如花将如何与钱宝生活下去？她会真的原谅毛根吗？被毛根射死的那只乌鸦确是她的钱玉吗？毛根和宋慧会成为相好吗？毛小根的怪病要怎么解决？在墓旁造屋守护着亡妻的毛根会同意将这坟地转让出去吗？罗包和麦香有没有离成婚？麦香究竟要用什么极端手段向罗包和安敏复仇？杨小凡一直耿耿于怀的养蜂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死了没有？那个不断给他发神秘短信的人又是谁呢？喜鹊要牺牲身体与声誉给黄板的致命一击真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吗？若她得知当初玷污了自己的正是多年魂牵梦萦的乔石头，会作何感想？乔石头会不会死在喜鹊手里？如果乔石头当真死掉，那么他念兹在兹的伟业，那宋庄发展的美好蓝图，又该如何收场呢？……如果小说里只有一两根线头莫名断掉，那或是力不能逮的叙述瑕疵；但这样多的疑问层出不穷，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素以擅讲故事著称的胡学文为什么执意要在《有生》里留下大面积的叙事空缺？我想那和他将宋庄以外的大历史推远的理由如出一辙，不是为了割裂故事，而恰是为了让故事无远弗届。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是封闭的，无论如何丰富，终归有其边界。但如前所述，胡学文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塑造一个原型意义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里，故事不过是供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舞台，故事的结局与核心，因此都没那么重要。李浩将《有生》视为一种“体验”式写作，肯定它“充分尊重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的意志”⑤。吴义勤亦认为：“作家（胡学文）并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认知去支配人物，借助戏剧化手段去剪裁生活、设置情节。”⑥他们无异于暗示，胡学文拒绝刻意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甚至让这部小说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作者本人。于是，借由这样的叙事手段，胡学文真正让他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终极书写，因为它无边无际，向着无限敞开。

　　二、终

　　但是，何以如此呢？是什么让胡学文怀着这样蓬勃的野心，甚至不惜在叙事上屡屡犯险，违背常规？执意如此的决心是否也因为某种情非得已的无奈？而如果历史漫漶了方向，故事失去了结尾，是否也有一种可能，是宋庄的历史已然终结，而故事的逻辑本就无从建立？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现代性不断推进，尤其是城市化日益加速以来，乡土世界早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乡村当然还在，而且变得更新、更好、更现代，却绝不会再是过去那样的乡村。那么，胡学文所熟悉的宋庄，那个中国北方的典型农村，是否还在？

　　事实上，尽管《有生》当中的大历史已足够模糊，但是从乔大梅到如花等人，面貌之差异、性情之变换仍相当明显。乔大梅的一生不可谓不坎坷，她三次嫁人，九次生育，反复面对中国历史的苦难时刻——也无一例外是中国农民最艰难的关头——但她却始终表现出足够的坚韧与清醒。她的精神是健康而厚实的，情感是敏锐而爽利的，无论对大旺还是白礼成，甚至那个身份可疑的于宝山，乔大梅都表现出足够强大的爱的能力。可到了如花等人这一代，他们的精神似乎多少都带有一些病态。他们或是深爱而不能为世俗所容，或是麻木而堕入情欲的歧途，或是因怯懦犹疑而居无定所，或是因心中有愧而惶惶不安，即便是喜鹊这样强悍的女子，也终因过分强悍而近于疯狂。和乔大梅健旺的生命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如花和钱玉钱宝、罗包和麦香，还是喜鹊和黄板，他们的生育都出现了危机。罗包非婚生子，破坏了乡村伦理，这个私生子也因此处于性命威胁之下；毛小根那不可餍足的食欲和在城市灯光下才能入睡的怪病，俨然是乡村对城市且爱且恨的隐喻；至于杨一凡，小说只谈其妻而未涉其子，似乎对于一个已经离开乡村的人而言，孩子是无所谓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乡村的后继无人。而在这几位核心人物之外，宋庄还有一些虽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彼此颇为相像的人物。譬如李富和钱庄，他们都是那种心思深沉又踏实肯干的典型农村能人。然而，尽管乔大梅的被污似乎总让人疑心和李富有些什么瓜葛，较之钱庄，李富还是要显得厚道多了。又譬如宋品这位基层干部，在过去大概可算是乡绅钱广万一般的人物，但即便钱广万都懂得对引渡生命的产婆乔大梅表现出几分尊重，宋品却敢于在近乎被奉为神明的祖奶身侧行苟且之事。古老的伦理在这位乡村掌舵人心里已然淡漠；而颇为讽刺的是，一旦他走出宋庄便威势全无，连一个修摩托车的小老板都敢对他吹胡子瞪眼。

　　如果将乔大梅视为乡村的象征，那么其实从小说开篇，胡学文便已承认了古老村庄行将消逝的命运。乔大梅出场时便已濒于死亡，此时已被尊为“祖奶”的她不过是一个躺在炕上不能说也不能动的植物人，常年陪伴她的除了一个三心二意的麦香，便只有那莫须有的蚂蚁。乔大梅对蚂蚁实在是太熟悉了。在离开老家虞城投奔单县的路上，母亲因难产而死在血泊之中，“一只蚂蚁不知从何方窜过来。走走嗅嗅，在被母亲的血染过的沙土前停住。又有一只，两只……很快变成一群。灼烫的沙土竟没把蚂蚁烫死。先是黑蚂蚁，接着是白蚂蚁，红蚂蚁，密密麻麻，浩浩荡荡。蚁群在母亲细瘦的胳膊、隆着的小腹及翻卷着血污的双腿间爬窜寻嗅”⑦。这构成乔大梅关于死亡的最初记忆。七年之后，当乔大梅在下身的隐痛中醒来，看到她的父亲同样死在血泊之中，而让她格外“惊骇的并不是被血浸透又干结的血衣，也不是父亲苍白的脸，而是在他胸前奔窜的蚂蚁大军。红的黑的白的，每只都带着腾腾杀气”。那不能不让她想到母亲，想到“蚁群是母亲派来的，要把父亲带到她身边”⑧。蚂蚁，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数量众多、群居生活并劳作不休，但是在《有生》中，却总是如影随形地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整部小说里，乔大梅都如死人般躺着，感觉到蚂蚁在她的身上乱窜。“蚂蚁在窜”，“蚂蚁在窜”，如此焦虑的无声呼喊不时打断乔大梅的回忆，打断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就像是死亡始终笼罩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之上。而蚂蚁窜得最凶也最让乔大梅难以忍耐的时候，是她的孙子乔石头在向她倾诉那个他自鸣得意的计划——他要收走村民们的部分耕地，将整个垴包山承包下来，然后在半山腰建一座气派的祖奶宫。乔大梅在这狂妄的蓝图里听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死亡，而且是整个乡村的死亡，乡村赖以存活的耕地资源与谦逊品格，从此都将烟消云散。那意味着古老乡土的真正终结。

　　乡村生态的本质变化，必然造成乡土书写的困境。李敬泽在评价《有生》时，即指出胡学文写作的难度所在：“如今，乡土世界面临着巨大变化的考验……到胡学文写作时，失去宏大叙事的支持。面对社会巨变，很多东西在瓦解的时代，面对乡土写作，有着巨大的难度。”⑨这或许才是《有生》中的故事往往有头无尾，而胡学文亦不得不将20世纪以来的大历史从宋庄推远的真正原因。在这里一切自足的故事都显得可疑，却又被一次又一次讲述；而尽管未经更新的宏大叙事，已无法令人信服地将今天的乡村装进特定逻辑，作家们却还是一再尝试，让那些看似自圆其说的乡土往事愈发显得虚假。

　　产生于商业化消费城市的现代小说，舶来之后与乡土中国结合，居然孕育出一脉强大的乡土书写传统。但这传统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挽歌的气息，无论是质询还是怀旧，鲁迅、沈从文等现代小说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在现代性的威胁之下显得遥远而萧索。当代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准则，让农村题材小说焕发出蓬勃生机，实则书写的是一个被现代化蓝图规划和改造的乡土。但在现实中尚未被完全驯服的乡土文明顽强地从规定性的叙述间隙不时闪现，在新时期之后再次召唤出书写古老文化的热情。尽管我们其实很难分辨那些被注入了传统乃至于蛮荒气质的作品，究竟是在寻找文化之根，还是在想象文化之根，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蔚为大观，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如今已是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那些人们居住了千百年的乡村逐渐走空，只剩下老人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村落随之日益稀疏，代之以都市的灯红酒绿；尽管《平凡的世界》和《乡土中国》被指定为中学生必读书目，但缺少乡村经验的学生们却总是表示难以理解。胡学文和比他稍晚的七〇后一代作家，大概是最后一批拥有丰富而深切乡村体验的书写者。他们背负着那么丰厚却又沉重的乡土书写资源，心里装着那么多鄉村的故事、乡村的人物和对乡村无法割舍的情感，面对的却是一个义无反顾要抛下传统乡村向前飞奔的世界。这大概就是胡学文为什么始终“怀揣痴梦”，却“迟迟没有动笔”，决意要改弦更张，有所创新，以一种无法完成的书写方式去勉力书写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样的写作难度，面对这样一种写作者的命运和责任，胡学文显然并非被动接受，而是早有自觉。他非常清楚，“现代化的冲击，乡土文化萎缩，甚至崩塌、消失，痛惜哀叹或冷漠无视，乡土文化在告别曾经的辉煌”⑩。他所塑造的祖奶乔大梅既可算是乡村的象征，更应被视为乡村的代言人。躺在炕上的她并未失去感知能力，甚至耳朵和鼻子都变得更加灵敏，这让她细致而敏感地见证着乡村生活，但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已是半死之人，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我能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能听见冬日飞过天空的沙鸡扇动翅膀的鸣响，能听见村庄的呓语，亦能听见暗夜的叹息。是的，如今我这残老的身躯不能说不会动，双目无神，如风撕扯过的枯木，但我仍有感觉，我的耳朵和鼻子没有遗弃我。11

　　那当然是加倍的痛苦。在小说中多少次她想要叹息，想要嘶喊，却没人能够听到。事实上，大概也没人真的想听。尽管他们尊敬她，怀念她，却不过是想要对她诉说自己的心事。于是她只能将那么多的记忆和她灵敏感知到的一切混杂在一起，全都压进自己强劲的灵魂深处，以腹语的方式反复诉说。这可怜的乔大梅——或许这时我们应该管她叫祖奶了——不正是关于乡村书写最好的隐喻，也是对《有生》最好的隐喻？在这一意义上，《有生》更加堪称是乡村书写的终极之作。

　　三、作

　　那么，无论是“极”还是“终”，这样一部大书的意义究竟何在？胡学文竭其所能想要为古老乡土留下一座怎样的纪念碑？那些无法结束的故事，又为乡村留存了怎样的记忆？而那脱离了具体历史的乡村本质，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将伞骨折叠，伞布收拢，回到伞柄的主轴上去。祖奶作为小说的灵魂人物，理应凝聚了胡学文对于乡土的最终理解。有关生与死，祖奶和死神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死神沉吟片刻，其实，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不是所有的死亡都这样，但许多时候是由自己决定的。比如你，好几次想要寻死，你站在死亡的边缘，我嗅见气息，匆匆赶来，但都落空了。

　　……

　　（祖奶）：我已经活够了，快点带我走吧。

　　死神说，决定权不在我。

　　我说，我现在就想死，我真是活够了。

　　死神说，你已经越过生死的界限了。12

　　如果说穿越在生死之间的死神，理应对死亡有更透彻的认识，那么在祂看来，祖奶早已超越了生死——濒死状态对她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升华。事实上，在宋庄乃至于更遥远的空间范围里，乔大梅既已变成“祖奶”，便是神一般的存在。乡民们始终将她看作是菩萨的人间化身，永不会死。麦香每日以美食之味供养她，正与远古时代焚香敬神的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而言，乔石头想修祖奶宫，将她正式写入神谱里，并非是无风起浪。

　　乔大梅何以活成了祖奶，又是倚靠什么与死亡对抗呢？她曾至少三次“站在死亡的边缘”，却让匆匆赶来的死神无功而返。第一次是在白杏“飞升”之后，乔大梅在炕上昏睡七八天，因为预感到有人要请她接生，终于决心醒转过来。第二次是乔大梅确认了白礼成带着白花一去不返之后，在小旅店里睡了两天两夜，险些被掌柜的用门板抬了出去，所幸隔壁孕妇临产的喊叫声把她唤醒。第三次是在李夏也惨遭不测之后，乔大梅万念俱灰，打算悬梁自尽，可就在绳索即将套住脖子的时候，院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乔大梅毅然扯掉绳子去接生。每一次，乔大梅都是因为骨肉的离去而萌生死意；每一次，又都是因为接引新生命的责任感，使她从鬼门关兜转回来。诚如乔大梅自己所说：“若说我救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那么他们也救了我。”13而就在她最后一次被即将出生的婴儿救回之后，她再次被人称颂为菩萨，并真正完成了她的觉悟：“这样的话听得太多，我从未在意，但在那个早上，却如信念植入我的骨髓。我不能死，必须活下去，好好地活着。死去的亲人虽多，但我要接引更多的婴孩到世上。”14可以说，在那一刻，连乔大梅自己也承认了自己菩萨/神的身份，同时领受了自己的神职，成为“祖奶”。

　　不少论者都将《有生》与余华的《活着》对比，探求二者的差别，认为“如果说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如何忍受、不死就好；《有生》则关乎生的抗争、活的光彩”15。如何抗争？对此谢有顺和李浩说得更加明确：“乔大梅反抗苦难、死亡的方式是不断地接生和生育。”16乔大梅和徐福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为男而前者为女。女性可以生育，使“有生之类”17生生不息地来到人间，而男性则既没有这样的天分，大概也缺乏这样的坚忍。在祖奶漫长的一生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竟并非她所经历的诸多苦难，而是面对苦难时的沉着与平静。即便在父亲惨死、己身遭污的时刻，她仍能很快恢复理性，“没了恐惧，没了仇恨，甚至也没了悲伤”18，认清自己现在的身价并作出人生选择。唯一能够让她不那么理性，而且也让读者随之激动的，是她对接生这件事的执着与激情。从一个锢炉匠转行做接生婆，这一转变的契机和决心，本就令人惊讶。而一次又一次，无论她在做什么事情，无论她的状态好还是不好，也无论她遭遇了怎样的惨剧，只要请她接生的人们到了门外，她便立刻收拾出门，没有任何犹豫。那种迎接新生命的执拗甚至到了不惜赌上自己命运的地步，在得知李春的死讯之后，她以近乎迷狂的渴望，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面目暧昧的于宝山怀抱：“我要生儿育女，那念头飘然而至。我不止（只）要生一个，要生两个三个四个……我尚未衰老，子宫仍然润盈。我没考虑能不能养活，似乎已经丧失理智，只是想生。死神夺走了五个，我要生更多的孩子。自然需要男人帮我，于宝山可能不怎么合适，却是现成的人选。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东院，拦住正要出门的于宝山，没有廉耻地说我要嫁给他。”19考虑到于宝山的土匪身份，则乔大梅人生的被毁，未尝不和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意味着为了生育，为了更多的生命来到宋庄，一切埋藏在历史里的仇恨与波折，似乎都可以不再顾及。乔大梅当然没有生出那么多孩子，她只和于寶山育有两男一女，他们和此前的六个兄姊一起，为祖奶凑足了九个子女——在中国文化里这是最大的数字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等同于无限。不过祖奶真正无限的子孙，是由她接生的婴儿们构成。乔石头统计，由祖奶引渡到这世上来的孩子，足有万名以上。

　　正是因为和生命之间这种不可割裂的联系，祖奶才被乡民们视为神，视为菩萨。在杨一凡与方鸿儒的谈话中，他们谈及当今世代不可逆转的日新月异和亘古不变的欲望，进而谈及欲望的调节器，谈及信仰。方鸿儒说：“信仰，特别是坚定的信仰是可以让灵魂安宁，但我说的调节器涵义更广。你说过，你是无神论者，对不对？我的妻弟信仰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没人能动摇他的信仰，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很好。但民间，我指的不仅是现在，是几千年来的民间，就大众百姓而言，更多的是泛信仰，在儒释道之外，有临时的急救式的实用信仰。病了就拜药神，饿了就拜灶神；砍树要拜树神，采药要拜山神；下海要拜海神，祈雨要拜龙王；盖房要拜土地，结义要拜关公……大大小小的神不计其数，层出不穷，没有也要造一个出来。我认识一个鞋匠，他不拜财神，刻了一个木头的鞋神，每天都要拜，他不只要发财，还要平安，这个鞋神其实是神的总汇。是不是信仰？是，又不完全是。沙粒进了眼，立马信风神，明天，可能几分钟后就信别的了。信没什么不好，只是实用性、功利性太强了。”20既然如此，在传统的乡土世界面目全非，而生育渐趋困难的时刻，乡民们将祖奶奉作神明，不正是理所当然吗？

　　如此说来，胡学文所谓的乡土本质，难道不过是生育而已吗？祖奶教出一个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钟玉兰，莫非是用以证明，那近于原始欲念的生育热望，正是乡村给它此后的岁月与文明形态最好的馈赠和最后的纪念？当然不止于此，祖奶穿越百年历史日益坚定的生育信仰，早被胡学文给予了足够的精神赋值，使之的确可能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祖奶对生命的态度，从乔大梅拜师学艺的那天起就带有某种神圣性。当黄师傅决定收她为徒，为她立规矩，并一再强调“接生是积德，德没有亲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的时候，接生这一职业就天然地包含着对众生平等的尊重。祖奶做到了，因此她才能夠那样从容地出入长官府邸与土匪山寨，甚至在日本侵略者的产房里仍能坦然工作。在生命的高度上，敌我的分野与历史的恩怨似乎全被抹平，而代之以一种更加阔大的情感。《有生》因此而使生命升华为一种美，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为小说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抒情底色。在此意义上，“有生”即是“有情”。这缘起于生命热度的“有情”将转化为诸种情感，甚至是畸形的情感，游荡在古老的村庄里，成为这个行将倾颓的世界最后的光彩。那五个作为伞骨，撑开乡土社会伞面的故事里，最核心的人物无一不是深情之人。恰恰因为过于深情，他们的故事才永远不可完结。在他们各自故事的结尾处，个人的深情全都转化为对土地的深情，阻挡着乔石头所象征的资本力量吞噬乡村的企图。在此，《有生》更为深刻和生动地阐释了数千年来农民对土地不可遏止的占有欲。那绝不只是因为在经济上，土地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更因为在情感上，土地负载了他们悠远岁月里所有的悲欢离合，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情感寄托。土地便是乡村，是祖奶的真身，是一切生命起源和寂灭之所。只要寄托在土地上的这一缕深情依旧还在守候和游荡，古老的乡村就不会真正消失不见，而将以最好的方式转世重生。

　　【注释】

　　①如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李浩：《〈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山西文学》2021年第11期。

　　②“写家族的鸿篇巨制甚多，此等写作是冒险的。”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941页。

　　③“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的关系，他们如伞柄与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942页。

　　④申霞艳：《生如蚁而美如神：论〈有生〉》，《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桫椤：《生命因为仁慈和坚韧而神圣——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王力平：《论〈有生〉的“超限”视角与“伞状”结构》，《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谢有顺、李浩：《“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管飞：《〈有生〉的伞状结构》，《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4期。

　　⑤李浩：《〈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山西文学》2021年第11期。

　　⑥吴义勤：《胡学文〈有生〉中的“经验”与“体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⑦⑧11121314181920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28、184、3、937-938、749、834-835、185、839、784页。

　　⑨李敬泽：《站在乡土的内部》，胡学文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7月）。转引自马淑贞《我们如何“叙述”乡村？——以胡学文的小说创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4期。

　　⑩胡学文、何晶：《胡学文：懂得生之艰辛、壮美，才有人之强韧》，《文学报》2021年3月4日。

　　15韩亮：《丰饶的对抗——胡学文〈有生〉读札》，《长江文艺》2022年第3期。

　　16谢有顺、李浩：《“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17据胡学文《〈有生〉之赐》（《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小说的题目“有生”取自严复《天演论》，“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这一番“物竞”与“天择”的道理，“或存或亡”，亦同样耐人寻味。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新时代中国青年文艺创作与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STA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