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作家杨文升新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神山》，即为这样一部具语言探险之趣的小说，《神山》在语言叙事方面的尝试，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文学桂军”崛起，其中不乏少数民族作家。在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系列中，如何展现桂地的民风民情，即是汉族作家亦有不少实践，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元素出现在文本中，实践者颇众，而将少数民族语言融入文学叙事中，作为叙事线索出现，《神山》的写作可算创制。从幼年时候即熟稔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在学龄后才开始接受系统的汉语教育，他们更愿意在母语与国族共同语之间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实践多种文学语言叙事之可能。《神山》的叙事者“我”为苗王孑遗，自小形成的语言习惯时时影响“我”的叙事习惯与方式，苗风土俗作为背景隐约呈现在文本中;同时，“我”也是一个自小接受汉语共同语熏陶的苗族人，面向“最广大的读者群体”，亦能熟练运用汉语写作，这样双重身份的叙事者所操持的两套叙述语言，在文本中形成显隐两条叙事线索，潜在的苗语叙事线索更因文本中的民间传说与古歌谣兼具的叙事功能而愈益清晰。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亦是一种文化的呈现，当时代巨变到来，小苗王尤本意识到国族共同语教育的重要性，也终于领悟到：“天下汉苗一家，大地共和，人间欢乐。”
一、从“摆”故事讲起：《神山》的
两套叙事语言
“我”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以“在场者”的身份见证了小苗王的人生与挂丽姬苗寨的兴衰。“别家的鬼魂故事我不摆，专拣自家说”②在“引子”中出现的这一句话，隐藏了《神山》故事的叙事密码。
“我”的身份为文本叙事人，面向的是最广大的汉语读者群体，叙事的主体语言毫无疑义为现代汉语共同语。何为“汉语共同语”？《辞海》2000年第一版对汉语共同语有以下的界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随着民族统一以及旨在保护地方与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汉语共同语成为各民族通用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也成为共同体系下的珍贵的语言资源，百色是著名的革命圣地，不但地处要冲，同时也因语言资源丰富，语言人才辈出，同时也是当前语保工程的富矿，如尤本在“荒山野岭中颠来倒去流窜七八年还会讲十多种方言”。正因为这样的语言环境，使得他们对民族语言与国族共同语的关系持开放的态度。少数民族语言进入到现代汉语文学写作体系，当无疑义，但以何种方式介入，则值得作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我”的另一身份为尤本的孑遗，是家族史链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我”具有的双语生活背景，使得苗语事实上成为“我”叙事的底色。叙事人具有的双重身份使“我”在叙述故事的时候，自觉承担了对挂丽姬历史，甚至是苗族文化的追寻，对苗王尤本人生道路的探析。故而，“别家的鬼魂故事我不摆，专拣自家说”这一句隐含了双线并进的语言叙事线索：在以汉语共同语叙事语言为表，以民族语叙事为里的双线叙事中，呈现桂地风情的同时，亦体现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对民族发展以及民族融合的巨力。
“我”作为《神山》的叙事人，如文本所述，尤本共有“八个孩子”存世，“我”即为其中之一。在尤本成为苗王之后，兴建苗寨，兴办学校，而有毁家之仇敌粟团长，则被任命为挂丽姬小学校长，尤本的初衷很单纯，“把苗寨孩子教好，教他们讲汉语写汉字。苗族人不能永远做山猴，我也不想做猴王山霸”，尤本的孩子以及挂丽姬的苗族少年，均已事实上具有双语交流的能力。但是，苗语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母语，作为语言习惯与行文方式，苗语在叙事文本中时有显现。
“我”以叙事者身份显示自己的“在场”，并确证叙事的可信，“我”的出身与教养，当叙事人自如地穿梭在苗族与汉族两种文化语言体系中，汉语是文本的叙事语言，苗语则是叙事的底色。郜元宝在分析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时有如下见解：“当作家采用民族共通语写作，显在的共通语和底层的方言土语对书写者当下的‘语感’有怎样不同的影响，又如何在最后的书面语写作中留下痕迹？”③同一语系的汉语共同语与方言尚且如此，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共同语在文本中呈现的关系则尤为复杂。
《神山》以外在的共同语拉近与“最广大的读者”的距离，《神山》是一部以现代汉语写就的汉语小说，但，可以想象的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苗族语言，时时会对叙事予以干扰，并进而呈现叙事的民族文化背景。
《神山》的叙事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尖新，形成一种陌生的新鲜感，这无疑呈现出苗语的叙事底色。自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繁复的形容词，使现代汉语写作踵事增华，《神山》的语言少用形容词，习惯用单音词，并进而形成刚劲的文字风格。
一方面，通过音译与意译，将苗语融入汉语文学体系中，苗族的地名如“边坡寨”“挂丽姬”“跳坡节”“扬州街”，苗地的神鸟“巫啭”，文本反复出现的芦笙吹奏声“睁呤着落”、小蝉鸣叫声“吡吆”，苗族把人头视若南瓜般的“南瓜头”等，则以音译或意译方式直接穿插入文本中;另一方面，近似方言的转换法，如“讲故事”为“摆”，结拜兄弟为“打老庚”，自然也是一种化出与化入的过程;将鸦片称为“洋烟”，鸦片的等级有“黄蜡货”“牛屎货”“苗冲货”，则具有汉语体系中的方言特色了。
叙事文本中人物的对话，更能体现本土风情与风貌。《神山》不但通过音译以及意译的方式，将苗语纳入汉语共同语的写作体例中，叙述人物的对话也颇具特色。因汉语与苗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具有不同的语言结构体系，《神山》的人物对话，有大量口语表述，尽管已经呈现为汉语的外在形态，但仍旧保留了苗语的表述方式，如母亲大的语言“得不”“今晚不有，不定明晚就有”“不做就不有衣裙穿”“和别人比做吃穿”等，其语序不同于现代汉语，这种语言方式保留了苗语序与构词特点，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在让读者有新鲜之感，读者当能辨认其有别于汉语共同语的特点。细绎文本，自然能窺探到在汉语共同语写作的大叙事体系中，苗语被转译、被转换的线索。这种转化，显然已经被叙事人的汉语叙事语言模糊化处理，从而成为汉语文学叙事的内在肌理，形成潜在的苗族叙事语言。
二、传说与歌谣的语言叙事功能
如果说叙事人的双重身份给文本叙事带来了一隐一显的叙事语言，那么，文本中叙写的传说以及传唱的歌谣在凸显民风民俗的同时，因兼具了叙事的功能，使隐藏的民族叙事线索转而更为明晰。
在文本中，苗族的史传传说以及歌谣以转译的形式进入叙事体系中，营造民族文化氛围;在叙事人的笔下，传说与歌谣则兼具了故事的叙事功能。《神山》由三条线索交织而成，作为背景的苗族、苗寨的发展史;作为主线的尤本个人成长史;作为现实及未来发展的革命史。而这三条线索最终缠结于苗王尤本一生的经历中，《神山》中的传说故事与古歌谣，则分别承担了苗族与苗寨发展史、个人命运与革命史两条线索的叙事功能。
当尤本被围困在山洞中，自知去日无多，遂向儿子尤成说起自己的故事与苗人的传说，“儿子，你不想听，爸也要说，不说是爸的责任，说了爸才能解脱。”《神山》中一系列的传说指向苗族与尤本家族的前史，同时也是《神山》的叙事基础。当尤本试图将民族前史传给儿子尤成的时候，他认为，“作为苗族人都应懂这些，不懂不能算苗族人。”
按照苗族的习俗，行将入土的长辈须向晚辈交代始祖的起源。尤本8岁，祖父尤诺与包诺告知苗人即为苞谷的传说，“先前苗族人并无苞谷，是天上大鸟飞来，它背上的苞谷种子，接济了苗族人，使苗族人活了下来。苞谷即是苗族人”;“儿呦，不要问你从哪来，既不是从天上掉下，也不是从地里冒出，而是从苞谷地里钻出，是苞谷变成，你就是一株苞谷”。苞谷就是苗族人的生命之源，是农耕社会苗族人对自然与人的朴素认知。但是，面对现代文明的侵入，习惯走四方的尤本拒绝了母亲大种植苞谷的建议，先后在挂丽姬引进了洋火、洋枪与洋烟，由此积攒了财富，掌握了权势，并膨胀了欲望，洋火给尤本带来的财富自由，洋烟给尤本带来了权势，洋枪则给尤本带来战争，与自然界的野猪战，也与现实中的白军与红军战，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力图争夺的焦点，最后也给自己与苗寨带来了灭顶之灾。
芦笙是苗族人的一样瑰宝，芦笙“只有迁徙的路上才吹”，芦笙吹奏，或因战乱或因食物或因爱情，“苗族人要不吹笙哪里是苗族人，苗寨人要不响芦笙哪里是苗寨，苗族人与芦笙的关系恰如父子，更如生死缠的一对情人”“蕴藏着我们家族的历史”。父母双亡后的尤本成为优秀的芦笙手，但在走向积累财富、追求权力、追逐女人的过程中，他逐渐忘却了芦笙作为民族圣物的意义，其后，当他最爱的女人“丝丝”再一次回归，他将丝丝交还给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芦笙手尤图，或许，这并非仅仅是一次善心之举，更多的是向苗族圣物的屈服与致敬。
文本中一系列的传说故事是对苗族历史过往的追溯，构成叙事的一个维度;文本中记录下来的歌谣则是立足现实，指向革命史，是预言性的叙事，是《神山》叙事的另一翼。如果说沈从文的《边城》傩送的山歌推动了傩送与翠翠感情的进展，《神山》的歌谣则不但预示着故事的进展，同时也是对苗王命运及革命的预言。《神山》记录了大量的歌谣，包括苗族千年古歌、爱情歌谣，甚至时政歌，不但体现了能歌善舞的苗族人民的民族特性，同时，也具有贯穿整个故事的叙事功能，不但是对尤本一生的预言，也是对革命风雨下的苗寨未来的预判。
“爬坡嘛坡高，走谷呀谷长;不来您心伤，来哎有人把路挡……”这首出现在引子中的山歌在小说中被祖母包诺唱歌样的哭泣声再一次演绎，成为叙事的主旋律。“哀怨动听的哭词绵忧的歌，父亲觉得他们走过一个个峡谷，穿过片片森林，宛若进入到无边的梦境。”似乎预示着尤本这一生的曲折与磨难。尤诺与包诺逝世于1912年，那一年尤本8岁。当这首歌谣再一次被唱响时，尤本正处于人生辉煌的起点，尤本拥有了大小母亲两位女人;这一年，尤本当上了挂丽姬的甲长;这一年，“苞谷长得特别好”但苞谷的长势并非尤本所心系，尤本带着大小母亲故地重游，来到冷水江边，大小母亲唱起了祖母包诺曾经唱过的这首“到底是一首伤心的歌”。“水哟嘛，想登山哎山高，想走谷嘛谷长;不想您时您常常绕在我身旁，想您时您却去了远方”，似乎冥冥之中，祖母包诺在阴间关注着自己的后辈，借大小母亲之口对尤本的未来发出警示。在这里，尤本第一次与苗乡远近闻名的杨刚奶有了正式的接触，尤本自给自足的苗寨生活即将结束，即将卷入错综复杂的社会巨网中。这时，杨刚奶也唱，也喊，“桥，桥，我要在这里建一座天底最大的彩虹桥”，“走，走，走，河水要倒流，太阳月亮要回头”。“桥——要架桥，不架桥不地道。架桥南北西东才热闹;走，走——河水往回流，太阳月亮要掉头。”这以苗语唱出的歌谣，与传统的古歌似同实异，其内核的颠覆性引发大小母亲的大恐怖，认为是“疯女人臆想的恐怖”。作为早期的革命者，杨刚奶对革命胜利后美好生活的想象均融入这些歌谣中，这是大小母亲，也包括尤本所不知道的生活，属于未来的“黄金时代”。
杨刚奶以疯言疯语为掩护，实际已经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杨刚奶的歌谣具有预言性，同时也编织了对现实不公的控诉。在唱坡街，杨刚奶唱道：“苗人居住在高山，吃也难来住也难，吃的谷壳拌瓜苗，住的叉棚破草房，苗人居住半山腰，买也难来穿也难，衣裳补了两斤线，洗晒十年还不干，苗人居住高岭上，喝也难来睡也难，喝的臭水酸菜汤，睡的茅草凉地板。”即便不懂苗语的独眼乡长也能感觉到歌谣中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杨刚奶所唱苗族古歌《夜郎皇》中的描述，“很久的以前，地像锅底样，小朝常常反，大朝常常乱，大朝没主管，小朝没主张，两朝的人马，天天来交战，南来北又去，天昏地又暗，苗族人日子苦，苦鸟无树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血性的苗族人纷纷加入杨刚奶的组织，包括村长尤金与甲长尤本……
杨刚奶这一初代革命者最后以自己的鲜血祭奠了自己的理想，当若干年后，尤本在那个山洞里，他再一次给儿子尤成唱起了《洪水横流》歌，“阳间有人烟，天底得救了”，终究，天底还是得救了。
三、出走与归来：融入国族语言叙事中
粟团长无意中拐跑了尤本的老七，被迫“回归”到苗寨。是一枪打破他的“南瓜头”，还是把他下水牢？这是尤本面临的一个难题。粟团长这个汉人，在与尤本缠斗的这些年，不仅毁灭挂丽姬，也毁滅尤本一家，尤本的4个女人葬身粟团长枪下，的确足以在这一时刻被了结，但尤本的决定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对粟团长只有一个要求：“把苗寨孩子教好，教他们讲汉语写汉字。”
如我们了解尤本的经历，自然能理解他的这一做法。尤本8岁父母去了“扬州街”，他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学会了多种语言，也结交了各种朋友。对语言，他本持有开放的态度，在文化上，亦然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这体现在能贩卖洋火与洋烟，购买洋枪;同时，也能接受杨刚奶与解放军的游说。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有保守的一面，最后因对解放军的误会而逃亡山林。
叙述人在此转换视角，在苗族孑遗的眼中，汉人梁大飞、贵州布依族母亲七、汉人牙医等人，在苗寨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貌似皈依的表面，实际涌动的是一颗随时想离去的心。
梁大飞是汉人，也是尤本的少年朋友，因缘际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做到乡长，后因杨刚奶的犯事而自残离乡，之后归来在尤本手下当一马夫。梁大飞是汉人，在野猪岭三位老庚因为语言的抵牾而分道扬镳，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出走与回归，多在于语言交流的缺失与融洽。
独眼马夫梁大飞经杨刚奶之事重回挂丽姬，他成了哑巴，“独眼马夫很少讲话，一个月讲不上三句，一张嘴巴口角就挂水线，干脆不讲，久而久之人们便只知道我父亲的马夫是个来历不明的哑巴。……独眼马夫不想讲话的第一理由是，他对苗语知不多，也不想学，因苗语太卷舌，讲起来拗口”。虽然“这位少年外族朋友、曾经的乡长不知有多少话想说给父亲听又不说，不好说、说不出或没法说，就干脆当哑巴。”在难以忍受这种寂寞之后，梁大飞再一次悄然出走。
在挂丽姬苗寨还有一位心心念念想要出走的女人，她就是母亲七，她是贵州布依族人，是父亲的患难妻子，在深林中劝说父亲回归原来的生活。但是，到了挂丽姬，她与寨中的生活格格不入，终于冒险借助粟团长之力离开了挂丽姬。
虽然梁大飞最终回归，母亲七也在母亲九的阴谋策划中归来，但是，在随后到纷乱局势中，一代苗王终于在失意中遁逃山林荒野，这些回归人的最终命运终是各个不同或已不可知。
最后出现的是咪瑛，三姐是家里最像汉人的苗族人，是最“不像苗族人”的苗族人，“她做梦都想风风光光嫁人，尤其想坐一回贵州汉人大轿……轿杆由一群男人抬”，当汉人男友牙医去世后，咪瑛愿意再嫁的小伙子是地主家的儿子，是一位会说汉话的小伙子。咪瑛能够与解放军用汉语交流，她最终相信了解放军，来到了神山，来到了山洞，试图劝说父亲回家……
四、结语
现代汉语文学体系中的双语实践，当以方言写作最为成功，尤以京沪两地方言小说写作最为突出。与汉语共同语体系中的方言小说不同的是，苗语与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现代汉语文学中的方言，用借词或者代音庶几可以表达，但若苗语到汉语文学语言，尚需经过不同语系之间的融合转化。当语言从一种语系移植到另一种语系中，两种语言在文本中的摩擦则体现两种文化与思想的疏离与弥合过程，这便成为探讨《神山》这一小说叙事语言的起点。
当代读者，对文学语言的包容度极高，语言创新也是当前文学创作的当然之义。《神山》是一部关于苗族的小说，其叙事语言颇具特色，是一种可贵的尝试。着眼于叙事，以自身的双语背景，营构了瑰奇的民族话语情境，形成了尖新的语言风格。《神山》成功的经验自然值得稱道。但是，在这样一部大容量叙事作品中，民族、个人以及革命的三条线索齐头并进，叙事人在叙述这样纷繁的故事的时候，或有身份与语言的不谐，自然，这对于现代汉语文学来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汉语共同语的缝隙在哪，如何弥合，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注释】
①尘元（陈原）：《在语词的密林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页。
②杨文升：《神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第1页。除特别注明，以下《神山》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
③郜元宝：《方言、普通话及中国文学南北语言不同论——从上海作家说起》，《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刘弟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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