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独立性绝非《诗云》的全部。神级文明技术无法指认出的那首最好的唐诗，将这种中国古典文学形式推到了聚光灯下。神级文明的代表在吟诵几首唐诗之后承认，在其所接触过众多宇宙文明的艺术中，唐诗独一无二。“用如此少的符号，在如此小巧的矩阵中涵含着如此丰富的感觉层次和含义分支，而且这种表达还要在严酷得有些变态的诗律和音韵的约束下进行，这，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③民族的已然不仅是世界的，还是宇宙的，唐诗在此刻超越了文学的民族性呈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高度。神级文明的代表以李白的形象示人，表达对唐诗艺术的敬意和尊崇。越是富有民族性的艺术是否越能抵抗技术的收编，《诗云》并未对此作出更多的推演。同时，另一个疑问的逡巡徘徊也应该得到重视：科幻小说如何想象或叙述民族性？
一
“民族性”是这个时代毫无疑义的高频词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表述洋溢着丰富的时代气息，标示出时代发展的新方位。随着与时代对话的日渐深入，文学对“民族性”的思考与表达将涉及许多维度的关系，例如民族的与世界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先进的与落后的、文化的与物质的、身份的与认同的，等等。这种复杂关系的生成离不开漫长的历史积淀，鸦片战争时期、五四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民族性的议题不断激起文化论争。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独立富强，民族情绪必然催促文化叙事作出相应的反应，文学就是其中的窗口之一。对中国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而言，这种积累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才破土而出。
有研究指出，“科幻小说缺乏民族性、本土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无论是救亡图存危机下的乌托邦/恶托邦幻想，还是以播种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普创作，无论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创作影响，还是苏联的创作影响，除极少数的个案，如《古峡迷雾》（1960）、《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1958）等之外，我们很难在科幻小说中觅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子”④。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的不同之处是，这篇脱胎于《列子·汤问》中《偃师》篇的科幻小说直接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衔接，其民族色彩不言而喻。这种想象民族性的经验，在其后的科幻小说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呈现。可归入此序列的小说接踵摩肩，《诗云》不过是其中一例。钱莉芳的《天命》《天意》和《飞升》都以西汉初年历史为承载，张冉的《晋阳三尺雪》坐落于宋围攻晋阳灭北汉的史实之上，长铗的《昆仑》重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历程，姜云生的《长平血》挖掘长平之战的深层含义。飞氘径直将他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中国科幻大片》，其中的《荣光年代》与后羿射日，《一览众山小》与孔子问道，《大道朝天》与夸父逐日，《苍天在上》与杞人忧天、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蝴蝶效应》与汉武飞升、桃花源破灭、唐玄宗失爱等，作为当代想象的前者都是作为历史文化的后者的再造。尽管这批小说介入历史的科技方式并不相同，想象的目标与意图也各有所指，但民族传统都是想象不可或缺的母体和踏板。
女娲盘古、秦皇汉武，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仅作为符号出现就能迅速地征调来大批的历史细节，营造出浓烈的民族美学氛围。长铗《昆仑》中的神山“阆风，玄圃，增城，自下而上，层峦叠嶂，珠玑镂饰，拔地而起”，西王母“身着霓裳羽衣，沐浴着五彩缤纷的花瓣与烟云从天而降。有人伸手去接那零落的花瓣，掌心里却只剩下一团斑斓的彩光”⑤。异星文明的出现并非总是伴随着冰冷的金属光泽，西王母脸上一闪而过的娇羞和星际飞行器如中式传统建筑般的恢宏，都洋溢着东方古典美学的气息。传统时常自然地与美学携手出场，科幻小说的民族想象沿袭了此类表述经验，夏笳的《百鬼夜行街》《倾城一笑》、飞氘的《蝴蝶效应》、陈楸帆的《荒潮》等科幻小说所营造的传统美学氛围令人印象深刻。夏笳的“软科幻”写作主动与严谨的科学技术逻辑保持距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表达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倾城一笑》中的西安犹如一座老宅，木梁腐朽、瓦片凋零、鼠蚁肆虐、鬼狐横行，精怪彻夜歌舞唱酬、狂饮达旦，令人胆战心惊⑥。《百鬼夜行街》不满足于停留在意象罗列的浅表，在承继聊斋的美学韵味时，抓住了“机器人”和“鬼”二者间的本质相似——无论是科学技术的产物还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固有想象，它们都是活人的玩物。“我安静地坐在一旁，等着她把头发梳好，盘成斜月状的发髻，用一根镶有红色珊瑚珠的乌木发钗固定，然后她把头装上，还让我帮她看有没有装歪。”⑦梳头盘髻、红珠乌钗，作为机器人的宁哥儿看着聂小倩卸头梳妆的这一幕，融汇了古典鬼故事的阴冷凄美与现代机器人的身不由己。鬼和机器人的头都是装卸自如的，而如何装卸、何时装卸，却只能唯命是从。正是如此，无论古街如何繁华——“我走出门，街上亮起了无数灯火，将夏夜的星空照得黯然失色。那些鬼狐精怪从一间间破败的宅院里走出来，从砖缝、橱柜、重檐和井栏中走出来，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成群结队地信步游荡，将细而长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⑧，都无法摆脱最终被抛弃的凄凉。整合传统美学与科技元素的还有飞氘《蝴蝶效应》中的《月球》，曾写出月下怀人千古名篇的苏东坡，被置换到月亮之海上思念地球。“他喜欢独自泛舟月海。悬在头顶上的硕大地球映出清冽的辉光，两岸荒凉的怪石投下斑驳的影子，水银般的海面微波荡漾。几杯酒下肚，居士有些阑珊了，觉得自己仿佛冯虚御风，快要羽化登仙了”，此时，一条身为一副双螺旋鱼骨的大鱼跃出水面，载着他飞向故土的黄河青山⑨。坐在双螺旋鱼骨上从月球飞向黄河青山，东西与古今、意境与科技共处同一画面。陈楸帆的《荒潮》展現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是环境污染、人机融合、数字化浪潮和地方社会的家族化运行。为给罗家辟邪驱魔，落神婆身披五彩无袖裙褂、面涂红色油彩、现横眉怒目的厉鬼貌，加上参与法事的三人额心“敕”字贴膜绿光频闪⑩，顿时咒语与数据齐飞、巫术共科技一色。
作品中出现大量清晰可见的民族美学元素，是《昆仑》《百鬼夜行街》《月球》等文本的共同点。对于文学的民族性表现来说，这是必需的也是基础性的层面。这些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重点是民族文化的美感、氛围或情调，有具体的民族历史背景或传统文化典籍为支撑，“中国”或“中华民族”是不证自明的前提。究竟什么是文学叙事里的“中国”，为什么叙述“中国”，如何把握文学想象的民族性，这些问题仍然萦绕在科幻小说的民族性想象叙事上空。
二
科幻的民族性想象无法回避对“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认知。一旦脱离民族历史或传统文化主题的直接支持，“什么是中国”就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围绕着这个简洁的提问产生了许多大部头的学术成果，而它们也没有宣告彻底终结此问题讨论的意图。即便科幻小说的民族性想象不需要搬出严谨的学术定义，但想象的把握无疑离不开普遍联系思维基础上的认知抽象。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或“中国文化”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预料。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描述中国文化史的主轴就必须呈现“凝固”与“叠加”反复循环的过程。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时，“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民族”“疆域”“宗教”等问题如何影响了“中国”的面貌？“文化”和“中国”如何相互形塑？在“叠加”与“凝固”形成的“复数”形态中，葛兆光提炼出“典型的‘中国的”文化的五个方面：一是用汉字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二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和这种在传统乡村秩序、家族伦理、家国秩序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以及由儒家学说基础而形成的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传统；三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四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观念和技术；五是“天圆地方”宇宙论影响下形成的古代中国天下观，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世界认知模式11。当然，这五个“典型的‘中国的文化”特征不是科幻小说民族性想象的执行标准，也不应为科幻想象对号入座提供便利。抽象在凝练某些具体内容之时也在提示，要注意民族性生成的参与因素和运行机制。保持对科幻小说中民族性想象机制的好奇，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叙述。
同样在80年代初问世，郑文光的《蚩尤洞》与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蚩尤洞”是个民族溯源意味强烈的名词，蚩尤与黄帝的涿鹿大战是古代华夏族向文明时代转变的关键点，涿鹿之战诞生的许多神话弥漫在民族史的源头之处，既壮观又神秘。在郑文光的笔下，偏僻小山村“蚩尤堡”中的“蚩尤洞”不再生产新的神话，它是外星飞船的藏身所在。这样，中华民族实际上就被小说指认为地球文明的代表，是高等级的外星文明留在地球上血脉。“从全宇宙的观点看，我们不是他们的后代吗？”“甚至我们自己，又安知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年前从外星球来到地球上的人的后裔？”12反问意味着强调，强调的是民族身份的独特和优秀。在与地球其他各民族的潜在比较中，“蚩尤洞”的发现不仅意味着民族历史的悠久，更意味着民族历史拥有超人类文明的潜力。考虑到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读者很容易从中感受到某种重新走向世界时的时代文化情绪和认知。程嘉梓于1985年出版的《古星图之谜》延续了这种认知。来自天苑四星的外星人飞船在数千年前坠落在现今的我国南海海域，中国的科研人员先是在三峡工程工地上发现了外星人发出的信息火箭，继而挖出了飞船本体，重建了地外文明与地球的联系。对中国与外星文明间的独特缘分，美国天文学家海弗利克不无羡慕地表示，“这个奇迹被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首先发现，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13。中国与天苑四星的独特关联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承认和羡慕，《古星图之谜》与《蚩尤洞》的民族认同隐然在相互印证。正如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将自己定为天选之子一般，科幻小说以其特有的文类想象元素——“外星文明”——参与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认同塑造之中。伴随着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进程，这种民族认同情结的表露也会更加自然顺畅。1998年发表的潘海天的《偃师传说》，指定黑袍人“从时间的溪流中浮泛而下，穿过了世纪的物质和存在的象征”14，将名为纡阿的机器人带到周穆王的面前。2004年出版的钱莉芳的《天意》将九天玄女和蚩尤等出没于民族传说之中的人物同样设置为天外来客：“没有人知道九天玄女是何方神圣，或许她和蚩尤都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不过是过客，借我们这些凡人之手彼此较量，解决他们之间的恩怨。”15直到2021年底出版的郝景芳的《宇宙跃迁者》中，读者仍然能看到外星高等文明的飞船与秦始皇陵、青铜纹饰、玉琮形制等典型中国元素之间天然而紧密的联系，尽管小说中已将国家形态换成了政治联盟体形态。
将民族性想象的重心从美学氛围营造转移到与外星高等文明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这种转变直接调动文类想象的设定权，用来形塑民族文化与地外文明间的关系，从而完成自我与他者的立体文化镜像。民族的他者已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扩张到了星际文明的范围，在这个新的关系模型中，中华民族可以成为地球文明的代表，这无疑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现实的想象性超越。然而，将中华民族的源起与外星高等智慧相衔接，是在新的宇宙格局想象中重温“古已有之”的优越感，还是力图发现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和超越性潜力，两者之间的区别甚大。无论中华文明与外星文明存在着怎样的想象关系，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民族文化如何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无论这种时代问题是基于现实还是基于想象。如果承认“所有的科幻小说本质上都具有社会性”16，承认“科幻小说的叙事结构所遵循的原则使得科幻小说比其他风格的小说更接近符合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的革命的辯证法”17，承认科幻小说是“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和“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8，承认“科幻实际上是现实主义文学。它太现实了，跟现实的关系太紧密了”19，那么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就应当围绕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想象。“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通过介入和回应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国智慧。”20就此而言，《蚩尤洞》《古星图之谜》《天意》或《宇宙跃迁者》尚未真正触及民族性想象的当代现实维度。通过想象设置实现民族文化与外星智慧文明的联通，这种民族性想象由于缺乏深度的现实关联而单薄脆弱，王晋康的创作就验证了这点。他的小说可以将上帝设置成中原老农“他忽然发现上帝并不是高鼻深目的犹太人、雅利安人、高加索人……他的白发中掺有黑丝，皮肤是黄土的颜色，粗糙得像老树的树皮。表情敦厚，腰背佝偻着，面庞皱纹纵横，像一枚风干的核桃……他分明是不久前见过的那位中原地区的老农嘛，那个顽石一样固执的老人”21，也可以将美国文明视为末日降临时地球世界的代表：“忽然之间，那儿的灯光熄灭了，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灯光熄灭了。下面是地狱般的黑暗。”22科幻想象设定权力的增加若以削弱民族性想象的现实关联为代价，终究得不偿失。与清晰呈现民族美学元素相似，直接将本民族与外星高等文明高度关联也是科幻民族性想象的常用方式，但二者仍需自问：这种想象是否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时代魅力或真正活力？
三
民族的自我认知和想象时常需要自我审视。无论是在科幻想象中还是在现实实践中，民族性不构成价值自足的理由，正如不能说所有的旧体诗都是精品——乾隆数量惊人的诗作就是明证。如果要展示民族文化的时代魅力和实践潜力，就不能满足于预设价值的自我重复，用想象中的外星文明等级为自己的民族文明增值。事实上，未经反思的民族话语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劲有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对理性与资本相结合的合法性发起挑战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拥有进行这种挑战的意识形态工具。”23这为科学幻想与民族想象的结合提供了启发：科学性能否与民族性携手，挑战资本的权力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需要理清科学与民族文化在叙事中的关系。科学研究意在发现对象的某种本质属性，而民族文化往往喜欢富有个性的审美表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长江或尼罗河的水分子结构不会有什么区别，中美歐之间的航天器也很难从机械外形的美学风格上加以识别。然如前文所述，部分科幻小说曾征召了民族文化的美学元素，也并未引起想象的失调。类似机器人这样的科技产品完全可以兼容某些美学化的装饰，将机器人套上道袍或打扮成北欧海盗风都无不可。这个思路延伸后的结果是，民族性与科学性间的步调不一仅是可能性的一种，关于科学技术如何呈现民族美学风格的思索，并不妨碍科幻想象在把握科学技术的整体应用——即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基础上谈论科技想象的民族性。科技的民族性想象不仅包括美学的呈现，还包括面对时代难题的独特智慧。从民族思维特性的角度思考科技社会效应或人类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可能比赋予某种技术以民族美学风格来得更为复杂而有趣。在这方面，刘慈欣和韩松的叙事令人印象深刻。
刘慈欣和韩松的科幻创作各自拥有难以复制的美学风格，但在科幻的民族性想象上，他们使用了某种相似的叙述模式，那就是在全球性灾难背景中将中美两个民族进行换位，思考民族的特性、走向及其未来。这种思想实验在刘慈欣的笔下是《超新星纪元》24，在韩松的纸上是《火星照耀美国》。刘慈欣在一场由超新星爆发导致13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去的全球灾难想象中，将中美两个民族相互交换生存空间的“大移民”作为压轴大戏。中美两国历经种种考验存活下来的少年们，要抛弃自己的国土和所熟悉的一切生活条件，到对方的国土上开始新的生活。在刘慈欣看来，“大移民”式互换甚至是“命中注定”的：“看看我们这两块国土，在地球的两面遥遥相对，大小几乎相等，形状也差不多，好像是这个星球上的一对映像，而它们之间又真的有那么多互成映像的东西：比如，它们分别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国家；一个的人民树大根深，血脉悠远，另一个则几乎全部由外来移民组成；一个注重传统，另一个崇尚创新；一个内向安静，另一个外露张扬……上帝在地球上安排了这样两块国土，你们不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神秘的缘分吗？”25在孩子们血腥的战争游戏之后提出饱含“神秘的缘分”的“大移民”，这显然不仅是试图重写中美两国的民族性，更是展望开创人类的新文明、结束属于“冷战”“零和”“霸权”的人类史。民族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丰富自身，也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征程，虽然“大移民”“真正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出乎当时孩子们最大胆的想象”26，但《超新星纪元》已经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角度思考各民族文化的特质、意义和能量，这种意向在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得到了丰富和加强。
如果忽略具体的历史时间和人物年龄，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几乎可以看作是《超新星纪元》“大移民”思想实验的续篇，它向读者展示了中美两个民族的历史和空间都交换之后的某种奇境。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而美国沦落为彻头彻尾的“三流国家”，“经济低迷、污染严重、人权状况很糟糕”27。美国总统艾米丽在对中国围棋代表团的讲话中不断地重复感激：“只有与中国携手合作，才能使美国人的灵魂得到拯救。你们不嫌弃鄙国脏乱差，前来传经送宝，彻底消除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疑虑、担忧和恐惧。我再一次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28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一些细节，例如美国的小贩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美国也搞起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围棋队等文化团体要到美国宣传优秀的中华文化。小说如此安排绝非为了彰显民族优越感，或让现今世界的头号霸权主义国家在文学世界中经历家国危亡的苦难。韩松追问的是，如果中美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互换，两个民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又将怎样面对共同的危机？重要的不仅是答案。韩松的科幻想象时常先提问后解构，弥漫着浓烈的忧郁和不确定，《火星照耀美国》里的例子俯拾皆是：“他的每句话都很有逻辑，但合在一起，我却觉得他已疯了。”“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意义？”“我弄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不也是一种幸福吗？”29也是在想象推进、展开与自我解构中，韩松抛出系列具体的问题，与民族性相关者甚多。“世界上真的有特殊的国家和特殊的人群吗？”30时隐时现、神秘而恐怖的银色光盘会怎样评估人类民族的兴衰荣枯？在生态灾害遍布、人工智能失控、战火四处燃烧的危机时代，围棋地位的空前提高是否象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巨大潜力？面对自主进化出意识的虚拟网络阿曼多无所不在的控制和“思想毒”的漫延，是否只有建设了“自力更生”系统的中国方案能自保？美国的急剧衰落是因为民众放弃了信仰，还是因为民族命运的因果循环？问题纷至沓来，围绕着民族性搭建出了立体的未来想象。然而，这幅未来画卷的色调如此阴暗，不禁令人怀疑民族性思考在面对人类共同灾难时的有效性。韩松在另一篇小说《长城》里煞有介事地指出“最早的中华民族诞生于北美这块土地。长城是他们文明的标志”，“他们早早便离开了北美，去到了亚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定居下来，兼并了那里的土著，最后，创造了你们常说的中华文明”31。由于长城在美国和中国都被大规模发现，传统的民族文明历史格局就此荡然无存，中华文明与地球文明已经不需要区分。同时，由于美国长城遗址中发现了包括纳米碳管纤维、身带尾翼的金属圆筒、集成电路的结构等，又消除了历史与当代、星外与地球文明的区隔。《长城》像毕加索的立体画一样，把所涉及的历史、空间乃至文明的多维元素全部集中呈现在一个平面上，从而在星际文明的层面上消解了文化民族性的意义。就科幻民族性想象而言，这场思想实验似乎只留下了恢宏的场景。
四
无论是征调民族美学元素、预设本民族与外星高等文明的紧密关系，还是进行民族历史与生存空间的置换实验，8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的民族性想象总是难以深度揳入社会文化的历史肌理，难以与所想象时代的社会生产发生深度关联，无法使科技想象参与到传统文化有效应对其时代命题的进程中。
此时回望前文曾提到的一批小说如《昆仑》《一览众山小》《飞升》等，就会发现它们征调的民族历史或美学元素并非不可替代。《昆仑》将神话中四处出现却又表现各异的昆仑解释为外星宇航器；描述孔子问道历程的《一览众山小》认为，在所有的平行空间中“不变的东西，就是道”，而“走遍了所有可走的路，才算是明白史”32；《飞升》中的“空间褶皱”深度参与了汉武帝与淮南王的皇室内斗；《晋阳三尺雪》让时空穿越者王鲁成为被宋军围困的晋阳城的城防主心骨，顺带使许多千年之后的科技产品提前在这座孤城中面世；《征服者》安排成吉思汗從征服陆地转向征服太空，历经五百年沉睡的等待之后，他终于策马在电磁圈等技术的推动下只身冲出了大气层。这些想象或填补了某些历史叙述的空白，或深入或放大地展示了某段隐秘的历史细节。然而，替换这批小说科技想象所关联的重要因素也并非难事。《飞升》中的“空间褶皱”可以同样发生在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或者朱允炆、朱棣之间，《征服者》关于空间征服的转向可以交给郑和或郑成功，《晋阳三尺雪》也可以把城池换成安史之乱中的睢阳或宋末时的钓鱼城。《晋阳三尺雪》中的朱大鲧问王鲁：“你没错，我也没错，天下人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杀朱大鲧的赵光义也对他说：“你没错，我没错，大家都没错。谁知道谁错了？”33类似的历史迷惘、喟叹或搁置进一步削弱了民族性想象的生命力。总之，这批小说以科技想象重述传统、表达对传统的新理解之时，又基本回避了与这段传统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的深度对话，自然也未能呈现出传统精神对解决其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推动能量。历史的细节可以随意置换，再次证明了这些科幻想象历史逻辑的虚弱，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这三者没有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真正融为一体。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是否能弥补这方面的遗憾？时代感在这篇将北京进行空间折叠的小说中明显得到加强，为争取更好生存条件的焦虑与生存空间按阶层定时折叠的冰冷，二者再明显不过地对应起来。老刀为了给养女交幼儿园择校费，经历了一场跨越三个空间的历险，目睹并呈现了属于这一时代的不安。情感容易购买也容易背叛、身份难以更改更难以跨越、机器人的普及将普通劳动者的空间进一步压缩等，普通民众很容易从这篇小说中找到某些共同的担忧，从而忽略小说在科技想象或经济学规律方面的硬伤。另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小说的核心设定——城市生存空间的翻转规则按居住者的阶层高低而制定——为什么发生在北京而不是纽约、伦敦、东京或首尔？这一以社会阶层固化为焦点的科幻想象，其社会性逻辑在北京的历史中找不到支撑；若放大到世界范围，又有其他都市更适合这种空间折叠的设置。小说没有给出这种空间折叠发生在北京的必然缘由，可倘若北京和纽约或首尔一样折叠，那么这种折叠北京的想象机制就如同把民族源起捆绑到外星文明身上一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韩松的北京想象中，《十环，或二〇三八年，北京四十二分钟》将北京的空间秩序按“十环”结构，十条管道每条住两百万人。已然实现“后小康”的十环仍旧十分拥挤，处于“吃炒肝”的水平；九环已经消灭了阶层，个体呈原子状态，生活由游戏机调配；第八层是金融区；第七环里机器人的普及使家庭和婚姻消亡；六环是艺术区；五环是国企巨头和驻华使节所在地；四环是冰科技大本营；三环仅有一台量子计算机；二环内的世界终于淋漓尽致地彰显了韩松的诡异与模糊，那里或许是人民医院，或许是意味着无稳定的混沌状态的“三体宇宙”，或许“世界从那里才真正开始呢”34。对《北京折叠》的追问还可以重复一遍：如此“十环”为什么是“北京”的？支持“十环”建构的因素与民族性有关吗？相对而言，《北京折叠》或《十环，或二〇三八年，北京四十二分钟》更多地突出了市场的因素而非北京的社会主义城市经验，“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其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地方比与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地方要更多一些”35。“折叠”是如何轻松地跨过这个复杂的矛盾的？
查特吉曾经指明科学之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势，“理性和资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已经呈现了一种认识论特权的形式，即所谓‘发展，据称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所要求的。科学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被认为是存在于民族界线或文化构成的其他特性之外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民族主义思想几乎是不能置疑的。它只能顺从，并因应其要求而调整自己的发展途径”36，但民族主义思想的反作用力仍然可以通过文化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查特吉同时强调的民族主义与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所谓的世界秩序的紧张。科幻小说的民族想象应该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表现这种不满与激愤，而非轻易地臣服甚至漠视民族想象的历史经验。“折叠”不是一种简单的科技想象，它包含着对科技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可它与“北京”这个文化符号所意味的民族历程难以兼容。时至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赢得众多的瞩目和赞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奠定的“双元革命”基调不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轴，新自由主义更不是济世良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道路和历史经验，如何生成完全以阶层划分生存权利的想象图景？无论是将北京“折叠”或作“十环”安排，科幻想象都已大幅落后于实践。
日常经验将舞狮子、吃饺子、打麻将自然地视为民族文化，可将民族文化的认知停留在这个层面过于浅显。如何以民族智慧迎接未来的挑战，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的经验值得深思。的确，很难清晰认定“三体”三部曲中人物形象所展示出的精神特质究竟属于哪种民族文化所特有，但将宇宙性的想象建立在中华民族历史经历的基座之上，这种努力值得接续和深化。“开阔的理论视野与聚焦于‘中国经验的轴心”37，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民族性想象所要长期面对的张力关系。
【注释】
①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615页。
②③刘慈欣：《诗云》，载《2018》，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61、63页。
④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第163页。
⑤长铗：《昆仑》，载长铗著、成追忆选编《麦田里的中国王子：长铗科幻小说选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第185页。
⑥夏笳：《倾城一笑》，载《倾城一笑》，作家出版社，2018，第59-60页。
⑦⑧夏笳：《百鬼夜行街》，载《关妖精的瓶子——夏笳科幻佳作选》，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第220、223页。
⑨飞氘：《蝴蝶效应》，载《中国科幻大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184-185页。
⑩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第176-177页。
11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文史哲》2014年第2期。
12郑文光：《蚩尤洞》，载《郑文光科幻小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第64、65页。
13程嘉梓：《古星图之谜》，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第320页。
14潘海天：《偃师传说》，载夏笳编《寂寞的伏兵：当代中国科幻短篇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1页。
15钱莉芳：《天意》，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第253页。
16汤姆·默伊兰：《“社会的”对决社会政治的》，张一凡译、郭英剑校，载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重庆出版社，2008，第167页。
17卡尔·弗里德曼：《最强劲的联系：科幻小说即社会记载》，张一凡译、郭英剑校，载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重庆出版社，2008，第171页。
18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12頁。
19韩松、吴岩、刘秀娟：《科幻文学期待新的突破》，载吴岩、姜振宇主编《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239页。
20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1王晋康：《替天行道：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119页。
22王晋康：《海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第103页。
2336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236-237、237页。
24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有多个差异明显的版本，详见张泰旗：《历史转轨与不断重释的“新纪元”——论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本文论述使用的版本为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版本。
2526刘慈欣：《超新星纪元》，重庆出版社，2009，第313、341页。
27282930韩松：《火星照耀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14、28、377、81、63、94、83页。
31韩松：《再生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44页。
32飞氘：《一览众山小》，载《中国科幻大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142页。
33张冉：《晋阳三尺雪》，载宝树编《科幻中的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299、303页。
34韩松：《十环，或二〇三八年，北京四十二分钟》，载《冷战与信使》，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第349页。
35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37南帆：《文学理论十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第232页。
（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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