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　吴秀明

　　20世纪的众声喧哗已成为历史，但余音悠长。当我们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节点，回溯20世纪80年代以迄于今四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文学在走出与革命及战争相伴随的“短20世纪”的历史——这一世纪如汪晖所言，起源于辛亥革命，结束于1989年，而后进入了旧冷战的历史终结和市场经济汹涌而起的“漫长的九十年代”①，似乎便无法绕开那个历史时段所发生的以争论为表征的诸多文学事件：从90年代上半期的围绕“新写实”“后现代”“重排文学大师”“民间写作”和《废都》《坚硬的稀粥》的论争，到90年代下半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马桥之争”“断裂之争”“朦胧诗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文化研究之争”“国学热之争”，以及“深圳文稿竞卖”“新概念作文”“网络文学元年”等。在上述所有论争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当推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刊载的由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至今还余绪未了的“人文精神讨论”。它不仅将陈思和、王晓明、李劼、蔡翔、袁进、张汝伦、朱学勤、许纪霖、郜元宝、吴炫、王干、王彬彬、王蒙、张承志、张炜、王朔、周国平、雷达、白烨、陈晓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批评家和作家都卷进来，可看作是1979年继“人道主义讨论”之后的又一场颇具声势和规模的大讨论；更为主要的是，其所针对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给文学带来的冲击，正是当时社会的敏感神经和“痛点”。它不仅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化，而且还对90年代以及当下文学文化产生了“源头性”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重返八十年代”，主要解决与此前“十七年”文学关联，为之提供一个可供反思的观察点，那么90年代文学主要就指向此后以迄于今的当下。这也就是“重返”十多年之后，现在提出90年代“再出发”原因之所在。

　　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如今已有不少成果。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当然不想也无意于重复时贤们的研究，而是主要强调在此基础上需要对之进行历史化，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上有所拓进。这里所谓的历史化，是指将其“看成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并且处在需要不断阐释的理性实践活动，以此来衡量和把握研究对象在一定历史阶段或场域中的历史价值，使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质定性”②。历史化的英文是historicize，它是一个动词，套用詹姆逊的话来说，主要是指将研究对象放回历史语境，带有把……作为史实记录的意涵③。历史化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论争时所产生的情绪化冲动和戏剧性夸张乃至说辞性的曲解或放大，以求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论争对方的观点。人文精神讨论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在这样新的情势下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这在今天也许容易理解，但对当时刚从政治激情喷涌的80年代过来，而又長期习惯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按照新启蒙知识框架思考的大多学者和作家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并且他们显然也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知识积累。于是，其所表现的迷茫、疑虑、困惑乃至愤怒，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在所难免了。要知道，“就连长于理性精神的西方学者看他们的‘资本主义兴起并作出有分量的历史解释，也大多是到了很多年之后”④，更何况在这次讨论中，的确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标签化、概念化及误解，有时候言辞激烈的争论彼此又不在同一个层面。这就使原本复杂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造成了不少的学术损耗。

　　陈寅恪在1930年谈及古人学说曾提出著名的“了解之同情”概念。过去，包括笔者在内，都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返回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感同身受地给予理解与同情，而不能以今之见对之进行苛求。但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按照同感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观点，“了解之同情”（verstehend einfühlen），这里的“einfühlen”，不应误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同情”（希腊文的“συμπ[[α]][[′]]θεια”或德文的“mitfühlen”），而是含有与之不同的“同感”的意思，即我“可以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东西，但不一定赞同他，甚至可能不赞同他”⑤。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同情”，同时也指向“批判”。这与近年来西方文史研究领域兴起的“史料批判”具有某种相似之处。陈寅恪曾留学于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精通多种语言，他的这一概念使用不可能涵盖“同感”即“批判”的意涵。这也昭示我们，在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历史化时，不能放弃理性审视的“批判”态度，而避免过多情绪化因素的介入。

　　一、从“王朔现象”说起

　　之所以将“王朔现象”纳入，不仅因为它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史前史”，同时还在于它本身就是此事件的一个环节，只有从这里切入对其进行探讨，才有可能找到通向历史化的具体实践环节，而有效地避免研究的抽象空洞。熟悉当代文学的人们大概都知道，1988年，在这个被文学界、评论界和影视界共称为“王朔年”的年头，王朔的四部小说分别被翻拍成电影《顽主》《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喘气》，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集《空中小姐》；而王朔本人的创作热情也持续高涨，接连发表了五部中短篇小说，其颇负盛名的《顽主》，最早刊于《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的1987年第6期“先锋专号”上，同期文章的作者还有余华、格非等人。当时《收获》的主编程永新表示“关于先锋小说其实是批评家归纳和总结的。从我的个人感觉来说，就是觉得文学应该回归它本来的面貌”⑥，而王朔的优秀则在于“他重塑了北京语，这是一种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北京语……王朔讲故事的能力是一流的”⑦。这与同时期扬名的余华、格非等“先锋派”实际上被纳入了同一层评价体系，即区别于此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描绘时代集体记忆的个体书写及其价值。王朔位列其中的“不同”之所以显而易见，除了所写人物吊儿郎当自成一派、语言调侃味十足，似乎是他“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性的影响”⑧。

　　所谓“广泛的社会性的影响”，也即王朔的小说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市民读者群，其作品被接连搬上银幕，这在当时大陆作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王朔从文学转向影视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尝试，不过这也有赖于影视业的商业浪潮，双方“合谋”，才造成了“王朔电影年”的时代现象。据王朔回忆，几部作品的影视化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氛围。如果说当时煽了一阵，那是有意识煽的”⑨，且他已意识到传播媒介的重要性。80年代后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提出拍“娱乐片”口号和“娱乐片主体论”，在理论层面为迎接一个新的电影时代做了准备；而“娱乐片主体论”的出发点之一，又是为反驳时下流行的“世纪末病”：“我深信这个‘世纪末绝不是悲观、绝望的年代，相反，它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幸福和成功……我认为中国电影在二十世纪结束以前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繁荣的时期出现。”⑩从这一角度讲，《顽主》等多部作品的“双栖发布”，就暗合了文学界与影视界在八九十年代对“新时代”“新世纪”文艺的想象，那么王朔的走红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理论使文艺界面临制度和范式层面的挑战，具体到个人，表现为大部分作家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因此，文化生产不得不自我革新，重拾过往几十年被贬黜或冷落的商品属性。前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将文学史立场与市场推广结合起来的尝试，在维持文学的审美尊严的前提下兑现了文学的商业价值”12；后有多个文学刊物在市场经济和读者需要的双重条件下进行调整，如济南的《文学评论家》改为《文学世界》，《河北文学》改为《当代人》，并增设“青春调色板”“爱情变化球”“家庭录像”“新潮一族”等面向大众的娱乐文学板块；此外，多种周末版报纸也问世发售13。

　　大众文化作为“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14，囊罗了纸质刊物、影视和广告等丰富形态，于诞生之初便注定了商品属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疯狂生长也使文学商品化走向喧嚣鼎沸。不过，王朔的心态在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剧作一炮走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他却表示：“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15“煽动”的始作俑者竟开始畏惧“煽动”本身，这是个略带讽刺的“悖论”。须知，早在1989年1月，商业嗅觉灵敏的王朔便在北京牵头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并“延揽了魏人、刘毅然、莫言、苏童、朱晓平、海岩、史铁生、刘恒等十二位作家，后发展至四十多位作家”16，旨在实现对版权的维护。1992年《王朔文集》出版并实行版税付酬制，又使文学的商品化得到新演绎。可以说那一阶段的王朔，在商业出版和影视上“玩得”风生水起的同时，似乎也颇有些“骑虎难下”，他的心态已游离在迎合大众文化的目的之外了。

　　王朔的作品曾一度被批评界给予肯定，从1989年到1992年期间，陈思和、陈晓明、常清华、张德祥等人均就王朔作品对真实生活的呈现给出肯定评价，甚至将其树立为一种“文化上的代言人”17。这些评价都确认了王朔在都市文化及市民精神展现上的时代意义。然而，作为文学商品化浪潮中最赶趟也最不遗余力的“弄潮儿”，王朔对作品高商业转化率的追逐和在访谈中时不时拿知识分子群体“开涮”的顽主式胡侃，无形中将自己推到了大众文化与知识群体之外，以致成为真正的“顽主”，或当作“反智”的始作俑者，尴尬地居于文学史中一个灰色地带。他一方面强调自己迎合大众写作的合法性，“从劳动人民到知识分子对接受这一文化根本不需要任何心理转变，或可说那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18；另一方面又坦陈“艺术不是为大众的，这个观念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19。一方面嘲讽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20；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比如许名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不能说只有在大学里或研究所中清贫的那种才叫知识分子”21。王朔如是这般，其意是将自己纳入“新型知识分子”范畴，并且在他眼里，从纯学院派到“新型知识分子”，似乎又存在一个青出于蓝的进化论意味的更迭。

　　在上述种种历史必然和个人偶然的共同作用下，人文精神大讨论于1993年发生了，它为暗流涌动的文艺界打开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引出了更多可供深度勘探的问题。这束历史的聚光灯首先打在王朔身上，不仅因为他“文化商人”的身份足够典型，也不仅因为他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嘲讽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而且还在于他作为在京作家，与《上海文学》的讨论发起者构成了某种“双城对照”，内在地反映了人们对突然降临的文学由政治向经济转换的极度不适应。“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感到阵痛的人文知识分子，借助对王朔的讨论表达着各自的种种疑虑和万千感慨。”22当然不必讳言，当时的这种批判是有误读成分的，它忽略了王朔作品中的嘲讽与戏谑并非全然针对知识分子，而是更指向甚至主要指向某种系统性的虚伪傲慢、小肚鸡肠、卑劣可笑。不加辨析地将王朔定位为“反智”，实则对其作了简单的污名化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将王朔命名为‘反智，那么它反的也并非‘智性与知识分子，而是假智性与冒知识分子之名行厚黑之实的庸俗与堕落。”23显然，这样的批判有失公允。

　　二、“京沪”论争的三维解读

　　尽管“王朔现象”是构成人文精神讨论的“史前史”和重要环节，但它不是也无法代替这场历时三年之久讨论的主体和核心。毕竟人文精神讨论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作家作品，而是如何试图回应文学和知识分子被市场消费重压的精神困境。它不仅比“王朔现象”更复杂，而且融涵了中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多重交融的关系。人文精神讨论涉及面广，情况复雜，它几乎浓缩了90年代文学诸多现象问题，堪可称得上是一个立体多维的宏大话题。本文并不想牵涉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而主要从“京沪”论争的角度切入，就其思想资源、论者身份、地域文化的关联与差异，尤其是被各种论争词语和概念术语所遮蔽的历史细节进行考察，看讨论的双方或多方在各自预设的“问题框架”下如何不无焦灼地赋予其不同的身份与标识，给予不同的含义与解释，姑且称为“三维”解读吧。

　　（一）基于不同思想资源的两个面向

　　人文精神讨论介于两个思想面向的交叉口：基于“现代化”追求的启蒙的自我反思，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化”应对策略。80年代对“现代化”的诉求构成了思想解放、“新启蒙”以及“文化热”的重要侧面。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在90年代才逐步被认识，它的“新”是相对50至70年代的话语方式而言。诚如上海学者蔡翔评价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因此，人文精神讨论首先触及对“现代化”的批判，这种批判以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被其发展的历史现实打乱为基础。例如，蔡翔将人文精神纳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体性视野，实则是沿五四启蒙精神及80年代“新启蒙”延长线的“接着说”。他直截了当地指认中国知识分子以“道统”驾驭“政统”的心态，并梳理了此种“道统”转向自由平等和世俗性的演变趋势，对人文精神面目全非的担忧充满使命和参与感：“今天我们强调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对抗商业社会的平庸与粗鄙，同时亦是一种超越体制的努力。”24

　　作为坚守人文精神的创作者，北京作家张承志（包括山东作家张炜，文学史通常将他们称为“二张”）则更像是在实践层面上对蔡翔的“道统”观念进行了声援和呼应：“你既然不怕牺牲，又怎么能怕殉道？！”25值得进一步质询的是，他们所殉的“道”似乎是对80年代“传统/现代”二元冲突历史叙事的继承。如果承认80年代的重要主题是启蒙，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侧重于对其知识前提的反思。由此，我们会发现系统接受并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东方学思想的学者，如张汝伦、陈晓明、张颐武等，他们与“二张”构成了反思启蒙的中西方位。张汝伦于1988年至1992年间出国访学，有较深厚的西方哲学知识储备；陈晓明在读书时便接触了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张颐武更是较早立足本土讨论汉语文学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发展问题。“新时期”意味着原先被中断的五四启蒙传统在一个更加开放、前卫的中西互融语境里重启。然而对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水土不服”，使这批学者的关注点从主流话语转到后殖民理论、西马理论及其他边缘话语，尤其着眼于对文学商品属性的质疑，并通过现代性批判来保持对文学沾染全球化“西方病”的警醒。于是，才有了张汝伦在1994年与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对谈中始终站在世界性的普遍主义立场，强调人文精神对东西方文明颠扑不破的重要性——“所以人类现在面临共同的问题：人文精神还要不要？如何挽救正在失落的人文精神？”26

　　不过，陈晓明、张颐武二人与张汝伦的理论分歧与他们在京或在沪的地域状态并无关系，而是来源于各自所受西学背景的内部殊异：陈晓明从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指出了人文精神被知识分子奉为“永恒归宿”是站在了文化制高点的道德立场；张颐武则正是从张汝伦的文化普遍主义入手，批判了人文精神的神话性。有意思的是，挪用这些后学对人文精神的话语性质进行拆解，其本身也是在使用一种“新”的后现代话语取代“旧”的启蒙话语。这使“新启蒙”以来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能量有一并被解构之嫌，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关系做出评价”27。

　　由此便引申出人文精神讨论的第二个面向——在以话语批判话语的学院政治式批评方式中，或许隐含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28采用拓展学问边界和创作上“政治的冷感”来表达抵抗的学者和作家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实践。作为人文精神讨论最初的批判对象，王朔通过大众娱乐方式塑造颇具北京地域文化认同感的“顽主”形象，用来对抗充斥整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革命青年形象，其非政治化的人物精神内核，也恰恰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时代心绪。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重要表征，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益于对眼下全新文化现实的认识和介入。表面上看，北京的后学研究者和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等人文精神讨论倡议者，对大众文化及其消费的立场针锋相对，但从他们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来看，又分明存在共性。“在中国，‘学术往往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的领域，而常常也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制度表达，无论‘文化、‘学术还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29陈思和于1989年评赵本夫长篇小说时提到“准文化”源自真正的民间30，此后逐渐专注于“民间”理论，将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民间的原始正义”当作人文精神可以汲取的重要资源；而王晓明则根据讨论中触及的深层次问题，扬弃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从文学批评转向了与现实对接更为直接有效的文化研究。

　　无论如何，知识精英在市场经济席卷而至的90年代丧失了话语霸权，启蒙在相当程度上已失效，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思想资源作为替代。人文精神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此困境和尴尬。虽彼时论争的“京沪”双方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启蒙”与“市场”的可衔接性，但上述历史区间的两种思想资源，仍使他们歧义话语下有迹可循的逻辑基点浮出表面。知识分子以与之对应的路径进入文学生产和批评环节，造成了这一纷繁扰攘的局面，致使彼此观点在充分激发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遮蔽。

　　（二）三种不同身份带来的分野

　　我们习惯于将“二王”（王朔、王蒙）和“二张”（张承志、张炜）相提并论，以此来划分和评判他们在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不同立场。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恐有失粗疏，而忽略了许多原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二王”“二张”这四人身份角色不尽相同，仅仅以大致立场作此区分是否合适？为什么远在北京的张承志和山东的张炜会如此积极地呼应上海学人的“批评家俱乐部”，而自始至终却似乎未见多少在沪作家加入声援或反驳的队伍？从批评和创作两个维度的互动来看，作家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和上海学者对王朔的批判，又对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商品化践行者、受益者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还有如李建周在《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一文中指出的：“论争主体由批评家到作家的转换，使得这场讨论有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土壤，但讨论的原有内涵也被悄然改變：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成为作家论争时的陪衬。”31

　　要回答上述问题，应该对这些讨论参与者的学科视野和身份立场给予重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蒙，他最早发表对王朔“躲避崇高”的不遗余力赞扬，而他的观点不仅是站在小说家的文化立场，也不仅是站在文化部长曾任者的政治立场，还同时在两种身份的交汇中介入到了文化经济学、社会政治学层面。他说：“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32这番褒扬的论调或与王蒙颇多周折的政治生涯体验不无关系，他曾是“少共”、青年老干部、“右派”、人民公社副大队长，更是知识分子从政的典型33，集学者、作家、官员身份于一体。而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他的小说家身份正在被社会淡化，他的学者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思想言论家的身份，正在被社会突显”34。王蒙“从过政的知识分子”之独特性，不在思想的纯粹性，而注重对策的现实性和社会的可接受性。毕竟，在人文学科里直指“生死存亡”的人文精神，对实用的经济学而言就不那么切中要害；对知识阶层至关重要的政治参与和文化话语权，在能够打通精英和大众的社会结构变革层面，也不再成其为“失落的危机”。因此，王蒙从政者的圆融与渐进思维，使其更能理解不被其他知识分子包容的“文人下海”“王朔现象”等。在肯定王朔小说不大不小隐于“市”的商业色彩之余，他还审慎地抛出忧思——“你不近官，但又不免近商。商也是很厉害的。它同样对于文学有一种建设的与扭曲的力量。”35

　　在1995年7月的“北戴河对话录”中，邵燕祥、刘心武、白烨等人对王朔、王蒙和张承志在内的作家立场及当下社会状况进行深度对谈，“正表明这些话题的相关性，和由此而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产生的分化”36。作为在京作家，刘心武敏锐地读出王朔在《顽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中成体系的创作思路，指认王朔小说里“非责任区”的出现和《编辑部的故事》中实际早已提出的人文精神不矛盾，且这种将社会政治诉求寓于小说的表达仍是文学化的。反倒是张承志遭到了刘心武的质疑，认为张的“原红旨主义”蕴含了对社会和个人“清洁性”的过分苛求。刘心武的质疑与王蒙不谋而合。

　　由此不难发现，所谓居于两极的“京沪”论争，在作家群体中实际是不成立的。上海作家微妙地失声于此事件，积极发表见解的大多是在京作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激烈的交锋。上海为什么只有学者而几乎没有作家参与呢？或许，宽松的市场氛围与经济政策早已渗入在沪作家的日常之中，将文学与商品性勾连已成为某种默认的新规则，因此，在讨论中的不表态并不意味着没有态度。王朔在谈到影视业时就表示：“影视行业跟别的行当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公司便是组织起来的最好形式。要看到现在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纯粹地呼唤道德想让社会进步，只是一种幻想。”37新的形式、新的经济生长点遍地开花，而国家给作家的待遇又未见明显提高，创作者思想和行动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说到底，人文精神就是要体现在人对本身的关怀上。”38这样的结论虽不免模糊和感性，但却暗含了作家夹在生存与信念之间吃力不讨好的心声。

　　有研究者如是概括所有人文精神讨论支持者的共同特征——“对中国政治生态相对熟悉，现代启蒙意识强烈，但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市场观念及文化商品生产机制比较陌生。这也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深陷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39这用来形容在沪学者和部分在京作家，较为贴切。不过，同样身处上海，积极发声的学者和近乎缄默的作家，彼此对文学商品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体会果真有如此隔阂吗？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双方的观念差异还是源自学者与作家身份的分野，或许正是看到了在沪作家群体对90年代文化市场的适配和逢迎，学者们才更觉人文精神的呼唤有其必要，这也许是陈思和强调“岗位意识”的原因之所在。

　　（三）刊物与地域文化的影响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阐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应当关注文学报刊“在进入‘当代之后，在性质上，作品的刊发方式上，和作家、读者关系上，这些方面有什么特点，发生什么样的演化，又怎样制约、影响当代文学的性质”40。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人文精神的发生地《上海文学》作为切面，通过观察其刊发方式和读者接受之间的关系，大致把握该阶段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学生产面貌。

　　新时期以来，《上海文学》经历1985年、1987年等几次改版。在此之前，刊物首页往往会转录中央或上海市委的重要讲话，改版后取消了这一板块。1987年起刊首增设了《编者的话》，以“亲爱的读者”开篇，在刊物和读者间架起桥梁。概览整个80年代、90年代的《编者的话》，可以看出《上海文学》在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学三方面关系上常常陷入尴尬和困难，推出的文章和作者在文学观念上也存在前后抵牾的情况。例如，在1988年第12期的《上海文学》中，编者首次提出要引进“经营管理”以适应市场机制，并要确立文学刊物“既介入，又超越的地位，以维持精英文学的生存以及它的尊严与自由”；1989年第7期，编者引入“个体户文化心理”概念，同期文章《关于“世纪末”的对话》中，陈思和将王朔小说从中摘出并讨论；1992年第4期《编者的话》则推荐了王朔的《许爷》，认为许爷“是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文化冲突的一个部分，因此具有社会认识价值”41。而与此同时，刊物在1990年第2、4、10期分别推出知識分子小说、青年恋爱小说、工人文学等无论是在创作观念还是在书写对象上都差距甚远的作品。

　　进入1993年后，每期《编者的话》侧重推介的内容更是突显矛盾性：或是将张炜的知青创作列为头条，或是褒扬市场经济提供了“以往经济模式不可能有的‘机会均等性”42；又或者借小说主题对时代转折中难以捉摸的先进性和落伍性表示了困惑。到了刊登《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谈文章的1993年第6期，编者又指出当下作家的创作体现了“人的终极价值、信仰、爱、道德”在“中国特色”经济新手心中已不再重要43。之后，刊物终于逐渐找到了它的固定作者与读者群。

　　推出掷地有声的人文精神质询的刊物和在沪评论家，尚且存在诸多的纠结心理，更遑论他们与在京作家、学者隔空对话时可能产生的误读与偏差。上海与北京属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中心，在人文精神讨论和90年代经济体制剧变的环境中所展露的不同文化形象，自然具有地域性与普遍性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因这一时代转型期纷纭繁复的种种思潮，面临较大的解释难度。将上文《上海文学》对上海知识界文化心理的横截面式展现，结合程光炜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引用和类比，也许能够得到一定印证。程光炜认为天主教徒的“洁身自好和‘更为恬静的生活态度以及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某种程度上这也和汉代以前中国与古希腊人生观、哲学观同构）44，正与在沪人文精神倡导者的思想脉络一致。而王朔、张颐武等在京作家和学者，则以实际的创作或批评实践，指出了人文精神本质上类似“天职”概念的神秘和权威性，并力图从这一绵延千年的儒家传统中脱轨而出。当然，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多个运动的发源地，上海作为年轻而开放的国际化都市，它们深厚的政治文化渊源和宽松的经济环境，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讨论双方。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于是，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京沪”两地的整体文化氛围并未因这场讨论发生变化，尤其是上海仍以其前沿的姿态参与着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转型。就像秦晾在分析张承志等的“抵抗投降书系”所指出的，吊诡的是：“当年王朔‘炒得最热乎之时，正是这家出版社破天荒地率先在全国推出了厚厚的四卷本《王朔文集》，将这场‘炒作推向了高潮。”45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总是与市场消费相联系的，它在“反抗”着市场消费逻辑时也“运用”着市场消费逻辑，甚至在“消费”着市场消费逻辑，这可以说是规律。不过，一切的“后之视昔”都不可想当然地否定历史、抱以机械的结果论。显然，人文精神讨论呈现出的地域特性，及这种地域特性带给“京沪”两地参与者互相转换、交融的思想和洞见，都明显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三、如何“历史化”：对人文精神追问及再认识

　　回顾俱往矣的人文精神讨论，我们还可再进一步追问：昔日那些发起者和参与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对市场经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文学生产的体制机制、左或右政治立场……种种讨论而今安在哉？人文精神的“危机”，今天仍高悬着使人惴惴不安吗？过去倡议的、支持的或反对的，现在是否还坚持着呢？如果对此不作深入探讨，所谓的历史化就会变成平面的知识化的呈现，其回顾和反思也将失去原本的意义，当然更谈不上对这场讨论的“再认识”。正因此故，本文在对“京沪”论争进行匆匆描述之后，接下来将笔墨重心转向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西语境和知识图景大背景下讨论参与者们在研究对象和范式的变化，尤其是人文精神倡议者自身内部出现的分化，以至于郜元宝说，“时间最爱作弄人，往往令人觉得今是而昨非，或今非而昨是，稍微照照镜子，真的自己也认不得自己了”46。以便将人文精神讨延展到当下，重新加以“问题化”。

　　以讨论的主要发起者为例。王晓明在1995年选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谈到，人文精神讨论“首先就表现为一种深切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妨就将它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47。这篇“编后记”的主要观点，后又重现于2004年发表的文章《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可见其不断反省与回望的态度。他认为十年过去，这场讨论仍在延续、仍有意义，且构成当代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标志：“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48；“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声音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49。这两点似乎可以理解为支持和质疑人文精神的“京沪”双方，都在用自己的声音积极介入文学现场、表达他们的理念。同时，他还认为讨论促使知识分子将视线转移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这也包含着全球视野下对东方的重新审视——“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我们中国人在问，地球上大家都在问。”50于是，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和理论成为王晓明此后长期之所致力：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富人、白领、下岗工人和民工阶层的出现，指出中国大地上这些经济、政治乃至生态现象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诉求。在这一层面上，王晓明力图寻找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并通过《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半张脸的神话》这样的宣言式文本，《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这样阶段性的总结和展望，去履行他“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究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51的自主义务。

　　陈思和同样注意到了90年代以来文学界发出的喧哗之声，他用“无名”和“共名”的交替状态来概括文化工作与文学创作之于时代的关系，而1990年至今的这段“无名”状态达到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向，但它既未完成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超越，也不具备当代性，仍会像之前的几次无名状态一样，“许多创作刚刚形成它的独特性，就被下一轮强大的共名粗暴摧毁，然后很快被融入新的共名话语体系”52。那么，对人文精神这一本质的呼唤，会成为下一个“共名”时代的创作主题吗？抑或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接续启蒙或革命的新主题应时而生，由此覆盖掉这场也曾轰轰烈烈过的大讨论？

　　如果我们退回到人文精神的定义上来，便多少会意识到——尽管它呈现了不断被解释的开放的内涵与外延，但人文精神本身暗含着西方本质主义的“神话”嫁接到中国文化的土壤而水土不服的暧昧一面。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人文与理想？实际上，它或许应当指向某个或某些“本质”，却在纷繁激烈的討论中通往了看似大写的、宏伟的，而实则绝对的、封闭的本质主义立场。所以，陈思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便耐人寻味地用“民间化”串起了刘震云和王朔的“批判现实”、王安忆的个人经验、莫言的“新历史”和张艺谋的“大民间”，通过民间藏污纳垢的包容性整合和解释这个“主义”频发的“20世纪中国”，以求跨越那本质主义的牛角尖。当然，这种多少有些夸饰的“民间”仍隐藏着他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背后的隐忧：“它在解构他者时，往往会消蚀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高昂的人文精神。”53“民间”和“人文精神”一样有着源自西方的理论资源，且看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里首次为“民间”注解——部分地吸取了西方“civil society”论者的观点，也即西方、前东欧政体时代和东方某些地区（如台湾）学者所关注的“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54，这类理论资源的汲取，不仅使陈思和站在“岗位”上纵深推进，或也是王、陈二人的研究在后来二十多年里逐渐分化的原因。

　　也有一些人文精神讨论的参与者，现今再讨论时保持着批判和自省的犀利与诚恳。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大多又“重新站队”，被卷入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本立场的论争。进入新世纪以后，郜元宝就此进行了反思：“任何帽子，包括‘人文精神，新左，自由主义（新右），不管别人制造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太过招牌化、口号化、标签化、脸谱化、面具化、表演化……要说那场讨论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为还是真实的个人和个性的缺席。”55吴亮也曾撰文批评蔡翔是从文学的幻觉走向了政治的幻觉56，并激烈而深情地呼唤马克思所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不禁使人想到钱理群在90年代末给赵园《艰难的选择》作序时所说的，“自信、自尊与自重是建立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上的：尽管具体的学术选择必然地存在着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但在其背后，却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知识分子立场的选择，而这显然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的。”57这其中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立场，同样适用于当下。如是，钱理群在2019年与黄子平、赵园等人“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58中再次谈到，既融入时代潮流，又与这潮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维护学术的独立，同时看到身处中心容易忽视的问题。这种“退回书斋”绝不是隔断与现实的联系，毋宁说是对“庸俗”的深刻反思，对比沪上一派迅快接轨曾经批判的文化潮流，即“过了若干年，当年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和批评家，不都学会了与书商打交道，而且策划起了很多明显带有‘市场意图的学术丛书？”59这是否也是一种“岗位意识”呢？

　　历史与现实往往会有某些惊人的互证互鉴。当下，我们身处“后疫情时代”，在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缠绕中产生了太多新事物，但精神思想上类似人文精神的追问时有发生。疫情可能使西方对东方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观感，也使我们对西方长期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化的差异与发展阶段的不同，无一不在历史推进的方方面面产生蝴蝶效应，导致种种张冠李戴、水土不服。而只有触及中国社会诸多内部问题和处于全球化局势中的外部问题，我们才能走出惯性思维，不至于陷入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和无限扩大里去。自然，人文精神是一个宏大、动态且极具当代性的话题。何为人文精神，如何人文精神，这一切只有放在特定历史潮流和脉络进行考察，才能给予确当的评判。而对于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来说，如下两点或许有必要提出并引起重视：其一，应该注意将人文精神问题“再认识”向更适应解释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开放，借此来弥补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及其对话现实的能力。这也是文学在进入90年代后为什么逐渐逊位上述社会科学，出现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学界对此有所反思，并付诸实践，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些年组建的“中国当代史读书会”“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创新团队”，其所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有关史论结合的两组笔谈60，认为它“不仅与‘社会史视野有对话，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日益强劲的‘历史化进路也有对话”61。其二，应该注意将人文精神问题“再认识”与创作实践及深潜文本进行对接，以避免讨论的虚蹈凌空和不及物。因为文学作为高悬于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也是“人文”学中最具个性化的关于精神性与情感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它可以而且能够超越一般理念的框架，将王晓明在讨论中提出的“个人实践性”62落到实处。而这一点，当时很多学者是缺乏认识的，他们为稚嫩的亦是最珍贵的人文理想所驱，似乎对此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共鸣。这也是人文精神讨论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注释】

　　①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页。

　　②③吴秀明主编《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478-479、478页。

　　④4459程光炜：《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

　　⑤倪梁康：《“孑然弗伦，洗然无尘”——处士张祥龙七七四十九日追思》，载“现象学”微信公众号（2022年7月27日）。

　　⑥⑦⑧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266、266、267页。

　　⑨王朔等：《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44页。

　　⑩陈昊苏：《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电影通讯》1989年第3期。

　　11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2，第19-41页。

　　12黄发有：《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

　　13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第311页。

　　14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8页。

　　151819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4、11页。

　　16乐绍池：《转型时代里的喧嚣与潜流——八九十年代之际的王朔与王朔热》，《东吴学术》2017年第1期。

　　17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陈晓明：《倾斜与补偿：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光明日报》1989年11月9日；常清华：《论王朔的“顽主世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张德祥：《王朔与他的“顽主”人生叙述》，《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以上评论文章均被收入葛红兵、朱立冬编《王朔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021王朔：《王朔自白——摘自一篇未发表的王朔访谈录》，《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2231李建周：《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

　　23刘大先：《喧嚣的失语——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表述》，《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24许纪霖、陈思和、蔡翔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25张炜：《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文汇报》1993年3月20日。

　　2662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

　　2728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29葛兆光：《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近30年中国学界转变的一个侧面》，载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62页。

　　30陈思和：《蜕变期的印痕——致赵本夫》，《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1期。

　　3235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33王蒙文学艺术馆组编《王蒙文艺思想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70-71页。

　　34高增德、谢泳、丁东：《话说王蒙——谈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纯洁性》，载丁东、孙珉选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第126页。

　　36张志忠：《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7页。

　　3738白烨、王朔、吴滨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

　　39李丹、吴俊：《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40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93页。

　　41《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2年第4期。

　　42《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3年第2期。

　　43《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45秦晾：《从“痞子革命”到“抗战文学”》，《文汇报》1995年11月29日。

　　4655郜元宝：《二十年后的回顾——“人文精神讨论”再反思》，《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47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第273页。

　　484950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1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21页。

　　52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3陈思和：《关于九十年代小说的一些想法》，《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54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56吴亮：《从文学的幻觉到政治的幻觉——答蔡翔兄》，《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1期。

　　57钱理群：《回顾八十年代——赵园〈艰难的选择〉重版序》，载钱理群《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450页。

　　58钱理群：《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2019年10月27日）》，《文藝争鸣》2020年第3期。

　　60两组有关“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分别刊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和2020年第5期。

　　61参见《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编后记”。

　　（陈璧君、吴秀明，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