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一

　　二十多年前，在老家小城复读，闲时去新华书店，看到一本诗歌年选，里面有一组于坚的诗，写到花篮、露水还有早晨之类的。那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叙述着常见的事物，很新异。在此之前，已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文学——读语文老师推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大名著，还有地摊收罗来的《丰乳肥臀》、三言二拍等，还曾在学校图书室借阅过《边城》，那时不知其有名，只读得晕晕乎乎似懂非懂……那时十六七岁，对文学有一种半真半假的热情：将《普希金诗选》（盗版）摆在宿舍床头显眼位置；默记着汪国真的句子：如果不曾相逢/心就不会如此沉重/可若真的错过/恐这一生都不会轻松……

　　高中时曾因身体原因休学在家一段时间，信息匮乏的年代，见得到的只有那个理着平头、穿绿制服的邮递员小哥定期送来的一沓报纸：《人民日报》《大众日报》，还有版幅小得多、纸张差得多的县报。县报上有副刊，副刊里总出现一个名字：刘清才。豆腐块大一块位置，总是他的。当时，甚感其文辞华美，触动很大。其中一篇，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叫《化茧为蝶》。讲的是虽失去双腿，但期望自己能飞升起来，就像梦里翩飞的蝴蝶。

　　读到那篇文章后不久，我就回到了学校。在那个一到冬天就黄沙漫天、冰凌遍地，满城尽是煤烟味儿的小县城苦读三年，却很遗憾地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复读是极度苦闷的，新华书店那样的记忆不多。但这仍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查到成绩时很失落，填报志愿时便有些随意。第一志愿报了当时热门的法律系，录取的却是第二志愿汉语言。填志愿时，“汉语言”和“汉语言文学”一起在志愿目录里躺着的，看不出有任何区别，直到很无谓地选了前者，直到课堂上迎面而来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音韵学、计算语言学、乔姆斯基，甚至还有线性代数……才明白发生了误会。于是，大概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决定转学汉语言文学。

　　当时的大学尚无转专业一说，只能自学。便去旁听中文系的课。在此之前，我们那个只有三十人的语言学小班，也开了文学史的课，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是刚博士毕业参加工作的李遇春老师。那时他三十出头，口才好，滔滔不绝。他讲朦胧诗，舒婷、顾城、北岛、白洋淀诗派，给我印象最深。他还说那些诗他摘抄过，我也便弄了个本子摘抄。抄到“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时，就跑到学校山坳里，面对铁壁般的松林，只觉一股怆然之气直冲顶梁。

　　我的大学在一座山上，茂林修竹，景色优美，连宿舍楼都是古色古香的老建筑。窗外几人合抱的大樟树，一棵挨一棵。还有春天的白玉兰、秋天的桂花树，幽深静谧如一座花园。宿舍楼里驻着文学社，我也模仿着写诗，在校报上发一些肉麻到自己不敢愧领的句子。语言学的书被撂在了一边，在图书馆看的是《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全集》，也在树影斑驳的宿舍里读了《倾城之恋》《活着》《百年孤独》。

　　去旁听中文系课的时候，也差不多通读完了文学原理、文学史之类的教程。当时中文系的课最喜欢的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当代文学。戴建业老师正讲唐诗，他咚咚咚地跺着脚演绎“盛唐气象”，几句话就冒一句“你骇我吆”……那时二百人的阶梯教室肯定比不上现在B站人多，但二十多年前戴老师的现场风采想必也不是现在透过手机屏幕能领略的到的。讲当代文学史的是王又平老师，王老师有腿疾，但讲台站定便气定神闲，他讲《林海雪原》《创业史》、先锋文学、女性主义，并推荐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到利群书店买了一本，还买了他推荐的於可训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以及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已丢弃一边的语言学也没有完全丢弃，母校语言学系由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创立，他属现代汉语，我上课受启发最大的却是古代汉语周光庆老师，他上课总是发问，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那种纵深性的、环环相扣的问题须现场思考、作答，他总提到卡西尔的《人论》，那时我涉猎了一点，还很卖弄地搬出索绪尔、维特根斯坦跟他回应，遂得了些嘉许和鼓励。

　　书读完，课也旁听完，便决定考研。有两次高考不顺利的教训，备考时我没放弃找工作的打算，一边备考一边投简历面试，很辛苦。查成绩时心咚咚跳，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我拿着成绩去找李老师，告诉他我报考了他的母校，还通过了初试。他特别高兴，问我想报哪个导师，我说还没想法。他便建议我报他的导师，也就是那本被我划的满是道道的教材的作者於可训先生。

　　二

　　后来一切顺利，同一座城市，从这座山搬到了那座山。两座山相距不远，但那座山要更大，更高，也更有名——更有名的春天的樱花，更有名的山下的东湖。前两年我住在靠山的三环公寓，后三年则住在湖边。读博第一年，在一个三本院校代课，总是早起坐一辆蓝色大巴，穿过东湖去上课，大巴驶过有时细如羊肠有时疏可走马的湖心路，两边无垠的湖面会飞着白鹭和一种灰色水鸟……前些年回去，那条路已不再行车，而是改造成了著名的东湖绿道。

　　在简陋的三环公寓，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评的是贾平凹的《秦腔》。当时小说刚出版，回老家时在山东大学校园书摊购得一本，虽是盗版，却不影响我在假期熬夜把它看完。那时，住在老家刚盖起来却还未及装修的房子里。房在村西，那里本是打麦场。当时，村子要拆迁的谣言还未传开，为了拆迁争相盖房的热闹景象还未出现，但那片原先的荒僻所在，已隐隐有新村风貌。我就是在我那正在变迁的村庄里，读完了贾平凹写他村庄变迁的《秦腔》。

　　读完小说，写出了那篇评论文章，题为《乡村的断裂叙事》。后来发现陈晓明先生评《秦腔》用的也是“断裂”一词，便很兴奋地想写信讨教，后来忍住了。那是自己写的第一篇评论，很慎重。有下笔想法时就给李老师写邮件，他给了我建议，等文章出来先给他看，他在回信里我记得有“读你的文章让我感到很兴奋”这样的句子。我很窃喜，遂把文章给了导师，不久就刊发在了他做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上。碩士毕业前，又在那个刊物发了另一篇评当时正流行的底层文学的文章。硕士毕业时，有这两篇文章垫底，便选了新世纪乡村小说叙事研究这个题目。暑假没回家，集中翻阅了《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那些年刊发的乡村小说。当时，从三环公寓到图书馆，要走很长一段山路，上坡下坡，武汉暑热难耐，竟不怎么觉得。

　　那几年，山上搞改革，硕士学制是两年，第一年游山玩水，第二年毕业找工作，感觉没什么空闲读书。但山上学术氛围好，读大学时就常跑去听课，昌切、樊星、邓晓芒、赵林、李工真等“名嘴”的课常爆满，还听了冯天瑜、郭齐勇、池莉、刘醒龙、熊召政等人的讲座。那时，骑一辆破自行车驰骋于樱花大道，看云雾缭绕中的樱花城堡，更下定考研上山的决心。等到读了硕、又读了博，坐拥湖山美景时，真正享受这美景的时刻反倒不多了。

　　当然也不是去苦读了。那时读书，有一部分是为考试——考研考博；有目的有规划的读书倒是不多的，读什么书常常很随性。碰到投缘的失魂落魄，碰到不投缘的，哪怕声名在外炙手可热也多没坚持下去的耐心。虽也耐着性子啃了几本罗兰·巴特、杰姆逊、福柯、德里达，总觉得不偿失。倒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等更有感觉。有一次，大约是在读硕时，拿一篇文章去於老师家，老师看完笑眯眯地说，看这么多年论文，就发现两个人不喜欢加注释：一个是北大谢冕先生，一个是你。老师解释说他并不是批评，反而是很鼓励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前年请老师来主持答辩，又谈及写论文加注问题，他说他不赞同文章里横加注释的做法，文章有自己的气脉，别人的话有别人的语境和别人说话的气与势，加到你文章里肯定会有夹生感。当然，为了“合规范”或发表方便，写完后塞几个也未尝不可。

　　我当年写论文不加注，显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读书少且不懂“规范”。虽然现在需要“合规范”和求论文发表，也灵活变通，但大多数时候都努力让自己做到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就尽量少引用甚至不引用。这个观念的形成，还与当年读到王晓明先生的某个访谈有关，大意是：他不喜欢引用那些时髦的理论和概念，他觉得一个想法和观念，如果能用自己平实易懂的话来表达，就绝不搬弄那些理论术语和概念。这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鲁迅先生有言：“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这句话一直记得。一方面常觉自己浅，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浅点就浅点吧——别做烂泥塘。

　　别做烂泥塘，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懒惰和浅薄找借口，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装”模“作”样文章和文风的反感。当年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一本叫《灵地的缅想》的书，标题很吸引人，打开先是一篇长长的自序，写的是童年成长和坎坷心史，翻回去看作者叫胡河清。看完那本，又找了另外一本，黑色封皮的《胡河清文存》，编者王晓明做序，提到了作者短暂又夺目的一生。“夺目”放在当时和今天其实都不合适，因为胡河清的文字今天虽为不少学界中人熟识和肯定，但在当年甚至其后很多年，他都是一种被掩没的状态。记得王晓明先生在序言里为他鸣过不平。今天，推荐学生读胡的文章，自己偶尔也翻看那些当年倍觉惊异的文字，仍有深切的叹服。从华东师范大学宿舍楼上一跃而下时，他才三十四岁。眼看着自己的年纪超过他，一年、两年、三四年……想：年纪轻轻，怎么就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呢？

　　三

　　做文学评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非常难于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和人生，这决定了他说话、做事、写文章的风格。就像胡河清，如果不是那样不平的家世和成长，怎么会倾吐出那样的文字？但若放到当年，对这个问题我肯定张口就回答是才华。去年写一篇约稿，谈近年趋热的“作家批评”，看了业界评价很高的毕飞宇的《小说课》，果然很受触动。固然人有千面、路有千条，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那种有性灵的文字。《金蔷薇》《小说面面观》《诗品》《文心雕龙》《中国小说史略》《咀华集》当然是性灵的；朴学经学训诂考据，谁又能真正无我？文字本是纸上物，有了性灵，才有温度。而有性灵、温度，即是有“我”。

　　可“我”又在哪里呢？

　　博士毕业时，论文选题是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研究，比硕士论文往前推了十年。答辩两年后出书（《“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补了篇“后记”。里面说，博士选题看似顺延，但事后来看却包含着某种“必然”：

　　因为正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转型步入了一个显著的“加速期”，而在此之前（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两百年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不曾像这段时间这般迅猛、激烈、广阔。数字是空泛僵化的，切身感受才最具冲击力，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离开故乡农村进入城市，那时的故乡已经开始发生很大变化，比如修马路、通自来水、播种收割的机械化等等，直到新世纪前后，这种变化更显出了它的彻底性：先是世代的耕地被陆续占用，继而是居住的村子面临拆迁——不久前回去，发现两座巨型的烟囱已经竖起，庞然俯视着村子，而村里的人们也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争相盖房，但这边盖，那边穿制服和迷彩服的“工作人员”在挡……而去年此时，关于“拆迁”还只是一个无人相信的谣言，几乎一夜之间，谣言就变成了现实。身在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会没有一种虚幻感？也许，正是这种虚幻感，以及与此相关的茫然、期许、担忧、疼痛、无奈、麻木等种种情绪和感受，构成了近二十年乡村小说叙事发生、发展的内驱力。而观察此间的乡村小说创作，自然也便是观察着了这个时代，以及时代中的自我。

　　当年考研究生，对古代文学、文艺理论都感兴趣，最后还是选了现当代文学，因为感觉它离自己更近。文学甚至文学批评，在那时我不成熟的观念里，就是一种自我倾诉。想起第一次高考失败后的一个傍晚，独坐在老家狭小的院子里，面对一线天光，其他人都不在，就坐下来剥玉米，剥了两个便倒头睡下，醒来已是夜半，两眼漆黑，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经历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但它会渗透在你的生命记忆中，当你读书、思考和表达的时候，它便会如磁铁般寻求呼应，遇到合适的对象就会被召唤出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学术研究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不管你做何种“研究”，你的经历，你的性格、脾气、想问题的角度、说话做事的方式，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或方式渗透在这“研究”之中。参加工作后，读到一套《陈映真作品集》，在那之前，於老师也推荐过这个台湾作家的作品。他说大陆作家在表现转型时代农民的命运方面远不如陈映真、黄春明这些台湾作家。当时看了几篇，并无突出印象。但读了那套十四卷本的陈映真作品集后却很受触动。看大陆作家书写社会转型的作品时，总是觉得有些问题，比如主体理性能力不足（总爱宣泄个人情绪）等，那时自己是同情这样的写作的，虽然知道现实并不完全像他们写的那样，但那种人道的姿态还是让我感动。然而，在陈映真作品里，我却发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道姿态，那是一种更彻底、更真挚、乃至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社会实践中的姿态。但其文字却又是那样的温蔼和深情。而且，他关怀悲悯的立场自青年时代确立，就持守了终生，哪怕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二〇一八年去台湾，听到了很多故事。后来推荐学生读他的作品，也会推荐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在那本深情款款的書里，王安忆写了和他的几次见面，后来她也一直追寻他的脚步，却一直追不上，最后发现只染上了他的疲惫……我认为在王安忆的追寻、寻而不得、继而疲惫的姿态里，深藏着大陆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的精神史。这背后，则是二十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历史。为探寻这样的命运和历史，便以此为题申报了国家项目，也以自己粗浅的认识写成了几篇文章发在《文学评论》等杂志上。

　　海峡对岸的世界毕竟遥远，我脚下立足的是黄河边的沃野平原。我郑州的居所离黄河很近，没事便常往河边走，于是便路过那些城中村、麦田、荒野。后来，城中村、麦田、荒野，几乎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那些跟我老家一样的村子，村子里的榆树、鸟窝、窜出来的土狗、擤鼻涕的小孩，都消失了。那些存在了千百年的一切，就这么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时，我看到了那些在这种“消失”里感到不适的行吟者——或者不应该叫行吟者，而是倾诉者。他们生长在这块土地，有的一直在此，有的业已离去，共同组成了一个独特而醒目的文学集群。我试着观察、体验、和他们对话，遂成了另一本书《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二〇一九）。此书也是某种特殊情势下的仓促之作，写时却有难得的畅快，於老師作序时说这是“以散文为批评，或以批评为散文”，我愧不敢当，心里却又想起多年前他说我不加注的梗。

　　对我而言，写评论文章确实更畅快一些。搬弄理论，运输概念，既非所愿，亦非所长。而翻检材料，探微旧事，当年并不感冒，于今却有越来越多的兴趣。这可能跟年龄有关，也或者跟当下不尽如人意的文学批评环境有关。文学批评和创作一样，能表达真实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但在今天这并不容易。可是，有什么是容易的呢？文学创作，或者文学批评，甚至整个人文之学，都是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做基底的，但它们今天都处于一种难言的尴尬之中。就像在地铁车厢里，其他人都盯着手机只有你捧着书在看一样，此中滋味是无言的。

　　工作这些年来，站在讲台上讲课，后来发现光讲好课并不够，便又写下了那些文字。昔圣多有述而不作者，放到今天怕是连站讲台的资格都没有的。但“作”是一项苦差事，没有点兴趣或动力是很难持久的。好在这是一件和文学有关的事。又想到那篇《化茧成蝶》的文章。在百度搜作者的名字，几十上百条信息中，有一条似乎是我要找的，却是一篇悼文，一个生在贫寒之家、在镇上做接话员，后来又架着轮椅在县城摆衣摊为生的人的一生浮现在眼前……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他于县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觉得那文字背后必是不凡的生命，并相信那文字能改变他的人生。但从悼文来看并没有，他就是在县城那个衣摊前走完了他的一生。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学毕竟给过他飞升起来的梦想……世界虽已沧海桑田，但有些东西却似乎一直未变，比如困顿，比如梦想。在如许多关于文学的描述中，最难忘的是史铁生的：文学起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终于灵魂最初的眺望。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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