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之光：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
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②是一篇生命警示小说。小说中的严诺是一位温暖的男性，他也是作家着力塑造和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他是一名博士，一名中医，也是一名失眠症患者。自从七年前，一个来看关节痛的女人，喝他开的药后流产，他成了这场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这一场无心的医疗事故，激发了严诺严重的自我否定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导致了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使他常常在每天凌晨两三点做噩梦，但他的内心依然保持着医者仁心。内疚、同情、怜悯、尊严、平等和责任等关键词成为杨映川文本叙事的文化语系，并成为作家“文学中的现实，呈现出一种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③。海云是严诺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他们拥有太多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秘密。海云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他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经营着十几家快餐店，有十来套房产。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直到有一天，他在体检之后获知自己是一名胃癌患者，并且生命的弧线将很快被截断，他的人生由此拐了一个弯，并成为严诺的病人。他自觉成为严诺治疗的试验品，以验证治疗癌症偏方的有效性。
作家试图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人不可以过度消耗生命元气，否则将会受到反噬。人到中年的严诺和海云，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困境，各有各的烦恼和期待。他们虽然对命运的改变多少有些不甘，但却能很快调整心情，因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所以他们必须要活得通透和智慧。于是，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坛洛小镇，他们对各自的人生进行了真诚的修正。他们知道，人到困境，必须学着和内心妥协。他们试图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相约着一起爬山，一起烧水泡茶，一起吃有机西红柿，一起在深秋中游泳，一起面对云起云落，一起对生命发起质疑与和解。直到有一天，当海云从他自己身上挎的一只皮包里取出一张存有五百万的卡交给严诺保管，并把他身后事一一做了妥当的安排，对严诺进行郑重而真诚的托付，交代严诺日后可能会有一位流淌着他血液和基因的孩子，相信严诺能帮自己实现愿望。严诺知道海云信任他，相信他能忠人所托，并让他把孩子当成他们共同的孩子来照顾。为了妻子将来的幸福，海云还对他的结发妻子袁意做了妥当的安排。严诺和海云就像一对亲密朋友，也是一对能过命的好兄弟，他们相互观照，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相互拯救，彼此领悟到不可预测的人生哲学。
黄并蒂也是严诺的病人，同样是一名失眠症患者。黄并蒂的失眠症，因环境的困扰而起，也因自己的“胖”和不够漂亮而伴随着的失落与抑郁，她就像一位浪漫的失眠者。她从一个病人，变成了一个医者，“黄并蒂把严诺当作她的病人，脸上现出医者的光辉”，这时的严诺和黄并蒂，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彼此成全，相互治愈。他们都是那种活得通透的人。作家把严诺对海云无能为力的拯救投射到对黄并蒂的无私帮助上，他们之间，各人都在彼此心中拥有、并充满一种各自持有的“拯救意识”，最终达成自我的和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拯救意识”以各自出现的方式呈现在作家的文学天地，在那里，没有人与人的冲突发生，没有阴暗背后的种种算计。无论是黄并蒂，还是严诺和海云，他们同样面临着对和谐与安宁的渴望，与其说是作家对人性天真的真实表达，不如说是作家对经验的真实表达。在没有界限的世界里，任何界限都可以被否决，或被超越。当这种“拯救意识”处于任何界限之外，他们的自我和解都将是一种超越，并因此而达到新的存在状态，这种新的存在状态比作家试图表达的生命哲学观更为真实，更为纯粹，更为美好。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借你住，希望你的失眠得到改善，我只有一个请求，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进来看看我。”严诺手指向他的卧室，“我容易做噩梦，一般是在两三点的时间发生，如果你那个时间碰巧没睡着，就到我房里转转，看我表情不对立马把我叫醒就好。”④
小说的最后，严诺通过对黄并蒂的无私帮助，最终实现了对黄并蒂的治愈，也暗示了严诺通过“拯救意识”也可以治愈自己。当人们面对种种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是可以通过妥协最终实现与自己和解的可能。这是一个作家试图呈现的安宁世界景象，人类冲突通过和解和妥协可以完全消失。当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冷冰冰的人与人、人与事时，仍然需要面对孤独，哪怕是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一种窄小的私密空间和氛围，孤独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透过窗帘进来的一丝微光照在黄并蒂的脸上，她的脸另外透着一層光，是那种有好睡眠的人才有的光泽，两种光互相烘托，营造出圣洁与安详。严诺能闻到空气中睡眠的味道，像熟透的紫葡萄。⑤
这是《有人睡着就好》的结尾。小说的主题本质上看似是含混不清的、多义的表达，但这是建立在平衡与和谐基础上的幸福景象，所有人，哪怕是被孤独置于的某种遗弃状态中发现被遮蔽的道德情感，他们仍然坚持回望和寻找，终归是向着光向着暖走去。严诺通过海云的信任和嘱托，通过无私帮助和治愈黄并蒂，最终也实现了自我治愈。也许这种自我疗伤的过程，伴随的是被人生遗弃的怜悯和孤独。但我们知道，这种孤独一直在净化这个浑浊的世界，它饱含着无法抗拒的善良人性和悲悯情怀。这是“人性之光”，它将透过或进入遮蔽生命的幻象、意义和言说，并直抵人性和人心，保持着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这就是人性的温暖之光所在，它会把人们领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杨映川通过从生活中剥离出来形而上的生命体验，给人们带来源自生命此岸的感受，源自个体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尝试着在人本理想和社会的审美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⑥。杨映川“睡着”的生活体验和文学表达是从容淡定的，显示了作家彰显的人性之光和理性思考，作家不仅为当代语境下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种种可能，而且以特有的叙事方式开启了一条务实的平衡与和谐的精神价值通道。
二、自然之光：平衡与和谐的生态意识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写道：“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⑦这似乎陷入了一个别样的悖论：当宇宙被分为正极和负极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它是人性最沉重的负担；而当生命一旦消逝，这种负担也将远离大地，直到负担完全缺失。这是米兰·昆德拉式的“眼光向内”的反思与文学观表达。杨映川和陶丽群作为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作家，她们的文学表达更多的是“向内寻找”和生态寓言。在作家的笔端下、视界之中，随处都有自然之光在闪烁。比如南方苍翠的竹子，或荒野的山林；比如传统文化中能救人命的老偏方子，用百年青瓦磨粉做引，用糟木头里长出白翅膀的黑虫做使的神秘性；比如宽展翠绿的芭蕉叶娑娑摇曳，间错种有属于南方的龙眼树和柚子树；比如芭蕉下挥动手里的镰刀或短柄锄头的底层人们，那种南方特有的生活场景，等等。它们构成了南方独有的生活日常，构成了一个理解人类生存方式及与自然沟通的方式。无论杨映川还是陶丽群，她们同样描述了南方所拥有的“芭蕉叶”的生命符号。这种自然界馈赠给人类的自然之光和温暖，既不是征服也不是解脱，而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和心安之处的栖身地，是人的生命与自然彼此交付的一种启示。
杨映川和陶丽群则以人为出发点，审视文学表达中南方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并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如杨映川在小说《有人睡着就好》中就发出灵魂叩问：“宇宙规则是什么？宇宙规则就是平衡。”⑧小说提示了人在宇宙中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与自然达成某种平衡。中医强调的是阴阳五行调和，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所以严诺希望自己最后的时刻最好是能走到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让自己坐在一棵树下慢慢呼出最后一口气，让落叶覆盖自己，让雨水浇灌自己，让大地拥抱自己，最终实现以最自然的形态回归自然。这是杨映川式的文学浪漫。
陶丽群的小说有“呼唤爱、引向善”的指向。如她在《白》中塑造了一个白化病加自闭症孩子上善，还有隐忍善良的杨老太。她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注女性的成长，关注南方底层弱小人群的命运。比如杨老太，比如上善，比如拉丽。
杨老太瞧了上善一眼，她一直纹丝不动坐在沙发上，离她们稍远，弯着细小的脖子，像一个认真的聆听者。拉丽知道她其实什么都听不进，也有可能听进去了，这一点她从来都不能确定。她不会对你的话做任何反应，薄嫩的嘴唇仿佛不屑般紧紧抿着。她有自己的世界，一个拉丽完全陌生的世界。她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人能走得进去。多半时候，拉丽甚至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一点常常让拉丽在黎明醒来时惆怅万分。⑨
陶丽群的《白》和《七月之光》，书写的都是“南方以南”的故事，文本表达的都是“南方以南”的人和“新南方”的叙事。《白》中的上善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令人无比心痛的孩子，一个白化病加自闭症患者，一个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一个缺失父爱的孩子。在她静默的世界里，她无法看清这个世界除了“白”之外的其他色彩，所以上善的自我封闭，是对这个世界不够善良的反击。作家没有过多分析上善患上白化病和自闭症的原因，但她提到了人性中存在的种种不美好、不善良，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喻示着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反噬的世界性问题。她从人心出发，关注人性，关注孤独，关注底层，关注弱小。小说描述了杨老太在矫正有自闭倾向的孩子上善的过程中，会在每次耐心治疗之后，总是贴心抓几颗糖放进上善的口袋。杨老太的举动使得上善的心慢慢向人舒展，杨老太试图用细微的行动温暖可怜、敏感而又冷漠的上善，并努力把上善带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回到有温度、有感情、有安全感、有自然之光照耀着的真实世界。小说中的杨老太真实展现了女性宽广、慈悲和善良心性的胸怀。杨老太是一位善良贴心的拯救者，她有她的缺失，也有她的遗憾，但她愿意把爱给予更弱小的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不会有自己的小孩，但她选择了隐忍，她渴望爱，渴望亲情，渴望善，也渴望被善良对待。因而杨老太和上善的出场，如同在黑暗中坚持野蛮生长的南方植物，它们的叶面总是朝着有光的方向倾斜、生长。如同普通人和底层人向着自然之光自觉散发出来的温暖和亮光，它令人感动，它也使这个世界同样可以闪烁着无法抗拒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可以让人心安，让人不会沉沦，让人重生，让人觉得世界的美好。
朱山坡在《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一文中描述了他心中的“新南方”：
南方雨水充沛，植被茂盛，经常发生洪灾，阳光和空气都好得无可挑剔，几乎看不到枯枝败叶，看不到草木的新旧更替、颓废和衰亡。有时候我去野外看到那些植物绿得发亮，你看得见它们在生长，在舒展，是活的，在陽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发光，好像要张开嘴巴跟你说话。一切都生机勃勃，我们仿佛能听得见小鸟飞翔和动物奔跑喘息的声音。⑩
朱山坡的南方是灵动的，是肆无忌惮的，是野蛮生长的。从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和陶丽群的《白》《七月之光》等文本表达看来，她们的女性写作所彰显的也大多是南方气象，是灵动的自然之光和生态之美的叠加，具有“事实上更倾向于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11的生态意识。杨映川和陶丽群的女性书写意义在于：作家通过与底层的生命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而鲜活的联系，实现了生存记忆的文学表达。它存在于现实中的故乡、田园、牧场、山林，以及南方自然界的一切，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自觉体恤。而自然界的万物生长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但人类却很难修正自己的错误。从人性角度而言，“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12。因此，杨映川和陶丽群的文学书写，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对人性的关照，对自然万物的关照，可以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帮助。小说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关于生态的问题，那就用生态的办法来解决，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关乎着人类生存的命运，作家来自原乡的“文化基因”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体恤。
三、生命之光：平衡与和谐的生命意识
陶丽群是一位有情怀的作家，她在呈现苦难叙事时总是尖锐地刻写着灵魂内核的生命感受。陶丽群的《七月之光》，故事源自一位老人老建孤独的生命体验。老建是个高个子的六十一岁老人，瘦削的脸上棱角分明，看人的时候目光坦诚。他喜欢竹排山，“像在虔诚履行一种只有他内心才明了的庄重仪式”13。小说揭示了人物精神和生理上的创伤将通过情感的抚慰与精神的强力支撑得以修复。他以非常宽容的姿态接纳了残缺的自己，也最终接纳了那个曾经是敌国的有智障的孩子。
透过陶丽群的文本实践，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文学所做出的努力与坚守。《七月之光》中的老建，他的孤独是植入命里的符号，但他对弱小的关爱，对人性的期待，对普通生命的重视与守护，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之光。当老建将自己安放在山林中，听着竹叶在微风中沙沙响，听着鸟鸣虫叫，以及一些无法寻到出处的声音，我们会被这种接近于生命的美好安静突然感动了。这是生命的音符，也是生命的律动，它能给人以心安，给人以希望。
一头栽下去！四十年来，这个念头不断模模糊糊闪过老建的意识，就在它一点点将要麻痹并吞噬掉他时，随后突然而至的强烈自责将它猝不及防击溃了。危险的、不断重复的、又不断被击溃的意识。它们像两个老建，几十年来在他的身体里血肉横飞地搏斗，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14
陶丽群用自己的视角，塑造了底层人群的生活群像，让我们体悟到了那场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反思，以及对弱小生命的恻隐之心。小说回叙了那场战争的往事。六十一岁的老建，从带着落地生根的恨意和倔强的撕裂感，到悄无声息地在这个遗落的村子里生活，他注定是一位孤独者。因为那场战争带来的创伤，虽然他身上没有一处伤口，“但剧痛常常从他的意念深处生发出来，他无法阻止和控制，只能忍受它锋利的獠牙啃噬”15。他像个命悬一线的人，无数次在夜的深黑处痛苦得难以自拔，又无数次将他的求生意念一次次拉回他的躯体。我们看到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那便是孤独的老建是一位精神的逃逸者，同时又保持着对生命的尊重与初心。他关注弱小，同情弱小，对生命怀有悲悯之心。他明白：人只有学会宽恕，人必须学会宽恕。这似乎是孤独的老建对生命意识最原始的、最朴素的注解和律动。在南方，一个万物蓬勃的七月，当太阳破云而出，虫鸣开始在光亮的天色里喧闹起来，这时的老建形单影只。当老建从恍惚的世界里醒来，想起每次去弟弟家回来，抽身离开热气腾腾的家庭气息，他总会好几天回不过神来。这看似不近人情的老建，他是孤独的，也是倔强的，但又是清醒的。他毫不吝啬地将弱小的生命与自我情感连接在一起，尊重一切生命，尊重生命的美好，让我们体悟到生命之光的神圣与坚韧。
他折了根细竹条子，把摘下的圆白蘑菇串起来，串了两大串子，挂在手臂上慢慢下山。明亮的阳光透过茂密的竹叶射下来，林子里到处都是从竹叶间漏下来丝绸般的光线，新鲜湿润的空气里带有竹叶的清香气息。林子里并不寂静，竹叶在微风中沙沙响，鸟鸣虫叫，和一些无法寻到出处的声音，但你会从这些并不算嘈杂的声音里听出更大的安静，像来自人内心深处的安静，你会被这种接近于生命的美好安静突然感动了。16
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老建见识过太多的生死，亲历那场战争的老建，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他需要时间自我疗伤，有时要付出一辈子的时光。于是我们在陶丽群的文学表达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老建是那么喜欢和林子里的安静融为一体，像暮年的生命一样寂静。这种“接近于生命的美好安静”，这种贴心的生命意识，它是如此令人动容，也令人悸动。
娃和女人。老建瞧着，瞧着，心里软软地，一股如火般炙热的激情油然而生，激情在他体内催生出奇异的力量，温暖而坚硬的力量。力量慢慢在他身上游走，朝一个地方游去。一缕细小而尖锐的疼痛在小腹下隐隐弥漫而来。疼痛过后，他感觉那力量在小腹下凝聚了，力量慢慢催生出了结实的坚硬，那坚硬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老建感觉全身的血液在身体里咆哮着奔跑，蓬勃的力气在他的体内膨胀，他红头涨脸的，望着洛的双眼放出奇异的光芒。
“洛！洛！”他轻声叫起来，拉住她手的，按在蓬勃坚挺起来的地方。
“洛！洛！”他哭了起来。17
这是小说的结尾。小说的叙事逻辑严密，洛是一个好女人，她是老建心中无比重要的人，而老建也是洛心里的那束光，是她全部的向往，但那场战争使老建丧失了作为男人的尊严，由一个骄傲的、温暖的男性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有残缺的、心变硬的男人，两个那么相爱的人最终没有结合在一起。呆呆，一个在集市上被别人捡到并被送到老建身边的异国孩子，他敏感、懂事，充满被人遗弃的惊恐，像只可怜的小狗。这个有些智障的孩子，把老建当成了救命稻草，那怯怯喊出一声声的“爸爸”，融化了老建内心的坚冰。这时的老建是脆弱的、无助的、破碎的，他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需要一只温暖的手，安抚他孤寂的无处安放的悲伤灵魂。恰恰是这个被遗弃的异国孩子，这个智障的小孩，成全了老建，安抚了老建。于是，这一老一小，在昏暗的榕树下生生坐出了相依为命的模样，如同生命之光的召唤。陶丽群的故事令人心生悲悯。老建和洛，老建和被遗弃的异国小孩，在许多不为人知的背后，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关于亲情的故事，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一代人又一代人，或者在半道走散，或者在半道相聚。老建、洛和异国小孩，他们经历着的，也许是现实生活中父母儿女经历着的事情。陶丽群的南方写作，根植于她的文化“母体”，符合南方符号集群景观。在作家的笔下，潜藏着南方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还有一种自我抵达的生命体验。
广西作家的创作内核无疑凸显了一种“新南方”文化基因价值，他们立足现实，立足人本中心，最后的落脚点和聚焦点都是通过个体的生存价值和生命价值关联性得以呈现。杨映川和陶丽群的女性书写，无论是其拯救意识、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識的表达，都是对人性之光、自然之光、生命之光的一种肯定。因此，作家在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对民族性与世界性逻辑关系问题的把控上，是“各文化、各地域在面对这些共同问题时，通过交流对话，会产生相似却又符合相应区域、群体的具体办法，这便是多元现代性的实质。在文学层面，这就要求作家们超越以往较为狭隘的民族、地域视野，以更大的格局、更包容的胸怀去把握现实，去呈现各区域、各群体在面对这些普遍问题时的不同经验，从而创作出具有更高价值的文学作品来”18。唯其如此，广西作家的文学书写才能取得更高的全球性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才能趋向光，才能承载更多的生命之重和生命价值。
【注释】
①⑥肖晶：《边缘的崛起——桂军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34、243页。
②④⑤⑧杨映川：《有人睡着就好》，《青年文学》2020年第5期。
③肖晶：《隐形书写与女性创作》，《学术论坛》2008年第8期。
⑦12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3、9页。
⑨陶丽群：《白》，《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
⑩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1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型》，《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314151617陶丽群：《七月之光》，《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第3期。
18傅钱余：《土家族作家田瑛的误读和再发现——兼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肖晶，贺州学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