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进：在本栏目以往发表的导语和论文中，我们一直试图突出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一再申明，“翻译问题”所指涉的绝不止于译文和原著的关系，而是囊括了从生产到阅读，从流通到消费，从宣传到教育，从文化认同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翻译不是由此及彼的透明的過程，推动文学翻译的也绝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或学术力量。诚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1998）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翻译生产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文学的、商业的、教育的、技术的，也有宣传的、外交的，“然而，没有哪个译者或翻译机构的发起人，能希望控制或者意识到生产翻译的每个条件;也没有哪个翻译代理人能够预期到每次的结果，或是预期翻译的使用情况、效能与传递的价值观念”。这意味着，一方面翻译当然事关策略与风格，预设了种种价值目标和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恰恰因其关涉作者、译者、读者、推广和出版机构等诸多环节，任何一方都难以掌控全局，因而反倒揭橥了翻译过程中的各类不对等关系和知识盘剥，促成了对于整个流程中权力运作和话语操纵的省察。

　　本期的两篇文章均与此话题相关。第一篇是来自西班牙的著名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的《欧洲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以阎连科为例》，原则上说这并不是一篇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的文章，但其问题意识和切入视角却始终不离翻译。菲萨克是精通汉语的学者，同时也是一名译者，甚至从事西汉双向翻译，曾经将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可见确是一位“外译”好手。论文讨论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话题，即以阎连科为例，印证欧洲文学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但与一般的研究有所区别的是，菲萨克自觉于身为一个西方人的理论位置，对于翻译问题特别敏感。她的讨论大概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从“大地和脚，回来了”一句在英、法、西语翻译中的差异，引出了阎连科作品中宇宙神话的叙事风格，作者列举《四书》中有关的章节，展现这组故事如何以《圣经》的段落开端，而又以西绪福斯结束，并经由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神话叙事相融合，传递出独特的意涵。这便引出讨论的第二层，即阎连科的“神实主义”。菲萨克认为，“神实主义”的提出来自作者对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及拉美小说发展脉络的观察，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全因果”和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零因果”，再到拉美文学的“半因果”，阎连科通过阅读不断反思文学中内在真实和外在真实的辩证，最终形成了自己“神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同样的，菲萨克不忘提醒我们，阎连科的这些外国文学储备都是通过“译本”来实现的，“神实主义”也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学传统相互融合、对话协商的结果，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其来有自，也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一直身处“世界中”、从未脱离“世界”的语境。

　　第二篇是卢冬丽教授的《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论文以当代乡土文学作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代表，追索其在日本文化语境中从无到有，落地生根的过程。卢教授借用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理论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翻译操纵论，将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归结为目标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和接受文化中的主流诗学，强调日本译者和日本文化氛围对于译本流通的影响。其讨论从被选择的作品、作者的谱系到读者阅读兴趣的转变，从译者的文化身份（多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到出版机构的营销策略，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对于日本读者来说相对陌生的异域题材何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中的偶然与必然，在在令人回味。例如特定历史时期日本读者对于中国社会的猎奇心态、出版社关于“禁书”的宣传噱头，莫言、阎连科等作家获得的国际奖项，皆因一时风云际会，对书籍销量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偶然当中也有必然，那就是一代日本学人孜孜不倦地阅读、研究、翻译、推介，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开拓出一个较好的阅读接受的空间。在文章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外译难以更进一步，或许是由于“中国当前的乡土小说‘缺少的似乎是一个形而上的无形世界”，而“中国乡土的特质和世界性情怀的糅合是中国乡土成为世界性中国乡土的必经途径”。我倒以为，我们不必急于下此论断，读者不妨将本期的两篇文章对读，也许能收获一种对话的效果。“中国乡土文学”未必真就那么“土”，其“关怀”未必就没有世界性的因素，或者说，与“世界性情怀”对话的可能。我们的翻译该如何处理这种对话的空间，从而找到共情的可能，正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