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在讨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时，佩服之余，不免埋怨他将中国国民性看得过于卑劣，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样描写中国人，成了外人欺侮中國的口实；有人说这思想本来就是从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那里借来的，虽以愤激之谈逞一时之快，却被人利用，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具体到《正传》，其发表伊始，就有批评者指出这一点，就连周作人（仲密）的评论文章也指出鲁迅的创作手法是冷嘲，但他紧接着做了挽回：“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恣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最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①
周作人评论这篇作品，在这一层上似乎拿不定主意，所以一段话里竟有好几次转折：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昧”。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satyric satire（山灵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了。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②
接下去，周作人又加了一句肯定的话：“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接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社会里。”③言下之意，虽然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冷”的，却也正适合现代中国的情况。在全文的结尾，周作人更做了一次巨大的挽救，在将鲁迅的小说同西方和日本作家的名著比较以后，特别拈出俄国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借用托尔斯泰的评论，将鲁迅与契诃夫的人物塑造做了比较：
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④
如果社会一片漆黑，文学作品应该给出一点儿亮色。周作人写文章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这一点，但他在《正传》中实在找不出亮色，找不到能给人鼓舞的力量——阿Q的觉醒意识并不突出，甚至还以一种滑稽可笑的面貌出现。
《正传》中没有正面形象，所有的人物，除了老尼姑和小尼姑以受欺侮的更弱者面目出现，其他人物均有欺凌他人的行为表现。但两个尼姑只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虽然“只有小尼姑和老尼姑是比阿Q更可怜的，在未庄是受侮辱和损害者，连阿Q这样卑微的人都对她们耍无赖”⑤，但没有加害别人的人，并不能就等同于正面人物，鲁迅对她们也只是没有加以漫画化而已。最终，如果寻找亮色，就只能从阿Q自身去找，他在一众反面人物的衬托下，就有了正面的可能——阿Q最正面之处在于他虽然不乏各种劣根性，却真实不做作。阿Q与作品里其他人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相比，就算不上道德上的“恶人”了——他丑陋，但有时候还实诚，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比赵太爷这些所谓正人君子好得多。
周作人一方面说阿Q是坏品性的结晶，鲁迅思想中含有虚无主义的因素，作品中的没有亮色是厌世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却又说鲁迅最后将他扶起来了，似乎矛盾，但也基本合乎鲁迅那时期的思想状态。对国事鞅掌的无奈，对人性的失去信心，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但周作人显然不愿将鲁迅称为一个绝望的人，或是有一种病态，而是说得比较隐晦，为此特地做了几次挽回。这一点关乎人生态度，决定作品的主调和总趋向。鲁迅也许看到了周作人的迟疑和曲折，在《正传》俄文译本序言中有所回应：“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⑥
《正传》发表后，读者在作品中找到正面形象没有？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激烈批评，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从鲁迅的作品中找到积极的因素，看到光明的前景。在革命者的坟头上安放一个花环的《药》和不写单四嫂子没有做看见孩子的梦的《明天》尚且都不能得到认可，遑论没有一线亮光的《正传》。
按照周作人的批评，鲁迅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生出救助这个卑微的灵魂的愿力。鲁迅在回答戏剧改编者有关阿Q相貌的询问时说：阿Q“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⑦。从“愚蠢”“狡猾”这些负面词汇描述来看，鲁迅并没有把阿Q写得一无是处，的确可能有“扶起”的意识。
话虽如此，我们要在作品中找到作者扶起阿Q的明显线索，或者找到鲁迅把怜悯的柔光打在阿Q身上的迹象，仍然是困难的。很多批评者注意到小说的结尾，鲁迅让阿Q唱起了戏文，似乎并未觉醒，仍然懵懂、颟顸。只是到了最后，当阿Q在刑车上与看客对峙时，双方对立起来，阿Q内心恐惧，感到震动，似乎有所觉悟，感到了站在刑场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这样的觉悟并不意味着清醒的他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想再加害别人——当然，阿Q没有机会加害别人了。这描写是精彩的，只能说明作者或许动了情——对阿Q的同情。但作品的结局是客观的，还是恢复了平静：时间流驶，街市太平，看客很快就会忘掉这一幕——读者很快也会忘掉这一幕，而且还会忘掉自己也曾经是看客。站在围观人群中、坐在观众席上的并不一定是正面人物。可以把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你笑你自己！”改成“你看你自己！”对读者而言，这种觉悟意识的获得，也许是阅读作品的一个重要收获。
那么，这部小说的正面形象，就只剩下序言中的那个“我”。在这部小说里，鲁迅最后表现出一些对阿Q的同情甚至理解。而鲁迅为这样一个贫苦雇农作传，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人们之所以给阿Q找亮点，给予扶植，是因为对国民性仍有信心，还是因为革命观念带来了突变作用？西谛（郑振铎）认为鲁迅写阿Q参加革命不合乎性格逻辑，是人格的不一致，“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地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⑧。
对此，鲁迅解释说：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⑨
在鲁迅看来，阿Q 的革命只能是那样的革命。所以，阿Q参加的“革命”应该打上引号，但无论如何，阿Q想要理解革命，渴望参加革命，性格是要按着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思维逻辑发展下去的。归根结底，鲁迅和郑振铎对阿Q“革命”的认识还是一致的，只是对作品中应该具体怎么表现有不同意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理论家否定鲁迅及其作品，不糾缠于作品的细节，而将《正传》视为旧时代的产物，指责鲁迅污蔑农民，不相信阿Q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他们将阿Q农民视为革命的积极分子，从其朴素的富强愿望中找寻价值。《“醉眼”中的朦胧》《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对鲁迅的批判是相当严酷的。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断定鲁迅的代表作“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⑩。《太阳月刊》在介绍该文时说：“很多人总以为鲁迅是时代的表现者，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十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淆乱青年的耳目。”11在他们看来，鲁迅和郑振铎关于阿Q性格逻辑发展的争论都不值一提。
此后的一段时期，阿Q形象的诠释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多次谈到《正传》，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以阿Q及其命运来比附现实中的人事。1937年3月1日，他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以阿Q影射敌对政党及其辩护者：“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12但在1945年4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却说：“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13阿Q又成了自己人。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情节评论说：“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14不同时代，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评价说明阿Q面相的多样性和解读的灵活性。
得出《正传》里无好人的论断，固然要小心，但说阿Q终于被扶起来了，站起来了，更要谨慎。这一类诠释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有一定合理性，却都不必作为《正传》的决定性论断和标准答案。
二
鲁迅在四十岁创作的《正传》，不但成为他的代表作，而且还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实际上，创作《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观念还处在形成阶段，仍在发展之中。《正传》发表后，鲁迅发表了与作品相关的论述，除了反思自己的创作得失，他对作品的评价也随着读者对《正传》的批评和自己的感悟而变化。
我在《笺注》后记中说，鲁迅的有关论述是笺注的基础，我将这些论述当作笺注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也注重同时代人和后人对作品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理解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严格地说，鲁迅本人的意见是基础资料，但并不是绝对权威的指南。作品一经发表，就成了独立的存在，正如鲁迅在了解王乔南电影改编的意图后说：“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15但无论怎么改编，阿Q这个人物还是主角，所以鲁迅仍摆脱不开与作品的关系，但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现实的需求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产生新的感悟。
总之，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创作过程中还是发表以后，对作家的思想发展都是一种干预因素。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可能因为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调整思路、改变情节。比如鲁迅1922年创作《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的中途，因为看到“含泪的批评家”对情诗的攻击，就信笔在女娲的两腿间增加一个着古衣冠的小丈夫，并让小丈夫讲了一大段义正词严的话，攻击女娲裸体伤风败俗。鲁迅在《正传》写作中，也有调整情节甚至改变人物命运的可能性。例如，《正传》中阿Q被捕入狱接受审判，审判的情节叙述描写生动，但监牢的情景就十分简略，几乎是一笔带过。其实，鲁迅本来是设计了情节的，他曾在1927年8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当作《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16实际生活中这计划没有实施，自然就加快了阿Q走向“大团圆”结局的速度。
《正传》发表之后，鲁迅纠正了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博徒别传》是Rodney Stone的译名，但是C.Doyle做的。《阿Q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英译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误译出，加注说明亦可。”17他还对作品情节演进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性做过说明，如针对有人质疑的“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18。鲁迅的回答是：“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19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结合现实事件补充道：
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過其实”的罢。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20
社会的病症和国民的劣根性并未因为作家的反省而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正传》发表之后，鲁迅的思想观念有哪些变化呢？首先，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后期的杂感文字中，笔力更专注，文风也更犀利。当茅盾1922年1月指出“阿Q是国民品行的结晶”时，《正传》还没有完成21；《正传》发表后一个月，周作人就对这种国民精神的传统老“谱”做了高度概括，批判国民性成为论断式评语。三年后，鲁迅在为《正传》俄文译本写的序言中对茅盾和周作人的意见做了回应，谦虚地表达了自己对创作意图和社会效果的思考：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22
对于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鲁迅有清醒的意识，这段话显示他自己对作品想要取得的表达结果并无把握。在当时的鲁迅看来，阿Q 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还不能说完成，他觉得阿Q 的精神还没有达到顶峰，劣根性发展得还不够充分。就《正传》的实际内容来说，鲁迅虽然用两章的篇幅写阿Q的“优胜”，读者则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阿Q性格中的渴望“优胜”的这一显著特点描写得还不够充分，显得过于简略，应该有至少一章的“续”，即“再续优胜记略”。这或者是因为阿Q身处未庄，又是一个佃农，事业太小，格局不大，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优胜记略”，因此精神胜利这种独异方法的普遍性，只能靠推论演绎开去——赵钱两家的精神胜利当然也是可以充分表现出来的。例如，小说结尾，秀才家不但损失了财产，而且为捕拿罪犯出了两万元的赏钱，却只换来了阿Q的被枪毙，对此结果显然很不满意，因此身上就发生了遗老的气味——这遗老气味便是精神胜利的一种。但这种推导演绎终不如情节的自然发展，读者还是愿意看到更多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情节，用更多主人公的行状来演绎小说的核心观念“精神胜利法”。
其次，社会现实为小说人物形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参照。在现实中，阿Q们在成长壮大，假如他们来管理社会，将会如何呢？1933年，鲁迅接受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斯诺问：“如今经过了第二次的国民革命”，“您认为在中国阿Q仍同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糟啦，现在是阿Q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了。”23
至于小D未来的发展，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也做了预测：“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24这是鲁迅从作品内部生长的角度做出的判断，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鲁迅遇到了新的形势，新的人物，新的革命运动，像阿Q一样的人在社会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多而且结党营私。
甚至鲁迅本人也被称为阿Q！1930年6月10日《上海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原来就是阿Q》：
过去不久的时候，鲁迅老儿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不是曾被创造社那般人物大打特打吗？鲁迅才说一个创造社是什么鸟东西，而创造社那般人物接二连三的便骂鲁迅是“手淫文学家”呀，“布鲁乔亚汜的看家狗”啊，“三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啊，“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呀，只打的鲁迅不出气了才完事。最近忽然事实报告，我们鲁迅公然投降到创造社，也跟着人家大赞其无产阶级文学来了，岂不令人骇怪？偶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阿Q痛恨假洋鬼子，一见着就在肚子里暗暗的（地）咒啊，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那一条假辫子。有一次，他跟着假洋鬼子轻轻地说出了一句“秃儿，驴……”，当被假洋鬼子拍、拍、拍的一阵哭丧棒打得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晦气”，但是过了不久，他忽然又觉得“要革命，但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啊，我明白了，《阿Q正传》原来就是鲁迅自传。25
鲁迅本人在《再谈保留》中也提到过这类文章：“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举几个例在这里——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26
不同时代不同境况下的读者阅读《正传》，会产生不同的代入感，一方面说明《正传》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在呼唤作家对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的精神现象做延伸性的深入思考。一部作品完成后，作家会总结创作经验，对创作规律有新的感悟，对作品的不足有所认识，从而取得思想的进步和创作技巧的发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不过，有一种现象也屡见不鲜：某作家的代表作写成后，再写不出超越之作。以鲁迅来说，明显的事实是，《正传》之后，鲁迅没有写出这样长度、这样精彩的小说作品。虽然有论者认为他在杂感写作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杂感文与小说是两种文体，不能相提并论，而这个问题也牵连到鲁迅文学创作发展道路的大关节。写作《正传》时期正值鲁迅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但离开北京以后，他几乎不再写小说，即便写了几篇，也主要是意在进行传统思想批判的历史小说，相较《正传》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是向前探源，而非向后延展。
《故事新编》后半期的作品以及大量杂感文章，以思想批判为导向，以塑造典型人物为指归，以高度凝练的精神肖像描绘为特点，与《正传》为代表的小说有一定的连续性，但阿Q、小D——他长大后是成了阿Q，还是另有发展？——在后来社会中怎么表现，鲁迅并没有在创作中追踪反映，虽然他曾经有过为《正传》写续集的打算。曾有人写信给许广平询问情况，许广平复信肯定了鲁迅不止一次谈起过关于《阿Q正传》续集的设想27。
鲁迅虽然也有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但未能实施。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实际生活体验，对新时代社会生活不像对S城及周边村镇的生活那样熟悉，难以准确把握新出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积极分析的形象。例如，据冯雪峰在《回忆鲁迅》回忆，鲁迅曾拟写的有关红军生活的长篇或中篇小说，是想借鉴苏联小说《毁灭》的写法，但因为没有军队生活体验，人物的面目就“只好模糊一些了”。晚年，鲁迅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慨叹自己生活的范围很小，没有实际生活经历，对创作是很不利的。如1933年8月3日致黎烈文信说：“我的生活，一面是不能动弹，好像软禁在狱室里，一面又琐事却多得很，每月总想打叠一下，空出一段时间来，而每月总还是没有整段的余暇。做杂感不要紧，有便写，没有便罢，但连续的小说可就难了，至少非常常连载不可，倘不能寄稿时，是非常焦急的。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而且最好是有全稿后才开始登载，不过在近几日内总是写不成的。”28从语气中看，这个写作计划至少是一个中篇小说。
因为这样的原因，鲁迅多次告诫青年作家要有亲身的生活体验，不能人云亦云或凭空编造。“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29
三
我在《笺注》的后记中说，为本书作笺注的目的之一，是让外国读者能看懂，似乎外国读者能懂，中国读者便自不待言。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后记中也说到，中国读者因为久处芝兰之室，不闻其香，如果没有详细的解说和多方参照，也不一定能完全体会作品的好处、妙处和不足之处。
鲁迅小说擅长白描手法，叙述简略，留白颇多，读者在阅读时自觉将其构建成完整的画面，体会其丰富的内涵，对中国读者来说尚非易事，遑论外国读者。因此，《笺注》尽力提供外国读者不大熟悉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我在笺注文字和全书的后记中，提及英、法、日几个译本中出现的词句不准确、名物错误、表达歧义等问题。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例如鲁迅向翻译者解释过的“三百大钱九二串”，中国译者比较容易理解，而其他译本中仍不免有含混的表现。再如不同译本对“革了一革”、“柿油党”的“银桃子”等词语翻译的歧义，体现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委婉曲折。
《正传》英译本较多，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的译本The True Story of Ah Q影响较大，翻译者一个母语是汉语，一个母语是英语，在沟通中外文化差异方面自然有优势。本文主要以英译本为例，谈谈《正传》外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保持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关键问题。东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西方人信基督教，而中国人多信道教、佛教等。鲁迅的出生地绍兴信奉道教、佛教的人较多，作品中难免呈现宗教文化。外译首先应该充分注意展现中国宗教文化特征。杨宪益、戴乃迭的《正传》译本，将鲁迅原文中的佛教文化转化成为基督教文化，如观音娘娘译为“the Goddess of mercy”30。信奉基督教国家的读者或可较好理解其意，但对中国的佛教信仰的知识却仍付阙如。2009年出版的蓝诗玲译本则用音译恢复佛教的意味：“After theyd gone，the nun came to，to discover the tablet in pieces on the ground，and a valuable Ming incense-burner，originally set in front of the statue of the goddess Guanyin，vanished.”31
民俗也是如此，中国的民俗反映了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意蕴，翻译中也应该有所体现，如果不能体现在正文中，也应该在注释中反映出来。杨宪益、戴乃迭《正传》译本针对一些生动的口语，尽可能在英文中找替代词语，如用“小混蛋”替代原文的“小乌龟子”，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固然是不错的，但没有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但这实在是太难表现的文化特色。第五章《生计问题》中有这样一段：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們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英文译者自然没有对“好了”和“好”之间的差别做出区分，而简化译作：“All right！All right！”32《笺注》中引用的周作人的一段话对此做了充分说明：“旁观的人叫好，这一件事也有所本，却是出在杭州。那里有乡下人劝止吵架，土话应说‘好哉好哉，官话应说‘好啦好啦，他却莫知适从，只大声道：‘好，好！听去好像是在叫好，在鼓励他们吵下去哩。至于实际上叫好，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33
又如同一章紧接着的一段，写阿Q和小D两人松开了“龙虎斗”的架势，离开之前各自说了一句：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蓝诗玲译本将两人的这句只颠倒了语序的话译成了一样：“Let that be a lesson to you！”34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对于国骂应该有所说明，外国读者领教起来不那么容易。所以《笺注》在第六章“恋爱的悲剧”中引用鲁迅的名篇《论“他妈的！”》给予较为详细的解说。
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写道：“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翰林院是中国古代官制机构，外文翻译通常会将其与别的国家的类似机构进行对比和转换，如英国的皇家学院、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等，虽然便于西方人理解，但其实其间有很大的差异，有必要对原文做详细的解释。《笺注》结合鲁迅祖父的功名对翰林的历史沿革做了简单的介绍：“唐代以来皇帝的文学侍从。明、清时代凡进士选入翰林院供职者通称翰林，担任编修国史、起草文件等工作，是一种名望较高的文职官衔。鲁迅的祖父是翰林院庶吉士，同城的蔡元培是翰林。两家的大门口都高悬翰林匾。未庄人看见秀才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便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35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的不断加深，也有助于翻译的进步，所谓“后出转精”，新译本总是让人期待。鲁迅主张“重译”，“‘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地）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36。
对于《正传》译本的研究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经典的多种译本，有助于读者理解其深刻含义，欣赏其艺术魅力。例如，尼姑庵革命场景中那块被砸碎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匾，杨宪益、戴乃迭译为“Long Live the Emperor”，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文化信息，固然不错37。但蓝诗玲的译文“After giving the matter some further thought，they remembered there was a tablet in the Convent of Quiet Cultivation wishing the emperor ‘Ten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years of life.”38用几个“千”字将皇帝的希冀、臣民的表忠表现得更为生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的读者对鲁迅时代的形势更为隔膜，而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变化演进有更多盲点，需要解释的地方更多。
翻译关涉到鲁迅一生所面对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鲁迅一生都在进行翻译实践，不但通过翻译“拿来”，而且通过翻译“送去”。《正传》的译本很多，英、法、德、俄、日、西等语种自不必说，就是东欧、南亚等地区语种的译本也很不少，甚至还有世界语、汉语拉丁化版本，今后还可能有新的译本。笔者未能将所有译本尽数搜集，又因为外文学力不足，即便对已经获得的译本也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更不能对一些翻译方面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深入的分析。《正传》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典范案例，其如何走出国门，外文译者如何理解并译成目的语言，外国读者如何接受，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很好的题材。
《正传》蕴含深厚，涉及面广，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外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叙述的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重大题材，值得认真诠释。本文从阿Q形象是否被鲁迅“扶起”、鲁迅创作小说后的思想和文学发展以及小说英译情况几个方面，略述在做完笺注后的一些新思考。我在笺注后记中说到笺注的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不过作品的衍生意义和鲁迅时代对后世社会的深刻影响，也是追溯中国社会发展的引线，是中国国民性变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需要经常拂拭，不断地刮垢磨光，以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想发展、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注释】
①②③④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⑤黄乔生：《鲁迅抄校〈法显传〉与其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之关系》，《东岳论丛》2022年第4期。
⑥22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4、84页。
⑦24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4、155页。
⑧西谛（郑振铎）：《〈呐喊〉》，《文学周报》1926年11月21日第251期。
⑨19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97、398-399页。
⑩钱杏邨（阿英）：《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
11《太阳月刊》编后，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90页。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98页。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9-40页。
15鲁迅：《19301114致王乔南》，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47页。
16鲁迅：《19270808致章廷谦》，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1页。
17鲁迅：《19260808致韦素园》，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38页。
1820鲁迅：《忽然想到（七至九）》，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7、67页。
21谭国棠、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922年2月10日第13卷第2号。
23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文洁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11页。
25王蛰溪：《鲁迅原来就是阿Q》，《上海日報》1930年6月10日。
26鲁迅：《再谈保留》，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4页。
27熊融：《〈《阿Q正传〉续集——鲁迅先生没有写成的一部作品》，《羊城晚报》1961年12月6日。
28鲁迅：《19330803致黎烈文》，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0页。
29鲁迅：《革命文学》，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68页。
3037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elected Works of Lu Xun，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Vol1，p.141.
31323438Julia Lovell，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Penguin Books，2009，p.112、p.100、p.100、p.112.
3335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商务印书馆，2022，第98、160页。
36鲁迅：《再论重译》，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34页。
（黄乔生，《鲁迅研究月刊》杂志。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ZD263）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