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面抗战之前（以下简称“战前”）的十多年间，中国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止了中国工业化的正常进程，中国工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战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北和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或沦入敌手，或毁于战火，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内迁到后方重建；其次，在后方重建的工业，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及原材料匮乏等各种困难，工厂还不时遭受日军的野蛮空袭。但后方民众秉持“前方抗战与后方生产，同为神圣之事业，苟无前方将士之浴血，无以保存后方之生产，苟无后方之生产，亦无以支持前方之抗战”①的理念，以难以想象的努力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并使其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值，1937—1942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工业史上的“黄金期”。统计数据表明，到1942年底，四川一省的工厂数由战前的115家增至1654家，资本由战前的214.5万元增至113001万元；整个后方的工厂数则达3758家（其中重工业2215家），资本总额193902.6万元，工人总数241662人②。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原煤、原油、电力、钢、生铁、水泥、硫酸、纯碱、烧碱、金属切削机床等主要工业门类均在1940—1943年達到其在民国时期的最高产量③。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工业史上的这个“黄金期”是短暂的，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恶性通货膨胀等多种原因，中国工业在大起之后迅速大落，呈现出令人痛心的颓势。
战时工业在支持前方抗战、保障后方民生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历史命运也颇能刺激一部分人的感觉神经，一个工业文学的创作潮流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一些享有声誉的“老”作家对工业题材予以关注。如茅盾战前曾出版表现工业资本家命运的长篇巨制《子夜》，发表描写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此时期他继续创作了一些与工业有关的作品，包括长篇“急就章”《第一阶段的故事》④、中篇小说《走上岗位》、五幕剧《清明前后》等。又如曹禺早年创作的《雷雨》设置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与资本家周朴园斗争的剧情，《日出》多次写到打夯的工人及其夯歌，均与工业发生了一定的关联，战时曹禺对工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曾旅行西北，访问玉门老君庙油田，又曾在重庆一家钢厂调查，在此基础上曹禺于1944年开始创作直接表现后方大工业生产的多幕剧《桥》，1946年该剧前两幕发表于《文艺复兴》。
一些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也参与到工业文学的创作潮流中来，路翎、寒波是其中的代表。路翎曾在经济部冶矿研究所担任过一年多的办事员，对矿山生活比较熟悉。从1941年起，他陆续在《七月》《抗战文艺》发表《家》《何绍德被捕了》《黑色子孙之一》《祖父底职业》《饥饿的郭素娥》《卸煤台下》等表现矿工生活的小说。寒波1938年在香港开始文艺创作，他曾经担任石油矿的会计，其工业题材的小说《炸毁》《绝路》《十万加仑大油罐》、散文《石油河颂》《在甘肃的荒原》发表于《文艺阵地》《文艺生活》等刊物，特别是后三篇，以新兴的油气工业为题材，殊为难得。
甚至一些业余作者也创作了工业文学作品，《滩》的作者宋霖就是其中的一个。宋霖本名胡子婴，当时在重庆任银行职员，“是文艺爱好者而不是作家”⑤。她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参加民主运动时，经常写写时事论文，在当时重庆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感到所起的作用不如文艺形式如小说、诗歌等那样大”，“想写些文艺作品，来参加当时的反独裁、反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⑥，于是在茅盾、曹禺的指导下，完成了十多万字的工业题材小说《滩》。
在这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战时工业文学的作品较为丰富，其文体也堪称多样。诗歌方面，新诗有卜西《我歌颂着工厂》、高兰《自流井的天然瓦斯火》、长之《石工之歌》、田间《那些工人》、孙望《煤矿夫》、高岗《写给合作社和社员的诗》、孙跃冬《淘金者》、冯振乾《伟大的油田》《石油河之歌》、路静《新油河》等，旧体诗有黄炎培《自流井》、陈树人《石工行》等。小说方面，中长篇有茅盾《走上岗位》、徐昌霖《工程师的传奇》⑦、宋霖《滩》、甘永柏《暗流》⑧等；短篇除上文提到的路翎、寒波的作品之外，还有沙雁《硝皮厂》、易丹《迁厂》、裘公《煤矿夫》、陆嘉《迁厂记》、谢冰莹《炭矿夫》、王韦《机器厂》、周洁夫《越老越进步》《师徒》等。散文方面，有田仲济《盐之故乡巡礼》、朱偰《自流井视察记》等。戏剧方面，除《清明前后》《桥》之外，还有陈白尘的五幕剧《大地回春》、以群的四幕剧《姊妹行》、叶尼的独幕剧《复工之前》等。报告文学方面，徐盈和荆有麟作品最多。《大公报》记者徐盈对工业保持高度关注，采访过很多工业界人士，创作大量工业文学作品，对工业建设进行全方位报道。写工厂内迁的，有《中国的工业——滨海工厂是怎样迁厂的？》等；写工业各部门的，有《满怀兴奋看船坞——记“民生造船厂”》《在艰苦中复兴——参观矿冶研究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探“井盐之城”》《记油田》等；写各省工业生产情况的，有《滨海工业》《江西工业》《赣南访钨记》《国营矿业的新成就——赣南金属矿区一个剖面》《参观湖南工业区》《多子之母——记贵州企业公司并展望贵州的工业和农业》等；写工合运动的，有《巩固工业经济国防线——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的成功》《中国工业合作》等；写工业未来发展规划的，有《萨伐奇和扬子水电厂》……他还著有“工程师访问记”⑨、“中国工业家访问记”⑩、“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11等多个访问记系列。如果说徐盈擅长于宏观把握，荆有麟则侧重于具体描绘，他工业题材的作品有《第十三号分厂》《火焰下的一天》《我们还是在炼油》《我们继续在工作》《在大炮厂里》《柴油厂》等。
二
与战前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战时工业文学的主题意蕴更丰厚。
战前工业题材的作品，主题意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同情工人的苦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表现华工受尽剥削、凌辱，就开始了对工人苦难的书写。“五四”时期作家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来审视工人，发现的是他们“非人”的生活，工人们“不止（只）是单卖他们的劳力”，同时也“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实在是“卖了他们的灵魂”的“机器”12。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工人的苦难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如夏衍《包身工》对“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包身工制度进行批判，描写包身工“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又如邵子南《青生》写“青生”（童工）鼹鼠似的在矿洞里刨煤，耗尽生命体能后不流血地悄悄死去。其二是歌颂工人的反抗、斗争。“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已有作品（如《黄金世界》《海侨春》）表现华工对帝国主义的自发反抗。五卅运动前后，随着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歌颂工人自觉的反抗、斗争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蒋光慈的小说、殷夫的诗歌、田汉的话剧最有代表性。其三是揭示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中国的民族工业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本家难以施展其抱负。如《子夜》中的吴荪甫，“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13，却在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斗法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战时的工业文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的主题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了适度的调整，同时又进行了多向度的开掘，其意蕴更为丰厚。
工人的苦難被继续表现着，但已不再是重心所在。路翎是战时对此着力最多的一位作家。《黑色子孙之一》中，金承德从沦陷的故乡逃到四川的矿山做工，“人们总在欺侮他，世界总在拨弄他”，最后跌进深井，和“无数的黑色的挣扎的生灵”一样“沉没了”；《祖父底职业》中，作为工人的父亲和叔叔养不活一家人，年幼的“我”被迫中断学业，进了矿山继承“祖父底职业”；《卸煤台下》中，矿工许小东为生活所迫，偷了矿上一口锅，忍受“做贼”的内心煎熬，后来从卸煤台跌下而残废，把妻子卖给别人，自己也发了疯。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工人的苦难不再如战前那样备受作家关注，像路翎这样集中表现工人苦难生活的作家此时并不多见。
工人的反抗、斗争也还会被写到，但反抗斗争的对象大多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战前的工业题材作品中，工人反抗斗争的矛头当然也会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更多的还是与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作斗争，如《子夜》中的吴荪甫、《雷雨》中的周朴园都面临着工人的罢工。战时劳资矛盾当然也还存在，但已退居为次要矛盾，直接表现劳资矛盾的作品已经不是很多，即使表现也与战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独幕剧《复工之前》很能说明这一点。剧中工人已罢工一个月，还没有与老板达成一致复工。工人代表金发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金发的妻子求告无门，非常希望复工解决生活困难。按照战前的写法，此时应是工厂老板利诱金发破坏罢工。但剧中却是高老大在金妻走投无路时借给她一笔钱，“帮”她渡过经济难关。原来高老大已与“那边”（日本人）勾结，借钱的目的是使罢工得以继续下去，好借机让“那边”吞并这家工厂。剧终是工人与老板达成妥协，决定第二天复工。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在战前的作品中具有不容置疑的伦理正义性，在这篇作品中却成为可能导致民族工业被吞并的一个诱因，其功能的这种转变是颇有意味的。
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被继续书写着，但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却有所不同了。战前表现民族资本家悲剧命运最为成功的作品是《子夜》，《子夜》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直接“从后面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在公债市场彻底击败吴荪甫的，却是依附于外国金融资本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战时民族资本家最终也难逃悲剧命运，但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却改变了，民族工业对买办资本的依附性减弱了，更多地受制于官僚资本。战时工业文学对以官僚资本为代表的恶势力扼杀民族工业的现实进行了真实的表现。《滩》中的徐渭臣、《清明前后》中的金澹庵、《桥》中的何湘如，都是官僚资本的代表，他们手眼通天，呼风唤雨，决定着工业的生死。《滩》中萧鹤声感叹：“办什么工业！银行、商人、官僚一齐向工业进攻，现在又加上地主和土劣；工业成了五牛分尸的犯人！命都活不了，还谈什么发展！”《清明前后》中林永清指出“统制和管制，抽干了我们的血，飞涨的物价，高利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
战时工业面临着与战前有着很大不同的历史语境，这为战时工业文学在主题方面进行新的开掘提供了可能。
战前中国工业的布局不够合理，工厂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战争爆发时匆忙向内地迁移并重建，虽然只迁出了一部分，却保存了中国工业的火种，奠定了后方工业一度繁荣的基础。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是划时代的革命事业”14，成为战时工业文学的一个关注点。
纪实性作品中，徐盈的系列文章最为突出。《中国的工业》《抢救工厂》《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林继庸》从说服厂家、协调运力、筹建新厂等方面对工矿内迁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现，还特别通过“迁川工业之父”林继庸之口讲述了迁建过程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了就马上扛着走。当时看见前面那位伴侣被炸死了喊声哎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根，仍旧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上面涂上了热腾腾的血！……”15《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表彰了卢作孚及其经营的民生公司对工矿内迁的重要贡献。“在汉口陷落以后，宜昌岸上还拥挤着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全中国的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及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到处都是人员，遍地都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以非凡的勇气和才智，统一协调、分段运输，将运力发挥到极致，终于抢在长江枯水期前运走了积压的人员和物资，被晏阳初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走上岗位》《大地回春》《迁厂记》《迁厂》《炸毁》等虚构性作品则对工业迁建的过程作了形象的演绎，其中《走上岗位》《大地回春》内容尤为丰富。《走上岗位》侧重表现了“迁”的艰辛：在日军轰炸下加班加点拆机器、装箱、找船、办通行的护照，每一件都很困难；各项事宜好不容易都办好了，闸北却已经失守，苏州河再不能走，又得绕道，办好的护照失去了效用；总算出发了，又要提防军队扣留船只，又要躲避日军频繁的空袭，一路险象环生……《大地回春》主要表现了“建”的艰难：黄毅哉在江南的工厂毁于战火，受台儿庄大捷消息的鼓舞，斥巨资与章式如一起在武汉创办新纱厂，孰料建设过半，日军却已逼近武汉；黄毅哉等將机器抢运到重庆，“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无量数的心血”，在一座山坡下开办新中国纱厂，谁知“左一次轰炸，右一次轰炸”，难以如期开工，黄毅哉也被炸伤了腿……克服了千难万险，新中国纱厂才在“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开工。
正如林继庸所说，“巨大的工业车轮正在转动着永不停止，实业树丛的根干，一面熬受着狂风暴雨，一面吸收死者的血，生者的汗，培育出鲜艳的花朵”16，工矿内迁后迅速恢复，后方工业一度繁荣并在抗战中发挥巨大作用。对于工业复兴以及复兴中出现的制度改革、技术革新、生产竞赛等新气象，工业文学并没有回避。
《清明前后》等作品创作于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此时工业已由繁荣进入衰退，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这些作品主要是抨击政府的“统制”“管制”“官价”“限价”政策，揭露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挤压，但是也没有对战时工业建设取得的成就全盘否定，从其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时工业的短暂繁荣。如《清明前后》中林永清的更新机器厂由上海到汉口，由汉口到四川，“在重庆挨过种种困难，终于恢复生产”，在1939—1940年的“工业繁荣”中还“有些扩充”，林永清因此而“不免有点意气洋洋，而且自信自负之心也油然增长”。当唐文君夸奖“要没有芳姊姊，更新厂哪里会有今天的规模呢”时，林永清的夫人赵自芳是颇为自豪的，并且感叹“创业容易守成难”。由林永清、赵自芳夫妇的表现看来，更新机器厂在“工业繁荣”中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的。
战争初期、中期问世的作品，则直接讴歌了工业复兴中出现的新气象。
荆有麟的《第十三号分厂》《柴油厂》等作品表现了工厂制度方面的改革。《第十三号分厂》中，“我”被由总厂派往第十三号分厂担任副厂长，发现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对工作没有兴趣，更不用说关心工作的改进。在厂长的支持下，“我”进行了一系列管理方面的改良：大量压缩行政费，取消薪工支出中的“顾问”“咨议”等名目，节省出来的钱全部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清理同商家订立的不合理合同，取消“回扣”；辞退贪污的事务员；工人重新分配工作；缩短工作时间；开办工人补习教育班；规定工作勤惰的奖惩办法……经过这些改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工厂面貌焕然一新，“光明闪现在血汗间”。《柴油厂》中，在工业合作社的支持下，十多个穷工人集资筹办了一个柴油厂，从香樟木中榨取代替汽油的柴油。工人们的工资很低，但可以年终分红，因此劲头很高，“每个人的心，像春天的嫩芽，直向上发展”。随着事业的发展，又招进一批新工人，矛盾就产生了：这些新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但是只拿工资，不参与分红，当他们熟悉厂里的情形后，开始怠工。为了提高这些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合作社同意他们分享红利。这样一来，旧工人又“大有意见”了：且不说工厂创办时辛苦经营，却与新工人得一样的结果；单是工资，就比新工人少。厂里请示合作社，将旧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与新工人一样，又为旧工人请准一笔筹备时期的辛劳奖金，才将新旧工人之间的斗争平息下来。后来厂里采纳工程师的建议，举办工人补习教育，组织工人小组会议，新旧工人接触多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最终消失，“不只身，连心都比肩起来，在一条线上工作”，工厂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徐盈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周洁夫的小说《师徒》、曹禺的《桥》对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有所表现。徐盈的《在艰苦中复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化学工业》《坩埚炼钢》《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范旭东》《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成就》等作品均涉及工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其中仅《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成就》一文就介绍了沈乃菁发明油绸储气袋、赵天从改进国产纯锑品质、陈大受等人改进国产纯锡品质、叶渚沛应用低温炭氧还原的原理设计炼铁设备、夏勤铎以桐油制造汽油、任国常发明多种新型电瓷、蔡金涛创制改良手摇机用电源滤波器、单宗肃以新材料创制真空管等多种发明、专利以及技术改良。《师徒》中，边区印刷厂王勤、袁二毛师徒探索出“亘古没有”的二十六开印法，节省了纸张。《桥》中，工程师沈承灿成功设计出先进的高周波电炉，他还预备用本地的白云石研制耐火材料，开办马丁炉。
荆有麟的《在大炮厂里》《火焰下的一天》、刘亚洛的《一三〇只油桶的计划是怎样突破的》等作品表现了工厂里的生产竞赛。《在大炮厂里》中，工人们开展生产竞赛，“厂房成了我们的家乡，工作就是我们的战斗。血哩，汗哩，我们全铸入到大炮里去了”，结果“产量超过了限定的一倍还不止”。作品还揭示了工人生产热情高涨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明了：只要我们多努一分力，胜利就可早一点得到，而在战场上流血的同胞，也可少流几滴血。”《火焰下的一天》中，“我们”努力生产，得到嘉奖，虽然有少数人不理解，嘲笑“我们”是“拍马屁”“出风头”，大多数工人却悄悄地开始了生产竞赛，很多厂房的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原先嘲笑“我们”的那些人也受到触动。《一三〇只油桶的计划是怎样突破的》中，丙组接受了制作一三〇只油桶的任务，可是因为不熟悉生产流程，开头进展并不顺利，工人们开会商议，全组工人分工协作，开展生产竞赛，终于超额完成任务。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生产带来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人本身也在工业生产中得到深刻的改造，逐步获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技能技术。战时工业文学表现了工业生产对人的改造，展示了中国儿女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徐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述了“农民变工人”的现象：“机械旁边是许多头包白布，身穿半截大褂，赤着两脚的农人在工作着，一年前，他们也许正在麦田中锄草，可是现在，他们不仅看到了从来未见过的机器，而且还变为驾驶机器的生产者！”目睹这种巨大变化，作者不禁发出“人民也像是钢铁一样被锻炼着”的感叹。
曹禺的《桥》将工业生产中人的改造表现得更为具体。刘海青原是乡坝头帮“邱二”的长工，进懋华钢铁公司当了一名小工，他不知道在沸腾的钢水面前用防护设施保护自己，也不懂得铁水遇见流水就会爆炸的道理，因为天气热而在地上到处泼水，可是在炼铁厂副厂长沈承灿的督导下，他穿上了大围裙、包脚布、木鞋，戴上了避火帽、眼罩、手套，明白了水不能乱泼。刘海青这样的农人，经过工业生活的洗礼，不久就会成为合格的工人，正如沈承灿对轧钢厂厂长古恭宪所说的：“这是少數从田里来的庄稼人。他们慢慢就学会工厂人的习惯，慢慢就会养成一种新的意识，新的看法。这些基本的规矩自然就渗透到他们的脑筋里。告诉他们，教他们，接近他们，他们都可以成很好的工人。”颜起是才进公司不久的大学生，有理论知识而相对欠缺实践经验，他因工头装错电力回转机而大发脾气，因有了电力回转机而觉得不需要预备人工回转机，对炉坑的检查不甚仔细。沈承灿告诉他“钢不是一次炼成的”，要让工人慢慢成长；技术人员不是万能博士，要“跟领班合作，跟工人打成一片”。后来在吹钢的紧要关头，因保险丝断了而电闸失灵，人工回转机及时派上了用场，但因炉坑内有水，还是发生了爆炸事故，沈承灿失去右臂。颜起切身感受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道理，迅速成长。
三
与战前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战时工业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多样。
战前作品对资本家形象的塑造比较成功，《子夜》中的吴荪甫、《雷雨》中的周朴园等，都是文学史上立得住的形象。战时作品保持了这一优势，在资本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首先，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资本家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人物画廊。战时作品中资本家形象之多，是远超战前的。茅盾《走上岗位》中的阮仲平、林惕然、朱兢甫，《第一阶段的故事》的何耀先、陆和通，《清明前后》中的林永清、金澹庵，曹禺《桥》中的沈蛰夫、凌光斗、何湘如，陈白尘《大地回春》中的黄毅哉、章式如，以群《姊妹行》中的曹立民，宋霖《滩》中的萧鹤声、徐渭臣、林志远，甘永柏《暗流》中的顾频、黄立斋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形象。这一批资本家性格各异。如《走上岗位》中的阮仲平、朱兢甫都是上海滩办工厂的实业资本家，但阮仲平耿直，朱兢甫狡猾，阮仲平坚决拥护抗战，一心一意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将工厂内迁，朱兢甫则寄希望于和谈，对政府阳奉阴违，表面上做内迁的准备，骗取政府津贴，暗地里则将机件运到租界存放，预备和谈后就开工生产；《滩》中的徐渭臣、林志远都是投资炼钢公司的金融资本家，对他们而言，办工业是名，牟利是实，两人在联手对付公司总经理萧鹤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两人性格不同，手腕也不一样，徐渭臣是老谋深算，绵里藏针，林志远则少年轻狂，锋芒毕露。其次，与战前作品相比，塑造了新的资本家类型。从资本家的属性来看，战前作品中的资本家，或者是民族资本家，或者是买办资本家，战时作品中则出现了官僚资本家这一种新的类型。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官僚资本家大量产生，他们掌握国家政权，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正如经济学家马寅初所言：“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治）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17《桥》中的何湘如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资本家形象。他是“曾经热心办过许多公共事业的闻人”，“参预（与）着各种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权势熏天，威风八面，“为他效劳的人，三教九流，各种阶层无不包含，他也就四面八方无路不通”。十余年来，他进则宦，退则商，将权与钱的结合运用得游刃有余。抗战开始时，他拿工业家凌光斗、沈蛰夫过去的成绩“做招牌，号召社会”，成立了懋华钢铁公司，后来又利用公司的经济困难，逼走凌光斗，自己亲任理事长。他为公司拉来了八千万元的银团贷款，却又因为公司总经理沈蛰夫不听自己的使唤而指使两家银行退出。因为拥有政治上的权力，他无所不能，实业、金融、地产，没有一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从资本家的品质来看，战前作品中的资本家或者根本就是反面形象，或者具有某些方面的重要缺陷，战时作品中却出现了一些正面的资本家形象。《走上岗位》中的朱兢甫、《姊妹行》中的曹立民不讲民族大义，属于反面形象无疑。《滩》中的萧鹤声刚愎自用、私德有亏，《暗流》中的顾频优柔寡断、顾影自怜，其失败也不能引起读者的深切同情。但《桥》中的沈蛰夫、凌光斗，《大地回春》中的黄毅哉、章式如等，则是作者倾情讴歌的正面资本家形象了。沈蛰夫一身正气，断然拒绝何湘如及其爪牙的利诱、胁迫。他经验丰富，没有因为样品化验的合格而轻易签下合同购买祥丰的土铁、利生的焦炭。其意志也十分坚韧，当政府取消了修建隆山铁路的计划，公司出的钢没有了销路时，他并没有被击倒，而是积极联系桥梁公司签订长期合同，他告诉同事“我们现在正在水中搭桥，我们应该不怕任何人拆桥”“我们先打出一段路，是一段路”。更难得的是他有一颗振兴中国工业的赤心：“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刚一开始就去停顿。”凌光斗“为人豪爽，直率，有肩膀”，在“实业救国”的路径上劳累几十年，只是“空空得到一个‘企业家’的虚名”。他有古君子之风，不计个人得失，尽管被何湘如一党排挤下台，却并不后悔过去与这些人的合作，庆幸公司“总算为重工业下了一个根”，他甚至对何湘如为公司搞到贷款心存感激，觉得何湘如“倒还像个规规矩矩要办工业的样子”。黄毅哉、章式如克服千难万险，发展民族工业，对抗日本的侵略和汉奸的阴谋，也让人肃然起敬。
战前作品塑造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工人形象，如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善良、纯真、正直，身受剥削和劳累之苦，具有一股不屈的反抗之气，具有较高的典型性。战时作品也塑造了同类的工人形象，表现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由苦难引发的反抗。路翎笔下的“黑色子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如果说许小东、方正基、金承德等工人更多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那么张振山、孙其银、石二、何连等工人身上则洋溢着原始的复仇强力。与战前作品不同的是，战时作品还塑造了一种爱国、爱厂的新的工人形象类型。表现解放区工业生活的作品且不说（如周洁夫《师徒》中的王勤、袁二毛），书写国民党统治区工业生活的作品中也有大量这种类型的工人存在。谢冰莹《炭矿夫》中，黄柏岭小煤矿的工人们都是深明大义的爱国者。他们接到蓝田市政府下达的十天之内上交二十万斤上等块煤的命令后，不但大伙不分昼夜地挖掘，还临时加雇了十五个短工，工人直田甚至为完成任务牺牲了生命。另一位工人承旺的话揭示了大家如此拼命的原因：“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大家来这里拼命挖煤，也还不是为了抗战，为了希望打败鬼子，才把壮丁一车又一车地运上前方。如果不是前方的将士流血抗战，后方的百姓努力生产，我们的国家还能支持到今天吗？”路翎《家》中的锅炉工金仁高，爱护厂里的设备胜过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轰炸的敌机来临时，他不顾家里“顶怕飞机”的老岳父，坚守岗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锅炉，他说：“不准下班，炸死了也不准下班”，“做一班算两班”。他觉得“即使刚才的一声巨响把自己底肉体摔到半天里”，也是“自己身体本身的一种意料之中的爆炸”。寒波《十万加仑大油罐》中的冯大成，也是一个爱厂如家的好工人。因运油桶的汽车队抛锚，油厂炼出的油第二天就会没有容器盛放，工人冯大成舍弃难得一见的电影，丢开家里正在生养的婆娘，忍住从半空跌落造成的伤痛，带着十多个弟兄，连夜抢修十万加仑的大油罐。当晨光初现时，大油罐修好了，冯大成的儿子也降生了。小说在结构上巧妙地将工作和家庭进行对位处理，塑造了一位爱厂如家的好工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理应在工业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在战前的作品中，工程技术人员是缺位的。可喜的是，战时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难能可贵地登上了艺术的舞台。《桥》中的沈承灿、吴天长、古恭宪、姚国栋、颜起，《工程师的传奇》中的黄中青、丁总工程师，以及《走上岗位》中的罗工程师、《滩》中的谭伯先、《暗流》中的老李等，构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人物谱系。在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形象中，只有伪善的丁总工程师、贪婪的谭伯先属于反面形象，其他都是以比较正面的形象出现的，特别是沈承灿，在能力、品格等方面近乎完美。沈承灿是美国加尼基理工学院毕业的冶金学博士，怀揣实业救国的梦想投入后方工业建设，希望用公司炼成的钢、轧出的钢轨建设四川第一条铁路。他技术精湛，在简陋的条件下成功设计出世界先进的高周波电炉。同时他又很务实，根据后方经常停电和电炉耗费多等实际情况，舍弃了自己精心设计的高周波电炉，一方面因陋就简，用最简易的贝斯麦炉出钢；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这种简易的炉子，试验以本地出产的白云石研制耐火材料，预备开办较为高效的马丁炉。他没有副厂长和洋博士的架子，无论是年纪大的工头、年轻的技术人员，还是刚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他都能够接近、爱护，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进技术。他为人正直，看不惯何湘如、杨味斋一党的丑行。他的“心灵的深处蕴藏着一种永不磨灭的爱自由、爱真理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不懈地注视追寻，研究实际社会上许多复杂问题”，尽管因找不到“合理的解答”而苦恼，却决不消沉，他明白“我们是在中国，在后方，我们在开路”。沈承灿是曹禺倾情塑造的“一个同工人接近的工程师，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年轻的有朝气有抱负的知识分子”18，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难得的工程技术人员形象。
四
与战前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战时工业文学的价值取向更理性。
战前的作品对工业文明更多的是持一种否定、拒斥的态度，侧重表现工业文明中人吃人的罪恶、人性的堕落以及人的异化。如夏衍的《包身工》中，包身工们被“带工”老板和厂家吞噬着生命，而“带工”老板却因榨取了她们的血汗而“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在中国的东洋厂也因“摄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而“飞跃地膨大了”。那些“带工”老板，本是包身工们的乡邻，在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利益面前，褪去了农业文明中温情脉脉的面纱，堕落为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她们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根本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已经异化为“血肉造成的‘机器’”，其境遇连船户养着捕鱼的墨鸭（鸬鹚）也不如。出于对工人境遇的同情，作者面对大工业生产场面时，其感受全是负面的：“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噪音，就会消失——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砾……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和‘荡管’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利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然而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毕竟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工业化的结果从主导方向而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工业化虽然会导致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等问题，从总体而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恩格斯曾阐述大工业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指出实现工业化对于各个国家的必要性：“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9“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么，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20
与战前作品不同，战时作品对工业文明持有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接纳而不是拒斥的比较理性的态度。同样是震动耳膜的巨响，《工程师的传奇》中让人感到的是“推动”“振奋”而不是《包身工》中的“难受”“紧张”：“‘呜——’的，汽笛陡然锐叫起来，那伟大的蒸汽的力量使得这山岗的门窗都震撼起来。黄中青的耳鼓膜没有习惯这巨大的声音，他感到浑身的细胞似乎被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推动着，振奋着。”如果说像《工程师的传奇》这样的描写对工业文明的肯定还比较隐晦，卜西《我歌颂着工厂》一类的作品则直接唱出了工业文明的颂歌：“工厂，/我歌颂着，/像古代神话中/那巨龙的喷口，/厚大的嘴/吐出了/时代的巨音/和铁的交响。//蒸气推动着，/十万匹马力的轮子。/没有了幽情，/没有了迟钝和悒郁，/让蛛丝般的皮带/交叉在钢骨铜筋上，/用每秒钟百十转的高速/牵动着人们的心肠。//铁的链索/在油滑的辘轳上/飞跃着，/是蛇般敏捷的姿态，/唱着傲人的歌，/把乌金似/闪耀的铁块，/投向仰首而笑的熔炉。//熔炉，/是人类力量的太阳呀！/二千四百度的/热力在燃烧着，/像大动脉/急射在心脏的口边。/熔流向着/这新民族伟大的工人们/而迅速地/变成了光荣的火器，/压向咆哮的黄河，/宽宏的长江，/粗暴的北地，/和柔和的南方。//工厂，/新中华的建设者，/工厂，/新力量的征象。/我歌颂你，/我恋爱你，/我把燃烧的胸膛朝你，/拥抱吧！/屹立在中国/灿烂的土地上/你是我们的爱人呀！/你是一个中国的/强壮活泼而年轻的姑娘！”
战时的一些工业文学作品，尽情讴歌工业生产蕴含的巨大力量、速度、气魄以及工业生产者的豪情。高兰的抒情诗《自流井的天然瓦斯火》描绘沉睡地底的天然瓦斯火（天然气）在工业生产的洪流中喷薄而出的宏大场景：“……像流星，/像闪电，/像太阳的光，/像太阳的热；/我们突破了黑暗，/我们冲破了埋没，/我们向世界喷射/我们的生命——/正义的火！//火！/火！/红的火啊！/七千口天然的瓦斯火！//火！/火！/红的火啊！/七千口天然的瓦斯火！//火的口，/呼吼着解放的歌！/火的眼，/闪耀着光明的欢乐！/火的舌，/向天空，/向四野，/燃烧，/燃烧！/我们是火的队伍，/我们是被压迫者！/庆祝翻身的今天吧！/新的岁月/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新的生活！//二十五万工人啊，/狂呼，/大笑，/眼泪和汗水，/向酒杯里落；/褴褛的跳舞，/愈显得婆娑；/兴奋，/快乐，/忘记了劳苦的工作！……”诗中喷薄而出的天然瓦斯火也同时隐喻了新生的工人、新生的祖国，“抗战的铁锉”“建设的铁锉”“生产的铁锉”具有无比的力量，“敲碎了千万年来的压迫”“锉断了千万年来的枷锁”，天然瓦斯火在“翻身”，工人也在“翻身”，祖国也在“翻身”。该诗是一首朗诵诗，激情充沛，是对人民、对祖国、对工业生产的崇高礼赞。
《桥》《滩》《工程师的传奇》《在大炮厂里》等叙事性作品也对大工业生产的场景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工业文明的敬畏、赞赏之情。如《工程师的传奇》第七章写刚刚参加工作的助理工程师黄中青参观各厂房，体验到大工业生产的伟力：在炼钢房，从炼钢炉缝隙里射出的强烈的弧光让黄中青“从脖子起感到一股机械的热力刺激着他周身每一个毛孔，一直传热到他的心底里”，火浆四迸的溶液、地脉痉挛般的巨大声音、如咆哮着的猛兽一般的机器、如驯兽师一般“凶猛地鞭打”“温柔地舐揉”“剽悍地驯服”“轻轻地抚摸”这些“猛兽”（机器）的工人、如冰激凌一样红色透明的铁胚以及锻造出的钢条、钢板、钢块等各种出品，又让黄中青“初次感到了他自己的渺小”；在车工场，“每一件机器的歌唱都显得异常柔和，异常轻快”，车工们准确地把握着工具，使手中的金属“要方就方，要圆就圆，要粗就粗，要细就细，要什么样的棱角就什么样的棱角”，黄中青的感觉是“轻快与精巧”“富于玩具趣味”，“全身的血液从没有流动得这样舒畅过”；在钳工场，三千度以上的高温让最坚固的钢片也像洋蜡见了火焰一样软瘫下来，钳工们操纵着氢氧吹管，把最坚韧的钢板、钢条分割成各种形状的小体，又把小体镶接成具有战斗价值的新的整体，黄中青明白了“白热化”这个抽象名词的具体内涵；在翻砂工场，黄中青看到的是“从稀软的液体到坚硬的固体，从一条一条涟漪的流液到一根根可以撑得起天的铁柱”的“神速”与“巧妙”，他的感觉是“鬼斧神工”……
如果过于强调农业社会的人伦亲情、工业社会的劳资对立等因素，工厂、工业将被视为罪恶的渊薮。在以农业国对抗工业国，各党派、各阶层同仇敌忾的抗战背景下，工业的重要性日益被广大民众认识。“近年来我国讲论国事皆认为经济建设最为必要，在经济建设中更以工业建设最为重要，建国能否成功全视中国能否工业化为关键。”21正是因为对工业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战时工业文学才能比较客观理性地审视工业文明，才能尽情表现工业的伟力，才能实现对资本家形象的去妖魔化，才能既表现抗战后期工业面临的困境，也不否认抗战前期工业的繁荣。
中国工业文学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值得特别珍视，战时工业文学更是如此。无论是对工业生产中制度改革、技术革新、生产竞赛、人的改造等方面的表现，还是对工人、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形象的塑造，抑或是对工业的理性态度，战时工业文学均对后面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战后工业文学的基本格局。
【注释】
①1940年浙江省化学工厂在丽水筹建时的文字，轉引自蒲姿旭、王益敏：《浙江抗战，你不知道的秘密：温州“学霸”和丽水敌后军工厂》，《钱江晚报》2015年9月1日。
②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1943年12月15日《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
③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第249页。
④《第一阶段的故事》对全面抗战初期上海的社会生活作了全景式的展示，内中写到了何耀先、陆和通等资本家对抗战的态度和作为。
⑤⑥宋霖：《滩·后记》，花城出版社，1982，第184、184-185页。
⑦该书1946年10月由建国书店出版，但于1944年2月完稿、5月修正。
⑧该书1946年4月由文光书店出版，但1944年1月已脱稿。
⑨总题《工业化的动力》，连载于重庆《大公报》1943年10月22、26、27日。
⑩包括《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成就》《“今后注意组织与联系”》《“困难方在开始”》《“工业倒退了”》《“接受苏联的经验”》等篇，连载于重庆《大公报》1944年2、3月。
11三十多位工业家的传记，1944年起陆续发表于《新中华》杂志，1948年结集为《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出版。在抗战胜利前发表的有关于林继庸、凌鸿勋、卢作孚、赵祖康、范旭东、吴蕴初、吴任之、孙越崎、张嘉璈、陈光甫、刘鸿生、谢树英、颜耀秋、支秉渊、龚继成、李承干等人的部分。
12庐隐：《灵魂可以卖吗？》，1921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
1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96页。
1415徐盈：《中国的工业（上）》，重庆《大公报》1939年3月11日。
16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林继庸》，《新中华》1944年复刊第2卷第4期。
17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载周永林、张廷钰《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第90页。
18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第150页。
19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4页。
20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05页。
21翁文灏：《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几个问题》，载《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第127页。
（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抗战文学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AZW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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