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4月25、27日
地点：广西南宁、北海
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
承办：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
人员：白烨、贺绍俊、程光炜、乔以钢、陈福民、张柠、吴俊、邵燕君、李国平、杨青、王春林、崔庆蕾、陶庆梅、杨早、徐刚、丛治辰、项静、相宜、卞成林、黄晓娟、东西、陆晓芹、张柱林、曾攀、李约热、朱山坡、赵牧、韩颖琦、陈祖君、王俊、叶君、陈爱中、魏继洲、陈岸峰、苗军、董迎春、马卫华、朱厚刚、张亮华、李北京、齐晓宁等八十余人
主持：张燕玲、陈福民、杨早
张燕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方文坛》主编）：各位专家、朋友们，早上好！在谷雨和立夏之间，天候正斗指东南，白烨老师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专家来到中国之南的“绿城”南宁，来到相思湖畔，在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日子里，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与会嘉宾和专家（略）。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几代中国学人，还有广西民大00后的研究生们，尤其是白烨老师率领的豪华学术阵容，这是广西文学的荣幸，他们不辞辛劳从各地赶来，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凸显百年中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典化过程，我们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为契机，一起研讨百年来中国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中的经验与经典，以回应时代主题，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研讨会”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广西民族大学书记卞成林教授致辞。
卞成林（广西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尊敬的白烨会长、燕玲主编，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在相思湖畔隆重召开“經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高端论坛。首先，我谨代表广西民族大学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第二个百年的开端之年，国内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纪念活动。乘此时代东风，我们就百年叙事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探寻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在反映和表征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研究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文本，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唤。
借此机会，我向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学科的发展情况。作为国家民委和自治区政府共建高校、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一直以来，学校秉承“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三性合一的办学特色，倾力建设发展以汉语言文学为中心的重点学科。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及文体、中国当代区域文学、女性文学。该专业在广西多民族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体学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具有鲜明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大学文学教育特色，涌现出一批文学研究成果，培养、聚集了东西、凡一平等一大批优秀创作人才，形成了令广西文坛瞩目的“相思湖作家群”。本次论坛选择在我校举办，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也备受鼓舞。这不仅为我校师生提供了交流的良好平台和便利机会，对于增强我校对全国学术界的了解，提升学术影响力，彰显办学特色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编）：本次研讨会，经过各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今天在广西民族大学如期召开，我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向莅临研讨会的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鼎力合作办会的《南方文坛》、广西民大文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总主题，是“经典与经验——中国文学百年叙事”。近期以来，冠以“百年”的学术研讨会并不少见，但我们这次的“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的研讨，与此明显不同，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的研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举行，具有特别的背景，富有着特别的意涵。
“百年叙事”与“建党百年”，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长度上的重合，二者之间实际上有着实质性的内在关联。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同进步的文化先哲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由发起新文化运动，推动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传播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这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阶级基础。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因此，由新文化运动萌生和革命运动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发挥文艺的特别功能。党在进步文艺与革命文艺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有关文艺事业的体系性理论和指导性思想，这集中体现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要点与精神指向，在催生了延安文艺运动的同时，影响广及解放区和全中国，数年间便以全新的文艺实践与丰硕的文化成果，成为初具国家形态的文学格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思想和确立的文艺路线，生成于战时的抗战时期，但却经由延安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艺，直通车一般地进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共和国文学阶段，从思想指引、组织领导到创作队伍、写作样式，都长期地主导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乃至经验与教训。从这样一个简要的勾勒可以看出，党与文化事业、与文艺工作，一直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联，以及休戚与共的发展进程。可以说，这里蕴藏着当代文学的“中国特色”的诸多奥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解读。
因此，我们这次的研讨会，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举行，就是要把文学的百年发展，放在建党百年的大框架与总进程中，进行历史的回顾与学术性的研讨。回顾百年文学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思想指引下，文学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造就的经典、积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应该汲取的教训，等等。
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如果不是特定的专题研究，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注意文学发展中的文艺方向与方针在其中的因素，不大会去深想文艺的政策与文艺的体制等方面在内里的作用。建党百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把党史的学习与专业的研究联系起来，从更宏观的视野、更博大的格局，来看待文学的活动与现象、演进与变化。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贡献与深远影响，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对新时期文学的引领与促进，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引与推动，文艺的“二为”方向的提出与调整对于当代文学的巨大意义，文艺的“双百”方针的贯彻与落实和创作发展的密切关联，等等。当然，还有不同时期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的经典作家与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对于此后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深刻影响，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的经验与启迪，等等。总之，把文学置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与时代环境之中，在各种关系的相互关联和密切互动中来思考和研讨相关问题，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和新的感受，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解读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总结百年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加深对于当代文学的“中国特色”的深入认识等方面，都必然会取得重要的收获，赢得应有的进取。
陈福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在开始进入正题，这个环节由我与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早负责。这个会在一年前开始策划。最初我与燕玲主编交换了想法和思路，她很赞成也很支持。其后白烨会长与燕玲主编商定了会议论题，研究会也认为这是个很恰当的时机。时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也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百年叙事”所涵盖的内容应该是相当丰富和深厚的。今天我们相聚在广西民族大学，得到了广西民族大学的黄晓娟副校长及文学院同行的鼎力相助。我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与会代表及各位老新朋友表示欢迎和感谢。
这个会能够如期召开并不容易，这一年多来我们经历了疫情的考验，而邀请来参会的代表又时值高校博士生录取的关键时期，所以很多老师临时取消行程，比如孟繁华、张清华副会长、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等，很是遗憾。
“经验与经典”的提法虽然看起来普通，但其实是非常严谨扣题的，它涉及從传统到现代、从革命到启蒙等内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国文学多个面向，我们非常期待与会学者就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和所关心的问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白烨先生是批评家，多年编选有关当代文学的资料，例如他在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文学年鉴》。在我书柜放了十五年，由他和刘锡诚编选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5年：1979—2004》（“内部材料，会员交流”），就是他2005年送给我的。当时说：“有史料价值。”
我一直想就这本书写篇文章，始终没有找到适当机会。原因很多，在此免述。本书以编年的体例辑成，前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简介、章程、组织沿革、分会与机构，后为“历届年会纪要”“重要学术会议”“研究成果表彰”“分会、期刊与函大”“筹建与沿革”，体例比较完善。不过，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建立已四十一年，后来十六年事迹未收入，其间，人员和其他情况均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本书作为“史料”，还不全面。而且即使是二十五年，问题、头绪也较繁多，所以本文只截取一个“瞬间”——叙述建立当代文学研究会前后的轶事。
一、筹建和建立。1979年3月，借征询《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的修改意见和交流当代文学教学之机，在上海静安寺的建国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因为住宿房间相邻，刘锡庆、吴重阳、胡刚、刘定恒、刘延年、宋学知、李志远、魏绍馨等八位老师商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联合全国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团体？此议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张炯、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室主任毛承志的响应，于是，由这次会议主持者、上海师院的邵伯周主持，召开了全体会议，获得一致赞同。为落实筹备事宜，成立了一个由吴重阳、毛承志等人组成的秘书组，统一由张炯联系协调。据有人回忆，秘书组后续筹建联络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这次筹建工作，前后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因该文不足一千字，交代简单，不少细节没有披露，个中过程，我们只能根据国情略作一点补充。按照当时，包括延续至今的关于国家一级学术会议的管理程序，一般应向学会挂靠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递交请示报告，然后经社科院一级组织批准备案，再向相关国家部委民政部申请报批。“经过四个月筹备，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8月在长春举行。成立大会上，选举冯牧为会长，朱寨、张炯、韦君宜等为副会长。”同时成立了负责研究会日常工作的秘书处，秘书长为张炯，副秘书长是毛承志、吴重阳、邾容、张化隆、陆士清、陆一凡、季成家、吴野、杨匡汉，分别代表学术、组织、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方面和地区。
二、第一届年会内外。这本资料集，记载的是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年会的全部会议纪要，内容丰富，信息较多，从研究角度看，前几届尤其是第一届年会纪要更有研读的价值。纪要说，1979年8月10日到21日，由吉林师范学院、吉林大学、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战线》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共同承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整整开了十一天。会议层次和与会人员，要高于上次《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修改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七十二所高等院校的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研究所等十所科研院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文艺报》《诗刊》《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总共一百一十二个单位，一百八十多位学者和批评家。第一届年会，因“左祸”横行多年，积压的问题甚多，所以拖拖拉拉开了十一天。据纪要整理，研究会讨论内容分为“对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发展情况的看法”“对‘文革十年和近三年文学情况的看法”“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文艺运动的看法”“对其他问题的一些看法”等四大部分。凭它们可得出一个印象，这是一次关于当代文学思潮的年会，有些问题，已超出“学术研究”范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它也许能荣获许多个“第一”。因手里没有关于分组的资料，大会开幕式和主旨发言之后，各小组的讨论非常热烈，甚至激烈，这种历史性场面，只能在想象中浮现，无法真实凸显，是个遗憾。
三、现在能否代替历史。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和建立的叙述材料看，确实有用“现在”代替“历史”的动机存在。这是由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和学术团体“结社”是不被允许的，发起成立当代文学研究会本身，就构成了对“历史”的否定。它以“现在”这种组织方式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代替意味”是非常主动明显的。
我对这些材料的看法，发生了两次变化：一段路程是80年代初。认为第一届年会纪要里争论的观点十分陈旧，已经跟不上当时急速发展的文学思潮，知识更新的步伐，不值得重视。所以，很容易用“现在意识”轻易地覆盖掉“过去历史”。然而，人们对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复杂历史状况，采取了简化的方式。我想，80年代以来诞生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文学史研究著作，都会有类似问题。因此，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5年：1979—2004》被忽视了十几年，实在可惜。另一段路程，是我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名叫“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工作坊之后。因为课堂讨论的需要，我读了一些书，例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又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在著述中，他们都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前后期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赞同用一种新东西代替另一种旧东西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倾向。克罗齐指出：“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当然其含义不是抽象同一而是综合统一，它包含二词的差异和统一。”“当说到一种历史，又不拥有该历史的文献，其荒唐可笑不亚于人们谈论一事物的存在，又一致断言缺乏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前一句话，是说“当代性”应该包含在“历史的内在特性”之中，它们不是抽象而是综合的统一。后一句话是说，当论证一种历史时，如果忽视或回避该历史的文献，这样就把你希望排斥掉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无法证实的历史”。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在反思前一段历史的时候，应该首先重视对它文献价值的利用。这些看法，对重读这些旧材料十分有用。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其实我也没有做准备，就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要说清楚不容易，开会之前还咨询过陈福民，但他安慰我，让我随便说，我以为真的能蒙混过关，现在看来还是过不了关。面对“百年文学叙事”这个大题目，我迅速在脑海里将这一百年来的文学图景过了一遍，我发现，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叙事，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叙事来说，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点，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但虚构的文学始终依傍着真实的历史，被真实的历史所左右。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一百年来的文学叙事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文学叙事始终是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历史的大走势决定了文学将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从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来看一百年来的文学叙事，我想简单扼要地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历史主潮，或者说，因为历史主潮的变化，形成了五个大的故事类型。这五个故事类型分别是启蒙故事、革命故事、精英故事、个人故事和中国故事。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的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的重点是思想启蒙。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密切配合新文化运动，讲述一个启蒙故事。也就是说，百年来的文学叙事是从讲述启蒙故事开始的。启蒙故事的代表性作品首推鲁迅先生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鲁迅这两本小说集的标题也非常含蓄地把启蒙故事的内涵和基调表达出来了。启蒙最根本的诉求是现代性问题。
中国历史的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激进得多，革命不仅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而且革命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文學叙事逐渐由讲述启蒙故事转向讲述革命故事了。最能代表革命故事特征的作品就是贺敬之歌剧《白毛女》，革命故事强调的是人民性，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强调的是革命对旧制度的颠覆。革命故事讲述了很长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是以讲述革命故事为主调的文学叙事。80年代以后的思想解放，在反思革命极端化带来的破坏，重新确认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文学叙事也讲述革命故事转变成讲述精英故事，80年代很重要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开始确立，知识分子开始追求知识的独立、精神的独立，代表性作品是王蒙《活动变人形》。后来随着历史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转型，带来市场经济冲击，在文学叙事上很重要的转变是注重讲述个人故事。代表性作品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新写实的一系列作品。讲述个人故事，不仅突出了个人性，而且也突出了日常性。因此讲述个人故事，在文学上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便是将日常生活赋予了一种文学的意义。正是从讲述个人故事开始，日常生活变成了文学的基本视角和重要内容。如果说，过去的文学叙事，无论讲述启蒙故事，还是讲述革命故事和精英故事，都属于宏大叙事，那么，只有从讲述个人故事开始，日常生活叙事才具有了正统的地位，也就是说才被赋予文学的意义，它一下子冲决了宏大叙事构筑起来的大坝，让文学淹没了生活的所有细枝末节。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此，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一种正常化的叙事，与宏大叙事平分秋色。讲述个人故事对整个文学叙事的影响是很大的。
到了新世纪以后，文学变得纷纭多彩，作家们所讲述的故事似乎缺乏共同性，难以进行概括。但正是这种缺乏共同性的特点便构成了这一时段的共同性。我将其概括为讲述中国故事。因为表面看上去，大家所讲述的故事不一样，但从作家内心来说，他们都要讲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特别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故事。这一文学叙事对应着中国在世界崛起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现实，这种新的现实是文学叙事新的资源，但如何用好这些新资源，首先要解决一个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新资源的问题。套用一个政治说法就是，要总结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可以说是总结中国经验的文学呈现方式。其代表性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阿来的《云中记》。讲述中国故事的特点是我们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新现实，但同时我们又在这种讲述中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迷茫。也就是说面对新现实如何总结、理解，以及如何描述和书写，作家们并不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确定无疑的，他们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这也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多元化、多中心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对一件事情似乎可以找到多种解答。当然从当下的讲述中国故事中，也可以看到作家们相对于过去时代，无论是思想格局上还是世界观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有了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西方现代思想的沉淀和中西文化的整合也显得非常突出。众说纷纭，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情况。但不可否认，众说纷纭也暴露出作家们在思想上的迷茫。这种迷茫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有效处理新现实的思想理论。
一百年变化很大，历史发展确实带来了文学叙事的丰富性，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纠缠不清的，很难切割开来。当代文学的发展更多需要在思想上的突破，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这样才能拓展文学新的空间。
吴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老师、贺老师谈的主要是在当代文学范畴，我想谈一点中国百年文学的起点。从林译小说和鲁迅文学谈起。我们会议主题是“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所以从百年文学源头开始说起也就在其中。
百年文学源头大致是新文学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诞生的文学契机，背景离不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汇。或者，中国文学成为现代世界文学、成为真正有价值贡献的自觉的命运共同体成员来讲，始于晚清民初的翻译文学。世界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认识对象，则可以林琴南的林译小说为典型代表。虽然林译小说不是外国文学最早在中国的翻译，也不是最后，甚至也不是最好，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林译小说的翻译是很高明的，比如钱鍾书。如果从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翻译的标志性地位来讲，林译小说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目前的篇目来说，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被看作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林译小说的贡献或者说奇迹，是主要由一人之力把世界文学的感性图景展示在中国文学视野当中。相对别的翻译家的翻译，只有林琴南一个人最系统地把世界文学翻译到中国来了。
对于今天的会议主题来讲，所谓的经验和传统，林琴南的一个观点或者说策略路径非常重要。他是反对新文学的名流，但必须论证西洋文学的价值，否则林译小说的价值就将存疑。于是，林琴南说西洋文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符合中国经典文化、经典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章义法，西洋文学与《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思想表达、文章美学非常相近。从这一点上讲，本土传统和民族性对于世界经典文学、世界文学价值就有了一种相互印证。这一论证路径正好与后来的新文学反其道而行之。新文学认为中国旧文学没有新价值，传统文学没有当代价值，文言文没有语言使用价值，于是要用西洋文学否定中国文学。林译小说强调西洋文学的价值根据是因为符合中国古典传统，用文言翻译西洋文学也就是开拓了我们认识民族文学、本土传统及其与域外文学的一种新的观点路径。显然，这个路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新文学抛弃了。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讲，不以功利立说，林译观点甚至可谓视西洋文学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域外别传，由此传统与当代、中国与外国的互通跨域便成为一个历史现象，也一直是百年以来延续的过程。新文学包括第一代在内的前几代作家就诞生于此过程中。考察周氏兄弟、胡适一直到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如徐志摩，他们的早期史料包括书信、日记、作品等，可见出无一不出身于林译小说。可是以前所有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虽然都要谈到林译小说，但几乎没有对林译小说进行足够的正面阐释，林琴南很快就成为反面人物定格在历史上了。林译小说孕育了新文学，催生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新文学者，情形类似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压榨剥削工人，但因此催生了自身的掘墓人——工人无产阶级。林琴南林译小说就是中国新文学诞生的资本家，鲁迅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鲁迅文学出身于林译小说，但是他想与林译小说作对。在日本弃医从文后与他的弟弟合伙搞了两本《域外小说集》翻译，结果惨败。但《域外小说集》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后的《狂人日记》做好了铺垫。《狂人日记》与林译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文学、现代文学的融会和新创。《狂人日记》的题材、社会生态、人际关系都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经验内涵，但是文体、美学观念融汇了中国古典和世界现代文学。中国古典内涵和传统的叙事、修辞、结构概念乃至讽刺技巧等，都融汇在《狂人日记》中。从世界现代美学解读看，《狂人日记》又是整体结构性的象征主义小说，现代主义的象征美学、荒诞变形的手法、心理变态叙事以及语言修辞技术，都跟一战、二战时期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流变暗合，所以很难说《狂人日记》是能用某种主义限定的小说。再延伸看《野草》《故事新编》，尤其是杂文，鲁迅文学全面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路径，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与经验，并为世界文学的动态构成做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对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重要的是要通过他的“被翻译”来说明。鲁迅是一个翻译家，翻译外国文学到中国，首先要谈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翻译，其中同样有必要去认真讨论鲁迅作品被域外的翻译。鲁迅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的传播就是鲁迅文学的被翻译。这是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确证。通过这个途径，你才能真正明确和落实探讨中国百年叙事经典与经验的世界性和價值地位，即我们不能封闭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讨论这个会议的主题。我想今后也许在这个方面有所努力吧。谢谢。期待大家指教。
杨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三位教授对中国百年叙事的讲解，从不同的层面攻打今天会议的主题。中国文学百年叙事有着错综复杂的变化，就像一条变动不居的河流，不断地有新的因素加入，也不断地有旧的沉淀下来，有些是已经成为经典的经验，有些是尚未成为经典的经验，以及可能无法成为经典，但仍然是文学史重要构成的经验。接下来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把“中国文学百年叙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与其他时段的中国文学叙事相比较，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无法忽略的，那就是这一个百年的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成型的、规模化的性别叙事。下面有请长期负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专业委员会的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说说百年文学叙事性别方面的见解。
乔以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谈到百年文学叙事，性别也是维度之一。实际上，经典问题既有理论内涵也具方法论意义，“女性文学经典”这个话题的提出，正是以之为方法的一例。女性文学从80年代开始成为比较醒目的文学现象，研究者由关注新时期的女性创作起步，随之往前延伸，追寻女性创作的历史，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对经典的认知。近年既有这方面的课题立项，也有专题研讨会召开，不过相关讨论还是初步的，有待继续深入。
何为“女性文学经典”？它指向的是女性创作的优秀文本，还是在“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具有某些特质的典范之作？这牵涉到如何理解女性文学概念以及女性文学经典叙事与百年文学叙事的关系。对此大家的认识不尽相同。我倾向于前一种思路，即不是将女性文学视为一种本质化的、独立于百年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类型，而是借以强调基于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性别文化的反思，自觉关注创作者的性别身份、文学文本的性别内涵以及文学活动各环节的性别因素，丰富和深化对文学的理解。另一种情况，是将具有比较鲜明的女性立场、突出体现了女性意识和女性生存体验的创作从整体文学中分离出来，凸显其异质性和独特价值，强调它对文化传统的解构力量。无论哪种理解，都是试图促进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文化的建设。而当研究者面对具体作品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判断标准。比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无字》均获茅盾文学奖，前者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后者（也还有《方舟》等小说）的性别意识显然更为突出。如果讨论作品的经典性，是侧重于前者还是后者？抑或二者都在考虑之列？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在具体进入作家作品的探讨时，究竟将“性别”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如何处理这方面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离不开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以及对它与百年文学叙事之间关系的认识。
对于这个问题，我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一是对女性文学与所谓主流文学作同一性的理解，将前者视为整体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分离开来的另类。尽管从性别视角切入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性别差异使具有女性身份的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相对于主流文学有独到的地方，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本质上的区分。现阶段之所以提出“女性文学”进行专门探讨，是基于性别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它并非仅仅关乎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文化行为。二是有必要突破静止、僵化地理解女性文学的思维模式，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女性文本的经典性。不同时代出自女性之手、具有一定的文学创造性的作品，不一定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性和性别平等意识，内容也并不是仅限于私人领域、女性题材，而是有可能包含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也包括多样的文学形态，所以对作品经典性的把握应当采取历史化的态度。三是要有综合的眼光。当我们有意识地借鉴性别视角对作品进行考察时，这方面的因素自然容易被凸显出来，但它必定是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这就需要对女性文本中的性别因素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学审美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避免单一视角可能带来的偏颇。总之，从“女性文学经典”的角度进行百年文学叙事其实是一种文化建构。这个话题的提出具有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双重意义，可以促进对文学与性别关系的思考。
张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经验、经典、叙事三个关键词，讨论问题的背景是百年中国文学。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有一种“经验很多、经典很少”的特点。比较而言，传统中国文学则显示出“经验少、经典多”的特征。为什么呢？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经验，有一种恒久不变的特征，社会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很少有什么变化。农具、家具、服装、食物并不是很丰富，日常行为也比较单调，但不断催生着各种各样的经典。相反，现代中國的一百多年来，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日常生活经验和物质系统非常丰富多样，却难以催生与传统文学相媲美的东西。有人可能会说，传统的古典时代时间长，现代的时间跨度太小，所以才会有经典数量的差异。那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在短短一个世纪内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呢？所以，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叙事”上。叙事就是把经验、碎片编织成可理解的整体的中介。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个价值问题或态度问题。古典时代的人在叙事问题上没有障碍，他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非常确定，自从那些古代的经书确定之后，进入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社会、人的看法和态度，非常确定，很容易产生稳定的叙事姿态和叙事态度，这是经典产生的重要支持和根基。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社会变革，开放国门跟世界接轨，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经验蜂拥而至，层出不穷，而且这些事物和经验，跟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很大的差别。面对多样化的又缺乏统一自性的碎片化的新经验，人们有一种难以适从的感觉，仿佛被淹没了。匆忙中不知道怎么样把碎片经验变成叙事总体。百年来的探索，小范围内不能说没有经验，但从总的文学史看确实有问题。我们知道，20世纪的总体叙事中，“启蒙”和“革命”成了两个关键词，成了叙事的引领者，启蒙是个人的觉醒，要培养“大写的人”。启蒙的敌人是以封建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家族文化，个体的觉醒伴随着对家族群体文化的激烈批判。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年，出现了“革命”这个关键词。革命叙事的目标，是阶级意识的觉醒。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决斗。革命的敌人，不只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家族文化，更主要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或者叫剥削阶级。其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革命大家庭。这其中似乎缺少了一些环节，单独的个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觉醒的人，作为一个流浪汉，从封建家族杀出来后不知道干什么，他可以革命，也可以流浪，最终的归属是革命大家庭。但一个人的正常归属，应该是家庭。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它承载着繁衍、教育、团结等重要的社会功能，更有满足“爱欲”的功能。家族当然也可以满足这其中的部分功能，比如繁衍、教育、团结，但家族文化的叙事核心不指向“爱欲”，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心理是很次要的，或者说根本就不进入叙事。现代家庭基础是“爱欲”，如果最基础的心理没有了，家作为社会分子的单元就不稳定。
我想用俄罗斯文学来做比较。1860年代“废奴运动”之后，俄罗斯社会并没有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想象的那样好，而是呈现了一片混乱的状况。很多思想家、理论家、文艺家都在找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原因在“家庭”的变异，变异的家庭叫“耦合家庭”，两个人结合成家庭，不是因为真正的爱情护着信仰结合在一起，而是随意的，碰到谁就是谁，就像动物一样，动物也是随意碰到一起。这种“耦合家庭”导致社会根基的腐败，并从中催生了一大批问题人物，梅斯金、少年阿尔卡其、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社会变异导致家庭变异，进而导致人的变异。这足见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主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叙事作用。这让我想到20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启蒙个人叙事”和“革命阶级叙事”，但与家庭相关的“日常生活叙事”缺席或者说不足。今天的叙事，尤其是长篇叙事，依然面临这个问题，作为作品的主角，要么是孤零零的个人，要么是扎堆的群体，缺少肉身或价值意义的归属感。一般而言，“家庭”“日常生活”主题，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缺少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从而遭到批判否定。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今天的叙事碰到巨大的难题，到底是个人主义以及由个人主义衍生出来的现代家庭，还是传统的家庭集体或者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作为叙事的总体根基，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叙事面临的重大难题。
邵燕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南方文坛》和燕玲主编的感谢。《南方文坛》确实是我们很多批评家的“娘家”。另外，自从十年前我转向网络文学研究以来，也好久没有开传统文学界的会了，也像是回到了“娘家”。这十年来我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借宝贵机会把我最新的想法向老师们汇报一下。
先谈经验。以文学叙事表达经验，最主流的叙事模式是我们熟知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为参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文学叙事方式背后是启蒙价值观，这是典型的宏大叙事结构。齐泽克在谈到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被现代小说取代时，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洞见：要探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变迁，最为简易的方式就是密切注意，某种艺术形式（文学等）何时变得“不再可能”，并探讨其原因。我研究传统文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也是觉得现实主义叙事遇到了“不再可能”的困境。宏大叙事模式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瓦解，其社会心理转型的时间节点，按照东浩纪的说法，在西欧是在一战之后，在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在中国是在1990年代。宏大叙事凋零之后，“纯文学”方向发展出“现代派文学”，直面价值的虚空;通俗文学则向幻想文学的方向发展，以“捏造的宏大叙事”（或称“拟宏大叙事”）进行替代性补偿。对中国网络小说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文学源流的代表作——托尔金的《魔戒》（欧美奇幻文学）、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日本太空歌剧式的小说和动漫创作）、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国通俗文学）——都是典型的“拟宏大叙事”。
我们的学生是后现代一代，也是网络一代。我觉得自己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我的文学观里包含世界观，他们包含的是系统观。他们也经常谈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也不是夸张变形，而是设定出来的，從最底层的规则（比如是否遵守万有引力）到“人设”，是一个个与我们的“三次元世界”平行的“小世界”。这种系统观是从电子游戏来的。西方的流行文艺叙事，从奇幻文学到影视到桌游到电子游戏，一直在不断建造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福柯“异托邦”概念解读的“小世界”。电子游戏是最匹配网络媒介的文艺形式，是网络时代最主流最受宠的艺术形式。由于电子游戏很挣钱，大资本可以把全世界很聪明的人吸引过来打造游戏世界，使游戏世界有良好的平衡感和可玩性。
我是从文学路径进入网络文学研究的，对于电子游戏对网络文学的影响一直重视不够，或者应该说是感知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随着网络媒介的日益主流化，电子游戏对网络文学的根本性影响越发显露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虽然网络文学目前主要是以类型文学为主导的通俗文学，但在叙述的自觉方面，却对传统文学形成了某种“降维打击”的优势。比如，我们在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中，都特别推崇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叙述分叉”，但日本Galgame游戏中，分支叙述是基本结构，网络小说中的穿越文、重生文、系统文，以及近两年特别流行的“穿书文”，都是将之作为基础设定的。再如，罗兰·巴特当年提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一种先锋的理念。但在网络文学中，每一部都是“可写的文本”，尤其在2018年起点中文网上线“本章说”功能后，读者参与度越来越强，他们更是“玩家”。
网络文学经验的表述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意义上的现实经验的表述，而是传达一种心理经验，是一种欲望真实。网络文学发展二十多年，别的不敢说，但有一点敢说，就是它非常完整、细致地按照年代变迁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欲望真实。每一种新的类型文的兴起，都是找到一种与当下人们心理模式对应的世界建构系统，并且找到了特别能给读者带来“爽感”的作弊系统（金手指）。当新的欲望模式出现了，类型也会发生新的变迁。所以，考察网络文学这些年的类型文发展，可以考察国民心态的变迁。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必须换研究模式，不能就网络文学谈网络文学，甚至不能就文学谈网络文学，必须考虑到媒介的变迁，文明形态的变迁，主流文艺叙述规则的变迁。现在网络文学的研究最大的难题是理论创新，好的博士论文需要自创一些新的概念，有的是核心概念。
经典是另外一个问题。网络文学虽然才发展二十多年，但由于网络媒介的频率快，发展的速度也比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快。在2015、2016年已经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我叫“泛二次元转型”或者其他的命名。我两年前提出“传统网文”的概念，相对于“传统网文”的“拟宏大叙事”结构，“泛二次元”网文的写作更是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更依据于电子游戏的底层逻辑和数据库。这样的写作，是否还有经典？如何确立经典的标准？这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讨论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话题，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式是进行范围限定，限定为“传统网文”。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听了各位老师所讲很有启发。百年叙事的时间很长，长时段肯定是一百年，主题是革命，后来其他各种命名，包括改良、改革都可以在此大背景下，文学肯定是在线或者想象的过程，各位老师讲的就是从集体经验到个人经验以及其他的启蒙，从外国文学到中国文学，促成了现代文学的发展，等等。我自己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很难把握。吴俊老师讲的鲁迅小说和贺绍俊老师讲的开端，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巨变，今天还在讲巨变，整个文学格局从以前中国古代的诗文变到主要是叙事文学为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切入点，但百年很难把握，所以我想讲一个简单的。
我最近在写东西《回响》的评论。我讲这些个人经验、先进经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就是《狂人日记》一直到后面都有很多人写的，到东西的《回响》也写了两个疯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代文学为什么从写疯子开始，自己并没有想得太清楚。东西的《回响》其他人都在逃避责任，最后是疯子敢于承担责任，这个话题也非常沉重。
王春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小说评论》主编）：我说一下对百年叙事的看法。我们的叙事经验很丰富，但经典又很少，其实也是一种尝试。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数量稀少，如果有一大堆说是经典，这种说法就可疑了，古代文学流传下来的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数量其实是有限，由于数量稀少有限才会经典，大概有这样的辩证方式。在这里也没有能力对中国文学百年叙事作判断，只是取一个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实，最近若干年来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为标志，中国作家开始受到了世界的关注，相继获得一系列国外的文学奖项，高行健早在2000年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不是中国作家，是法国作家，是汉语写作的作家。如果有海外汉语创作的传统，我觉得应把高行健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范畴加以理解和判断。高行健、莫言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刘慈欣获得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获得最高的安徒生文学奖，年轻的中国作家钱佳楠刚刚获得了2021年度欧·亨利文学奖，阎连科、王安忆、残雪几次入围布克奖最后的名单里，所有事实都证明中国文学或者是现代汉语写作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肯定，我觉得这一系列奖项的获得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这些作家能获奖？最重要的原因是与作家写作才能有关系，就是与生俱来的天分有关，不管是写作天分，还是文学才能，为什么莫言就拥有文学才能、文学天分，其他人就不具备写作才能、写作天分，我们只能表示敬重表示敬畏。在承认作家相继获奖的个人因素、艺术天分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1976年或1978年后进入新时期文学后，已经有超过四十年的时间跨度，经过四十年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积累，现在获奖作家以在国外相继获奖为标记，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出现，我称之为当代汉语写作高原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水涨船高。如果没有新时期文学以来整个汉语写作水平的总体提高，很难想象有刚才罗列的一系列作家获奖的事实形成。如果我们承认四十年整个文学创作、文学积累已经形成了当代汉语写作高原的文学现象，在这里最起码可以罗列出二十位左右的作家，这些作家都是当代汉语写作高原的组成部分。除了刚才提到的作家，还有王蒙、贾平凹、阿来、陈忠实、汪曾祺、王小波、韩少功、王安忆、铁凝、北岛、李锐、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迟子建、史铁生，以及在座的东西，这些都是当代汉语写作高原当中的组成部分。换一个角度，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或高行健获奖是不是意味着创作思想艺术水平就远远高于其他没有获奖的作家，其实他们的创作很难作出简单的判断，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们的创作成就处于多重之间，可以相提并论或并肩的作家，莫言或高行健获奖只是相对于自己的同行来讲更幸运而已。如果我们承认在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确实可以出现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现象，出现了我说的那一批作家，观察这批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出生的年代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这批作家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可以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一代。
赵牧（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这段时间关注女性身体如何在抗战大时代背景下被意识形态征用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草明《受辱者》等，在抗战期间以小说的形式触及女性在抗战之中身体如何被宏大意识形态所征用的话题，也就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利益，服务于大的时代背景。《我在霞村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贞贞被日本人掠去，大概是做了慰安妇又回来了，但其实是利用这个身份给抗日做了工作的。但村子里很多人都对她有意见，各种风言风语，让她很受伤，所以到最后她决定离开，于是丁玲给她指明了一个方向到延安去，这涉及一个话题：关于女性在革命里的失贞，以及什么是贞洁的问题。丁玲在思考一个话题，宏大的社会政治或者民族国家话语征用女性身体而不加珍视，也就是她要用启蒙话语质疑革命中的群众话语。草明和丁玲一样都是左翼作家，丁玲还是带着启蒙主义的视角，质疑或者怀疑宏大叙事、革命或民族国家的东西;而草明《受辱者》写一个女工人受到日本人的侮辱后，回到自己的姐妹中间不敢说这样的经历，撒了一个谎，但这中间，有当汉奸的人知道，就对她指指点点。这个女工开始很有压力，但最后觉悟了，化悲痛为力量，响应革命号召，把工厂破坏掉，最后死了，为抗日做了贡献，而又同时牺牲了生命。丁玲对女性的看法持怀疑态度，也有质疑革命叙事不合理的层面，草明作为左翼作家，还是用一种非常主流的观念，认为女性服务于民族国家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必须的。問题是这个观念的背后是女性的失去贞洁和牺牲生命之间的联系。身体如何被宏大的意识形态征用，所依据的意识形态观可能涉及革命经验：女性自主或启蒙的经验。此外还有基督教背景的作家所征用的来自西方另外一种文化或基督教的理念。因此，同样处理一个问题时，所依据的是革命、启蒙、西方基督教，如果把西方的东西泛化，这个基督教精神也可以视为现代性，或者至少是现代性内容的一部分。小说都写作于抗战时期，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百年叙事中，很多观念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而是不断循环的过程。
陈祖君（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百年叙事的经典问题，我们经常讲从传统到现代，我想说说从大陆到海外。综观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可以说是一个多重经验、多元经典的状况。我们经常以白先勇的《台北人》《纽约客》，还有更早的钟理和《原乡人》为例子。原先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感受只是家国之痛，后来觉得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许多马来西亚作家对原乡的追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把台湾作为原乡的替代。到了白先勇这一代作家，《台北人》写的是放逐的经验和失败的伤痛，而《纽约客》则写再次流放的飘零。不少华文作家经历了二度流放，除了白先勇，还有洛夫、痖弦等，他们移民出去，其作品传达了飘零、离散的经验。刚才王春林老师谈到了高行健，从内地出去的还有严歌苓、哈金等。与内地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不断的放逐，其个人主体性已从群体经验中脱离，或者说作家的叙事已从平庸的公共经验中脱离出来，每一个作家汪洋恣肆的个人叙事，都从不同的视角观照中国的百年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呈现多重的经验。谈到经典这个词我多说一句，内地文坛很长时间才来一次“寻找”或“树立”，百年或者至少几十年，太长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德威等人就在台湾每年来一次编选本年度文学经典的活动，按文类编选当年创作出来的经典。他们树立经典的做法有其历史原因，当时台湾的中文写作还没有多少好作品，需要及时遴选并树立当代经典。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陶庆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首先，今天我们讲百年叙事这样的主题，基本上是往回看，讨论这一百年怎么走过来;与此同时，在这个节点上还有一个往前看的历史任务。正如同国家发展要站在今日世界发展趋势的节点上，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也要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一些判断。对于过去百年，我们党的叙事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节点。那么，在2035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前，中国文学站在2021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是不是应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新的定位，确立更为开阔的方向，确立新的国际化面向？
首先，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的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如此自觉、如此主动、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地介入到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文学现象以及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学经验该做怎样的总结和讨论？从宏观发展的经验看，在世界范围，都没有一个这么悠久、这么广阔的农耕文明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基本国家建设的经验。我们的文学既是记载了这个民族面对快速现代化的痛苦经验，也在描述着这样一种农耕文明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农耕文明太发达，这既是约束也可能是新的起点。尤其是面对着工业化在给世界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時，也给人类世界造成极大的不平衡、制造许多不安定因素的当下，经过现代化的农耕文明，是否可以反哺工业文明的创伤？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百年文学正在面临着一个继往开来的新起点。
其次，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段看，过去一百年大致是一个启蒙、革命、新启蒙的历史进程;而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新启蒙，一方面自觉地参与并推动了这样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市场化进程中自身被边缘化了。这就带来了很多全新的问题。比如，我们看到网络文学在一套全新的文艺生产机制中异军突起，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样式上，都是全新的。这样的文艺表达该怎样去理解？坦率地说，我们今天并没有寻找到理解分析这种文学创作的方法论。而且对于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没有现成的方法论，它需要我们有特别的理论创新能力。
在近三十年快速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内部有几组矛盾隐隐浮现：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个人与群体等。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最为关键的是群体与个人的矛盾关系。前三十年我们的文学比较强调集体主义叙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看《金刚川》《八佰》这样有关抗美援朝、抗日战争的电影，当它以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化叙事进入这段历史时，总会有让人不适应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不仅仅将扎根在土地上的一代人卷入到城市中，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一个孤零零的个体，而且市场化进程也改变计划经济时代以集体力量推动工业化的方式，彻底地将个人改造成市场社会的独立存在。伴随着单位制在今天社会的基本解体，个人几乎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可感可知的唯一真正主体。但是，现代化条件下个体的真实存在，是否意味着中国要建立个人主义叙事，这却是需要讨论的。个体的存在与个人主义叙事之间，在我看来，并不必然存在着一种对等的关系。我们现在说的个人主义叙事，其理论根基是在欧洲基督教背景下发展出的一套处理人与上帝、人与社会、人与人基本关系的体系;很明显，这种个人主义叙事的理论根基，与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关系并不一致。因而，我们在处理现实与历史问题时，如何将我们今天的个人主体感觉与宏大历史叙述结合，如何将拼搏、挣扎着的个体融入社会整体的演进中，可能是我们今后文艺创作的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看一下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青年观众群体中得到的呼应，这其中的经验也许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最后，对文艺形式的理解。从洋务运动以来，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艺思想中，从现实主义转型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也一直追随着西方的步伐。但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总会有不同的作者在追随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向中国自身的文学经验开放。比如汪曾祺，他的很多小说是用“小说”这种文体框不住的。批评家会说他的小说追求散文化，有风俗画的特点，等等，但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文体概念，去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汪曾祺这种“不像小说的小说”？比如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纪传体等传统概念转化出新的文体概念，来定义或者描述这种具有自觉文体创新意识的文学创作？这种命名方式也许可以激活对这些文学创作的重新理解。这可能是我们在讲百年叙事中非常崭新的问题，而且确实难。
李国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大西北文学与文化》主编）：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提高理论感，最近读孟繁华的文章，讲批评的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南方文坛》二十年前的文章被重新推出，仍然得到热烈呼应，说明文章提出问题的价值延伸至今，仍然是个问题。这篇文章其实只写了一半，我读他的本意，期待他“无用之学”那一半如何形成理论，可惜没有展开。那一半其实包含着对理论的召唤，他所理解的理论感，当然不是没有思想的智力游戏，而是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有着更高层面的思维形态或思想形态。他前面讲了工具理性，似乎我觉着他更期待价值理性。我还注意到孟繁华和相关“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讨论，朱国华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连又相离的讨论，关于外来理论的侵袭，关于本土理论的失守，已讨论多年，近年似乎尤为迫切。这是一个问题。我也注意到张学昕最近对南帆的访谈，南帆说“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文化具有很高的理论含量，这些对象完全可以承受深度理论分析”。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总体上，当代批评焕发出的理论感还是不足的。80年代以降，经过充分讨论提炼，有许多理论命名，也提出过不少理论命题，但是晚近的文学批评存在这样的问题，要么是实践不够难以总结，要么是不能总结，要么是没有充分能力总结，有一个批评的理论感、批评的理论能力问题。我引用经典作家所说，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永远抵达不了科学的高峰，当代批评，如果理论感不足，那么它的高度就要降低。
杨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当代文坛》主编）：这次会议有三个关键词：经历、经验和叙事。《当代文坛》创刊于1982年，创刊时的宗旨就是希望用文学评论的方式，沙里淘金，为文学史留下经典。因此，关注百年中国的文学叙事以及变迁，是2017年以来杂志的聚焦点。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很多专家比如程光炜老师、吴俊老师等，都在我接手杂志的第一时间给予我们支持。程光炜老师主持的《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吴俊老师主持的《制度史研究》，都汇聚了当下优秀的学者，对中国百年文学叙事有非常精深、深刻、细致的梳理。自2017年开始，《当代文坛》每年都会多方协商出一个年度选题，较为深入地讨论这些现象中有没有可能产生出经典。比如2018年的年度选题是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洪治纲教授主持的非虚构文学研究，2019—2020年的年度选题是由四川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因为在百年中国文学中，地方不仅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方法和路径。经过两年的持续探讨，“地方路径”在学理上慢慢清晰。在后续的研究中，或许也可以成为中国百年文学叙事：启蒙、革命、现代性之外的第四个主题词。
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想法。讲到中国百年文学经验，有没有一种经验是创伤：作为一种经历或者经验。作为一种经历，中国百年历史跌宕起伏。作为一种经验，当代作家作品中大多都有创伤书写——现实的、心理的。因此，创伤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的主题呢。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最早起源于我读了顾彬老师2013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全名好像是《高行健与莫言：再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危机》。我们知道顾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历来都不高，在他的很多文章和发言中，都提到过百年中国文学只剩下几位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等。顾彬认为莫言、高行健小说或者中国当代文学小说并不能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处理创伤没有自觉性，正是缺乏处理自身经历的创伤，所以没有将之上升为一种普遍经验的能力。作家本身缺乏穿透个人经历的力量，所以整体表现为缺乏穿透时代的力量，没有把个人的观察转化成共同经验的能力，他认为，作家如果可以克服个人痛苦的经历，冷静下来，以宽容的态度来直面创伤，或许可以获得更深广的经验，进而成为经典。确实，中国文本中曾经记载了很多的伤痛和伤痕，但早期的“伤痕文学”似乎都更指向人在伤痕面前悲剧般的崇高感。从某一个时间之后，创伤经验的处理又出现了很多的反崇高甚至是戏谑和消解。我个人对“创伤”这样一种文学经验非常有兴趣，希望看到更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再次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曾攀（《南方文坛》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今天“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的百年叙事”的话题非常好，看似很宏大，但也可以容纳许多细微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汇聚为文学经典的要素。会议的议题是白烨会长和张燕玲主编定下来的，《南方文坛》今年专门开辟了一个《百年叙事》的栏目，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了历史梳理、经典重读，而且还包含了若干专题如鲁迅研究、戏剧研究等，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能够赐稿支持。关于百年的中国文学，我谈一点小的感想。百年叙事放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讲，可能是比较细微比较薄弱的，但是我们的百年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百年，传统与现代在此剧烈激荡，所以意义非凡。《南方文坛》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新南方写作的专题，试图以新的经验，冲击和补给经典，为其提出新的命题，甚至创造新的经典。文学史中的南方写作，从世界范围内的福克纳、马尔克斯，到国内苏童、格非、欧阳山、陆地等，文学视域中的“南方”已然形成了一个经典谱系。我们当下重新策划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一方面是出于国内外新的区域整合，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南宁召开，以及作为自由贸易港的海南等;另一方面则是当下的南方写作突破了以往的地理性限制，南方不只是热带雨林、乡土世界、小桥流水等，更有海洋、岛屿，比如丰富多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蓬勃热烈的海南写作等。可以说，文学经典在当代经验的扩展中，必将不断遭遇挑战，因而需要创生新的命题，实践新的探索。
崔庆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我覺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好。今年是建党百年，我觉得从百年的角度总结中国文学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白烨会长一开始就谈到，一直以来我们缺少从党的文艺方针角度谈百年中国文学，今天借此机会正好提出新问题，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文学内部进行，但整个中国百年文学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它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特别重要。作为刊物，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做更多这方面的选题，期待各位支持，在此向大家约稿。
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感谢主办方把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正如白烨会长所说，这次的学术研讨会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具有非凡的特殊的意义。前面聆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让我深受启发。大家的发言以新的眼光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百年叙事，从历史的新高度阐释中国文学繁荣与发展形成的经验与经典，既有宏观的扫描，又有微观的观照，为我们开启了更深刻理解百年中国文学在不断传承、发展与深化当中深层积淀和深厚滋养的新研究旅程，让我受益匪浅，也让在座的各位师生受益匪浅。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给我们带来的学术盛宴。■
（周丽华根据会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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