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大陆迁台的外省军民中，聂华苓是特殊的一位。她在大陆出生、求学、成家，在台湾政治的“白色恐怖”中度过一生最关键的中年时期。与当时崇美的留学风潮下远赴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不同，聂华苓是迫于政治的压力从台湾赴美，永远离开中国之根。从1964年开始，聂华苓在爱荷华扎根，但却成为精神上流亡的“中国人”，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摇摆，在“无根”与“放逐”之间创作一首首浪子的悲歌。基于这样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在历史中遭受的诸多困境，自称有“政治冷感症”的聂华苓坚持以纯文学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组织文学活动，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自由中国》文艺栏之于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价值

　　当谈及《自由中国》，很多研究者把它当作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刊物，胡适、雷震、傅正、殷海光等人是进入研究者视野最多的人物。“大家虽重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不是谈论民主宪政的议题，就是它经济与社会的思想，总是把焦点集中在它战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后来大家就只是把它当一份‘反对党’阵营的先驱刊物，完全忽略它在文学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①聂华苓与《自由中国》文艺栏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冷落的地位。

　　聂华苓去台湾后不久就在《自由中国》担任编辑，1953年开始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运营一个纯文艺期刊，相当不容易。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开始严格掌控文艺发声渠道，整个台湾文坛都被反共作家掌控，他们与大陆断绝民间往来的同时，也切断了五四之后的文学创作传统。国民党曾以张道藩为首，于1950年5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成为50年代台湾最活跃的官方文艺团体，“《中央日报》副刊、《新生报》副刊、《民族晚报》副刊、《公论报》副刊、《新生报》南部版副刊等当时最具影响力报纸和《文艺创作》等文艺杂志的主编，几乎掌握了所有文学发表的管道;换言之，50年代任何一个作家一旦被文艺协会所摒弃的结果，正是被放逐在台湾文坛之外”②。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是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刊，是一份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综合性杂志，以政论文等意识形态和思想性的文章为主。开过《社论》《青年号角》《时事述评》《新书推荐》《特载》《专访》《自由中国通讯》《艺文》《书刊评介》《读者投书》等栏目，从第三期开始增加《艺文》一栏，每期都推出一至三篇文艺作品。《自由中国》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出资，挂名的发行人是胡适，实际由雷震主持操办。从《自由中国》的创办宗旨、发刊词到征稿简则③，就可以见出当时台湾的政治文化氛围。但是《自由中国》的宗旨已经显示出，这份追求自由民主的杂志在创办理念上的矛盾，及其所显示的与台湾当局的诸多不和谐，所以创办后不久，就成为台湾最早厌弃政治八股并公开批判台湾当局黑暗行径的杂志之一。这种转向对聂华苓自然产生影响，1953年她接手文艺栏后，就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显示了对1950年刊载的那份“征稿简则”的彻底背离，内容如下：

　　一、本刊征求中篇文艺小说，文长六万字至八万字为限。

　　二、情意须隽永，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八股、口号恕不欢迎。

　　三、入选稿件，将分为五期或六期在本刊连载，登载后并由本刊发单行本，版权为本刊所有。……④

　　从1953年之前聂华苓发表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可以发现《自由中国》早期践行的宗旨对聂华苓创作欲望的某种束缚和压抑。从1949年进入《自由中国》到1953年接管文艺栏，聂华苓除了发表译作外，只创作了《忆》《觉醒》《黄昏的故事》几篇艺术水准极低的小说。这表明背离个人价值理念的创作，很难走得长久，聂华苓也无法与这样的创作理念和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很快转向婚恋和小人物题材的创作，并且在文艺栏以纯文学理念指导编辑工作，使很多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和后来在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被发掘。作品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作家如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出名的柏杨。使得一批女作家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自由中国》纷纷登台，如林海音、於梨华、琦君、张秀雅、孟瑶、钟梅音。聂华苓以个人的理性判断，洞悉那些扭曲人性的政策与文学的悖理之处，重拾《自由中国》创立之初秉持的“自由民主”精神，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和台湾沙漠化的文艺氛围里，率先举起“为文学”的大旗，以“反共八股全不要”的决然态度，与台湾当局的文艺政策抗衡，为当时的文坛尤其是与她志同道合的作家开辟了一处纯净的发表园地。

　　聂华苓是创作、翻译、编辑、评论的文学多面手，为她带来国际声誉的不仅是创作，还有她曾被政治殃及、覆灭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复燃的文学理念，并以此指导取得极大成就的文学事业：《自由中国》文艺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以下简称IWP）。《自由中国》文艺栏的编辑工作使她作为“伯乐”的潜质得到初步展现，也是聂华苓文学理念得到初步实践的舞台。基于这样的工作背景，聂华苓在美国相对宽松与自由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她未竟的文学理念和理想。IWP创始人与主持人的身份，也为她在国际上赢得高度评价和普遍尊重。

　　二、IWP运营模式之于文学组织运行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杨牧（叶珊），曾被安格尔以“作家工作坊”的名义邀请来到爱荷华大学。但是，“作家工作坊”还是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主。1964年，聂华苓来到爱荷华后，一种随之而生的孤儿心态，使她生出创办一个国际性写作计划的想法。安格尔有着自1942年来就经营“作家工作坊”的丰富经验，尽管意识到这个写作计划在资金筹备、作家邀请等各方面的困难，他们还是把这个设想实行了。1967年IWP诞生，迄今为止已经邀请两百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一千五百名作家，到访美国中部小城——爱荷华;直到安格尔逝世三十年与聂华苓荣休三十三年的今天，IWP还在向世界各地的作家发出邀请，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学交流范本。

　　IWP的运行模式是依托爱荷华大学为管理机构，以爱荷华为作家聚集阵地，于每年的9月到12月，邀请美国本土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到爱荷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文学文化交流。這些人中有小说家、诗人、编剧、导演，大多是在相关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在爱荷华，他们“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当然是写作。再就是演讲、讨论、访问、旅行、聚谈。主要的目的是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技巧得到一种冲击和对流。再就是帮助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国家著名的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然后拿到堂上讨论、修改，好的作品‘国际写作计划’尽量协助出版或发表，就是不能发表，也可以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了解”⑤。

　　一个国际性质的文学组织，无论它如何强调非政治性，但这些作家都带着不同的信仰、国族、民族、政党身份背景来到爱荷华，有交流必然会引起交锋。“国际写作计划”的复杂性和主持的难度主要在于：

　　其一，IWP本身的国际性质带来的复杂性。邀请的作家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关注“第三世界”是IWP历来的传统，把这些国家的作家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有难度。

　　其二，人员政治背景的复杂性。IWP为了达到沟通的有效性，很注重邀请作家的互补性，这就为活动的展开增加了难度甚至是危险系数。有些作家的母国之间曾经有旧怨，如1969年就同时邀请了西德、以色列、波兰、乌干达的四位作家，三位犹太裔作家拒绝与德国作家交流，甚至拒绝握手、同堂活动。或者突然因政治原因带来变故，如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⑥。

　　其三，经费筹备的难度。运营的资金大多是募集而来，资助过IWP的有美国国务院、国际新闻交流总署、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迪尔农具公司等政府部门、组织机构和企业，也有爱荷华燕京饭店的裴竹章先生、中学老师等个人。但是IWP运营这么多年，经费的筹备必定是关乎命脉的一项工作，我们只看到了IWP如今的成就与影响，它背后运营的难度和个中艰辛，只有参与其中的聂华苓夫妇和IWP工作者知道。如“中国周末”举行的第三年，就因为经费问题没有邀请外地华裔作家参加，第四年因经费不足彻底被取消了。

　　其四，协调各方利益的难度。IWP是以爱荷华大学为依托开展活动的，但若这个机构不能给学校带来实际利益，甚至存在运营困难，或者声誉盖过了学校，那么必定会引起学校官方的反感。1988年聂华苓退休后，IWP的两位元老就彻底退居幕后，IWP最辉煌的时代随之东流。甚至在1993—2001年，中断邀请中国大陆作家，不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世界舞台露面的机会和积极性也大不如前。这些并非毫无征兆，据汪曾祺回忆：“我感到Program可能会中断的。因为听说大学和Program矛盾很深，因为Program的名声搞得比爱荷华大学还要大。这类事，美国、中国都一样。”⑦其中曲折也得到了聂华苓的确认：

　　2001年我才当回IWP的顾问。Christopher Merrill是从2001年到现在出任IWP的主持人。2001年文理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懂文学，他们想把IWP取消，当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的副校长（后来当了校长）David Skorton也正好在北京。后来我跟王蒙讲，我说我们的副校长（他是管科学的副校长，其实跟文学无关的）来了北京。我问，中国作家协会可不可以邀请所有到过爱荷华的作家来办一个欢迎会？因为王蒙当时是作协的副主席，他说的话有分量。他答应了，欢迎会是他主持的，吃了一顿很好的晚宴，曾经到过爱荷华的作家都来了，像张贤亮、冯骥才等，他们都是从外地赶来的。这个聚会办得很好。副校长David Skorton回爱荷华之后，虽然他是管科学的，但是他表示我们决不能取消IWP。在2001年就成立了一个竞选委员会，他把我也安排进委员会里，我当时已退休了，但是我身为委员就可以讲话了。⑧

　　西方大学不同于中国大学，中国大学里的每个机构都附属于学校，并会根据需要拨款维持机构运营，学校与机构间的亲缘关系因此更加深厚。IWP与爱荷华大学之间虽然是从属关系，但爱荷华大学并不负责提供资金维持IWP的运营，造成二者日渐疏远，也给IWP的运营直接造成困难。IWP面临的资金筹备、邀请作家、组织协调活动、维持运营等自内而外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使得聂华苓夫妇所做工作的价值得到很大凸显。

　　IWP在作家的选择上是极具眼光和预见性的，曾经参加过这个计划的很多作家都已经成为各自国家文坛的中流砥柱，甚至有很多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波兰裔美籍作家米沃什、苏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中国作家莫言。IWP中国作家名单上集齐了老中青三代作家，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足见IWP邀请作家的水准。

　　此外，作家們也因走出国门，在创作上发生了某些转变。蒋勋去爱荷华前，也曾经历与聂华苓相似的命运，因政治压力辞去教职、杂志主编工作，处在人生低谷。但爱荷华之旅使蒋勋“仿佛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从台湾闭塞的苦闷中走出来，有了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调整自己创作的机会”⑨。蒋韵曾说：“当我回到黄土高原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后，我悄然变化的小说在告诉我，那些夜晚的话题，那些似乎无解的讨论、争论，那些思考，那些困惑和追问，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多么珍贵。”⑩影响最大的要数王安忆，从爱荷华回国后她经历了一段迷茫、自我否定、重新出发的心路历程，在给聂华苓的信中她说：“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地，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了。于是，又能写了……”11区别于东方的西方世界，全新又迥异的文化氛围，广阔的国际视野，再加上IWP把世界搬来爱荷华所带来的如此浓缩的文化聚合、交汇、碰撞，都可能对作家产生冲击和影响。

　　此外，IWP也是爱荷华名扬世界的直接推手。IWP创办之前，爱荷华已经因“作家工作坊”和创意写作，成为美国的文学重镇，但IWP在此基础上将爱荷华之名推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重镇。聂华苓将此前的“艾奥瓦”“衣阿华”等十分拗口的翻译更改为“爱荷华”，这个更浪漫别致的译名，显得与之在美国和世界所取得的文学声誉更匹配。“正如‘幽默’的英文汉译出自林语堂、‘翡冷翠’意语汉译出自徐志摩、‘爱荷华’的英语汉译正是出自聂华苓。用聂华苓老师自己的话说，Iowa，‘爱荷华，热爱荷花的芳华’。这是神来之笔，洋溢着东方美学的神韵。”12

　　200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荷华“文学之城”称号，成为继英国爱丁堡、澳大利亚墨尔本之后第三个世界“文学之城”。IWP在“作家工作坊”产生的文学影响基础上，将小城之名推至全世界，随之诞生的各项文学机构和创意文学计划，通过文学影响激发出的一系列创意文化产业，带动爱荷华的经济发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爱荷华的成功，值得全球其他小城市借鉴13。

　　IWP运行近六十年，无论在美国本土、中国、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文学、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都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文学与文化交流上的成就。诚如聂华苓所说：“‘国际写作计划’在刚开始的那些年特别可贵，因为当时东西方还在冷战，沟通受到限制。通过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一些优秀作家有机会跳出自己的圈子，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个性，但同样才华横溢的同行，在相对中立的环境中，表达自己，了解对方，这是非常难得的。”14

　　如上述犹太裔作家与西德作家，在爱荷华相处数月后就化解了因种族冲突遗留的仇恨。1979年，中国大陆作家第一次参加写作计划，使大陆与台湾隔绝三十年后，在爱荷华同台亮相，这就是IWP创造的文化交流魅力，它打破政治隔阂，化解种族冲突，用以文会友的方式消除偏见、障碍，提供多种文化交流的平台。为了感念安格尔夫妇在以文化交流推进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贡献，1976年，24个国家的26位作家，联名推荐安格尔夫妇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得到世界上300多位作家的响应，联名信内容如下：

　　来自：国际写作计划1975年至1976年的参加者

　　寄往：挪威，奥斯陆，大卫·弗拉门斯夫19号，诺贝尔学会

　　关于作家、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聂华苓教授和保罗·安格尔博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世界和平的实现，取决于对人类各种形式创造力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是无法估量的。

　　有些政府和机构试图促进世界和平，也鼓励创造性。但有两个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凭着无比奉献的精神和努力，同时实现了世界和平和创造性，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奇迹。

　　安格尔夫妇是一个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独特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他们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聚集在一个培养个人创造力的环境中，并使其成果在所有民族中的传播成为可能。

　　聂华苓是中国小说家，保罗·安格尔是美国诗人，两人都是杰出的作家。十年来，他们为构想的“国际写作计划”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他们以个人名义筹集资金，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名作家参与到对全世界理想的生动揭示中来。

　　华苓和保罗写作的同时还奉献自己让别人也能写作。这些受邀请的作家也因此必须写作，以便让全人类都能倾听和诉说。在漫长的艺术史中，从来没有像他们夫妇这样如此无私献身于一个伟大理想的先例。

　　我们这群在下面签名并且在各自国家有所成就的作家，非常幸运地参加了这个独特的计划。我们来自不同文化和民族，却能在一个如此令人愉悦的氛围中和谐共处，还不受匮乏和焦虑的困扰自由创作。我们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但这个项目使我们能够拥抱更广阔的人类视野。我们希望，这种充实能反映在今后的作品中，并且以各个经纬度的语言，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因此，为了感谢他们在创造一个国际性的、令人宽慰的、供全人类收获果实的和平组织上所做的无私而又富有远见的工作，我们竭诚希望诺贝尔奖委员会可以认真考虑国际写作计划的联合创始人——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

　　“国际写作计划”1975—1976年参加者敬上15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促进和谐”，能够克服等级、阶级、权力、性别、种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琐屑的物质羁绊，将这些争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如果没有解决这些对抗的现成方案，那文化就会创造出一种精神的解决方式来满足。文化发挥着和宗教相似的作用，文化就是失去真心社会中的真心，是没有灵魂世界中的灵魂16。

　　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占有欲的产业秩序所造就的自我中心主义世界中，聂华苓夫妇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以利益连接的契约关系，以文化的力量重新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不同种族、国族、文化认同的作家，从各自封闭的空间中走出，重新连接起被切断的人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他们无私地将个人的生命奉献在文学中，基于个人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企望以个人的努力帮助那些在难中的陌生同行不走自己在历史中挣扎的老路。数十年如一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付出，他们创办并命名的“国际写作计划”被冠以“国际”之名，也获得了与它响亮的称号相匹配的国际声誉。

　　IWP的运营模式和它维持运营的经验，都值得那些在“全球化”趋势下艰难生存的文学组织借鉴。它为打破种族界限，作家之融入文化群体，文学之融入全球，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见，IWP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为世界创造了一个研究文学全球化的绝佳范例，也为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下寻找新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更为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提供参考。特别是2020年，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再一次证明了“新冠疫情的来临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事件”，全球已经全面步入命运共同体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学的发展亦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突破一切界限实现人类普遍价值和认同的艺术门类，在文学的世界中，分裂的世界因那些直面人性与洞察人类灵魂的作品重新成为一个整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那些闻名于世、堪称经典的大师，他们的经典性也都源于世界眼光和作品抵达的人类普遍境遇。所以加强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與互动，是一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容忽视的路径。IWP打破国家、种族、语言的界限，突破政治隔阂，以文化的中性价值，建立了一种内部平等的、去中心的文化共同体模式，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以文学求取世界大同的可能性。它从创办理念、运营模式到取得的成果，都向世界展示了它自20世纪60年代就具有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前视野和成功实践。

　　三、“中国周末”之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内外交流的开创意义

　　1979年聂华苓夫妇首创“中国周末”文会，使海内外华语作家面对面、心对心地交流。中国作家在“文革”后，如此大规模、庄重、正式地走出国门，如此深入、近距离地于另一个国度与多种文化全面接触，也让世界通过文学的方式，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了近距离接触。“中国周末”作为IWP秋季驻校项目的一个延伸项目，虽然因为经费问题只维持了三年，但它之于中国文学对内“增进海峡两岸交流”、对外“走出去”的目的已经达到，效果也有目共睹。

　　虽然IWP1967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才开始邀请中国大陆作家，借此契机，聂华苓生出把海内外华语作家请到爱荷华聚一聚的想法，于是“中国周末”就这样开始了。1979年9月15日第一届“中国周末”文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馆举行议题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讨论会。讨论会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海内外华人作家和数十位外国作家，王拓、痖弦、夏志清、白先勇、杨牧、水晶等人，本也在被邀之列，最终未能成行17。文会之后还连续举办两届，关于三届文会的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改革开放初期，在海外组织一场中国文会并不容易。两岸作家聚首爱荷华和中国大陆作家走出去遭遇的重重阻碍，都是我们今日探讨“中国周末”开创性不可忽视的背景。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文艺界都因“文革”与海外隔绝十余年，一切都在试水阶段，海外对大陆文坛、政府的态度都不明确，警惕多于欢迎。大家真正关切的其实并不是关于文学的问题，或是作家创作的问题，反而是政治问题。如1980年和1981年，艾青、王蒙、丁玲在很多场合的讲座，都遇到过一些与讲座报告内容完全不搭边的提问18。据1980年去IWP的王蒙说：“萧乾他们去时据说起初有些美国人认为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胖胖的美食家翻译家诗人老毕是当局派出来监视萧乾的。”19从后来作家们的回忆来看，中国有关部门的本意完全与政治无关，他们积极配合聂华苓的安排，一方面希望尽量尽快促成此行，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淡化对作家出访的政治性。正如萧乾回忆说“我忖度作协派我去，也包含了尽量冲淡此行政治色彩之意”20。

　　关于1979年第一届文会的作家邀请，聂华苓在文会举办之前，就在痖弦的电话访问中澄清了：“我们都是跟作家协会接头，他（萧乾）是作家协会提名的;另一位是毕朔望，他是我希望他来的。因为我上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是诗人，我见到他时，他是‘北京外文出版社’英文方面的负责人。”21根据萧乾、聂华苓等人说法，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坛渴望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愿望和积极性很高。无论是1979年，还是此后，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机构，都尽力促成此事，IWP每年邀请的作家也大都是通过中国作协联系。1979年，作协给聂华苓的回信可做进一步佐证：

　　华苓女士：

　　您好！七月上旬来电收悉。现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九月间将由毕朔望和肖乾两位中国作家去美参加您所主持的依阿华大学写作计划活动。

　　毕朔望（Pi So Wan）诗人，翻译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人，1918年生，懂英语;翻译过一些作品。

　　肖乾（Hsiao Chien）作家，翻译家，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1911年生。写过和翻译过大量文学作品，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

　　他们拟经香港赴美，计划于八月卅日或卅一日抵港。我们考虑这可能根据您安排的港—美航班的时间而定，能及时衔接上港—美航班为宜。另请您便中告知他们在港需同哪家航空公司联系，机票如何取得以及香港—Iowa是直达航班，抑需中途转机？旅程所需时间？

　　毕、肖二位作家准备九、十月在美停留两个月，不知对您安排是否方便？您对于上述各点以及他们二人此行有何建议，请及时函（或电）复为感。

　　此祝

　　夏安

　　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22

　　信中，作协对聂华苓意见的尊重、对IWP安排的配合，都可佐证官方组织对这次作家出访的重视。但是中国台湾方面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如保罗·安格尔曾回忆说王拓、杨青矗二人的IWP之行被中国台湾当局以“私人理由”回绝23，当年来IWP的唯一一位中国台湾作家高准，出版的诗与散文合集《葵心集》惨遭被禁24。期间还通过造谣、翻旧账的方式，动摇出访者的访美信心。不仅如此，9月15日“中国周末”讨论会结束后，当晚10点还在聂华苓家举行一个“午夜座谈会”，记者金恒炜参加当晚座谈会，会后将白天与当晚的资料提供给林清玄集结发表题为《爱荷华中国文学讨论会》的文章25， 后来聂华苓在报纸上对该文公开表示抗议，指责撰稿者和报纸“竟将你们自己捏造的歪曲看法硬套在我的头上！这实在不是有社会良心的报人应有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大报应有的作风！”26并要求相关报刊更正言论。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周末”举办前后所遇的重重阻力，也显示出聂华苓夫妇在推进文会举办、实现两岸文化交流上所做的堅实而又艰难的努力。好在努力也得到回报，文会首日“会场上不但座无虚席，连过道也挤满了人”27。文会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原因都基于许芥昱所说的：“首先，我们相遇。我们都是人，且有共同坚定的文化契合;而后，因为作家，又都有共同坚定的职业关切。”28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讨论会后，大家意犹未尽，晚上10点又在聂华苓家进行午夜座谈。在午夜座谈中，作家共同关心的依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他们从“翻译的重要性”开始谈起，各抒己见，讨论以翻译“引进世界文学”和“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方法。作为作家代表的萧乾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文坛的创作、出版、翻译状况，毕朔望则代表中国文坛官方，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在促进文艺复苏上实施的政策和向海外介绍作家作品上所做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急需向世界打开窗口的关键时期，聂华苓通过IWP搭建这个桥梁，引荐作家们出访美国，参加IWP的活动，赴美国各地演讲参观。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先声。以丁玲为例，她曾在1981年10月31日，在“中国周末”发言，题为《我的生平与创作》;11月6日，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为《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11月23日，在加拿大麦锡尔大学作了两次谈话，后整理题为《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她在这两次谈话中，非常详细地向读者们介绍了当时中国文坛还在创作的“五代”作家的组成情况和文坛现状29。

　　此外，很多作家还在美国期间开展创作计划，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就是在爱荷华写出的，他回忆说：“我不能像古华那样干，他来Iowa已经写了16万字，许多活动都不参加。”30阿来就是在爱荷华期间开始了一部有关藏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他说：“这个学校很开放，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些虽然不都与这次写作有关，但是创作本来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对我的写作的某些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31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部分内容，王蒙的中篇小说《杂色》，茹志鹃的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等，都是在美国期间的成果。

　　“中国周末”的开创性其一在中国文学内部交流上，使隔绝了近三十年的海峡两岸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集合在一个保罗·安格尔所说的“中间地带”，“叩开了海峡两岸三十年凝结的坚冰，讓两岸不同的文学声音在这里邂逅”32。他们共同探讨“中国文学”相关议题，相互了解、借鉴，使得空间被切断、历史被模糊、实体被气化的现代中国33，在文化统一上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在海内外华文文坛上堪称创举。因为“中国周末”连续举办三年，海内外华人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萧乾回国后就写了《衣阿华的启示》《美国点滴》等文章，纪念在爱荷华的日子。

　　其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上，它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文坛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成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一股有力力量，不仅为世界文坛提供了解中国作家作品的渠道，也为中国作家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搭建桥梁。早期参加IWP的中国作家，都是在文坛产生过极大影响或在文化机构担任要职的作家，他们回国之后大都举办过各种关于“美国之行”的讲座。经过他们的介绍，中国文坛也对世界文坛有所了解，包括世界各国文学想要与中国文学产生进一步交流的愿望也得到很好的宣传。

　　“中国周末”的设想是聂华苓提出来的，或许与她当初提出IWP的设想一样，在实践她的“为文学”大理想下也有一份“私心”。正如她1981年与非洲作家对谈时所说：“我离开祖国愈久也就愈关心她的处境，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我这一生，是现在这个阶段最为祖国劳心费神了。”34“中国周末”虽然只举办三届，就因经费问题中断，但它在海内外华文文坛仍不失其深远影响。它之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内外交流，仍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聂华苓是少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工作上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作家，她在创作与工作中互相成就的经验，是值得很多跨界作家借鉴的。她以“大陆—台湾—美国”的书写模式，较早表现了离散群体的精神面貌，丰富了离散文学的中心议题;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台湾供职《自由中国》，以纯文学理念主持的文艺栏，净化了中国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氛围;她于60年代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及其运行模式，在全球化的今天和全球呼吁“共同体”的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推广意义;她于1979年首创的“中国周末”文会，之于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声音”的传播，是一个需要一再研习并不断借鉴的典范。

　　【注释】

　　①应凤凰：《〈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文学台湾》1998年第26期。

　　②郑明娳：《当代台湾文艺政策的发展、影响与检讨》，载《当代台湾政治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第29页。

　　③自由中国杂志社：《征稿简则》，《自由中国·第三卷》1950年第8期。

　　④自由中国杂志社：《本刊征求中篇文艺小说》，《自由中国·第八卷》1953年第6期。

　　⑤王庆麟：《聂华苓访问记——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幼狮文艺》1968年第169期。

　　⑥1829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22、91、156页。

　　⑦30汪曾祺：《美国家书》，《人民文学》1998年第5期。

　　⑧潘耀明：《华文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专访聂华苓》，《明报月刊》2015年12月号。

　　⑨蒋勋：《永远的聂华苓》，《明报月刊》2015年12月号。

　　⑩蒋韵：《爱荷华的奇迹》，《明报月刊》2017年11月号。

　　11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16页。

　　12毕飞宇：《初雪爱荷华》，《明报月刊》2017年11月号。

　　13百度百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2021年5月7日[DB].https：//baike.baidu.com/item/=aladdin。

　　14莫詹坤、陈曦、钱林森：《我的跨文化写作与人生旅程——聂华苓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

　　15笔者据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搜集资料翻译。

　　16[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139-140页。

　　17陶然：《名作家·IWP主持人·聂华苓》，《芒种》1980年第4期。

　　19王蒙：《不仅仅是回忆》，《明报月刊》2017年4月号。

　　20萧乾：《当人民的吹鼓手——文学回忆录之六》，《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21痖弦访问、张冷整理：《访聂华苓——谈爱荷华中国文学前途讨论会》，《联合报》1979年8月22日。

　　22笔者据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搜集资料整理。

　　23保罗·安格尔：《中国周末——中国的永恒》，载《中国周末——爱荷华一次海内外华人作家的盛会》，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第6页。

　　24本报记者：《国际作家函蒋经国解禁高准〈葵心集〉》，《北美日报》1979年11月17日。

　　25金恒炜、林清玄整理：《爱荷华中国文学讨论会》，《时报周刊》1979年9月23日。

　　26本报记者：《台湾旅美文学家爱大教授聂华苓抗议台湾报纸捏造谈话》，《北美日报》1979年10月18日。

　　27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第216页。

　　28聂华苓：《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花城出版社，1986，第72-73页。

　　31阿来、童方：《〈瞻对〉·国际写作计划及其他——阿来访谈》，《阿来研究》2014年第1期。

　　32潘耀明：《我与爱荷华》，《明报月刊》2017年11月号。

　　33叶维廉：《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散文选刊》1985年第8期。

　　34聂华苓：《聂华苓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一）——谈小说创作》，载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99页。

　　[汪亚琴，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爱荷华‘中国周末’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Q14;武汉轻工大学2021年校立杰出青年项目“爱荷华‘中国周末’文会相关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79—198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2J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