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22年6月27—29日
地 点：南宁桂景大酒店二楼岭南厅
主 办：《南方文坛》、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
主持人：张燕玲、张柱林、曾攀
与会者：吴义勤、梁鸿鹰、胡平、刘大先、张莉、黄德海、黄尚恩、严霜、东西、黄伟林、凡一平、潘红日、李约热、朱山坡、杨映川、陶丽群、小昌、无为以及广西高校师生50余人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各位师友，早上好，欢迎大家进入腾讯会议室，参加由《南方文坛》联合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主办的广西八作家小说研讨会。非常感谢也热烈欢迎北京、上海的领导、专家吴义勤、梁鸿鹰、胡平、刘大先、张莉、黄德海、黄尚恩七位老师，欢迎由东西主席率领的广西民族大学的师生团，黄伟林教授为首的来自广西各高校的文艺评论家，欢迎和感谢媒体朋友们！我们云上云下相聚一起，将要研讨坐在对面的六位广西小说家，还有远在新加坡的杨映川，她与陶丽群在线上参会。由于这八位作家，我们这些作家和批评家才能夠从6月10日的《文艺报》八作家评论专版走到了今天会场，延伸扩大到作品研讨。作家和批评家面对面、云上云下，就多了很多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是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首先我们请出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严霜，帮我们开启今天这个潜伏着无比能量的研讨，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严霜书记致辞！
严霜（广西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尊敬的吴义勤副主席，各位专家，各位作家、评论家，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出席一年一度的广西青年批评家培训班暨广西八作家小说研讨会，我们会议的氛围非常的热烈，看到线上的老师和我们线下作家们的热情互动让我非常感动，在这里我首先代表广西文联对线上参会的北京、上海等方面的领导专家和在现场参会的广西各位作家、批评家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给予广西文学的关注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在国内文坛备受关注。一直以来，自治区文联非常重视作家、评论家队伍的建设，我们全力支持已经实施三年的广西优秀原创文学作品扶持计划，最近和东西主席经过争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今年我们还将出台实施广西文艺“出精品、出人才”激励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深得广大文艺家特别是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我们全力支持“文学桂军”参评全国性重要奖项，今天举行研讨的就是申报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八位小说家，我们通过支持申报奖项来提升“文学桂军”的影响力。同时，我们还全力支持《南方文坛》的发展，早在1996年自治区文联就鼓励支持《南方文坛》改版，使其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并且在大家的帮助下成长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南方文坛》在坚持高品质办刊的同时，一直致力推介国内尤其是广西的文艺精品力作。
在今年我们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时间节点，为了展现广西文艺的时代担当，梳理、总结与推介广西文艺优秀作品，催生广西文艺创作和批评人才的成长成熟，《南方文坛》今年继续以每年一主题的研讨+培训方式，联合东西主席领衔的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共同策划举办了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培训班暨广西八作家小说研讨会，我们非常熟悉的凡一平、李约热、朱山坡、潘红日、杨映川、陶丽群、小昌、无为等八位作家，近年来以不俗的文学创作彰显时代担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广西文学近期的艺术水平，可圈可点，值得研讨，以期更大的进步。这次研讨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和现在我们工作新的特点和亮点，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八位作家的作品为案例，邀请区内外的作家、评论家研讨交流，这既是促进广西文学评论人才扩大学术与批评视野，有效地提升广西文学的评论能力和影响力，又助推文学桂军精品力作参评鲁迅文学奖。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与提升的机会，向线上授课点评的业内大家学习，研讨广西文学的得失。与广西作家、批评家对话机会难得，下午《南方文坛》还将以改稿会的方式邀约大家对广西优秀文艺作品进行专题评论，改稿约稿，希望在座的广西作家、评论家珍惜这一次的学习机会，把自己的文艺理想、文学理想融入建设壮美广西的大潮当中，在文艺创作与研究当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时代对广西文艺事业有新的表达、新的创造、新的担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祝参会的各位作家、评论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广西作家创作丰收，不断创造优秀的业绩。谢谢大家！
曾攀（《南方文坛》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我们研讨正式开始，辛苦线上北京和上海的几位老师。刚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开班式，现在正式进入广西八作家的小说研讨。近年来，文学桂军呈现蓬勃向上之势，在新的叙事面向、价值维度上多有突破，这既是外部时代历史状况使然，也是“文学桂军”内在的新变。可以说，当下的广西文学开启了多维度的新路径，成绩喜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苦练内功，这就像潜水一样，需要练气，否则在水里肯定待不久。沉得住气，进入水中，游弋自如，有所创造，才能真正进入时代历史，沉入灵魂生命。那么如何解题当下的广西文学呢？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重量级的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义勤老师发言。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严霜书记，东西主席，各位作家、评论家，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广西八作家小说研讨会，首先还是向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八位被研讨的作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南方文坛》和燕玲主编表示敬意！多年来《南方文坛》在对年轻作家的培养推介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从东西、鬼子、李冯等广西“三剑客”到后来的“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等），再到今天的八作家，“文学桂军”确实代有才人出，成绩可喜可贺。这次八位作家的小说前几天燕玲主编给我发了电子版，看了之后确实很惊喜，像朱山坡、杨映川、凡一平、李约热等的作品其实一直都在跟踪阅读，潘红日的《驻村笔记》我记得还是在我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次我读他们的新作眼前一亮，总的来说，八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有非常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个人叙事风格，达到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今天有很多优秀的批评家在会，而且现场也有很多的老师、专家，刘大先、黄德海、张莉、曾攀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我也都看了，相信今天的会上大家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评析，我想谈几点印象。
首先，八位小说家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能够回应时代关切，保持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艺术触角，脚踏大地，能够从火热的时代和人民生活实践中发现题材，汲取灵感，讲述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凡一平的小说《公粮》、李约热的《八度屯》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特别是《公粮》写老一代的农民和今天山乡巨变的时代故事，有一种新的精神上的碰撞，读来很有意味。李约热作为一个驻村干部，我觉得他这些年关于乡村的思考与发现都很有深度，《八度屯》写驻村干部怎么适应这个村子的生活，怎么理解村民们的情感思想，怎么与村民一同成长，很有时代气息。潘红日的《码头》写水上农民的生活，写今天这个时代变迁状态下他心灵的变迁，写一种思想情感和认知的成长，实际上还是处理时代变迁中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些小说都体现了我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的品质和风格。
其次，八位作家从内在角度来说都热切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和精神问题，有着非常强烈的精神内涵、心理内涵和人性的力量。时代变迁，生活变迁，现代性突飞猛进，但我们精神的质量、心灵的质量都并不与时代同步，精神上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问题。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涉及的不仅是主人公的問题，也不仅仅是中年男人的问题，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人都普遍面临的精神难题，即无法入眠的失眠问题，在现时代，睡觉反而成了很大的问题，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这篇小说体现了杨映川一贯的风格，很有精神性和人性的内涵。陶丽群的《白》写单身母亲给小孩治白化病的故事，写出了精神上的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困境、沟通的困境等，很有心理和精神的力量。杨映川、陶丽群、小昌、无为，这些作家，我觉得他们的小说在探索人的精神质量、精神困境方面都体现了很深的艺术功力。
最后，八位作家都在进行着多元化的创新艺术探索，每个作家都体现了各自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气质，也体现了他们不断突破、超越自我的勇气。这在朱山坡身上就令人印象深刻。朱山坡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蛋镇”已经成了一个文学的地理坐标，小说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沧桑变迁，都很有味道并形成特别的文学故事谱系。但这次读他的小说《萨赫勒荒原》，可以说气象全变，小说题材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题材，写非洲医疗队的生活，小说艺术处理得很有特色，内在的密度，对人性、对文化、对各种各样精神心理和人性问题的思考还是一贯的。对朱山坡来说，他能够从“蛋镇”冲出去，寻找更大的写作空间，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而且小说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的功力，也突破了自我审美的风格。小昌和无为算是新作家，平常可能注意得不够，但这次读他们的小说还是很喜欢，感觉都很有力量。小昌的《乌头白》写两个知青如何处理历史的、感情的积怨，个体与个体，历史跟现实，很多情感和心理的东西，处理的角度很有意思，爱和恨、罪恶和救赎，没有极端化的处理，而是找到了问题的解决路径，很有说服力。无为的《安魂》写的是当下乡村道士的生活，也很有意思。其实，深入中国乡土世界，民间宗教传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怎么去表达，怎样去表现，包括切入的角度，都是考验，都需要作家个性化的探索。作家通过道士和他弟子的生活，处理的是乡土世界里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对民间信仰和底层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并为乡土世界寻找精神出路，很值得我们重视。
总的来说，八位作家的作品都代表着他们近期创作的方向和最新的一种探索、成就和收获，再次向八位作家表示祝贺！也祝他们今后创作取得更多的收获！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广西的文学事业在东西主席的带领下不断繁荣兴旺。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广西的小说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重视中短篇小说，从短篇写起，也就是从细部写起。我觉得小说首先看细部。细部里有东西，才分出档次，出彩。这次谈论的作品，表现了广西作家更多的优点，一个是处理陌生领域的能力。《萨赫勒荒原》写的是非洲尼日尔的事，写援非医疗队。非洲对于朱山坡来讲是异域，能够在异域环境背景下写出一个地道的短篇小说，让你读起来像读中国故事一样让人很快牵肠挂肚，受到感动，是真正小说家的功夫，说明他进入的角度非常巧妙，构思能力是不一般的。《八度屯》和《喜悦》也是如此，李约热下乡参加扶贫两年左右，接触的是过去不熟悉的人群、事件，但现在都能在李作家这个线索的勾连下写出来了。前阶段，全国有大量作家深入到乡村，去书写本不在他们生活圈里的人们，使农村生活的现实面貌得到空前具体的描绘，这是全国文学创作上一个明显的增长点，广西作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公粮》对人物的刻画就是深入的，他写了一个非常本分的农民顶牛爷，他不肯做五保户，不领救济粮款，坚持要种地。小说到结尾时出现一个转折，这一年他去交公粮时粮所空空荡荡，干部告诉他，从今年起，不用交公粮了。这时，作者写，“站在粮所中的顶牛爷，像地里的一棵玉米”，他是失落吗？当然不是，但心情非常复杂，那是几千年传统农民心态的一种转折，划时代的转折，一时难于反应。这就是出色的短篇小说的选点，选在这样一个点上，让人百感交集。《码头》点选在码头上，同样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写了一个传统船工遇到的新时代的转折。应该说，作者接触到许多素材，但能选取这样一个点，是很有眼光的。
其次，短篇小说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文体，如果说长篇小说有时靠规模取胜，兼顾许多人物而有时只能照顾大面的话，短篇小说则可能对生活的一个侧面上的发掘格外深入，主题上涉及的领域也比长篇小说丰富得多。而且，短篇小说的形式感，一般来说也比长篇小说突出。杨映川和陶丽群，也是很好的作家，路子正。《安魂》《乌头白》也挺好，但没时间细想了。总的来看，广西作家路子都很正，创造性强，不投机取巧，把工夫用在小说艺术的要点、难点上，这样积累下去，前景可观。《南方文坛》又在广西，张燕玲在广西，她对扶持和推动广西创作乃至全国创作，可以说发挥了十分独特显著的作用，从这个会上也能看出来。这样的人物并不很多。有各方面条件，相信广西文学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文艺报》总编辑）：李约热的创作起点高，路子正，不温不火，他的秘诀在于不脱离现实，善于克服各种干扰，在生活中安放自己的写作。关于近距离的生活如何化为素材，如何以朴实而神奇的文字书写出富于感染力的文字，李约热近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八度屯》作为《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当中的一篇，以丰富的生活信息量、鲜明的文字辨识度、相当的感染力，让人印象深刻。在好的文学作品里，作家本人的立场、热情和想法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通过情节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李约热曾经作为一位干部深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的脱贫实践中，以两年多的实际经历为底气，围绕着八度屯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写出了扶贫干部参与扶贫遇到曲折、坎坷、问题，揭示了矛盾得以解决的路径，让读者一窥生活之复杂、人心之多样，以及生活之变化。
面对紧贴当前国家中心工作的题材，即重大题材或是主题创作，作家需要预先学习政策，了解有关精神，明白面临的困难，重要的是对现实有一定把握，真正走进生活之中，以小学生的心态学习生活，而不是事先让自己这个主体“端起来”。写历史也好，写大工业也好，写扶贫也好，都不能“端”着写，求真务实和客观，是应该有的态度。李约热似乎有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当自己面对新的现实的时候，保持一种“一无所知”的心态，过去的判断，以往的经验，头脑中原先想法等成形的东西，可能在新现实面前完全不管用，作品想写得扎实，除了认真观察生活，亲眼见证，亲耳聆听，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别无他途。《八度屯》这样的作品可信、好读，在于认真触及了现实中的生活之难，如李作家首进八度屯就遇到恶狗，遇到在袖手旁观的人们，不少人对扶贫工作并不配合，幸亏李约热在乡里走的路多，见的人多，拍的照片多，掌握了大量人与事的情况，才能对村民们自己的小算盘，面对他们设置的防线，对症下药，因势利导，逐渐通过自己的真诚，打破村民的戒备，解决扶贫面临的实际问题。从清理“刘松柏”家侵占道路，到解决“忠涛”贫困户身份，再帮助“不成用”的“绍永”走出房间参加劳动，在真诚的叙事中，我们读出了下乡干部的琐碎和艰难，更读出了一个外来者在面对乡村世界时的无奈、无力，文字极富于质感。作品里的不少人物写得活灵活现。那个坐牢的人，因为被别人注册了车而拿不到贫困户待遇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构成发生在乡间实实在在的生活，考验着一个能力有局限的扶贫第一书记，那些村民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无奈，连带他们的狡黠，都有能够被理解的理由。即使那条叫“二叔”的狗，也牵出了一个个有意思的故事。
李约热有不少作品将目光聚焦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比如《家事》讲的是八度屯一个叫赵拉浪的小伙子在一个小饭馆就餐，从云吞碗里挑出一只苍蝇，他体谅店员，把苍蝇偷偷地从碗里挑出来，处理到桌子底下，正巧被一个从楼梯上下来的未婚先孕的女店员看到，他俩渐生情愫，与母亲美珠在城中村共同生活在一起又与女店员分手的故事，底层人的痛苦、欢乐与烦恼，经常陷入的矛盾，成为推动故事的动力，作品探讨了小人物生存面临的各种困境，令人匪夷所思。这样的故事似乎到处都是，李作家进入八度屯就走进了这些小人物们的故事。李约热的创作再一次证明，作家进入具有异质性的生活之中，对于自己的创作是何等的重要，生活中的故事、人物、细节和情节，如果作家不置身中，是根本感悟不到的，这就是李约热的创作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不太一样，受限于篇幅，往往只能横索锁江，截取生活的某个片段；或者浓墨重彩，烘托某种情绪；或者言简意赅地讲述精练的故事，树立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凡一平和潘红日各有侧重。《公粮》用精雕细刻的笔法描绘劳动场面，并在这个过程中压抑蓄积着心理能量，最后则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将这个能量释放出来。《码头》看上去是一个短篇的篇幅，实际上内在结构是中篇小说的，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情节相当复杂，细节非常密集，同样有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但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强调的是通过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我们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认识农民，在现当代文学里积累最丰厚的乡村叙述中重新塑造農民形象的问题。
现代文学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叙述确立了非常明确的启蒙范式，也就是说书写者往往以文人精英式的视角，将农民与农村对象化，或者表达文化反思与国民性批判的理念，或者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寄寓田园牧歌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段比较短暂的时期，在农村题材创作中，试图将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合在一起，建构出某种“新文化”和“新人”。但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又重新回到了“新启蒙”的视角，农民重新被塑造成为颟顸、迟钝和需要改造提升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农村则是有待开垦与改革的沉默的大地。随着现代主义美学和一系列“后学”观念在人文领域的逐渐渗透，以及90年代的全面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性转型，务工与进城让他们又变成了一种底层惨剧或传统苦情戏的主角。这些叙述很大程度上游离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之外，对整个“三农”来讲并不公平，让人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尽管第一产业构成整个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最坚实的基础，但是在文学叙述里面是滞后而漂浮的。
《公粮》和《码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重新发现或发明中国农民的基本根性，有助于摆脱那种笼罩在“三农”叙述之上的国民性阴影，走出外部视角中关于农民的自私、愚昧、狡黠的认知，从而转入到“三农”的底部和内部来看待问题、表述自我。站在“三农”的角度来看的话，农民显现出全然不同的面孔，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于劳动细节深情的投入，对于尊严那看似执拗、偏狭、令人费解的举动背后，是对于自身的价值感和尊严感的坚守和彰显。
这两个作品都涉及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宏大议题，但并没有直接进行描述，而是聚焦于生活在偏远基层之地人们的政策反应。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经常看到的乡土叙事其实陷入了类型化，对于“三农”充满隔阂、不接地气，而真实的农村在信息流通、交通技术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产业升级，相应的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潘红日和凡一平的写作可谓见微知著，显示出新时代“三农”叙述的微妙变革，那就是重新赋予占有中国最多人口组成和最广泛行业的农民以价值感和尊严感，试图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和认知形式。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起点，通过扎扎实实、让人有真实感受的形象体现出来，重新认识和建构农民、农业、农村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很高兴在云上参加广西作家的研讨会，《南方文坛》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第一次参加作家、评论家研讨会的活动，《南方文坛》就是主办方。很多年来，张燕玲老师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帮助。首先我来谈一下对广西文学的印象。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这个小说收录在我主编的《望云而行：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它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医生的理解，朱山坡从蛋镇来到了那样一个辽阔之地，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关于杨映川和陶丽群小说的理解，我认为她们都试图让我们了解当代人精神上的创伤，关注当代人心理世界的疼痛。这让我想到东西老师的《回响》，也写的是当代人精神上的疼痛感和创伤，写得非常深刻。《回响》是长篇小说，作家用侦探故事的方式讲述情感的微妙性和独特性，我非常喜欢，它是2021年度中国长篇的重要收获。杨映川《有人睡着就好》写的是失眠患者跟癌症病人；陶丽群的《白》关注白化病孩子，《七月之光》讨论越战归来的老兵生活，从中可以看到两位女作家把目光从繁华热闹的地方调转开来，让我们重新认识病患者和常常被忽略的老人或者是小孩他们的焦虑。《有人睡着就好》里，关于饱受失眠困扰的人和癌症患者之间互相治愈，这是第一层治愈，两个男人一起成长，彼此看到对方的中年和困境，有中年人的沧桑感，这是我欣赏的。我更欣赏的是陌生人的情感连接。主人公是医生，遇到了不能睡着的一个胖姑娘，他让她租住在他家里，希望给她安静的环境治愈她。故事超出日常生活逻辑，又是在日常生活逻辑里边，熟悉的人、关系亲密的人的互相治愈是日常逻辑，一个陌生人和另一个陌生人之间的治愈，则是对人生的祝福。我很喜欢小说里的一个比喻，叫作“睡眠的味道就像熟透的紫葡萄”，很有生命力和想象力，由此这个小说有了神圣的光泽。《白》切入点是白化病小孩跟母亲的关系，母亲带着她的白化病小孩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同时母亲的压力又传给了女儿。但是，小女孩离开母亲去到杨老太太家里便变得开朗和活泼，由此母亲看到了自己给予孩子的压力。当然，年轻母亲是家政女工，她也面临着生存的困扰和生活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母职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小说没有光明的结尾，它告诉你这就是生存的真相。《七月之光》写的是退伍军人的故事，两个老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外来的孩子是神来一笔，这个有些痴傻的越南孩子来了之后只会叫“爸爸”，而这恰恰唤醒了男人，他重新获得了情欲，重新获得生命感和生活感，从而打开了情感的阀门。这是两个普通老年男女在荒凉岁月的治愈。陶丽群视角是低微的，她表达的是对这些人物内心的关心、喜爱和同情、理解。
最后想说的是，刚才老师们讲整个广西创作让人惊喜，我深有同感，一方面是创作的惊喜，另一方面是《南方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推动和引领。广西的创作和评论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走到了非常前沿的位置，我知道东西老师、张燕玲老师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祝福《南方文坛》，祝福广西文学！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谢谢燕玲老师的邀请，也谢谢《南方文坛》的信任。我开始写评论，最早得到的三个鼓励，都是来自《南方文坛》。先是做了“今日批评家”，然后获得了《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还获得过《人民文学》《南方文坛》主办的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这三个鼓励，对我是极大的鼓舞，让我慢慢对自己的写作有了点儿信心。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说自己获奖，而是刚才大家都在说广西作家的写作氛围。这个写作的氛围是因为有人在做，它并不是天然出现的。广西这几年出了很多作家，比如说东西老师、凡一平老师等，年轻一辈的包括田耳、李约热、朱山坡、陶丽群、小昌，都写得非常棒。这个总体氛围的形成，跟有人费心操持有关，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而不是各自为战，有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大家都在互相使劲，要写得更好。
今天我就谈谈李约热和朱山坡。他们两个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作家了，比如李约热前两年出了《人间消息》，朱山坡一直在写“蛋镇”。但是他们没有困在自己的写作舒适区，而是不断扩展着自己的写作范围。李约热下鄉扶贫，朱山坡把关注点放在了援非医疗队。这其实是走出了自己舒适区的努力，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这几个人年龄差不多，都要面对怎么样走出自己舒适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可能性。比如扶贫，很容易被误解成，好像去扶贫就能写出好作品。其实不是，只有在扶贫这件事上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扶贫这件事才不只是一件事，而是成为艺术，成为一个艺术形象。就像刚才吴义勤老师说的山乡巨变，是有了这个作品，才有了山乡巨变这个艺术形象。李约热的扶贫和朱山坡的援非医疗队，我觉得他们脱离了以往的故事窠臼，不是表现扶贫和援非的艰难以及昂扬的激情，而是写出了这里面深入复杂的局面。在李约热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农村不只是一个扶助的对象，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着道德、伦理、文化的整体性。在朱山坡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需要医疗援助的非洲不是贫穷落后的非洲，而是有着他们自己对文化、命运和善良的理解，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整体性。
不管是去扶贫，还是去援非，面对的都是从相对熟悉的文化到异质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成见去看待这样一个异质文化。朱山坡和李约热做得非常好的是，他们都试着去理解异质文化的完整性，而不是挑出一个奇观。写作对象从此不是奇观的展览，而变成了丰富复杂的完整文化生态体。从奇观化到整体化写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表现了写作上的深入和成熟，能让人通过作品了解一个复杂、丰富的中国，这样读者才能获得中国文化的准确信息，而不是一个供别人观赏的对象。这样的写作能够让我们对自己民族和异质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推进对人性和社会的了解，让文学跟世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正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黄尚恩（《文艺报》评论部副主任）：广西这八位小说家的作品，《码头》《公粮》书写乡村人物在时代新变中的迟缓反映；《八度屯》《安魂》以芜杂的语言聚焦乡土世界的利益冲突和人心纠葛；《萨赫勒荒原》《乌头白》笔法稳健，精细地分析人物“非理性”言行背后的文化逻辑、心理逻辑；《七月之光》《有人睡着就好》体现了女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她们关注普通人的日常苦难及其互相关爱中呈现的生命之光。这些作品题材、写法多样，体现了广西作家的整体创作活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乌头白》，“乌头白”寓意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林少予、于凤梅两位知青不可能追回已经逝去的青春与爱情；“姐姐”想要对家族的历史进行刨根问底，但却只能依托于父亲留下来的“小说片段”和自己回到旧址的非理性感觉；“母亲”懊恼当初因为粗心，让小女儿盼儿死于非命，但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在寻找真相和希望的过程中，充满了误会，但也带来了由误会而产生的谅解。这其中彰显了历史的偶然性，但在这种偶然性中又张扬了某些恒定的价值观。在艺术上，作家把每一个细节拆开、揉碎，抽丝剥茧地分析每一个人物言行背后的复杂原因。即使是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作家也能够将背后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出来，先说果，再追述因，写出了一种悬念感，抓着读者往下读。在历史与现实、真实生活与虚构文本、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杂糅、映照中，作家为我们开拓出丰富的文本空间，写出人性中那些幽微地带的暗流汹涌。
另外，《八度屯》真正写出了“鲜活的现实”，语言很生猛、粗糙，但跟现实又联系得特别贴切。我们读了太多的“文人小说”，有时候会感觉有点文绉绉，无法刺痛你，但《八度屯》就把粗糙的生活直接带到你的面前。作者以倾听的姿态，以非虚构的笔法，记录下那些村民的鲜活话语。他们各说各的话，形成了喧哗的“复调”，从而勾勒出乡村世界的复杂生存逻辑。《码头》是一篇几近完美的短篇小说。作家不是正面写脱贫攻坚，而是写脱贫攻坚工作带给摆渡人老麻的“创伤”，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陌生化手法”。其中涉及旧农民的自尊、官民关系的修复等主题，而且作品是以一种戏谑的语言展开叙事，官话和民间话语相互交杂，轻松、幽默，带给读者崭新的阅读感受。
黄伟林（广西评协副主席、广西师大桂学博物馆馆长、文学院教授）：“文学桂军”成为一个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是广西作家的努力，也有评论家的贡献。1990年我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过一篇文章《被遗忘的土地》，描述的是当时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境遇。这种局面在1996年的改变与张燕玲改版《南方文坛》有关。1997年，张燕玲推出“广西三剑客”；2015年推出“后三剑客”，2018年与复旦大学联合召开“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2020年提出“新南方写作”，今年在《文艺报》整体推出广西八作家作品评论。文学评论对“文学桂军”的助力显而易见。
《码头》从一个反向视角讲述扶贫攻坚。老麻在想象中把乡长当成了他的对立面和假想敌，他的想象力和揣摩上意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种能力为国人之特长。但老麻的所有想象都被证实为子虚乌有。他没有意识到他面临的是一场所有人都无法抗拒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势不可挡，这是《码头》的启示。《公粮》是一幅工笔画，塑造了一个对土地、国家、农业生产具有执念甚至信仰的农民形象顶牛爷，结尾将顶牛爷突然置放于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业税取消了，从而引发我们对农民与土地及国家关系的思考。《萨赫勒荒原》让我们看到非洲的贫困、饥饿、原始思维，既陌生神奇又似曾相识，司机对公平公正的坚持令人动容。它是在书写他者，又是在反观自身。《有人睡着就好》书写疾病这一人类困境，对病症的书写沉潜深入，对解脱與救赎之道的想象精妙超拔。
张柱林（广西评协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这八位小说家的作品，各有特色，视角或题材都有出人意表之处。《萨赫勒荒原》是挑战作家自己叙事与想象能力的作品，小说之所谓“荒原”，在我看来具有两层意思，表层是地理和物质上的荒原，道路崎岖坎坷，四野荒凉凶险；深层则是人心中的荒原，破前者易，破后者难。小说通过援非医生和黑人司机一家的沟通交流，完成了这一任务。《公粮》中的顶牛爷热衷于精心挑选最好的粮食交公粮，最后因取消农业税不用交公粮而倍感失落，可视为热爱劳动并由此与世界建立更深的联系，但如果不了解他长期无地耕种的前提，是很难理解他的行为的。《八度屯》是系列扶贫小说中的一篇，其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叙述者本人也是需要“扶持”的，他不单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八度屯的面貌，同时也试图由此拯救自己。《码头》可谓言近旨远，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的伟大工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身处其中的人未必能理解或把握这一点。《七月之光》，本质上是一个用爱化解恨，从而让生命重现生机的故事。《有人睡着就好》《乌头白》《安魂》都比较深入地涉及当下人物的精神困境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赵牧（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这八位作家的作品，都在充分调动个人的生活体验，以讲故事的方式呼应时代议题。这些议题包含广泛，比如当下社会的重要变迁以及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多重影响，这些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普遍感受到的，但小说家以讲故事的方式对这些做出了审美的表现。这其中，我觉得《八度屯》和《萨赫勒荒原》，都触及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而其他小说，可能更多关联着一些个人化的私密经验，这两个作品不仅是契合时代热点，而且在叙事中给自己设置了难度，它们既从正面回应了这些社会问题所涉及的复杂面向，又在意识形态的天花板下，或通过精心设置的精巧故事，或是通过某些人物的言辞，给这些社会议题的解决提供了美学上的出路。这事关新时代小说的叙事伦理，他们不仅在小说中抒写了个人的经验，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以审美的方式，将这些经验和观点以小说的形式给予了呈现。
肖晶（广西评协副主席、贺州学院教授）：作为70后作家，杨映川《有人睡着就好》和陶丽群《白》《七月之光》的文学表达，超出了女性精神自守和灵魂瞭望的视界，具有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从而使她们的文学姿态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杨映川和陶丽群的女性书写意义在于：作家通过与底层的生命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而鲜活的联系，最后落脚点和聚焦点都是通过个体的生存价值和生命价值关联性得以呈现，体现了人对自然生态和生命的尊重与体恤，是对人性之光、自然之光、生命之光的一种肯定。
邓玉莲（梧州学院教授）：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以患“鬼压床”噩梦症的中医生严诺为核心，他与患胃癌的朋友海云和患失眠症的胖姑娘黄并蒂形成了一个互助关系，他们互相取暖，走出困境。小说探索了现代人普遍失眠是因为焦虑与孤独，根源于信仰与诚信的缺失和欲望的膨胀，因此，靠外在的东西无法解决，要从人的精神层面去解决。小说不但开出治愈失眠症的良方，同时巧妙地展现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佛教文化；凡一平的《公粮》，细节描写令人感动，运用了电影的戏剧叙事手法，建构期待、积累期待、满足期待和解除期待。通过蒙太奇与长镜头交替呈现：玉米地受淹；顶牛爷弄玉米的系列动作：掰、捡、晒、护；玉米粒终于晒成，装袋准备交公粮；被告知不用交公粮。小说先设置悬念，顶牛爷是否能按时交公粮，然后用延宕法，展开铺叙顶牛爷弄玉米的细节，每一道工序都令人揪心，当他大功告成时，情节陡转，政府取消交公粮，令顶牛爷不知所措。结尾解构了前面的情节，却产生令人惊喜的审美效果。顶牛爷的形象血肉丰满，他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遵守规矩，忠实诚信，有一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
李永强（广西艺术学院教授、《艺术探索》执行主编）：李约热的《八度屯》写得很生动，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触感，文字书写与情感表达非常细腻，是一篇很成功的作品。首先，这是一篇极具时代性与现实性的“主题性”小说，作家以第一视角讲述了他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亲身经历，既有纪实性，又紧扣时代脉搏。其次，小说突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小说如何表现好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将人物脸谱化、简单化。如刚刚还和李作家很亲近的人，一听说要他们带路去赵松柏家，一个个马上就变得陌生了。他们既要李作家出头帮他们解决赵松柏家砖头占道的问题，又不愿带路去赵松柏家，怕得罪赵松柏。再次，将复杂的矛盾进行统一，又正面反映了主题。如不通过私人关系无法解决的问题与现实生活中要求的程序正规化的矛盾，再如李作家刚进村的畏惧、做减压阀的想法与现实中第一书记的职责使命，最后又都统一于树立起正面良好形象的第一书记，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书记不也是在动用私人关系、单位关系等来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吗？不也是从或担心或胆怯或无奈转变为自信、担当、作为吗？
肖国栋（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院长、教授）：本次研讨八作家的小说有鲜明的共性，折射了他们作为小说家的集体关切，从题材角度上来看写扶贫攻坚和疾病叙事的占半数，一方面说明他们关心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又聚焦当下国人精神或身体健康状况，小说家的担当和体贴在这样的题材选择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共性中我们还看到了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既体现在题材的多样性里，也体现在风格与手法的差异中，因此每一个作家都获得了自己的辨识度，同时也铸就了广西短篇小说写作的百花齐放的文学生态，将使这个时期文学的星空更加灿烂与精彩，短篇小说的桂军阵容可以给读者以更多期许也是确定无疑的。
凡一平（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副主任）：非常感谢能够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已经多年没有参加小说研讨会了，尤其是没有参加跟我作品有关的研讨会，我觉得今天的会像是去医院体检，学校每年都组织我们体检，我是很有抵触的，多年没去了，但感觉是对自己不负责。上个月我专门到医院住院体检，做了多项体检，后来说我除肝吸虫之外没有其他的问题。一个作家跟批评家面对面我觉得也像是体检，今天很多批评家在讨论我们作家作品时说的优点比较多，就像医生说你没病一样。医生说我没病我很高兴，但是批评家对你的作品光说优点不说缺点，难道我们的作品连瑕疵都没有吗？肯定有，所以我還是希望批评家们多多指出我们作品的不足，这样对我们下一部作品才真正有帮助，广西文学才会走得更远。
潘红日（广西作协副主席，河池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大概是在1999年11月吧，我在《广西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渡口，老麻和老潘》。后来我一直对这篇散文耿耿于怀，一直想根据这篇散文的素材，重新把它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我一直耿耿于怀二十年。这二十年间，我写了不少小说，但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素材，一直在不断地构思。直到2019年下半年，我才把这个短篇小说写好。写好后我投给《民族文学》。编辑安殿荣老师第一时间读了之后，建议主编发头题。于是这年第11期《民族文学》头题发了这个短篇小说，2019年第12期《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长江文艺·好小说》分别转载了这个小说，后来获得2019年《民族文学》年度奖——这个短篇小说就是《码头》。从1999年《广西日报》副刊上的散文《渡口，老麻和老潘》，变成《民族文学》《小说选刊》《长江文艺》上的短篇小说《码头》，我之所以说写这个小说花了二十年，主要是表达三层意思：第一，我是一个很笨的写作者，天生不具有天才作家聪颖过人的天赋，像我这样笨的写作者要进步，靠什么？靠磨。第二，文学创作除了比天赋、比才识，还要比毅力，比谁坚持到最后。第三，要写好一部至少让自己基本满意的作品，有时候也不能太着急。创作就像烹饪一样，需要阅历，需要对食材透彻的理解。这个理解靠阅读、积累和感悟。
李约热（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文学》副主编）：感谢《南方文坛》、广西民大文学影视创作中心，感谢张燕玲老师、东西老师组织的这次会议，感谢线上线下的老师对我作品的批评。一系列扶贫题材小说发表、出版之后，获得不错的反响。现在回想起来，写作的过程很艰辛，但是现在我不想说艰辛，我想说感动，一个写作者的感动，感动来源于他人的关心、关注，比如今天的这个研讨会，比如在乡下的时候朋友之间的帮助、支持。记得我刚刚下乡扶贫不久，凡一平老师他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去村里面探班，还拿了洋酒，村里面从来没有见过洋酒，村里人都喝醉了。我记得2019年大新县三点几级地震，几分钟之后，我接到的第一个问候短信是张柱林老师。回城的那一天是东西老师和凡一平老师晚上为我接风。张燕玲老师更不用说了，我作品的推介长期以来她更是不遗余力。非常感谢！
朱山坡（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教授）：刚才扳手指头算了算，从2003年开始，我主攻短篇小说创作已经满二十年了。年龄嘛，也年至半百。感觉很漫长，也觉得是须臾之间。二十年来，我跟短篇小说并非只有缠绵之爱，也有缠斗之恨。但我的创作态度一直很认真，我把每一篇都当成代表作来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倔强地坚持了二十年。虽然写出了几篇还算拿得出手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写得差强人意。而且越写越敬畏，越胆怯，也许是因为我仿佛看到了短篇小说的神圣面貌，不敢造次，不敢妄动。我用二十年时间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写好短篇小说太难了；二是写了二十年仍写不好短篇，说明才华不够，用功不够。今后，我仍将装作有才华、不服气的样子，继续努力，争取把小说写得更好。真诚感谢各位老师、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创作不离不弃的鼓励和支持！
杨映川（作家）：我是在2000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到今天写作生涯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虽然这二十年当中，我并未创作出一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总体我对自己从事写作这项事业是挺满意的，感到很满足。首先因为写作给我带来的体验非同一般。小说是我们个人生活体验的另外一种升华，是我们经过领悟生活之后，把它落实到文字之上，通过写作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感悟力、观察力，这个过程就非常美妙。另外，我们创作出来的一篇小说或一本书都是我们私人化的东西，这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又能为很多人去分享、去阅读，引起别人的共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还有，我通过不断改变创作的题材去寻找一种全新的感受，比如说我写科幻小说，写儿童文学，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儿童文学很容易上手、很好写，当你真正上手去写，会发现要写好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整个创作状态通通得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尊重孩子、爱护孩子的努力。我祝福每一位文友写出更优秀的作品，也祝福我们广西的文学事业更上层楼。
小昌（作家）：谢谢各位师友，很荣幸作为一个被关注的作家，我的老家在山东，因为写小说成为“文学桂军”的一员，非常开心和荣幸。在生活上和创作上，张燕玲老师、东西老师和各位师友对我都非常照顾，非常感动，非常温暖，文学给了我特别多的东西，非常感谢。今天听了很多老师对我们这些小说的评论，感觉上了一堂文学课，给了我很多新的思考，以后继续努力，看能否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无为（作家）：我是一位移民作家，来广西北海居住生活已经二十年了。住久了的地方就是家，广西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文学桂军”是全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我最荣幸的事情。从事写作也二十多年了，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近年来陆续在省刊以上发表了近五十万字的小说、散文，有几篇还发在了核心期刊上，算是创作上有了一定突破。《安魂》创作的灵感来自我父亲的葬礼，由创作到发表于《上海文学》，大约经过了五年时间，激发我创作冲动的是当下乡村社会，官、民、神三者之间关系的失衡、纠缠，和民间精神与信仰的嬗变。感谢东西老师和张燕玲老师以及评论家对这篇作品的厚爱，你们的鼓励，绝对是我前进的动力！
东西（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主任）：这个活动由张燕玲主编发起，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参与。感谢中国作协吴义勤副主席等评论家对广西八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精彩的评论，感谢区内外评论家对广西文学发展给予长期的帮助与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八位作家，没有你们精彩的作品就不可能有这个研讨会。刚才，你们的作品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我像自己得到肯定一样高兴。你们的作品题材丰富，写法先进，各具特色。我也是一位创作者，常常为不能写得更多更好而感到惭愧，尤其是有些题材我想写而又不具备写它的才华，但是你们弥补了我的遗憾，各种难写难啃的题材都涉及了，这让我略微感到心安。今天的现实丰富而又复杂，特别考验作家的写作智慧，好多题材是选作家的，而不仅仅是由作家选择题材。好在你们成为题材的选定者，你们证明了你们的写作实力。张燕玲主编跟我商量开这个会的时候，她说广西总得对这些作品有所反应，此话让我感动。她长期以来都在支持作家的创作，这次在组稿方面几乎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对她表示感谢。前几天我讲了一课，题目是“文学桂军是怎么炼成的”，里面有一个板块，讲的就是评论家对创作的支持和指导，确实没有评论的支持，我们作品的影响力会大大受到影响，所以，我代表作家们对评论家们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映川和陶丽群的三篇小说，核心内容都是身体与精神的疾病，以及在疾病中的挣扎、成长，和怎样走向承担、和解、治愈。《有人睡着就好》主要人物是医生严诺，他因粗心导致工作上的过失，让他一直有负罪感，甚至陷入噩梦，无法安眠。他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努力去帮助病人，他也得到了病人的帮助。读这篇小说的同时，我刚好读了解志熙的《待病存在观》，文章指出“人这种自以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高级动物，不过是待病的存在。且常常是带病的存在而已”，“因此人类理当善待彼此、守望互助并善待地球、适可而为。”我觉得杨映川正是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待病存在观”。陶丽群主要写底层的痛苦焦虑，她笔下的人物不可能像严诺那样有理性反思，但底层人物精神治愈的过程更有一种惊人的力量。《七月之光》中的老建，他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他与大自然，与身边的人和事，一直在做类似光合作用的交流。最终他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无法原谅的人和事，生活让他放开了紧握的拳头，他也因此获得了精神与灵魂的安宁。陶丽群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比较容易触动读者的心。但我觉得她关于心理延宕的描述太满，如果能适当留白，艺术效果会更好。
欧造杰（河池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教授）：八部中短篇小说都反映了广西当下的现实生活状况，在艺术上各有特色。《公粮》是长篇小说《顶牛爷百岁史》中的一篇，集中体现了上岭村男子汉顶牛爷诚实守信、忠厚淳朴的性格特点，故事真实感人，语言生动形象，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如果我们把他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背景下，它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取消农业税是历史的进步。《码头》和《八度屯》都是以乡村扶贫为背景的纪实性小说，紧扣时代的主旋律，反映了当前我国在基层脱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困境和艰巨性，真实反映了矛盾的复杂性和村民的精神状态，也体现了作者的思考和文化智慧。两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写出了接地气的八桂故事，又具有较为浓厚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
陈爱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就目前的八篇中短篇小说而言，呈现出如下的特色：第一，小选材与大视角。《八度屯》以驻村书记为第一视角写新时代乡村扶贫、振兴过程中出现的家长里短，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新时代背景下的鄉村风貌，真切而细致。《公粮》显然走的是重评历史的方式，将世纪初农民终于摆脱千百年以来的“公粮”记忆，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历史场景书写于文学中，通过顶牛爷种公粮、晾晒公粮和交公粮的经历，塑造了长期以来农民身上形成的家国情怀。第二，叙述上的精雕细刻。《萨赫勒荒原》将故事主体放置在旅行中，以非洲荒原的背景，来衬托亲情、生命观之间的冲突和复杂性，中国医生的牺牲精神融入这里每个人的心里，延伸出公平、正义的生命观。《码头》凸显对比手法的优卓之处，写时代变迁前后的两种渡船与桥两种渡河方式之间的变迁带来的个体心理变化，由之营造出新时代的生活变迁的大格局。
郑立峰（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教授）：广西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从90年代初“个体”（林白）到“多体”（“三剑客”“后三剑客”）再到“集体”（“八作家”）的亮相，显示出广西文学发展强劲刚猛的态势。历来广西文学作品能够多元化承载时代话语，文学主题鲜明，文学内容切中时代脉搏和社会疼痛，无论是人类灵魂、精神家园的建构，还是社会现实图景的叙事，都具有超常的力量感。如今集体亮相的“八作家”的小说，主要有脱贫攻坚/新农村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人类疾病的关注、民间文化新反思。主题创新又切合时代精神。小说构思精巧，独运匠心，如《公粮》《码头》文末点题，文学形象刚硬，文学承载力强；《乌头白》显现出超强小说本原的虚构能力和文学的丰盈意象，小说味很浓，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白》写的是“疾病”与女性自我救赎完美结合；《萨赫勒荒原》突破原有叙事范畴，拓展到国际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八作家”的小说还体现了民间话语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合辙，如《八度屯》《喜悦》中李作家的乡土写作，《码头》老麻亲见的时代新变，《公粮》的顶牛爷坚韧和执着等。
梁冬华（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在《萨赫勒荒原》中，朱山坡将故事发生地定点到了非洲的萨赫勒荒原，从地域走向了国际。小说设置了一条直线性的、不可逆的叙事主线，即故事主角“我”（一位援非的中国医生）被一位非洲司机开车护送到目的地津德尔，这当中发展出了前任援非的郭医生病逝、司机儿子尼克的拦截等叙事旁支，主线与旁支相缠绕，完成了一个中国援非医疗队与当地人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叙述。可以看出，朱山坡最近的创作开始走出自身的舒适区，迈向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这些变化，体现了朱山坡作为一位成熟、优秀的小说家所具有的自觉内省性和开拓创新性。循着朱山坡的新方向和新探索，我们有理由期待其在早期短篇小说《陪睡的女人》所获得的文学高度的基础上，再攀新的艺术高峰。
王俊（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八度屯》虽写的是扶贫故事，实则写的是人。是长期被人们所忽略又为数众多的人。他们的生存之难、生活之痛、生命之喜，都毫无保留地被呈现出来，现实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乡土再次回归。乡间的气息、泥土的味道、生命的强度早已充溢在字里行间。《公粮》中，顶牛爷历经战争，见惯生死，但其对土地的感情却从未减弱，传统农民的淳朴善良在其对待公粮的态度上展现无遗，小说结尾处的“反转”，更是让人心生温暖。《安魂》中，安的是何人之魂呢？安死者之魂，安死者家属之魂，还是安阴阳师之魂呢？似乎三者皆有，死者需要安息，活人需要安生，阴阳师需要安排家人的生活。《安魂》里的每个活人都参与到安魂中来，但似乎又都失去了真正的魂。小昌的《乌头白》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家庭谜题，最终揭开谜题的时候，人们从中体会到的是人性的光辉、人间的温暖。小说以强烈的文学性和精巧的结构展现了一个优秀故事所能体现的魅力。
张园（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在我看来《白》这部小说的名字具有象征意味，白既是患有白化病的上善的典型特征，也象征着孩子是一张白纸，作为母亲如何引导孩子去解锁自己的成长密码并描绘自己人生的警醒之问。《白》构建了女性的多重身份，母亲身份的建构最精彩。杨老太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上善的“母亲”，也是拉丽的母亲，她以爱“拯救”了上善并教会拉丽正确的教育方式和沟通的技巧。虽然特校教师的工作使杨老太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阴影，但她仍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儿时经历破坏了她对婚姻的向往。所以在拉丽眼中睿智、理性又美好的杨老太选择单身。小说中显在的母亲只有拉丽，但潜在或隐形的母亲还有拉丽的母亲、杨老太的母亲，这两位母亲都在曾是女儿的她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做母亲难，做自闭症儿童的母亲更难。重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关注自闭症儿童教育是这部小说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切。
钟世华（南宁师范大学副教授）：《萨赫勒荒原》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援非中国医生跟随当地人萨哈穿越荒原，赶往津德尔驻地的故事。小说基调沉郁，境界雄阔，主题深远，中国医生身上显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当地人坚韧不拔的生存信念在文中交相辉映。在故事里，萨哈、尼可、老祖母等本地人并非是被拯救、被启迪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和精神反而震撼了外来者“我”，并让“我”获得了前进的勇气和坚持的理由。中国医生与尼日尔人民在无边的苦难里结下了生死之交的情谊，他们对很多事情诸如疾病、公平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人们心中的理解与尊重、热爱与敬畏，化为文化交融。两国人民间如萨赫勒荒原般宽广坦荡的胸怀，超越了国界与文化的阻隔，其对彼此命运的关切和协助，代表着小说中所展开的殊途同归之意旨，显现着作者脑海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景。
甘林全（百色学院文传学院讲师）：《公粮》通过非常细节化的叙述，成功塑造了顶牛爷这样一个执拗、淳朴、善良，为交上好的公粮，再大的困难都不怕的农民形象，展现从千年皇粮史、农人两行泪到21世紀后农业税的取消，交公粮历史结束，以是否需要“交公粮”的小窗口透视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有人睡着就好》主人公严诺作为一名中医，饱受所谓的“鬼压床”的困扰，在改善睡眠的自救行动中，也在不断践行医者父母心、救死扶伤的天职，让患癌症的好友海云有获新生之感，也让同样受失眠困扰的黄并蒂“药到病除”，成功安然入睡，在自救与他救之中，完成心灵的救赎，这是一种由浅显明白的题材而抵达灵魂深处的创作。
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公粮》和《码头》在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有一个堪称神来之笔的结尾。当然，神妙的结尾需要有一个叙事与情感张力的积蓄以及释放。《公粮》设计了一个很有爆发力的结构，当一切的困难都出现并已克服，只剩最后一个最简单的交公粮便大功告成。但突然被悬置了，顶牛爷站成了地里的一棵玉米，这就变成了具有意味的瞬间，解构了之前所有的艰辛准备，或者开启了一个新的力量积蓄之旅。《码头》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设计，但力量的积蓄和释放有不同的层次。老麻的心事缠绕了小说大半部分，从“眼镜”进场开始，一直挥之不去。临终前老麻自己与自己和解，甚至还“完美地”和解了。小说如果到此就结束了，力量其实也可以耗光。但小说最后还有一个“回眸一笑”：原来老麻的心事一直错付，所有的一切与“眼镜”的关系并不大。小说的形式设计由此完成了对内容的自反性诠释。
（周丽华根据会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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