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那一天的上午，中国作协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召开了“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在延安时曾被柯仲平摸着头叫“娃娃”的著名诗人朱子奇主持，作代会代表和文艺界著名人士200多人出席，会议开得庄严、隆重而又热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中宣部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张光年和冯至、田间、丁玲、钟敬文、李伯钊等都怀着对柯老深深怀念和敬重的心情做了精彩发言，我有幸与会，也朗诵了一首歌颂柯老的诗：《长河·烈火·战歌》。习仲勋同志深情地回忆与柯老的交往说：“1939年，我在关中地区工作，一次，柯仲平同志带领剧团历经艰辛，长途跋涉来到杨坡头。尽管前线枪声隆隆，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还是坚持要去慰问演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诗人对工作、对人民像一团烈火一样的热情。这种热情，任何时候都会温暖人们的心。从那时起，我和柯仲平同志的交往更深了，成了亲密的战友。”他表扬柯仲平，说：“柯老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英勇不屈，斗争不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盛赞柯仲平：“是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柯仲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勇于开拓的一生。”他号召大家“要向柯仲平同志学习”。
王震同志因病未能出席，给柯老的夫人写了一封信，称“柯仲平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革命的大诗人，人民的大诗人……”
贺敬之在热情洋溢的发言中，盛赞柯仲平“是诗歌、戏曲民族化、大众化的先驱者，是五四以来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柯仲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今年是柯老120周年诞辰，他逝世也58周年了。距离1985年初的纪念座谈会已经过了整整37年。“柯仲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否已经“得到应有的评价”了呢？我仍然认为“似乎还没有”。因此，我感到，文山州委、州委宣传部同云南省作协决定在柯仲平同志的家乡文山州广南县共同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暨柯仲平作品研讨会系列活动，是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我受邀参加这一重要活动，感到很荣幸。
柯仲平（1902—1964）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具、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杰出诗人。他对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大众化做出过开创性的重要贡献，他在延安十年的一系列文艺活动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關怀、鼓励支持和高度评价。他崇高的品德、豪放的性格和爽朗的笑声，他烈火般熊熊燃烧、瀑布般奔腾直泻、大河般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洪钟惊雷般震天动地、撼人魂魄的诗歌朗诵，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的忘我工作、艺术劳动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也值得后辈人永远怀念和崇敬。
柯仲平1902年1月25日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乳名柯老憨，学名柯维翰。读到《论语》和《楚辞》之后，他取孔子仲尼的“仲”字和屈原屈平的“平”字，改名为柯仲平。在家乡读完了高小后，他考上昆明市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时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并组织参与了游行示威、砸日本洋行、登台演讲等爱国学生的活动。17岁时就在学校创作并登台演出了话剧《劳工神圣》，18岁发表了第一首短诗《白马与宝剑》，并与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成立了大同社，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北京、上海传来的进步书刊。1924年，考入国立北平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10月24日，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这部长诗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诗人柯仲平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25年，柯仲平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常拿着诗稿到鲁迅家请教。据《鲁迅日记》载，从1925年6月5日到1926年2月23日，半年多的时间，他去拜访鲁迅，就达8次之多。常常是交谈几句之后，他就拿出诗稿，嗓门又高又亮地大声朗诵起来，有时站到凳子上去朗诵，使鲁迅母亲周老太太担心“这个头发都吊在脸上的人”，“怕要同大先生打起来”。朗诵完后，他跳下凳子，走到鲁迅面前，恭敬地弯着腰：“先生，请指教。”每次听完柯仲平“大声呐喊”之后，鲁迅都提意见，鼓励他，还把他《伟大是“能死”》等诗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语丝》和《莽原》上。
1928年冬，柯仲平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工农武装斗争的诗剧《风火山》，喊出了“被压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世界劳动政权”的呼声，诗剧出版三个月后就被查禁。1930年3月，经潘汉年、陈为人介绍，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红旗报》记者，后来又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部秘书。由于他的诗歌、剧本和论文都“宣传赤化”，他在1926年8月、1929年冬天和1930年12月曾三次被捕，在监狱里经受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第三次被捕后还在监狱里高声朗诵自己的诗《走上断头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上刀山，下火海，也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被组织和朋友们又一次千方百计营救出来之后，他于1935年夏天到日本留学，在东京一家私人汽车学校学开汽车，准备将来开坦克冲锋杀敌。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还同刘御、徐克等云南籍留日学生组织成立了“理践社”，认真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37年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的七七事变爆发，柯仲平8月便秘密回到武汉，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柯仲平于1937年11月来到革命的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柯仲平如鱼得水，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几天后他就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的大手亲切地握住他的手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了解他曾三次被捕等情况，一见面就对他说：“不容易啊，现在你总算回娘家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柯仲平说他没做过。毛主席说：“做不了还学不了？多读点马列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还要学会弹钢琴，五个指头都动。我们的文艺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喜闻乐见。”柯仲平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这些话。
柯仲平到延安不满一个月，1937年12月初，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当选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12月下旬，边区文协又发起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被推选为社长。柯仲平同田间、林山、刘御、邵子南等一起，联名发表了《街头诗运动宣言》，宣告：“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从此，延安有了“街头诗运动日”，陕甘宁边区的街头诗、枪杆诗、朗诵诗出现在大街小巷、田边地头、学校机关、行军途中，诗歌大众化搞得轰轰烈烈。
柯仲平在大力推动边区诗歌创作大众化的同时，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筹备并很快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自任团长，请马健翎、张季纯任剧务主任，请刘白羽、柳青、方纪、草明等任教员，迅速组织创作和演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作品。没有经费，去找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给他批了300元光洋。后来，周恩来、博古、贺龙、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也捐助支持过他。由他作词、杜矢甲作曲的《民众剧团歌》，开头四句就表明了民众剧团的宗旨和所要走的道路：
你从哪达来？
从老百姓中来。
你又要到哪达去？
到老百姓中去。
柯仲平遵照毛主席说的，“要学会弹钢琴”。他在做好紧张繁忙的组织工作的同时，不忘坚持写诗，既写短小的抒情诗、街头诗、枪杆诗，还写长篇叙事诗。仅在1938年，4月推出一部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12月又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叙事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前者被誉为“是陕甘边区最早出现的用诗的语言歌颂工农的长篇佳作”，后者则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用长诗来表现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两部长诗都用朴素、清新、平易、亲切的语言来抒写工农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感人故事和英雄形象，高扬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1938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边区印刷厂举办周末文艺晚会，柯仲平最后一个登台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他声若洪钟，热情奔放，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也坐在台下，听得很认真，同观众一起给他鼓掌。朗诵了一半，他感到时间太晚，便弯腰问前排的毛主席：“主席，我看算了，时间不早了。”主席回头看看后面还坐满了观众，便把手一挥说：“朗诵下去！”朗诵完后，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风的。怎么样？稿子借我拿回去看看，可以吗？”柯仲平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忙说：“当然可以，只是稿子改得太乱，不好看。要么我重抄一遍再送来。”毛主席说：“不必了，先睹为快。”第二天，毛主席就派人把稿子送回来，只改了一个字，并在上面批了“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几个大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两期，破例连载了2000多行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1940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老诗人肖三说：“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诵诗放头炮的呐喊人。”作为边区文协战歌社的社长，柯仲平确实在诗歌创作、诗歌编辑、诗歌朗诵、诗歌普及和诗歌活动的组织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起着引领带头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说他是延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但柯仲平从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整整10年，他用时间最多、投入精力最多、产生影响也最为广泛深远的，还是他创办和领导并从始至终亲自参与创作演出的边区民众剧团的工作。毛主席曾专门把他和马健翎等人请到枣园一叙，赞扬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大众化的道路”。称他们是“边区文艺的先驱，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柯仲平在延安座谈会上的发言也专门谈民众剧团下乡演出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和感谢慰问的情况，他风趣地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不是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的住地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大家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但马上接着说：“普及还是和提高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鸡蛋吃了。”毛主席记得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次全国人大会上，毛主席和柯仲平握手时还笑着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在1943年、1944年和1946年还一次又一次地深入边区农村采访先进模范人物，先后创作了三部大型歌剧：《孙万福回来了》《模范城壕村》《无敌民兵》，由民众剧团一再演出，受到工农兵群众普遍欢迎。抗战8年，柯仲平率领边区民众剧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工农兵群众创作和演出戏曲现代戏，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达200余万人次，在中国现当代戏曲艺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林默涵同志在《柯仲平与民众剧团》（见1992年11月7日《文艺报》）一文中说，毛主席在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自己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柯仲平当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是茅盾，当时副主席只有两位，另一位是丁玲。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定的级别是行政五级，正部（省）级，按规定给他配了秘书、驾驶员、警卫员、炊事员。他说他在机关食堂吃饭，没有要炊事员。他先后任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北文联主席、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等职。他在西北文代会的报告中，把“组织创作运动，表现人民建设的新时代”作为文联系统要完成的首要任务，非常重视抓创作，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西北、陕西一批后来在全国响当当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都是在他的扶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如王汶石、杜鹏程、戈壁舟、闻捷、李若冰等。戈壁舟说过：“没有柯老，也许我不会走文学这条道路；没有柯老，也许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王汶石苦读中外名著，一心想搞创作，西北大区撤销时，组织上要他去搞行政工作，他求助于柯老，柯老很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帮他说情，为他安排了有利于搞创作的岗位，使他如鱼得水，很快开花结果，成为知名作家。1950年底，杜鹏程写了100万字的报告文学初稿《延安保卫战》，因受真人真事局限，他本人不满意，想把它改成长篇小说，书名改为《保卫延安》。但写长篇需要集中精力、有更多由自己支配的时间，他当时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如果埋头写作会受到批评，他想到柯老。1951年春初，他到西安找到柯老，柯老看了他的初稿，感到题材重大、内容丰富、基础很好，当即领他去见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向习仲勋介绍了他的情况和他准备修改的作品的好印象，习仲勋很热情，答应同他所在新华社新疆分社的领导说一下，还留他们吃了饭。第二天就得到通知，说习书记已同他的上级领导说好，同意他去搞创作。两年后，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成，柯老初读一遍，认为很好，立即给丁玲、冯雪峰和中宣部的同志写信热情推荐。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看了柯老的信，立即展读书稿，并批示作“特急件”处理。当年轰动一时，成为新中国文学经典之一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就这样在1954年春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2002年1月，陈忠实同志来昆明、广南参加纪念柯仲平同志10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时，一路上同我谈柯老发现、培养、扶持作家、艺术家的许多动人故事，深有感情地对我说：“柯老在西北威望很高，我们几代作家、艺术家都很热爱、感激、尊敬和怀念他。”
新中国成立后，柯仲平在做好组织领导工作、培养大批文艺人才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好诗，去工厂、下农村，到苏联访问，奔赴朝鲜前线，他都有新作发表，出版了《从延安到北京》等多部诗集。但他动用大半生的经历积累，经过十多年的精心构思反复修改，最终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歌颂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长诗《刘志丹》，却被康生之流诬陷为“反党长诗”，从1962年12月开始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10月20日，在党支部组织批判与《刘志丹》题材类似的描写陕西地下党斗争的话剧《卧虎镇》的会上，柯仲平以低沉而平缓的音调最后一个发言，心情沉重，百感交集，讲着、讲着，突然头向后倒在沙发背上，就再也没有起来，永远离开了人间。
15年后，1979年9月20日，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柯仲平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书记吕剑人代表省委宣布为柯仲平同志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他说：
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文艺与群众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柯仲平同志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用自己的笔，终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柯仲平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柯仲平同志由于写长诗《刘志丹》而受到的严重迫害，使这部长篇史诗未能完成，是我国诗歌创作上的一大憾事。
柯仲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声明：写作此文，曾参考了柯仲平夫人王琳同志所著《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7月出版发行）。我读了王琳同志签名赠送的这部传记，深受感动，曾及时写了一篇评论：《情浓意重，感人至深——读〈狂飙诗人柯仲平传〉》（刊于1993年8月7日《文艺报》）。
2022年7月5日，昆明
（晓雪，云南省文联）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