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面对的是作家和作品。一般而言，作为批评者往往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主体，以此来呈现批评活动的“客观”与“真实”。但是，我以为一种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者充分参与到文学文本中去的。这里所言的“充分”，主要是指批评者作为“主体”在对作家与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完成批评者在思想、情感、经验等方面的自我教育与成长。这种教育与成长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性”的，既是批評者在作品中获得了“自我”，同时，也是批评者赋予了作品新的意义与活力。换言之，批评者是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作家、作品的共同“成长”。这种在文学批评中实现的自我教育与成长，正如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讲述作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获得的那种慰藉与许诺一样，都是自我的建构与灵魂的塑造，“我心驰神往地坐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每一部我阅读的小说都给予我一个宇宙，像任何一部百科全书或任何一座博物馆那样富于生活的细节，像我自己的存在一样富有人情味儿，包含各种主张、慰藉和许诺，在其深度和范围上只有那些哲学和宗教里发现的主张、慰藉和许诺可以与之相比。我阅读小说时，好似进入梦境，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就是为了获得世界的知识，为了建构自我，塑造灵魂。”

　　批评者在文学批评中，往往因为自身已有的趣味和阅读的习惯，会选择那些与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情感类型有“同构性”的作家、作品来阅读。这种“同构性”的阅读与批评，很容易在批评者与作家、文本之间产生“共情”，从而不断强化既有的文学趣味和情感结构。但是这种“同构性”的阅读，长而久之也容易陷入一种“单一”或者“狭隘”之中。正如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永远是要比起创造者更长久。把柏拉图的话稍加改造，我们可以说，写诗也是练习死亡。但是，除了纯粹语言学上的必要性之外，促使你写作的，与其说是操心你那会消亡的肉体，不如说是迫切需要使你的世界——你的个人文明——的某些事物可以免于陷入你自己那非语义学的延续性。艺术不合适更好的存在，而是另类的存在;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相反，为了激活现实。它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但找到词语。”上面提及的“单一”或者“狭隘”，可能就是布罗茨基所言的“陷入自己那非语义学的延续性”。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寻找一个更开阔的、广博的“文明世界”，是“心灵”不断寻找“词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者不断实现自我的教育与成长，获得一个充沛丰盈的精神世界。

　　张涛，生于1980年代，辽宁抚顺人，文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