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诗人骆英就以一部长诗《7+2登山日记》开辟了中国诗歌一个新的创作领域，掀开中国诗歌新的一页，立起了一座中国登山文学的新高峰。诗人站在世界上7座最高峰的峰顶、2个极地的中心写诗放歌，表达人类对自然的敬畏热爱和赞美，表达了诗人那种胜利者的骄傲与豪情，更表达一个中国人面对世界的特有的家国情怀。其中，《珠峰颂》等几首诗，就是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上构思创作完成的。在时时受到脑水肿严重威胁，人的正常思维状态混乱面临崩溃的条件下捕捉到诗的感觉，追求到诗的意境，堪称诗歌创作的“奇迹”。作为一个登山探险家，诗人骆英艰难而出色地攀登世界7座最高峰，走完2个极地——南极北极。在当时，整个世界，只有十几个人能够完成这个极难的运动项目，而骆英就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诗人。直到今天，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还没有哪一个诗人打破。幸运的是，诗人骆英和小说家黄怒波恰好同一个人。十年前，他以“在场”的姿态，创作了诗歌《7+2登山日记》，十年后当他第三次从“珠峰”走下来的时候，创作了小说《珠峰海螺》。两部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构成了中国登山文学相当长时期里，还无人逾越的两座高峰。一座是诗歌创作的高峰，一座是小说创作的高峰。
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世界文学史上登高之作、探险之作并不鲜见。许许多多优秀作品都与登山和探险相关。中国探险文学并不发达，但中国文学史上的登高之作却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部同类题材作品相媲美。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经验看，一个优秀的诗人，一生中都必须一次或数次远行大川，登临名山，旅行探险，方有作品流芳百世。不过，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世界上所有文学家都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像中国当代诗人骆英、中国当代小说家黄怒波那样，登的是挑战人类体能极限和生命极限的峰顶。这种感受，几乎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能够企及，能够体味。这就意味着，这种体验、这种感悟、这种想象无法复制，没有经验可参照，所以这种体验和经验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世界上只有一个诗人作家占有這种感受、这种体验、这种想象，也就形成作品独一无二之处，独一无二的文学的生命体验价值。我们这些山底下的人，可以试图去分享诗人作家在没有生命迹象的高峰上传递给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的信息，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诗人作家的情感和精神，是怎样感悟和抵达彼岸的。世界上也许只有两种人能够体悟彼岸的存在。一种人是宗教修行者，一种应该就是能够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诗人作家。修行者有很多，一直都有。诗人/作家现在只有一个。
仅从中国登山文学发展这个层面上，就可以认定《7+2登山日记》《珠峰海螺》两部作品作为世界探险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读世界文学史我们得知，探险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从来都不能完全看作是诗人/作家个人的行为，而更多地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兴盛或衰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和一个国家面对世界、走向世界、作用于世界的大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精神状态通过文学和诗歌，也就是通过诗人/作家个人的创作和作品得以表现和张扬的。一般说来，文学发展与经济实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不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弱小民族、弱小国家也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探险文学发展不一样。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支撑，一定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上升时期的精神文化产物。没有国家的“开疆拓土”意识，就没有繁荣的探险文学。很难想象，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家，哪里能够有开疆拓土的冲动，哪里有征服世界的雄心。没有这种冲动雄心，就没有自己民族的探险文化和文学。从这个思想层面上说，世界探险文学的上一个辉煌时代，正是呼应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强势发展，由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历史创造的。也是从这个思想层面说，中国探险文学的良好势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激活的。中国时代，正在产生自己伟大的探险文学作品，中国的登山文学走到了前列，引领了中国探险文学的走向。新的世界探险文学的发展，一定会有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事实证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人民振奋的时代，为中国登山文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和现实资源，创造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的条件，不断把中国的登山文学推向时代精神的高峰。然而，我们的文学仍然在相当的时间里，苦苦等待着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优秀作品。直到诗人骆英的《7+2登山日记》的问世，我们这种等待才算有了令人振奋的回报。之前，尽管诗人骆英不断用优秀诗作试图把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在诗人上，但整个社会仍然把他当作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人们普遍认为，他得益于这个时代的资本运作的成功远远高于诗歌方面的成就。《7+2登山日记》证明，他内心的文学力量要远远大于他所承担的资本的力量。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超越自我的登山探险者，更是一个深得时代精气神灌注的思想者，这些文化因素碰撞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部向着人类精神“珠峰”的冲顶之作。
诗人骆英在完成了这部堪称划时代的诗歌作品后，并没有停止他登山探险的脚步。第三次攀登“珠峰”，冲顶成功之后，他的文学创作“野心”像“珠峰”上的狂雪一样，铺天盖地狂卷而来。他居然在把五星红旗展开在世界最高峰上那一刹那间，神力一般地激活了一个小说的“灵感”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为了这个产生于“珠峰”的灵感，他心甘情愿地花费了10年的时间去读大量的书，去做大量的案头，然后，投入几近疯狂的创作中。几易其稿，终于推出了一部与《7+2登山日记》同样不可思议的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应该说，这部作品，以充满时代精气神的品质，再次打开了中国登山文学广阔的空间，再度把中国探险文学推向时代精神的“峰顶”，也是一部将在相当长时期里不可逾越的“珠峰”题材的大作品。
如果说，《7+2登山日记》第一次把中国诗歌“场”扩大到世界五大洲，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豪迈感和乐观精神的话，那么，《珠峰海螺》则把目光聚焦在世界第一高峰，反映这座高峰对人类世界的极端重要性。同样有一种豪迈感和乐观精神。由此，我们会注意到，作家黄怒波已经完成了由诗人向小说家的转换，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向故事叙述者的转换。尽管作品主题内涵仍然有我们山底下人不可企及的成分，但小说故事的虚构性、现实性和故事性，多少稀释了诗歌中的不可知的神秘感，多少把他所独占的“珠峰”题材从彼岸拉回了此岸，拉回了世俗的人间。他的一座“高峰”立在彼岸，他的另一座“高峰”立在此岸。
被困在“珠峰”上的登山家英甫也是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生死拼搏的三天，也是他的企业生与死的三天。他人在峰顶，却在山脚下引发了社会风暴。大本营正在动员所有的力量全力抢救。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大本营不仅救生资源匮乏，本身也处在极度危险当中，要救人谈何容易。与此同时，一个想害死英甫的阴谋也在实施。有一种力量有意阻挠对英甫的求助，企图粉碎救人的最后努力。而远离“珠峰”的北京，英甫的企业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他的对手认定英甫下不了山了，便开始动用各种非法手段，肢解公司，转移股份，倾吞财产，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一场深刻的社会较量正在酝酿，不可避免地爆发。这一切，困在山上的英甫自然一无所知，他已经开始脑水肿了，体温也越来越低了。他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没有活下去可能的地方创造可能性，坚定地活下去。
小說试图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来揭示生存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酷性。作为一个登山者，他经历了千难万险、生生死死，在征服自然中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认识到人类的表面自大、内心渺小，有了对大自然的深度敬畏，升华出现代应有的思想境界。作为企业家和社会精英，他在残酷的商战搏杀中看清了人性的复杂性，深刻认识了资本财富的本质，也深刻认识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强者，其实非常软弱脆弱，从而也深刻感悟了生活的意义，认识了人的本质。两种关系有机交织在一起，托起小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主题，令人深思。
也许，小说主题内涵尽管丰富深刻，读者却不难提炼。当代小说，描写和表现当代人关于“现代性”的困惑与矛盾已经很普遍，思想理论也很完备。因为，主题的“现代性”思想可能还不是作品《珠峰海螺》最重要的贡献。对一部小说来说，人物形象才是最重要的。作品所有的思想精神信息，都将从人物形象身上透露出来。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决定了作品的独特性，人物形象的新意，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珠峰海螺》主人公英甫的形象正在显露出独特性和不可代替性。小说有意把故事浓缩在三天里，而这三天，正是英甫困在“珠峰”的三天。坦率地说，能在“珠峰”坚持三天等待援救的人，本身就是生命坚硬如石的“超人”，而能把“超人”写出来，只有《珠峰海螺》做得到。所有的小说家都没有可能体验，没有任何经验。只有黄怒波有这个体验，有这个经验。只有他知道“英甫”这三天是怎样活过来的，只有他体验过一个被冰雪和脑水肿反复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状态，因此，英甫这个形象，天生就有不可重复性与不可超越性。
小说所有触目惊心的“珠峰”细节，都在支持着英甫形象的“唯一性”。其中，英甫一个人面对多年前就死在那里的山友和死者对话细节，更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在这座神圣的高峰顶上，死亡并不意外，也不恐怖了。事实上，主人公只有利用清醒的一瞬间，闪过他的那些“商战”，才有恐怖感。而在这高山上，在风暴中，内心却也一片平静、从容与神圣。这种感觉，与《7+2登山日记》的彼岸哲理一脉相承，都是对人生新的格局和境界的再发现。英甫的性格正是有这种先进思想打底，就能透过现实扑朔迷离的世俗，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了这一点，英甫的人物形象就有了思想的灵魂，就突现了性格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质。整座“珠峰”就像命运的灵魂一样，牵动着整个世界。而英甫形象融入了这座高峰里，身上也闪耀着“灵魂”的光芒。“三天”的描写，托出中国登山文学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
英甫这个形象的深刻塑造，使小说也超越出登山探险文学的格局，有了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作品直接间接触及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许多问题。如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问题，深化改革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价值观、道德观、财富观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生态问题以及更深层的文化问题。小说中，英甫不仅是探险家、企业家，还是一个自觉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他在“珠峰”探险，也在努力保护着“珠峰”的生态。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狼”的方向上。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藏区的风土人情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与已经国际化的一支支登山队的现代登山运动对生态环境的挑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描写了在这样的矛盾生态下，物种面临的生存危机，例如狼的物种，如果没有人类自觉的保护，很快就会消失。狼这种动物，在商业社会中常常被描述为狠角色，是“强者”的象征。可是，这种个性仍然强悍的动物，现在已经是生态链中的弱者，一个濒临灭绝者。这让人很自然引申到英甫这个形象上。看似时代宠儿，时代弄潮儿，资本精英，成功人士，生活的强者，其实，“三天”就足以产生风险和危机，也是很脆弱的。也许，也是时代的脆弱与危机。小说的新意也许就在引发我们在体悟人生命运的同时，思考社会、现实和时代。虽为登山文学，却也有丰厚的社会文化含量，是中国登山探险文学需要坚持探索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7+2登山日记》的题记写的是：山，本来不在那里，是我们找来了它。而《珠峰海螺》有题记写的是：献给珠峰新高度。前者具有豪迈的气势，后者则更带着虔诚的膜拜。前者浪漫，后者写实，异曲同工，共同把中国登山文学这座“山”推向“新高度”。■
（张陵，作家岀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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