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的概念经杨庆祥教授等提出后，为南方论述带来活力①。跨过众所皆知的江南，“新南方”将我们的视野导向华南、岭南、西南、海南，更延伸到中国南部海域的岛屿如香港、澳门到台湾，以至南洋的半岛与群岛。新南方之“新”固然来自南方文学地图的重绘，更重要的则是认识论空间的开展：“新南方”既是“南方”的不断延伸，也是“南方”的卷曲、翻转和叠印，因此打破既定的南北二元逻辑。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
文化界和学界对“新南方”写作已有相当丰富的观察。杨庆祥强调其“异质性”和“临界感”；张燕玲侧重其野性的创造力②；东西指出其拒绝“根据地”般的原鄉、寻根公式③；林森提醒其“荡开的”“不安的”想象维度④；朱山坡意味深长地建议新南方作家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⑤。曾攀新作《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则从形式切入，观察新南方写作从语言、地理、心理、生活种种层面“复魅”与“赋形”的实验⑥。
这些评论言之有物，几乎无需多置一词。但我们也许可以从环境拓扑学的角度，为新南方想象再增加向度。“拓扑”指的是空间内在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结构特质，及其形成的（几何、象征）样态；环境的拓扑则纳入物质生态样貌，以此凸显拓扑作为地志学的要义。本文提议四个关键词说明新南方的拓扑学：潮汐、板块、走廊、风土。这四个关键词与自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但付诸文学论述，可以视之为引譬连类的意象，标记新南方想象的特质。
新南方写作引人瞩目的地理特征首推海洋。相对北方土地，闽粤桂琼面向大海，自然激发出波澜壮阔的想象；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在在萦绕写作者心中。如曾攀指出，不论是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深海梦游，或林森的《海里岸上》的现实体会，都以海洋的神秘与疏离为底色。 陈继明《平安批》写一代华人下南洋的原乡情怀；黄锦树《开往中国的慢船》则反其道沉思原乡人的离散与迷惘。最近颇受瞩目的林棹《潮汐图》以19世纪的巨蛙传奇为主轴，展开海上周游与水底奇遇，从珠江三角洲写到大英帝国，的确让我们见识作家无远弗届的奇思妙想。这与主流的写实现实主义传统已经不可以道里计。
我们如何将这些海洋书写进一步论述化？巴斯威特（Barbadian Kamau Brathwaite）的“潮汐论”（Tidalectics）、葛力桑（douard Glissant）的“群岛论”（Archipelagic theory），都是较为人所知的理论⑦。两人都有加勒比海岛群背景，也都具有诗人身份。尤其巴斯威特的“潮汐论”以海洋潮汐韵律为灵感，想象岛屿（和岛群）文化非线性的、反轴心的、跨国境的开放律动，正与源自欧洲大陆的、无限上纲的“辩证法”（dialectics）针锋相对。葛力桑则提醒大海散布的岛屿，自成文化与社会；岛与岛之间的所形成的若即若离的脉络，与时俱变的关系。出身台湾兰屿的作家夏曼·蓝波安以《大海之眼》《天空的眼睛》等作示范海洋书写的浩瀚本质，总已是文字跨文类、跨物种的出游，投向“漫无边际”宇宙。
但新南方想象的复杂性理应超过“潮汐论”“群岛论”。我们对“板块”思维（tectonics）的重新认识，此其时也。所谓的“板块”有双重意义，从地质史来看，新南方所在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东缘，六千六百万年前还是一个沉积盆地。一千两百万年前因为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与冲撞，形成之后地貌。比起海域与陆地的千万年运动，这一地区的原住民及之后的垦殖者所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史，毋宁显得短浅而卑微了。然而这千百年却带来前所未见的政治扰攘、文明兴替。殖民、移民、遗民的势力你来我往，以各种名目，表述想当然尔的历史。国族的、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挤压冲撞，狂野危殆之处，岂竟是像地表之下，那千百年来不得稍息的板块运动？
新南方人文经验的可贵，正在于夹出于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近年人类学及地理学界关注“佐米亚”（Zomia）区域——东南亚高地——研究，或可以作为借镜。欧美学者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和斯科特（James C. Scott）指出这一高地涵盖四川、广西、云贵、西藏的高原山脉，延伸至缅泰越寮，并远及印度、孟加拉国东端，居民超过一亿。斯科特引入垂直视角观察佐米亚地区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提出有名的“不被管控的艺术”论述⑧，颠覆平地政治治理史观。中文世界如王明珂教授的羌族研究⑨，或刘志伟教授的南岭研究⑩，都可视为对此理论的对话或延伸。来到文学场域，作家如李约热的桂西北书写，如张燕玲所述，“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早年阿城的《树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写知青下放云南的经验，也可以作为参考。西藏作家从扎西达娃到次仁罗布的高原纪事，同样是这一地理角度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佐米亚”跨越国家、族群或文明的界限，将南方之南的观点延伸到东南亚的半岛高地和山岭。这应该是作家持续发掘题材的区域。
在潮汐和板块碰撞下，人间社会的形成与变动引领我们到第三个关键词，“走廊”。19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民族地理研究提出新见解，他指出在传统的区块（如中原、青藏高原等）外，有三道走廊值得重视，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据此，费孝通打破过去以省份、板块、民族为单位的僵化模式，强调空间流动交往的有机性和互动性。这些走廊的形成既有客观地理形势的使然，也有历史人文的传承。新南方恰恰涵盖了藏彝、南岭走廊区域，呈现复杂的民情风土，与中原的以及更遥远的边疆的民生、政经、流徙、战争互动路线。在此之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另外一种走廊。
但在地理和历史定义的走廊之外，文学书写也连接成为“走廊”。这一由文字所构成的通道，随着世代络绎于途的行旅者到達中原以外区域，不仅传播知识讯息，更熔铸了南方之南的想象。从化外礼乐之邦到巫蛊虫蟪的渊薮，从天下舆图的临界点到黑暗之心的所在地，这些文字杂糅写实与幻魅，在在引人入胜，同时也试探传统“文学书写”的边界。当代作家最早致力新南方“走廊”书写的当属林白。从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到最近的《北流》，她以女性独特立场记录身体和心灵的奔波，南下北上，道阻且长。新世代的作家更将走廊抽象化、幻想化。朱山坡《蛋镇电影院》打造的银幕逃逸路线，或王威廉的《野未来》从平凡世界看见“微”科幻通道， 既体认“走廊”的动态地理观，也是对“走廊”超越。
潮汐的涌动，板块的升沉，走廊的迁徙聚落，形成地方“风土”——人与自然环境所共构的生命样态。不论中西传统，“风土”都是古老的观念，也都同时纳入自然生态和人文风俗的含义11。风土研究在现代复返。日本和辻哲郎的《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深受海德格尔启发12，但相对于海德格尔侧重人的存有与时间的关系，和辻哲郎强调人的存有与空间的关系。1960年代末，法国地理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继之发挥成更具特色的风土论。边留久认为西方的环境学、生态研究不脱启蒙主义以后的主/客、物/我二元论述结构，相对于此，风土论提醒我们二元论之外的第三种可能。边留久指出风土即是人立身于天地之间的“结构时刻”13。由此生发生命—技术—象征（bio-techno-sybolic）三者的联动关系，缺一不可。
边留久特别强调“风土的中介性”（mediance），意即在时空不断演化的过程里，环境生态、人为技术、表意象征之间互为主客的动线，其结构与演绎形态总不断交错跨越（trajection）。延伸边留久的看法，我们不妨思考风土学（mesology）的对应面，神话学（mythology）。在此，神话不仅指涉先民与不可知的自然或超越力量互动的想象结晶，也指涉当代社会约定俗成，甚至信以为真的知识系统14。风土学与神话学都牵涉每一社会面对环境可知或不可知的现象，所发展出的实践法则和价值系统。风土学落实生命—技术—象征于日常生活，神话学则凸显从迷信到迷因（meme）的“感觉结构”。
正是在“风土”与“神话”的交会处，新南方写作大放异彩。 铜座镇、野马镇、蛋镇、上岭村、红水河、鬼门关等地名其实点出作家对地方风物的印象，环境、景物与人事隐含不稳定的元素，似乎随时有爆发可能。霍香结的《铜座全集》以上千页的篇幅构造一个名为铜座的地方风物志，从山风海雨到物种繁衍，从草木虫鱼到习俗传说，形成博物世界与生活百态，蔚为大观。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甚至以富有神秘主义的书名，提醒读者生存环境中“惘惘的威胁”。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宿命，亘古的大哉问一旦有了新的表述场域，立刻呈现特异的解答。语言是感知风土的重要形式。林棹的《潮汐图》融入粤语的精髓而使得她的巨蛙叙事更为引人入胜；曾攀注意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等作对“乡土人性及其言说形态的探索……形而上语言之思不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而且构成了人的主体精神甚至伦理意义”。同样的，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处理乡村和土地所面临的现代化危机，终于使生存其中的人失去凭依，最后一无所有。
新南方写作研究方兴未艾，杨庆祥、曾攀等学者建立论述的努力令人瞩目。尽管这一论述的架构希望放大地理视野，超越家国界限，目前所见文字尚不出闽粤桂琼作家的点评。港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作品除极少数点缀外，并未能进入眼帘。这毋宁是种反讽：新南方意在开拓“南方之南”的无垠场域，但对“南方之南——之南”的探勘显然仍有其局限。或许假以时日，能有更多发现？如张贵兴、李永平的南洋风景，吴明益、夏曼·蓝波安的地理、海洋书写，董启章、黄碧云的维多利亚港风云，极有特色，可作为研究的起点。
总结对新南方写作关键词——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的描述，本文以三种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场——跨越、逾越与穿越——作为对未来的期待。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重组。跨越既有平面板块让渡取舍的律动，更不无黑格尔式时间进程、由辩证到超越的渴望。如果跨越引起我们对畛域、界限的审理和辩驳，逾越则强调理法的拉锯和违逆。相对于清规戒律，或“历史的必然”，逾越是冲决网罗，是铤而走险，是不按牌理出牌，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穿越的可能性。顾名思义，穿越打破时空逻辑，不再受制有机形体的局限。今生翻转前世，故事衍生新编。乌托邦式身体潜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纵横古今，创造异质空间，并以此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
这三种写作与阅读立场各有隐喻对应：界限、理法、幽灵。谈跨越的条件、行动和结果何其不易。这是剧烈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历史的后见之明无从完满解释“跨越”与否的重重动机。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时空一旦转换，曾经视为当然的意义也发生质变。逾越的征候来自理法的压力和反抗，我们必须检视两者的联动关系。律法的有效性因为对逾越者的指认和监控得以确认。而法网最绵密处，逾越的发生和判定甚至让当事者都始料未及。穿越则在既有的物理界限之上，提供了“复魅”和“赋形”的可能。那是幽灵的重返，也是叙事和创世的又一次开始。
新南方想象奇绝多变。在林白的女性的心路也是身路历程里，东西的庶民命运赌局里，朱山坡幽暗的乡土狂想曲里，林棹的灵蛙穿越洋奇里，还有其他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字实验里，我们见证界限的跨越，理法的逾越，幽灵的穿越。“新南方”的创造力如此生机蓬勃，“新南方”论述蓄势待发，此其时也。
【注释】
①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②张燕玲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编者按，见《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③东西：《南方“新”起来了》，《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④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寫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⑤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⑥曾攀：《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绪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将出。
⑦douard Glissant，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etsy Wing（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Annie Paul，ed.，Caribbean Culture：Soundings on Kamau Brathwaite（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Press，2009）.
⑧James C.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⑨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⑩刘志伟：《如何理解帝国边缘的南岭》， 《上海书评》，南岭在空间上不在Scott所圈划的“Zomia”范围，但其山岭与Zomia地区直接相连接，是中国西南山地向东延伸出来的一条“陆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7562.
11“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 廪于籍东南，锺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韦昭注：“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 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 周语》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6页。
12和辻哲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东方出版社，2017。
13Augustin Berque，“The question of space：from Heidegger to Watsuji，”Ecumene，3，4（1996）：373-383.
14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trans. Annette Laver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2）.
（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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