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宇先生是沈从文研究的全国著名的专家。在20世纪末80年代初期，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研究领域之时，凌宇先生便像发掘文物一样，将沈从文作品从故纸堆中收集整理出来，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和《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沈从文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凌宇先生对沈从文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凌宇先生除了在沈从文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贡献之外，他还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当代著名作家作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有《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对《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进行创新性的探讨，著有《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1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宇先生的四卷本《凌宇文集》，这可以说是凌宇先生大部分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凌宇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多的重要学术成果，是因为他辛勤的学术钻研的结果，这也与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具有紧密的关系。我以为凌宇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

　　凌宇先生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他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坚守文学的使命，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表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立场。凌宇先生曾经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首先，坚持中国的人文传统的学术立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保持着高度关怀。这点不仅仅贯穿在我的整个沈从文研究中，在对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是始终如一坚持的一点。无论是我对沈从文文学世界中城—乡、苗—汉二元对立中人的悲剧性存在的解读，在当代湖南作家群尝试建构当代神话内蕴，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质疑与浪漫主义理性追求的关注，还是在对《三国演义》的解读中，涉及对儒家伦理问题的历史追寻与当下思考，引发了自‘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反思，其间都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人生价值立场和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激情。”①

　　凌宇先生的这一表述，为我们探寻其学术追求的人文主义立场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沈从文研究就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凌宇先生无论是在《从边城走向世界》，还是在《沈从文传》中，以及在对沈从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都使我们认识到沈从文在“五四”思想启蒙下，生命从随顺命运的浮沉到决心挣脱命运的安排，自我掌握自己的命運，独立地支配自己，无论是“左”或右的思潮，也无法动摇他的人生航线，走着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奋勇向前。凌宇先生的这种叙述，就是从沈从文的生命出发，始终围绕沈从文生命的抉择与坚守这一人文主义的立场进行的。凌宇先生在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评论时，也是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的。譬如对《边城》中翠翠、傩送之间的爱情的分析论述，就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写道：“我们从翠翠、傩送身上，看到了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又一种生命形式。它内涵着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着自己的本来，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污染，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结局的重大问题上，它不同于肖肖辈的那种生命形式，处于被环境支配与左右的地位。它有主心骨，坚定地把住命运的航舵。”②凌宇先生揭示出翠翠、傩送抗拒外在的压力，敢于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坚定地把握自己命运的航舵，这种人生形式便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样，凌宇先生从人文主义立场对于《边城》的主题意蕴作了很好的阐释。又如，凌宇先生对于《丈夫》的评论，我们只要看一下标题《灵魂的战栗与人的尊严的觉醒——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读后》，就可以感觉到凌宇先生同样是从人的尊严的觉醒这一人文主义立场来进行论述的。凌宇先生在分析评论当代湖南作家作品时，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依然是他观察社会人生的重要原则。譬如对于孙健忠《醉乡》主人公矮子贵二的形象分析，就是从矮子贵二的觉醒与人的价值的确立来进行的，论文写道：“从贵二的崛起中，你不只是看到经济翻身的表层意义，而且深一层地发现了他的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你没有简化人物精神转变的过程，而是真实地、极有层次地描绘了贵二自我意识觉醒缓慢得令人焦急的心理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贵二开始摆脱命运对自己生命的支配。”③再如，著作《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中对于诸葛亮人生悲剧的论述，同样是从主体自我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指出诸葛亮“这种对伦理规范的高度认同，所导致的只能是对人的自我的严重压抑”，“主臣尊卑，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无论诸葛亮具有怎样的经天纬地之才，都只能在这种尚未出仕便被预设的宿命式关系中施展，同时也宿命式地预定着诸葛亮这一类‘士’，无法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也无法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④。可见，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贯穿于他的学术的始终，其中也流注着他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激情。

　　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来源于“五四”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来源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他对于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人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他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全面反思与叛逆，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于是，对人的自我权利与尊严的诉求，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中心话题。”⑤凌宇先生身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给他以精神的洗礼，他同时广泛阅读包括苏联学者伊·谢·科恩的《自我论》、卡西尔的《人论》、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等人文主义书籍，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哪怕在20世纪形式—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形成潮流，甚至一些学派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与现实人生毫不相干的“纸上的符号”，不过是一种结构的游戏，凌宇先生却依然坚守“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而未动摇。

　　二、在历史文化情境与现实语境中进行学术探寻

　　凌宇先生在文学研究时，不仅将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探寻，而且还站立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揭示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历史意义及价值，显示出他学术研究的双重视角，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体现出其研究的较为鲜明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特征，这种学术思想在沈从文研究和当代湖南文学湘军的研究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凌宇先生在作沈从文研究时，总是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放进那个具体的历史文化之中进行考察，放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照之中，放在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对照之中进行，如果说，他早期还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证沈从文不是“反动作家”的话，那么后来越来越明确将沈从文创作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内在的思想内涵。譬如在分析沈从文创作时，就紧紧抓住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与“乡村”这两个世界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情状进行论述，他说：“都市与乡村的不同颜色、声音、气味，‘绅士阶级’与‘抹布阶级’迥异的人生情状，结构成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的两极。做（作）为这两极的内在联系线索的，是沈从文从道德角度提出的人生价值估量。”⑥正因为如此，凌宇先生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在探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时，分别从沈从文小说的“都市面影”“乡村世界”及“乡村与都市的交流”的视角进行论述。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中对沈从文精彩而传奇的人生进行书写之前，用了一个长长的章节以另一个角度来介绍湘西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用来突出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及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只有将沈从文放进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进行书写，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沈从文的独特的人生。此外，凌宇先生的不少論文都是从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视角来对沈从文创作进行分析评论的，譬如《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等论文便是如此。为此，凌宇先生说道：“湘西历史文化对我研究课题即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种无法绕开的存在。我曾经说过，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这就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是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出神入化的书写。缺乏对作为中介的湘西历史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相应的理性认知，真正认识沈从文是不可能的。”⑦凌宇先生对于当代湖南作家作品的评论也往往从社会历史的视角进行，将人物事件放在历史事变中进行论述。譬如，凌宇先生评价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就是坚持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历史”的观点进行的，他指出这部小说的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从历史事件客观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中展示其内在的美学价值，从那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追随历史前进的人物中去发现‘中国的脊梁’，阐扬民族的精魂。”⑧凌宇先生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也是坚持将人物放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他分析赛金花是如此，分析袁世凯同样如此，发掘这些形象的历史真实性。又如，凌宇先生对于孙健忠长篇小说《醉乡》的评论，努力揭示小说主人公矮子贵二人生前进的“沉重又缓慢”的原因，就联系到矮子贵二所受到的外在的压力进行分析，分析指出贵二与玉杉之间的爱有一张不健全的关系网将他们隔开了，“你是那样精细地揭示着人物情感演变的前因后果，勾画出他们各自的心理轨迹”，而他们之间情感的这种演变，“是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变、自我价值的发现、精神上摆脱对外界的依附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你通过经济、政治、道德、婚姻与爱情关系等多角度的透视，立体地再现了农村经济改革后，湘西山村出现的人的精神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变化过程，完成了《醉乡》里人对命运自主把握这一人生审美追求”⑨，凌宇先生的这种将人物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的方法，把握住了人物的精神内涵，这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

　　另一方面，凌宇先生并不是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现实脱节，他紧密地联系时代，他是站在现实的语境中，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揭示研究对象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他这种在学术研究中表达自己深切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譬如在研究沈从文时，在学术研究背后，体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刚刚从极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经受到再次启蒙与觉醒的欢欣鼓舞，体会到时代巨变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凌宇先生对于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生追求作了非常精彩的书写，紧紧把握住沈从文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寻找到生命自主的人生道路，并勇敢而执着地进行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凌宇先生找到与新时期人的解放与觉醒相契合，由此，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与《沈从文传》一经发表，便引起刚刚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人们的热切反应，在学术界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沈从文研究，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凌宇先生后来指出他们在读研期间，“思想大解放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展开，这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换言之，其时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新评价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取向，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⑩。另外，此时凌宇先生的沈从文研究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学的一些印记。譬如，凌宇先生努力论证沈从文不是“反动”作家，而是一个进步作家，表现在沈从文始终关心底层人民疾苦（譬如《丈夫》《柏子》《萧萧》《贵生》）、抨击“绅士”阶层的堕落（譬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甚至歌颂革命者勇于牺牲自己生命（譬如《菜园》《黑夜》《过岭者》），凌宇先生对于这些作品进行这样的评论，带有那个刚刚拨乱反正时期的鲜明的历史的特征。应该说，这种站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学术思想，既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当然也必不可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今天看来，《从边城走向世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当时历史情势下，尚未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模式的束缚。这自然会对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形成遮蔽。”凌宇先生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众口一词认定沈从文是一个‘反动作家’的背景下，如果不推翻这一荒唐的政治定性，便无从获得研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1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与寻求心灵的沟通

　　凌宇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从研究对象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观念或理论出发，从心灵深处把握研究对象，寻求与研究对象的心灵的沟通。他指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为了对研究对象的新的认识，只能是先有研究对象的存在，而后有适合的研究方法的出现，而不是研究对象为方法所用。”12这样的沈从文研究就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寻求与沈从文的心灵沟通而展开学术研究活动。凌宇先生为什么选择沈从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他在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寻找到心灵的契合，正是在尊重自己阅读感知基础上，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创作当属一流！凌宇先生说：“正是出于对自己阅读感知的尊重，才有了我后来的沈从文研究。”13在《从边城走向世界》的《题辞》中写道：“本书论及的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是一个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的人，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孤独者。他常常叹息着不为人理解。我愿意去理解。”凌宇先生非常简洁明了地表现出自己决心从“内心深处”去理解和把握沈从文这一研究对象，而且他的这种理解和把握是带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不是为着褒扬，也不是为着贬斥。在高层次的思维里，没有简单的善恶与好坏之分。——这不是无是非观。任何人都将接受人类理性法庭的最终审判。我不想也无能充当审判者。但我愿意说出我所知道的真实”14。这里所说的“我所知道的真实”，就是带有个人生命内在体验的“真实”，正因为如此，凌宇先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说出了全部真实”。正是从心灵深处把握研究对象，致使他在《从边城走向世界》的前面两章探讨的是沈从文的人生道路和人生观，譬如，著作的第一、二章分别为：“他走着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人生奧秘探索者的得与失”。著作在深入探讨沈从文精神世界之后，才对其创作进行研究。著作的第三章为“对艺术美的潜心研究”，重点探讨沈从文的艺术观。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为“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上）”“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下）”，分别对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进行分析评论。《从边城走向世界》的学术内在逻辑就是，从探讨沈从文独特而传奇的人生入手，因为这影响到沈从文创作意蕴及艺术特色的独具一格，由此，凌宇先生分别从“沉落的都市面影”“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以及“乡村与都市的交流”，从都市与乡村的对立的视角对于沈从文小说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他在具体分析论述沈从文创作时，是努力用自己的心灵贴近沈从文的内心世界，追求的是心与心的沟通。他指出：“沈从文一生的感慨便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艰难，渴望寻求人的心与心的沟通。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也有一个心灵沟通问题。”15凌宇先生在对每一部作品的具体分析上，他总是深入到作品之中，深入到沈从文创作这部作品的内心世界中去，进行文本的细读，把握作品的实质内容，对于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结合具体的文本深刻地揭示出来，而不是如有些评论家仅仅从一些现成的观念或理论出发，凌空蹈虚，进行浮光掠影的轻率的评论。相反，凌宇先生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还原其创作本来的历史面貌，对其思想价值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极有深度而又具有创新性的论述，论证其创作的进步性与积极性，这就突破“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束缚，打破了长期以来将沈从文当作“发动作家”的历史偏见，成为沈从文研究绕不开的一道门槛，不断给后来研究者以借鉴和启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边城走向世界》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座丰碑，具有不可磨灭的永久的价值。

　　四、无惧无畏的学术勇气与坚守独立的学术判断

　　凌宇先生在学术追求上，具有无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坚守独立的学术判断，正是这一学术追求使他能够冲破一些理论的误区，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为外在的权威或者权势所束缚，由此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潮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和禁锢，沈从文研究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沈从文就受到一些“左”翼文艺理论家的严厉的批判。1948年3月1日，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第1期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不仅称沈从文为“桃红色”的作家，而且称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6，这给予沈从文精神上以巨大的压力。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企图自杀，便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从此之后，沈从文失去了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在故宫博物院当了一名讲解员。沈从文也曾被发配打扫过女厕所，下放过湖北咸宁劳动，作为作家的沈从文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揭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研究者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但是沈从文研究依然是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凌宇先生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沈从文研究所面临的政治上的压力，他说：“因为1949年以后，有很多事情很难写，这里头它有个政治上的东西，即便是我们这代研究者，在那个80年代中期，沈从文还是中宣部盯着的对象。”17凌宇先生也曾谈到因为政治风险，沈从文曾经劝凌宇先生不要研究他，“研究沈从文，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不是一个想没想过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摆在面前的现实。……从我和沈从文第一次见面起，他就曾劝我不要研究他，可见他对这种风险的感知。我之所以还有勇气坚持下来，就是坚信中国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终究要走向进步”18。从这里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沈从文研究，要对沈从文进行重新评价，体现出无惧无畏的学术勇气。凌宇先生还谈到自己与自己的导师王瑶先生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发生争执的事。在他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王瑶先生不赞同他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论文中的扬沈抑左翼文学的倾向，二是论证过程中所涉及的‘异化论’立场。”19凌宇先生在答辩时大胆地反驳了王瑶先生，最终让王瑶先生在最后投票时也投了赞成票。他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不管是不是老师，不管是不是权威，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可贵的。钱理群后来还将此事作为北京大学学术精神的案例宣扬过。凌宇先生曾经在接受笔者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平原曾对我说，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前，王先生对他说，答辩时，对一般的问题，能答辩则答，不能回答的可以不答；对涉及论文要害的问题，就得尽其所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当年凌宇如果不是敢于抗辩，我就不会让他的论文获得通过。”20

　　综上可见，凌宇先生体现了无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坚守独立的学术判断，是值得我们后来的学术研究者努力学习的。

　　五、“文学研究本身就应该具有文学的特点”

　　凌宇先生的文学研究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学的特征，既充满了真知灼见，对于所研究的问题能切中肯綮，非常准确、深刻地揭示出来，同时又具有内在的气势和情感，文字优雅生动，极富文采，给人以精神的震动、心灵的共鸣，以及美的享受，这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很难做到的。他在访谈中也明确谈到这一点，他说：“我始终觉得文学研究本身就应该具有文学的特点，当然文学研究本身是属于理论化的范畴，即学术论文首先应当是论文。但是，就我自己的感觉，文学研究论文必须还是文学论文。在这一点上，就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不能排除想象；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必须要有人文激情；第三，它还应该是美文。可以说，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都比较自觉地遵照了这些原则，这些特点在我的研究成果中也能得到体现。”21

　　凌宇先生在自己的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很好地将其文学性的追求贯穿其中，形成其鲜明的特点。《从边城走向世界》这一学术著作就具有比较突出的文学性的特征。我们可以对于著作中的“《边城》论”稍加分析，就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特征。凌宇先生在分析评论《边城》时，展示了非常宽广的知识容量，以及非常深刻的理论辨析，但是文字表达又是行云流水、准确生动，让人感佩不已。譬如，著作对于王团总作为陪嫁碾坊的论述，既深刻指出碾坊背后的实质内涵，又对于其引起的人生悲剧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其中写道：“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集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边城》的深刻与高明之处，就在于让它始终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而存在，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化为一种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但它又是那样有力，结合着人生中的‘偶然’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以至彻底摧毁了老船工生命的航船，他再也无法扎挣（原文如此，似应该为“挣扎”——笔者注）着出航，终于静静地躺倒在与他一生休憩相联结的古老土地上。”这一论述，既非常深刻准确，又非常具有文采。又如，《沈从文传》也是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为此，凌宇先生自己有过很好的写作体会，他说：“比如，在《沈从文传》的写作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将传主极富传奇色彩的外部人生际遇与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交相辉映，具有文学性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在这部传记中经常可以见到。传记因此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诗性特征，这既需要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深入理解，也需要一种大胆而合理的艺术想象。”22凌宇先生对当代湖南文学的评论也是充满文学性的，这里仅以《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论文的题记和小标题为例，就可以见出其明显的文学性特征，论文的开始便是：“题记：借尔一方土地，呼唤八方神灵。”然后五个小标题分别是：“一、现代神话的滥觞”；“二、‘人’，在不断寻求自身的适切形式”；“三、照亮神话的现代理性之光”；“四、全息性的人生模态”；“五、成败系于方寸之间”。这篇论文的题记及五个小标题多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学性的特征，体现了他坚持的文学研究应该具有文学性的学术思想。

　　凌宇先生的文学研究具有文学性的特点，这是他的才气的表现，也是他作家梦没能实现而在文学研究上的移置，更是他的文学研究的自觉的追求，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表现。在接受笔者的访谈中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当着我们几位同学的面说过：钱理群学术功底坚实，赵园和凌宇颇有才气。对我的表扬，大约就是从我的文字風格着眼的。这缘于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度做着将来当一个作家的梦，故对文字的文学性有一种自觉的追求，且十分看重文字的情感表达。以创作为主的作家梦没有实现，却成了一个以理论分析为主业的研究者。但我以为，文学论文应该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论文与政论文章（其实，科学论文与政论文章也不排除激情。沈从文的好友、数学家钟开莱先生就曾经说过，数学研究到达相当的境界，就犹如音乐家作曲），而应该具有文学性。”23

　　以上，我们讨论了凌宇先生学术思想，主要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在历史文化情境与现实语境中进行学术探寻，从研究对象出发与寻求心灵的沟通，无惧无畏的学术勇气与坚守对立的学术判断，以及坚持文学研究本身就应该具有文学的特点，等等，这些学术思想对于文学研究者都是十分重要和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凌宇学术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又非常复杂的，这里仅仅只是一个研究的起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热切期望后来研究者能进一步发掘和丰富，从而推进凌宇学术思想研究的更深入发展。

　　【注释】

　　①⑩12172122凌宇：《凌宇文集》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第443、402、444、429、444、444页。

　　②1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题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243页。

　　③④⑤⑧⑨凌宇：《凌宇文集》第4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第27、394-395、380-381、3、31页。

　　⑥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212页。

　　⑦11131518192023吴正锋：《学术赓续与文化传承——凌宇先生访谈录》，《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16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页。

　　（吴正锋，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