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8年，当我用“新南方写作”描述陈崇正的写作时；当陈崇正、林森、朱山坡在鲁迅文学院讨论这一概念时；当我多次通过电话和王威廉、曾念长、卢一萍等朋友讨论这一概念时，我们更多在照亮中国当代文学的“南方以南”这一层次上思考。随着《南方文坛》《广州文艺》《青年作家》等刊物的介入，“新南方写作”在杨庆祥、王德威、张燕玲等论者那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无疑，“新南方写作”是一个概念，各自表述。概念的张力空间，论者多元的问题意识，都隐于其间。诸多“新南方写作”论述，以下三种问题意识最有代表性：一、辨認和勾勒出区别于传统江南的岭南或南方写作的异质和新质，为当代汉语写作召唤新的审美可能性。循此，方言性、边地性、科幻性、魔幻性和异质性经常被强调，这是张燕玲等论者的问题意识。二、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反思文学的地理政治学。“南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自觉或想象”“南方写作不应被简单定位为广东沿海、福建、广西、海南岛或大湾区的文学写作”，“南方应该是一种不断的移动，不断尝试去突破的某一种力道或一种想象的可能”①。这是倡导“新南洋写作”的王德威教授的问题意识。三、“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在不同的民族和区域间进行语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②。这是评论家杨庆祥的问题意识，这种思路关心的主要不是谁代表了“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的审美特征又是什么，而是“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动力装置能为汉语文学提供什么。

　　作家只是写作，未必意识到自己究竟是北方写作还是西部写作，是南方写作还是新南方写作。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概念和命名都是徒劳或游戏。事实上，创立概念和批评命名就是看见世界的过程，为世界竖立界碑、规划路径，使混沌清晰，使未知可知。好的概念不仅描述，还创造；好的概念并非凝固，而是旅行。“新南方写作”正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并未就此被锚定，它仍将继续其理论旅行。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我说要注意概念的生产性和意义增量，对“新南方写作”也适用。每个论者都应首先自问，当你讨论“新南方写作”时，你究竟想讨论什么？假如并无崭新的问题意识，新瓶装旧酒，不仅乏善可陈，且可能模糊了这一概念所可能有的理论锐度和潜力。本文拟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角度，进一步激发“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延异，以面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歧难。

　　二

　　今天，语言的腐朽与再生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的人文学科有一个语言学转向的过程，将一切问题当作语言学问题来理解也受到质疑，因为在语言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运行。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世界的运行，至少在人文社科或所谓的上层建筑领域，现实必须浸泡在语言中。特别是对于作家，其工作直接地在语言内部展开。因此，作家不能不直面语言内部的问题，甚至危机。

　　我们不能在狭义的语言学上讨论语言，所以不能仅在修辞学层面讨论写作语言。德勒兹发问：“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当中呢？或不再甚或尚未了解自己的语言，而对他们被迫为之服务的多数语言一知半解呢？”③这里的“少数”和“多数”不仅是一个族裔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个权力不平衡的维度。活在语言中，却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少数”者的命运，这是为何斯皮瓦克觉得庶民不能说话。不是没有发声器官，而是在他者的语言中，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这里的“庶民”可以替换为“女性”“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等。写作必须怀着建构共同体语言的渴望，但共同体语言不是现成的强势语言，写作必须为无限的“少数”发明语言，才能使真正的共同体语言生效。这就是德勒兹所谓必须“从内部进行多数语言的少数实践”④。

　　写作还必须面对公共语言的微观死亡。一种语言还存在着，但它已经从个体及群体感受性中剥落，此时语言不但不能“说出”，反而成了新经验出场的障碍，这就是公共语言的微观死亡。语言的诞生和死亡是一体两面。当语言有效地指涉感觉，无数细小的感觉找到自身的表述，语言的微观诞生也使其作为一个总体建立起来。维特根斯坦曾以“疼”这个词为例讨论语词如何指涉感觉。“孩子受了伤哭起来；这时大人对他说话，教给他呼叫，后来又教给他句子。”⑤这正是人进入语言的瞬间，人不能不活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去发声。从社会性看，发明语言就是“发明一种设施”⑥。因此，语言的危机来自于当“疼”的语言设施被拆除，当新“疼”痛经验进入感觉，却缺乏相应的语言来讲述，感觉和经验被压抑在语言结构的阴暗角落，此时语言就面临它的微观死亡，而写作正是在抵抗语言的微观之死中获得尊严。语言是通过一次次微观诞生而形成的，语言诞生于对感觉的命名和照亮中，语言堕落于从具体性的剥落。好的写作产生于语言和现实的断裂地带。在那里，一种炸裂的现实找不到相应的语言，写作负责召唤出这种语言。如果说语言是对死亡的抵抗，那此时，写作抵抗了语言的堕落。

　　福柯曾引用布朗肖“写作是为了永生”⑦。写作的“永生”就是在语言的坏死处重新搭建语言通往感觉的桥梁。对于福柯来说，写作是通过语言抵抗死亡，开启无限：“不幸无边无际，诸神无所不能，而语言于此肇始；但死亡之界限在语言面前，甚或语言之内，开启了一个无限的空间。面临死亡，语言喷薄而出，但它是从头再来的语言，它讲自己，讲故事的故事，并发现这样的阐释可能永无终止。朝着死亡进发，语言背对自己；它所遭遇的好似镜子：要制止这意图，制止自己的死亡，它只能拥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在多重镜子的无限游戏中生出自己的形象。从镜子的深处——正是在这里，它启程重新到达了它的出发点，但这样做最终是为了摆脱死亡——另一种语言听到了——真实语言的形象，但是以微缩、内在、虚拟的模式被听到。”⑧

　　事实上，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包含着两方面的危险：其一是语言被绝对化和神话化；其二则是语言被狭义化和空心化。它们其实是语言危机的一体两面。前者将所有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后者则将语言问题限定为语言学问题。我们不能将语言神话化，但也不能将语言工具化。精神的溃败必从语言的溃败开始。语言腐败常常难以被直接感知，语言腐败有时会以泡沫化方式出现，那些漂亮的语言泡沫还常常创造花团簇锦的幻觉。失去活力，是语言腐败的开端。语言的空洞化、惯性化和景观化，失去与现实及内在精神问题的对焦能力，这是语言僵化乃至坏死的症候。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仅在于区域的文学秩序，也在汉语内部的“危”和“机”。“新南方写作”其实是为当代汉语写作寻找一种活性力量，“新南方写作”者，当是汉语危机的洞察者和汉语新生的建设者。

　　三

　　很多人将方言性纳入“新南方写作”的考察范围，无疑老一辈作家欧阳山、陆地，当代作家林白、霍香结、林棹、葛亮、黎紫书等人的作品中都融入了方言元素。不过，人们常常将文学与方言的问题简单化，使方言进入文学变成一个简单的写作修辞学问题，即如何及何种程度上使用方言可达到最佳的文学效果。这种考虑固有其合理性，但仅止于此也大大窄化了对文学方言性的理解。

　　必须区分“方言”和“文学方言性”这两个概念。须知，真正的方言是口语性的；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主要是书面形式的。方言与文学之间的口语与書面的鸿沟给文学方言化既带来活力也带来挑战。我们知道，很多方言土语非常有表现力，富于文学性。所以，从方言到文学语言，就是从口语到书面语的再造过程。简单地借用一定方言词汇，固然能带来某种地方风情，但终究只是装饰性的。“新南方写作”也启用方言文化资源，但启用方言早已有之，我曾列过一个不完全的“方言文学”谱系：“明冯梦龙《山歌》、晚清张南庄《何典》、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张春帆《九尾龟》；十九世纪末诠释圣谕的传教士小说；五四前后刘半农的江阴船歌、刘大白的‘布衣谣、徐志摩的方言诗；1940年代‘走向民间和‘民族形式背景下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李季的《王季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周立波、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方言化小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韩少功《马桥词典》、贾平凹《秦腔》、莫言《檀香刑》、阎连科《受活》、张炜《丑行或浪漫》、李锐《无风之树》、金宇澄《繁花》……”⑨融化方言并非“新南方”的独有现象。借讨论“新南方写作”的契机，我们应深入思考：方言对于文学更内在的意义是什么？

　　有必要在方言与国语的辩证中探讨“新南方写作”。假如“新南方写作”借助于方言土语，那绝不仅是为了局部的修辞效果。往大里说，今天的文学方言化，依然在赓续着再造国语的使命。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意识到“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间的关联，在回应黄觉僧的文章中他也洞悉“国语文学”和“方言文学”的辩证：

　　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万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士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以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依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⑩

　　在胡适那里，“方言的文学—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一个密切联系的过程。不过，很多人以为经由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诸多作家的努力，“国语”是一个已完成的任务。早在1920年3月，北洋政府就宣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各地方学校使用，成为法定语言。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汉语也成为一种稳定成熟的国家语言。然而，现代汉语既有其相对稳定性，又有其未完成性。现代汉语虽已确立，但作为国语的现代汉语与当代文学之间的交互需求并未结束，也不应该结束。仅从日常交际角度看，现代汉语无疑已经完成了。但从审美性和精神性角度看，现代汉语仍是一种具有巨大空间的语言。跟工具论语言观不同，存在论语言观：认为语言并非外在于主体、完全工具化的器具，而是具有生产性和塑形力量的精神话语空间。人不能不生活在一个语言化的世界中，活在什么样的语言中，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只能通过创造语言来创造世界。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创造语言便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现代汉语已经建立之后，创造语言便不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有、去蔽存精，甚至是以返回的方式出发的过程。

　　请倾听艾略特的妙论。艾略特以为，诗人对其民族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但对民族语言却负有直接责任。“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诗人发展和丰富了他所使用的语言。”11“诗总能传达某种新的经验或某种对熟悉事物的新的理解，或者表达某种我们经历过但无法言传的东西，它们可以开拓我们的意识面，改善我们的感受性。”“诗确实能影响整个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12艾略特这里所说的诗人可推而广之指称所有对民族语言有贡献的作家，他提醒我们：写作如何通过创造民族共同语而与民族共同体紧密相连，而且写作为民族共同语（国语）造血输血的过程却是永动不竭的。就此而言，今天讨论“新南方写作”与方言，就不只是文学修辞学问题，而应基于再造国语的视野，在新南方、新方言和新国语三者的辩证交互中再造一种可感、可思且可居的当代民族共同语。

　　关于方言，我们不妨也倾听海德格尔的洞见：

　　常常有人认为，方言是对普通话和书写语言的糟蹋，让普通话和书写语言变得畸形丑陋。但事实恰恰相反：土语是任何一种语言生成的隐秘的源泉。任何蕴含在自身中的语言精神都从此一隐秘源泉中不断地流向我们。……语言的精神蕴涵是什么？它在自身涵养着向神、向世界、向人及人的创作、向物的关指，此一关指虽不显著，但却是负重着的。语言精神在自身中蕴涵着的东西，是那种通达万物的高度，是那种从中使万物得其渊源的高度，以至它生成着恰切和孕育着果实。13

　　方言在海德格尔这里获得了哲学性的内涵，它不是区域共同语，而是一种原初的语言，是语言生成的隐秘源泉。这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而是有待文学创造、哲学阐释的方言性，一种为我们时代提供精神照明的语言。这里触及了写作与语言的关系。写作不能不依赖于语言，所以写作受制于语言；但写作者不能安于一种给定的语言来工作，写作者无时无刻不处在与语言的搏斗中。正是通过这种搏斗，写作者拓展并更新了语言，创造了更为可居的语言世界。事实上，写作者正是一群被赋予了语言使命的人。他们必须对语言足够敏感，这份敏感不仅是专业天赋，更是带着文化使命的问题诊断。换言之，他们不仅敏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修辞，还应对语言所处的历史方位，尤其是语言在现实中的腐败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力和责任感。感受到语言的腐败，语言的更新和创造才有方向。某种意义上，并非在文学中使用方言就能创造“方言性”。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方言性”的获得源于：写作者去掉了语言的死皮，使语言获得了一种原初性的、通达万物的，类似于新生的状态。

　　在我看来，今天借助“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我们要面对的并非一般的方言写作、区域写作、地方风情写作。这一概念应该成为当代汉语的精神探测仪，面对汉语内在的板结、坏区和溃疡，作出更有力的回应。“新南方写作”是针对当代汉语的一次自我更新运动，它与20世纪多次汉语革命处于同一谱系。这是它所承担的更高使命，假如将“新南方”狭隘地理解成打倒“旧南方”“岭南”“江南”“北方”的文学割据，无疑将错失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重要的自我更新潜能。

　　四

　　很多人注意到区域视角在当代文学的崛起，并将“新南方写作”与“东北文艺复兴”“西部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概念对举。可是，区域文学视角却有着内在的暧昧性。区域文学特征，也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假如试图为某种区域文学锁定确定的审美特质，终不免落入刻舟求剑的困境。文学总是丰富的、多元的、流动的、歧义的，在“确定”的本质之外，总涌动着无穷的新生和异质。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大迁徙时代，写作者的流动、互渗使区域文学超越了绝对的地理确定性。比如，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文学代表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其实是在北京书写东北，这里包含着微妙而真实的文化权力意味，对于在东北书写东北的作家，他们能否获得成为文学潮流的契机？又如，诗人沈苇是浙江湖州人，但由于生活居住于新疆多年，为其风土人情所化，其写作却具有极其强烈、鲜明的西部特征。2018年，沈苇重回浙江，任职于浙江传媒学院。那么，对沈苇的论述难道就要从西部文学切换为江南文学？再如，广西籍作家林白，她的长居地是武汉和北京，她的写作很多时候与故乡和区域并不直接相关。但《北流》却无疑动用了故乡的精神文化资源，浓厚的地方性叙事、野气横生的方言叙事为人所津津乐道。与林白相近的还有霍香结。桂林人氏，走遍中国，定居京城近二十年的霍香结近年以《灵的编年史》《铜座全集》颇受瞩目。霍香结无疑是自觉将“地方性知识”导入当代文学的作家。如此，将林白、霍香结纳入“新南方写作”难道没有一定合理性？

　　一个并非没有意义的追问是：为什么是“新南方写作”而不是“新南方文学”？在我看来，“写作”是大于“文学”的概念。当“文学”被纯化、被凝固化的时候，“写作”带着野性横生的原力要求打破和创造。“文学”天然地更优雅、更高大上，已经获取了相应文化资本，等着领受一份文学史叙事的馈赠；“写作”则具有自下而上的全覆盖能力，作家可以写作，普通人也可以写作；纯文学是写作，民间语文也是写作；“文学”因其优雅而逐渐名词化、静态化，“寫作”则始终保持其孜孜不倦、生生不息、陀螺转圈的动词性和实践性。因此，“新南方写作”更重要的并不是某个终将凝固并成为陈迹的“南方”或各种形式的“以南”“更南”“最南”，而是为写作设置一套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创生的活力装置。“新南方写作”也是“‘新南方写作”！“新”作为汉语文学一种永恒的自新实践，不是静态的、形容词性的，而是动词性的。必须克服因循守旧和为新而新的偏颇，必须超越风景化的地方与民俗，必须真正切入到真正的语言危机中。就此而言，“新南方写作”“东北文艺复兴”等概念，其实面对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延续着20世纪汉语文学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流水不腐，求变者生，当代文学的“当代”最重要的内涵就在于不断地因时而变，在崭新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中获得新的文学赋形。因此，文学革命始终是20世纪汉语文学未竟的命题。在此之前，这一命题由“白话文学”“新诗”“朦胧诗”“第三代诗”“寻根文学”“先锋派”“实验文学”等概念承担。今天，由区域文学概念来扛起当代文学自我革命的旗帜，这是意味深长的。

　　“新南方写作”，朝着真正的危机出发吧！

　　【注释】

　　①王德威、随机波动：《王德威：把故事的前因和未来都讲下去，这是公民的责任》，微信公众号“随机波动”，2022年12月7日。这是王德威在2022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选后接受访谈，随机波动是一档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

　　②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③④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什么是少数文学？》，载《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118、117页。

　　⑤维特根斯坦：《私有语言论题》，载《维特根斯坦读本》，陈嘉映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233页。

　　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载《维特根斯坦读本》，陈嘉映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78页。

　　⑦⑧米歇尔·福柯：《通往无限的语言》，载《福柯读本》，汪民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1、2页。

　　⑨陈培浩：《游牧于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文学与地域三题》，《青年作家》2019年第11期。

　　⑩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1112T.S.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载《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43、245页。

　　13海德格尔：《J.P.黑贝儿的语言（1955）》，载《思的经验（1910—1976）》，陈春文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03页。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