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11月24日
地点：南宁桂景大酒店·五楼多功能厅
人员：本刊年度奖评委与获奖者、中国现代文学馆部分客座研究员、广西作家评论家等
主持：张燕玲黄伟林郭冰茹曾攀
第一节（上午）
张蒸玲（《南方文坛》主编）：各位嘉宾、各位师友：感谢大家前来参加《南方文坛》2018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暨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开会前我们先暖暖场，请看回望114位“今日批评家”的PPT。（略）会场有了温度，我们请白志繁主席致辞。
白志繁（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今天举办的《南方文坛》2018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活动，已经坚持18年之久。由于此奖项的公正公开，尤其是注重扶掖青年新锐，在业内颇具盛名。正如去年颁奖会上，陈建功老师所言“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重镇，《南方文坛》以学术之兼容的精神、密切关注当代文坛的情怀赢得尊重，其中一年一度的优秀论文奖尤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瞩目”。陈思和教授也称之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奖项”。
我们将要举办的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出自《南方文坛》坚持了20年的品牌栏目，该栏目至今已推介了114名全国新锐批评家，“集结起中国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九年前，为了进一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李敬泽、张燕玲、周立民三位老师商定以此栏目创立论坛，并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一年一度，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批评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深受业内关注。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南方文坛》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再次举办这个青年论坛，就是为了更好凝聚全国批评新力量，同时，也为广西青年评论家搭建成长的高端平台，进一步催生广西文艺批评人才的成长和成熟。对于广西青年作家批评家，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与提升机会，希望你们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增强文艺评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郭运德（中国文联副主席）：《南方文坛》优秀论文评奖是中国文艺评论界重要的奖项之一。由我宣读获奖名单及评语，深感荣幸（略，参见本期第5页）。衷心祝贺各位获奖评论家，他们的佳作是《南方文坛》保持良好品格的重要支撑！
（颁奖，略）
张蒸玲：感谢郭老师！下面请王彬彬、王秀涛说几句获奖感言。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感谢《南方文坛》长期以来对我的提携和抬爱，感谢各位评委以这种方式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今天的学术界、文学界把奖项分为大奖和小奖两类，大奖是非常复杂的，我从来没有获过任何大奖，因为那个太困难。而今天的奖不需要申报，直到举办方通知你，你才知道他们评奖了，我获奖了，如此这样的奖项它可能是更干净，更公正，更有含金量，我一直以获小奖为荣。
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副研究员：非常荣幸能够和几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一起获得《南方文坛》2018年度优秀论文奖，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荣誉。首先要感谢《南方文坛》杂志，感谢各位评委，对一位年轻人的肯定和鼓舞。我能够获奖并不代表我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使用的那些比较珍贵的资料，一位民间收藏家收藏的旧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很多文学史上我们不清楚的历史细节，哪怕它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虽然这几年我利用这些档案写了一些史料文章，但我绝不是为了史料而史料的，我也不迷信史料，对我来说史料是一个开端，是学术积累的开始，研究史料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超越史料。实际上当代文学史很多重要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关键的资料我們没有注意，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提供一些新的史实，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更具有思想和理论穿透力的判断。对我而言，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把资料做得更扎实一些，为学术的进步打下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做史料工作就容易，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同样是一种学术判断，它也需要学术能力，并非只是下工夫就能做得好的，同样需要思想和理论的关照。当然，当前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也并非没有问题，对史料自身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总之，对我来说，获奖是鼓励，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张蒸玲：谢谢二位学者的鼓励，今天是《南方文坛》的时间节点，一年一度，既充满仪式感，又意味2018年的回望，也意味着重新出发，更意味着感恩与致远。颁奖会圆满结束，请各位合影。
“今日批评家”论坛至今举办了八届，今天已是第九届，论坛创办者李敬泽老师临时有急事不能与会，前天刚退机票，他让我问候大家。我们请中国现代文化馆常务副馆长刘方先生致辞。
刘芳（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在这里联合举办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七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们将围绕“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南方文坛》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年批评家和作家的成长。在专业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的支撑下，已跃身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重镇之一。“今日批评家”栏目，20年每期推出一位青年批评家，可以说，当下活跃于批评界的绝大多数批评家，都在这一栏目上亮过相。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的一项旨在促进年轻批评家成长的重大举措，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负责制定并实施。自2011年以来，已有七届、69位“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陆续加入这个队伍。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你们的“集体亮相”，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正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客座研究员制度设立七年来，赢得了学术界和创作领域的充分肯定，取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合作九年，每年一届的论坛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大盛事。一年一度一论题，都是当代文坛的前沿问题，切入文学现场，及时而深入地对新问题、新现象做出回答，充分展现了青年评论人才的思想锋芒。历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使我们对长期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希望各位学者和青年批评家能够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为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祝论坛圆满成功！
张蒸玲：本届论题“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来自于我们李洱老师和敬泽老师，我们请李洱开题，然后我就把主持接力棒传给黄伟林老师。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研究部主任）：这个题目出于敬泽主席的提议，我觉得很有意思。
前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参加和意大利作家的会谈，在这个会上，大家提到较多的意大利作家，是但丁、卡尔维诺和艾柯。但丁在他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先锋作家，卡尔维诺对中国也非常有意义。另外一个重要作家是艾柯。夸张点说，艾柯对21世纪作家的重要性要大于90%的诺贝尔获得者，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玫瑰之名》是侦探小说，然而表达的是所有符号写的小说，涉及的知识是中世纪的宗教知识，宗教的知识又跟现实有很大差别。他后来写了另一本小说叫《傅科摆》，也是跟知识相关的主题，我认为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艾柯的小说在处理知识的时候，所有知识都变得性感起来了，类似于一个异样的洛丽塔。
现代主义运动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里，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每个作家都成为信息风暴的中心，你要站在风暴中心处理问题，面对各种各样的经验、各种各样的知识。加谬说，所有未经反省的经验都是虚假的，已经经过反省的经验才变成真实的知识。如果我们的写作还只是简单地讲出一个故事，还只是讲述一个底层北漂的故事，一段辛苦的实录，从中看不到这个作家对经过反省的知识的分析和态度，那你对小说这个门类推进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文学？你能给我提供什么？
我觉得艾柯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作家，当他表达知识的时候，他用通俗的形式，最后表达的是一个巨大的阐释学主题，我们可以想象它多有意义。从感性的、日常生活出发，从一个简单生活实录出发的，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认为仍然有意义，但我觉得这种小说只是提供了素材，然后让后来的作家使用这些素材去创造新的小说。
现代的作家没有一个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要看他怎么接受知识，又是怎么处理知识的。他小说里面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宗教难题，这些难题对他来讲就是知识，否则他不需要受这种折磨，他之所以备受折磨是因为他的良知、他的知识，所有的文化构成对他的折磨。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某种意义都需要作家去考虑，也需要批评家去考虑。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谈，不一定能谈得非常清楚，但要有感而发。因为，今天的话题非常重要，我们批评家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对大家有效的批评范式，找到跟自己的写作状态有关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可以算是这样一个。如果有可能，希望这个问题可以深入讨论下去。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过度依赖封闭的个人经验，过度依赖主观化的想像，由此形成了我们时代文学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任性而虚假的主观化倾向。我们在写作上傲慢而又自负，几十天就可以炮制出一部长篇小说。这不是写作，而是玩闹。这是一种异化性的写作，是对文学的亵渎，是一种应该警惕的文化腐败。
对于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来讲，细节的真实，严密的叙事逻辑，强大的知识性支撑，就显得特别重要。几乎一切伟大的写作，都是由可靠的经验和知识支撑的写作。《红楼梦》不仅包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内容，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知识内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们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也会发现其中充满丰富的经验和可靠的知识，他的所有的叙事和描写都是切实的、可信的，都具有可以拓宽读者的认知能力的“知识性”，包括人物一天的活动，具体空间的转换，然后到时间的交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都写得很清楚。在人物描写方面，哪怕芥豆之微的事情，也不轻忽，即便一个马车夫，托尔斯泰都会告诉读者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调查和走访，是他获得可靠信息和真实效果的常用方法。托尔斯泰对客观性的追求，对知识的准确性的追求，无疑是很可宝贵的经验。
然而，我们缺乏成熟的写作所具有的品质和优点——充分的事实感和客观性，充分的逻辑感和说服力。现在的许多小说家不在乎细节，不在乎叙事逻辑，也不关心经验内容和知识内容的可靠性。总之，从经验内容和知识性的角度看，我们的写作面临着巨大危机。
我们时代的作家普遍读书太少，知识构成严重残缺，所以，在他们的写作中，只要涉及到硬性的知识，往往经不住推敲。比如说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中说“鲁迅的小说《祥林嫂》”云云，我们大家都知道，鲁迅从来就没有写过什么叫做《祥林嫂》的小说。同样，像莫言、余华、阎连科小说里面的细节描写和叙事逻辑，往往经不住推敲，寻根究底，知识贫乏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批评中，知识性和客观性，却受到了严重的诋毁和误解。比如，英国19世纪的批评家德·昆西，就是研究《麦克白》的“敲门声”的那位，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知识的文学与力量文学》。他认为，“知识的文学”，即便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虽然追求时尚的，会受一时的欢迎，但都是短暂的，缺乏长久的生命力，相反，“力量的文学”却因为充满激情和活力，而足以战胜时间，获得不朽的生命力。现在来看，他的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问题。叙事文学必然包含着知识。知识并不是力量之敌，相反，它是力量的源泉之一。缺乏可靠知识支撑的写作，是虚假的，缺乏说服力的。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生硬地贩卖知识的写作。知识是用来照亮经验的，是用来拓展写作的意义空间的，也就是说，它是支持性力量，而不是主体性力量，——知识很难单独构成写作的题材内容。所以，一旦将从固有文本里拿来的材料，当作封闭的叙事内容，外加上一点自己抖出来的“机灵”，那么，这样的知识化写作，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需要警惕的写作模式。毕竟，一百个泡在图书馆的博尔赫斯，无论如何，也敌不过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托尔斯泰。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学教授）： 现在大概再没有批评家说，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所以我们成不了别、车、杜。不一定非要成为别人不可。我们只能成为我们自己。这是中国批评的宿命。直面宿命，批评才会有所作为。比如谈论“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就亟需批评的参与。叙事文学涉及的知识形态非常复雜，不限于（或主要不是）纸上的硬知识。文学创作面对来自历史社会、文化生活和无数活生生个体的“知识”，如星空大海般辽阔深邃。探索、把握、运用这些知识，都离不开批评。未经批评反省的知识都是可疑的。对写在纸上其实未必硬性的知识进行梳理甄别，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可以理解，释放出更多创造和更新的活力，这是学者处理知识的方式。作家批评家的方式与学者的方式殊途同归。
创作和批评要想生产有益于人的真知识，首先须及物，须让人在更高更新的意义上“想到生活”。及物的知识不会满足于碎片化的各自隔绝状态，必须可以彼此融合，互相共享。好比一座大厦，总有这样那样的通道，连通所有房间。
拿批评来说，你谈的贾平凹跟我谈的贾平凹完全是两个人，你研究李洱我看不懂，我谈论李洱你也看不懂，你我之间至少有一人的知识可疑。这就必须好好反省。每次认真的反省都是通向及物性共享性知识的一条林中小路。经由无数条这样的小路，操持不同话语的人迟早会相聚相识。否则就是批评的失败，就是知识共同体的破裂。
想获得这样的知识，批评家首先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因为某个作家不对自己胃口就不看。这是对文学性知识极大的不尊重。不管某个作家多么不对你胃口，你还得看他的作品。看过之后怎么说是你的权利，否则只能免开尊口。如果你对这个作家如此，对那个作家也如此，最后只能放弃批评，改行干别的。这当然也可以。但如果你“跛者不忘其履”，还要继续发表关于文学的高见，那你的高见必然不及物，必然不能与人共享，属于有关中国文学的伪知识。伪知识多起来，文学界就会被污染。
其次还是要磨炼我们的语言。这里只谈批评的语言。批评家磨炼语言当然不是修炼某种神秘的文字炼金术，而是要用更贴切更经济更畅达的语言表达及物的可共享的文学知识。
有人主张用治古代文学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用治现代文学的方法治当代文学。好像是大学科欺负小学科，听起来不舒服，其实没错。治古代文学的方法并非古代文学学科所独有，而是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古代文学这个时空跨度最大的学科反复被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有成就的批评家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都会有所借鉴。社会（包括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化批评、作家群体和作家间交往、文学地理学、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传记研究、语言研究、心理研究、作家论式批评——等等，既适合古代，也适合现当代，但这些批评模式的成功典范更多还是在古代文学学科。古代文学领域宽广，积累深厚，那些不太成熟的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研究，逞才使气的印象式批评，小圈子和哥们义气的红包批评，被强权压得变形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批评，古代文学研究界相对总是比较少见。
过去把批评看得太狭隘，似乎只有研究新人新作才算批评。这就把古代、外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拒于千里之外，导致批评知识的萎缩。古人总是把同时代文学放在整体文学史背景来谈论。古代没有只研究当代的“批评家”。何时我们拥有古人那样全面贯通的文学知识，研究新人新作也能揭示文学史普遍问题，可以跟古代现代文学学者深度交流，可以毫无愧色地将当代文学问题提到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研究”议事日程上来，我们的批评才无愧于“中国”“文学”“批评”这三个关键词。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三位老师都谈了非常好的意见，接下来黄德海老师。
黄德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我们提到“知识”这个词的时候，其对立面应该是经验。在大部分人眼里，知识是外在的，而经验是内在的，经验本身具有独一无二性和创造性，而知识是次一等级的。如果考虑得深入一点，知识也是想象力构成的一部分，或者经验构成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拆分知识和经验，我们的经验是通过知识获取的，我们的知识也必须经过经验的体认。我觉得知识在作品中地位的下降，应该是现代以来一直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体验越来越被放在制高点上。独特的体验是天才的特征，而知识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学习的，因此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写作者对知识的关注越来越少，强调的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可是，如果没有知识教给我们的东西，真的会有所谓的独特体验吗？所谓的体验通过检验了吗，如果是未经检验的体验，那就并不是独特，只是本能的反应，自己的跟别人的不一样而已。真正的独特，要经过人类共同的知识成果的检验。如果把知识和经验看成一体，也就能够解决所谓作品中知识堆积的问题。知识已经消化为经验，怎么会是堆积呢？堆积知识，只是炫耀，不是写作中的知识，而是外在的装饰，再好也是多余的，就仿佛再好的黄金，嵌在人体中，都是病变。
李宏伟（作家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德海讲得很宏观，我想说一个细小的点，是“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里的“知识”。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他正在翻译的艾柯小说集，其中一篇叫《左义肢》。17世纪一个修女复仇的故事，讲到中途，艾柯岔入了一个具体知识。说在四川西北有一种螳螂，不像通常所知的那样，雄性在交配时任凭雌性吞食自己，而是会举起左前肢，阻挡雌性并任由雌性将之吞掉，弃腿保命。更有趣的是，失掉的左前肢还会再长出来，但比原来的小一号，功能也弱化不少，以至于像个装饰性的义肢。岔人的这段内容和小说非常契合，但经过了解，这段有关螳螂的知识应该是假的知识。可以类比的，是李洱的《应物兄》。里面讲述了一段狗撒尿到底是抬左腿还是右腿的知识，说抬左腿还是右腿，取决于人站在狗的左边还是右边，反正它抬腿就是遮掩，不让人看见撒尿的具体过程。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段知识也是假的知识，但是和艾柯有关螳螂的知识一样，这里狗撒尿的知识是小说意义上的真知识。它是小说对真实知识的消化、取用，再与真实的知识真真假假搭配着镶嵌着，关联小说要去什么地方，关涉与之相关的人物的精神肖像，也正因此，才会让我们这些读者津津乐道。
朱山坡（广西作协驻会副主席）：文学批评语境里知识是宽泛和美好的概念，我特别喜欢批评家，批评家知识非常渊博，你们说什么我信以为真，刚才说到作家，特别是年轻女作家觉得自己很贫乏，我也感覺到引起了自卑感，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会经常感觉到不仅仅智商不够用，还有知识也不够用，有很多东西不熟悉，不知道，也不理解，写起来很心虚，很怕有硬伤，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就叙事文学而言，它要应对和撕拽的有题材的类型，叙述的范式、审美的类型、想象的范式等。质言之，这是文学生产中“个”（个性）与“众”（共性）、创新与趋同、想象与记忆（记忆中存在着将个体转变为“过去”或“类”的力量）的辩证法。将叙事文学纳入知识类型的范畴，并不是要鼓动所谓“冷眼”客观、解构分析的文学“透视”法，而是着重强调文学创作的历史当下性、有限性，以及个性化主体建构的难度。我并不反对类型的生产。从原理上讲，（知识）类型既是叙事文学的归宿，也是文学得以分享和沟通的基础：如果文本缺少类型化的思维，我们简直不知道文学在说什么了。在类型的创造、生产中，寄寓着（叙事）文学影响和改造社会的潜能。就此而言，从“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的命题中可引申出一个更为明确积极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叙事文学创造对社会和大众“有益”的知识类型？这不仅是创作者应该关心的问题，同样也值得批评者深思。想起前几年风靡世界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它的作者是美籍阿富汗人卡勒德·胡赛尼，他原本是个医生，却不经意地写出了一本世界畅销书。今天看《追风筝的人》仍然觉得心动。如果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考察，这里处处是类型，譬如整体的战乱叙事、童年的创伤，少年的成长，亲情友情、赎罪忏悔等等。总的说来，“类型”并非文学的“敌人”，只要在“类型”中接通了民族、文化的记忆情感，它就是个性的、不朽的。
李约热广西文学副主编，广西作协副主席：柏拉图认为满足三条才算是知识，第一条是经过检验的，第二是正确的，第三条是人们相信的。我对叙事的理解也有三点：清晰、准确、有效。广西曾有个西南油画展，有一幅画是南方的一座民国房子和几个少女，但画家把它虚化了，我很不理解。所以当借鉴到小说创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好写实的功夫，再去思考怎么提升。我担心的是当我们把这种很真实的东西模糊掉，用一种标签给它命名以后，就变成护身符，但这其实是遮羞布。
张桂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看这个题目，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是很高，我觉得所谓知识类型和刚才李老师讲的福柯是不是来源于那里，知识类型可能就是福柯讲到知识里面的类型，还是一个认知的范畴和模式。叙事文学作为福柯所讲的一种认知范畴，本身是独立的，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叙事文学我认为它本身有自己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是它自己本身认识的方式。
王秀涛美国历史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一书中，把目光投向一种特殊的档案材料——十六世纪法国的赦罪书。赦罪书是犯罪之人用来打动国王以赦免罪行的，因此需要“虚构”，这里的虚构不是捏造，而是指一种文学修辞、叙述技巧。按照科学史学的观点，虚构的部分恰恰是历史研究需要清除的部分，但戴维斯反其道而行之，她通过虚构来解读十六世纪法国如何讲一个故事。故事是虚构的，但虚构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颠覆，这对于我们任何知识与叙事的关系有启发意义。知识的确定与叙事的修辞恰如档案与“虚构”的背反关系，其中的对立和张力提供了可以解读的巨大空间。一方面，对于强调真实性的文学类型譬如传记、回忆等，对其中“虚构”成分的解读，可以不必纠缠于其真假，而是从“虚构”中开掘其背后深层次的另一种真实;另一方面叙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当然可以提供很多“硬知识”，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素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软知识”。通过想象和再造，叙事文学能够呈现出对知识的再度阐释，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一种关联性空间，实现对知识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的融合，从而达到不一样的对“真实”的发现和知识建构。
黄咏梅浙江省作协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觉得是AI写作，这是很困难一个时代，因为像AI写作可以将无限量的知识融到里面，将来会不会取代我们纯文学写作，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问题。刚才提到《傅科摆》，他里面那种迷人的关于傅科摆的理论，其实就建构整个小说的架构，还有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利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其实就是作家个体的感性体验，支持这个小说很庞大的转变。比方说我们读帕慕克作品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知识化为感性的过程，里面关于心理知识的运用，像侦探类型小说，我觉得真的是传统作家将来要突破自己这种日常经验写作，在很平庸经验道路上滑行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这些经典作品的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作用。
邱探刚《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中国陈谦的《无穷镜》描述了美国硅谷中华裔知识分子、企业家的生活场景，提供给我们一种完全陌生的，和国内日常生活相隔离的知识性体验。但有的批评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脆弱、焦虑的，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缺乏认同。无論是否符合我们对现实中“中产阶级”的感性认知，都势必会引发一个疑问，那就是这种显然逸出了文学评论边界的结论，它的研究素材应该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性描写，还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依据的资料，比如各种各样的统计年鉴、调查问卷？这在目前的文学研究领域绝非个案，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往往更易吸引眼球，更具话题性和冲击力。这也对很多批评家提出了挑战，就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姿态，看待文学作品里知识性阐述？我们是应该积极打破藩篱，以跨学科的视角来拓展研究边界，还是固守文学评论的学术规范？这种挑战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是一个和文学评论的本质属性究竟为何、文学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应当如何认知密切相关的命题。
郭冰茹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界客座研究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个话题呈现出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研究两方面问题的思考。一是关于文体概念重新的建立。就文体的特性而言，我们认为小说是叙事的，散文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而诗歌是用来抒情的，虽然也曾有不少作家曾经尝试过跨文体写作，但终究被研究者视为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者散文诗。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文学概念，文体间的边界被模糊化了，什么样的文学是叙事文学？它可以是小说的，可以是散文的，也可以是史料的，比如李敬泽老师的《会饮记》《青鸟故事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体实践的可能。今天，当我们讨论叙事文学时，如果能借鉴中国古代“文”的概念，不局限于文体的边界，将其放置在大文学的概念和语境中去考量，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尝试在叙事文学中清理三组范畴，一是知识和经验，二是写实与虚构，三是理性和感性。如何在文本中处理这三种范畴，当代文学的一些文本也许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讨论的范本。比如科幻小说《三体》，在将物理学知识经验化之后，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麦家的系列“特情小说”以绵密的写实和严整的逻辑推理在建构一个虚构世界;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将对历史材料的理性思考以感性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些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在以上这三组范畴的两级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从而使叙事文学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呈现空间。 金林楠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河北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最近集中读了几十部2018年的长篇小说，阅读中获得了很多“知识”，比如李洱《应物兄》中关于超级学界的知识，比如徐则臣《北上》中关于运河的知识，还有关于互联网创业、环保、养老……写作肯定包含知识的输出，阅读包含了知识的输入，但是坦白说，面对这些长篇文本，阅读感受却差别很大，有些作品确实读来非常有获得感，它能够打动我，说服我，有些文本提供的“知识”我却是抵触、排斥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差别就是之前李洱老师发言中问出的那句“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小说去获得某种经验和知识”？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是不露痕迹、化为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还是一种成块的、未经过消化的东西？其实我想讨论的就是，小说究竟以什么样独特的方式去向外输出知识。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讲，阅读小说它一定是通过影响我的情感，然后让我产生一些或愤怒、恐惧或温暖、会心的情绪情感起伏，进而影响我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所以小说中提供的应该是经过反省的经验和内化的知识，在努力真实呈现世界模样的同时又必须早就“一个自成一体的天地”。当我们谈到一部小说是否是好小说，也是相当程度上包括它是否能够打动我、说服我，让我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它讲述的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知识。
郭运德我说今天的话题非常重要，原因在于现实需要这样的研讨。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化时代，我们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知识的无限膨胀，二是信息选择的极度艰难。在信息泛滥的当下，人们不知道如何去筛选各种知识和信息，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甄别真理和谬误，普遍面临着选择与辨识的巨大困惑。文学创作中，既存在着知识性甚至学识性匮乏的问题，也存在着包括那帮网红作家在内的无知者无畏的窘境，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什么样的道听途说的话题都像占有真理一样放肆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这样的课题研讨，无非告诫大家还是应该回到逻辑的起点：文学包括批评要给社会传达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无知不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因为无知者无畏可能带给我们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却不能给我们精神上的滋养。
文学需要知识。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文学的知识不是常识的堆砌和概念直白的转达，更不是高台教化式的说教，文学中的知识是一种对真知理解、消化、吸收之后，在作家心中发生化学反应的知识之光、智慧之光和真理之光，它传达给读者的是某种心灵的陶冶和精神的启迪。重视文学的知识蕴藏，绝不是要用知识理性直接干预创作，而是要创作者增强知识贮备和文化素养，把丰厚的文化内涵转化为文学创作中的智慧与灵感的折射。同时还要强调，文学中的知识不仅包含普通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知识，而且包含那些有深切生命体验、有深刻生活感悟的直觉知识。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固然重要，而观察生活、洞悉世事人情的方式同样不可或缺。那些对人性最脆弱、最隐秘世界的发现与揭示，那些对生活和生命独到的理解与认知，也能为普通的受众传达出拨云见日的真理性光辉，其生命的现场感和思想的锋芒，有时可能比教科书上的知识来得更加深刻！因为真正鲜活的、灵动的、深刻的知识源于生活，生活之树常绿，理论总是苍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在谈论文学知识的时候，一定要留给创作者有更多想象的、虚构的、激情释放的创造空间，因为文学的创作从来都是个性化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创造物。
文学一定要有知识含量，无知的传播肯定是荒谬的。然而，文學中的知识作为把理念化为自我生命意识的创造性传播方式，需要用锐利的眼光去发现生活真谛、去验证知识真伪，表达出更多的是情感和审美的真实。我们真的没必要去纠缠莫言创作的动机：到底是为了吃饱饭，还是找到漂亮的偶像;或者去考察王蒙、贾平凹们回忆中的每个生活场景的真实与否。作品中的生活场景，是作家经过改造的想象中的第二自然，其真假优劣的判定，如果不犯常识性错误，关键要看他们想象中传达给你的生活本质是否真实，在于他们生活感悟深刻、锐敏和厚重程度。对此，我们还是应该多些宽容和包容。
总而言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我们都需要敬畏知识、尊重常识、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远不能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这是中国文人起码的道德操守。而敬畏知识，就要通过文学或者批评去表达我们的真知灼见，去传播我们对生活、对社会、对真理的深度认知。只要文学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加强精神修养、注重生命体验，就能用最直观、最富生命质感的精神创造去影响受众，改造读者，造福社会。
第二节（下午）
郭冰茹今天下午的会议由我和曾攀老师一起主持，希望有回应、有交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学研究只有交流才会有思想火花的冲撞。
杨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看到这个题目时我非常困惑，难道叙事文学不是某种知识类型？为什么要把“知识类型”拿来作叙事文学的限定语？既然强调的知识类型，应该是指某一类叙事文学作品。我的理解，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就是那些很好地且较鲜明地把知识，尤其是某一种具体的知识组织进叙事文本的叙事文学作品。我觉得李敬泽主席和李洱先生强调的或许是这一点吧。一个月前我拜读了《应物兄》，我非常吃惊作者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国学知识，作者居然能把国学这个具体的知识在文本中组织得那么天衣无缝，孔子、管子、墨子、陶渊明……好像方方面面的国学知识都说到了。文本的文化性非常鲜明，古典的知识和现代的生活也毫无违和感。如果说有那么一种作为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我觉得可以说《应物兄》就是这方面的文本典范。
陈祖君（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奥登有一首诗我印象很深，写在博物馆看画一个孩子，在船尾掉到大海里，他写到船要去的方向，没有闲暇来顾及这个小孩，我觉得这个也是某种叙事性，知识类型很可能不是一个框定的。不仅小说，包括别的文本，这样一个知识类型能否成为一种再生产，而不是呈现的。
行超文艺报评论编辑最近集中读了一批今年的中短篇小说，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很多作品连“叙事”本身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实际上是给当前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或者说是对当下叙事文学中知识性匮乏的不满。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批评家都在写小说，这些作品的普遍特征是“知识性”很强。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些批评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内心奔涌而来的那种“知识”几乎是简单粗暴地呈现在小说中。作为读者，当我们面对这些强加而来的“知识”时，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越过去;而只有当他们真正耐心地进人文学叙事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一种有效的知识传达。换句话说，我认为要写出“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不仅需要作家本身占有“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将知识赋形的能力。如果小说连叙事都提供不了，又怎么提供知识？前段时间看王安忆老师的长篇小说《考工记》，我发现其中除了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普通人所不熟知的“知识”，比如关于古籍、古建等。但是在王安忆的叙事中，你会发现接受这些晦涩的知识其实一点都不难，她将知识的传递化人了具体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中，所以读者特别容易进入——这是我理想的“作为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说：给我狭窄的心，一个更大的空间。首先，文学应该能够让我们个人的有限精神空间得到拓展。其次是批评，作为知识类型的文学，它的传播批评都应该有效和合理，我们对文学应该有一种敬畏。比如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高渐离》，初版的赵高形象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值得思考。再次是传播，如老舍的《断魂腔》被改编成话剧之后变成一场打斗戏，茅盾的《子夜》开头是很精彩的，但连续剧把改编成一场艳遇，这是应该反思的。
黄灯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在我看来，作家要处理的向度主要在两方面：其一，创作是否面对真正的问题发言;其二，作家是否能够找到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从这两个向度审视，《青鸟故事集》和《会饮记》，无论在“是否面对真正问题发言”还是“找到有效的表达方式”上，具有非常清晰的整体性和风格，我将此视为两部作品知识叙事达到的边界。李敬泽的文本，与其说是考古，不如说是勘探当下，这是“敬泽体”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具备现实品格和生机活力的秘密。他叙事勾勒的基本梗概是：全球化与中国的艰难遭遇，以及古老帝国并不顺畅的现代转型。其中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中西方的看与被看、语言封锁背后的信息遮蔽以及由此带来的误会等话题，构成了李敬泽丰沛的观察视角，而“总体性”和“现代性焦虑”，是他营构宏大命题的两个关键词。从“找到有效表达方式”来说，“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固然显示了李敬泽的趣味和眼光，显示了李敬泽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也保证了他表达方式的落地和质感。他貌似戏谑的文风背后，流露出一种不易觉察的体恤和悲悯，显示了李敬泽骨子里的人道主义和对历史偶然性的认同，这是他隐藏在知识叙事背后的重要价值判断。当然，对我而言，李敬泽的书写，给我带来的重要的启示是，在理解知识维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留意到知识叙事对理性的重新召唤。
刘芳坤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为人讲到写作的困难：《史记》关于墨子的记载有24个字，这里面涉及到刚才黄灯说的关于理性创作或者一个“严肃性整体”。我们怎么样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把握一个度，或者是什么构成知识。作为历史经验总结之后的“知识”的流传，恰是翻译过程当中达到共谋。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它在文学经典或者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是超越我们平常所说“普世价值”、“人类共有情感”，也许还真的不如“知识”产生效用。这些知识是通过提炼的。除了经典化之外，我简单谈写作的现实层面的知识类型重要性。近来读朱光潜《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里有一句话：“喜只发泄于一笑，悲只发泄于一哭，境迁情逝，便了无意蕴。”通过这句话给我的启示主要在于同代人的创作，坐在我旁边的行超也对80后、90后写作情绪性有所关注。我们都看到这种写作任一己哭笑而“干货”太少。这个可能回应了上午李建军所说的细节的可靠，写作的事实感。用谢有顺的话来说，小说需要物质的外壳。郜元宝说的我们的常识没有了，生活的知识没有了，而作品当中是必须有活的知识，才能立得住的。
马兵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知识类型”的“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对于文学而言，知识未必是体系化的，而更多可能是一种杂学的“常识”，即孔子所谓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周作人曾自评“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而他的常识在今天看来是极高的标准，周作人写过一本《我的杂学》，他的兴趣简直包罗万象，什么日本的俳句、童谣，古希腊的神话，蔼斯里的性心理学，自然史等等，周氏文章的高妙与此实有莫大关系。比如张炜，他是我认识的作家中草木与矿物知识最丰富的一个。李洱《应物兄》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小说所体现的丰厚又宽宏的知识素养。在禀赋才具和个人经验都差不多的情形下，文学比拼的可能就是知识的储备，尤其是周作人意义上的“常识”。知识进入文学还会引起一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科幻文学似乎最符合“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文学”的定义，比如《三体》。这里面有一个悖反性的关系，因为知识是强调理性的，而文学是要强调魅性的，但是像《三体》这样的作品恰恰给我们提供一个反证，知识有可能会进一步会激发起文学的魅性来。过去我们常认为文学应该是那种理性的边界所不能达到感性空间，但是知识性的东西与文学化合之后是能够重新激活单纯靠文学感性所不能触及那个更深在的层面，这是多么有趣的化合啊。
肖晶贺州学院教授我谈谈文学的“选择”和“匹配”两个关键词。文学要匹配这个时代，只有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文学的初心和使命，文学才能书写呈现和回应时代风貌和时代经验。作家梁鸿的《出梁庄记》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社会谱系现实场景，作品戳痛了中国，也戳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作家试图在“普遍”和“实在”之间寻找一种“叙述的”和“存在观”的结合。
项静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院、《思南文学选刊》副主席知识跟叙事结合起来需要分不同的层次去讨论，第一个层次是知识的含量，比如《应物兄》大家所感受到的“杂書”，就是一种知识的含量。最明显的是普鲁斯特，他对法国社会的礼节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疯狂的状态，对礼仪是奴隶般的崇拜，对时尚里面所包含俗气和愚蠢的尊重，对风俗的敬重成份，像面对圣经一样。作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尊敬、谦卑，他对它的痴迷，是打通知识跟叙事一个通道可能性的东西。第二个是智性思辩写作，布鲁姆把小说分为契诃夫和博尔赫斯两种方式，以文学追寻真实的方式，以契诃夫的方式去接近真实，同时以博尔赫斯的方式去反转真实，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我觉得是话语空间，叙事作品在模仿现实之外，应该有其他话语空间，比如科学的、哲学话、人性的、政治等。在危机时刻你去叙述一个理论或者探讨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吁求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文学。
方岩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扬子江评论》编辑我更愿意从阅读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问题。文学阅读的反馈大致表现在审美愉悦、智力训练、知识补偿这三个层面。从知识补偿这个角度来看，我倾向于把议题理解为：“知识”在叙事文学中以何种形态呈现，以及产生了何种意义。下面我将以今年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作为“潜文本”的知识。贾平凹的《山本》中潜隐的知识传达了作者的历史态度，即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起源。其次，作为“隐喻”的知识。王安忆的《考工记》铺陈了大量建筑及其工艺的知识，这里面涉及了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之间复杂的隐喻关系。再者，作为“总体性认知”的知识。李洱的《应物兄》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强烈的职业特征，每一种职业都涉及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特征。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大事件之一便是，类型文学的兴起让严肃文学成为一种类型文学。作为类型文学重要形式之一的科幻文学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且这种知识指的是，专业领域的具体知识。比如说，刘慈欣的《三体》中细节想象、情节架构乃至故事所要讨论的人类生存法则和国家顶层设计，均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的基本常识之上。甚至可以说，具体的、专门的知识决定了类型小说的情节设计、叙事走向和审美形态。
李志艳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知识类型下面的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知识本身，一个是知识理性。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它可能不会反对知识本身，但是它去反思和解构知识理性，因为知识理性本身是追求文艺性、绝对性和真理性，而文学本身所传达的知识应该倾向于我们所知道在文学领域这个范围内来讨论所谓文学的知识类型，这个从根本上而言，我们文学领域要传达的思维应该是要结构或者要反思怀疑知识理性的本身，但是它不反知识本性。
李松睿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文学研究》编辑谈到知识就要区分对知识的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认为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人类认识活动的终点就是知识;另一种对知识的理解则来自康德。他认为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世界，只能通过“先天认识形式”，用一系列先验范畴，尝试去理解客观世界。于是，知识不再是能够抵达的终点，而永远只是认识的过程。叙事文学，不管是小说、史诗、散文、戏剧，都更应是第二种类型的知识。作品成为作家带着他对世界的理解、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先天认识形式”，对生活的认识过程。因此，叙事文学的价值高低、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以何种方式理解和书写自己的世界。叙事作为一种知识，和其他知识探求形式一样，都要处理时代最有价值、最有前沿性的话题。只有如此，叙事才真正是一种知识，否则就是陈腐的、毫无意义的。巴赫金指出，“艺术上完成具有历史现实性的东西，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解决是艺术上最大的胜利。已经失去历史现实性的东西，已经完成的……为历史本身所取消的东西，要完成它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完成将不会被感觉到。”即艺术家只有回应自身所处时代的真问题，才能真正称得上创作。在多种价值激烈冲突的时刻，处理那些历史尚未给出定论的东西，艺术才是一种知识的探索，才能成为知识。五四时期，当自由恋爱还是异端时，冯沅君《旅途》这样的作品站在时代的核心问题上给出判断，参与了历史的书写，其写作才是一种知识，才走在了时代前沿。因此，叙事文学如果真要成为一种知识类型，必须去探索、回应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王俊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袁教授今天我们在谈论知识的时候更多是一种信息，古代叙事作品如《金瓶梅》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同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当时叙事作品不存在知识类型的问题。现代社会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是固定化的，如网络化，如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特定职业身份中，甚至有各种程度的功利化，叙事作品同样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作家能否通过叙事文学给我们提供知识的体验，这是一个问题。
申霞艳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座的多是小说家和批判家，我想把会议主题具体化：我觉得李洱的《应物兄》是小说对“作为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的回应，上半部出来就让人耳目一新，他的儒学知识和杂学知识都让人惊叹，这是李洱对过去那种知识参与其中的、百科全书式写作的现代尝试。至于批评，我觉得李敬泽老师的尝试值得我们在座的学习。最近一次见面是他来广州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论坛，印象很深的是他谈到南海一号，说800年前一艘沉船的使命是穿越时空来与今天的我们相遇。大家都为之一振。这是不是涨知识？《会饮》中他质疑：“范仲淹的天下也是小……向西向北不曾越过固原，向南甚至不越衡山。”接着谈道：“自宋以后，中国书生就不再具有汉唐胸襟、帝国视野。他们的天下越来越小，而且他们看天下的视角只有一个，就是京城。”李老师对批评边界的开拓起了非常有力的示范作用，其中最重要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好奇的眼光和平等的观念。谈名家、论帝王，都能平起平坐，将心比心。李老师在《会饮》的结尾引入了哲学家与船夫的对话，沉船时刻，高远的真理要服从生存的知识，书斋的理论要服从生活的实践。这个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在倡导知识参与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知识的过度和僵硬。个人的经验、具体的情感、难忘的记忆，乃至“一哭一笑”对于叙事文学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彭林祥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这几年关注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沈从文的《从文之传》说老家有很多堡垒，初版本说有数千座，后面到修订本只有400座，解放以后变得只有几十座，《从文之传》有相当多数字是变化的。后来青岛大学有一个老师专门写了文章，和我的判断一样，沈从文很多作品里面数字是有问题的。在校对的时候，只能把他们展示出来。是质疑过这个题目的：知识能被想象出来吗？但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解成一种普遍经验的提纯和沉淀，那么文学自身显然就可以构成一种知识类型和谱系。从文学如何处理知识，或者说文学想象知识的方式来看，确实有很多种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提供时代核心知识的写作”。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提供的知识信息，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种写作一般来说都是体量很大的长篇创作，具有“史诗”性，是作家生命和时代气息紧密融合的产物，就很难被模仿或被其他作品替代。现当代小说里也有类似作品。比如“嫁接”并想象知識的写作。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写作方式，把知识嫁接进小说，并根据小说的需要展开更多的想象性写作。比如莫言在小说《酒国》里创造了一所酿造大学，引用了教授讲义，甚至创造了一部《酒国奇事录》等。阎连科的《风雅颂》、李洱的《花腔》等小说，想象以知识的面貌出现，知识以想象的方式诞生，二者在小说里实现了真假虚实的巧妙融合。还有一种纯粹想象或者虚构出来的知识写作。比如麦克尤恩的小说《立体几何》，核心逻辑就是利用“无表面的平面”，将小说里的人用数学方法消灭掉。小说用虚构的知识逻辑让现实世界的不可能成为了小说世界的事实。
吉小吉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当前我们诗歌不及物，缺乏可信度，这个时代小说成为了我们文学中的文学，而不再是诗歌，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我发现小说里很多东西就是诗歌的，特别是有些原来写过诗歌的人再写小说，比如说林白，我经常把他的小说作为诗歌去读，甚至里面有一些段落可以拿出来分行就是一首很飘逸的诗。
徐勇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浙江师大文学院教授近几年来，叙事文学越来越成为知识生产的构成部分，一方面是叙事文学越来越成为职业化的运作，比如说创意写作。另一方面，叙事文学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关于真实的生产，比如说非虚构写作。叙事文学变得离虚构和创新越来越远。通过专业化的培训和操练，可以很好地完成创意写作，这与卢卡奇意义上的孤独的小说写作，已经相距甚远。近几年，非虚构也呈燎原之势，它建构的是一种可以与文学具有对等地位的叙事文体，意在于更高效地生产真实。其作为知识类型的意义自是明显不过。这与经验的条块化或网格化有关。创意写作通过一种文学趣味和文学模式的制造，其实是在条块化人类的经验并使之成为一种趣味和品位，其带来的结果是双重的和互为前提与结果的，人们通过对创意写作文学的阅读，既能获得一种群体认同，同时也是阅读加强自己作为这一群体可能的认同。至于非虚构写作，是文学与真实的完美融合，其意在通过文学的表现技巧达到对真实的认知。换言之，它是想通过故事的讲述来完成对真实的认知，群体认同在其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叙事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是与多元取代一元，群体认同取代全民认同，宏大叙事解体，以及总体性坍塌，联系在一起的。经验的群体化和认同的群体化，是其中最为重要两个表征或症候。
木叶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上海文化》杂志编辑看到这个题目，想到一位诗人的话，我愿意把他的话做一下转化：叙事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特殊的知识生态。有一段相声讲到赤壁之战，提出一个问题：曹操挥师百万，每个名字都列出来就要几十万字，而《三国演义》全书才几十万字怎么能写得清楚——此外还有太多故事要讲？艾柯曾谈及是否能够又是否有必要绘制出一幅和帝国面积一样大的地图？在我看来，文学既是“挥师百万”，也是“帝国地图”，共同点是以一当百，以小见大，无远弗届。当今世界，可以说是一个超级文本，知识、信息、事件、经验汹涌升沉，而叙事文学或者说文学叙事具有隐喻或象征的性质，不是所有知识和经验都可以原封不动进入叙事，它们需要转化，有赖于大胆的想象，有赖于变形、锻造和赋魅。各种知识参与叙事，推动叙事，最终成为叙事本身，甚或成为一个人物，一种生活。在这种意义上，叙事也就是“知识考古学”，不单考古于历史，也考古于当下，更考古于未来。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为什么还要跟着唐僧去取经？这个过程涉及太多的诱惑、奇遇、危险、磨难，鬼、神、仙、佛没一个没故事……这个过程表面上是一路打怪，其实是一种成长和再造，在发现自己的同时发现大千世界。过往的知识、思想、信念甚至信仰不断得到考验或焕发，他们不断在以自身的经验、知识、思维，以既知既有的一切走向——未知（涉及皈依与空等），这种对未知的无限趋近和揭示正是知识的真正闳深之处，也是叙事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魅力所在。
陈代云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副院长、副教授关于叙事文学的知识，应该考察知识谱系的不同，如瑶族作家潘红日书写少数民族地区丧葬文化的道公与法事，体现少数民族作家的情感取向和知识冲突。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面谈到不可靠叙事，如果我们放大一点，少数民族叙事的可靠性，第三世界的民族叙事可靠性的问题，这都是我的困惑。国的叙事文学传统中似乎有一种强调“知识”的倾向，不必提早期小说的“博物志”模式，最极端的例子是，在清代有一种“才学小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提到“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但是他列举的《燕山外史》《野叟曝言》之类，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读者了。这些小说作者将各种各样的“知识”往作品里塞，从读者接受的效果来看，实在是惨淡得很。直到今天，很多读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残酷社会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认为一切人文社科知识都是由特定的主体视角所决定的，而特定主体视角又是由主体的特定社会情况和个人情况所决定。因此，无论如何追求“客观”，叙事文学作品里所传达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片面的。而在若干年以后，当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都已作古、相关经验和知识只能由叙事文学作品获得的时候，其片面性就会被凸显出来。例如，“抗战”究竟是像《小兵张嘎》那样，伴随着童年的游戏与恶作剧，还是如《白洋淀纪事》里所描写的，充满着日常生活的气息，亦或是像《烈火金刚》里“孤胆英雄”式的惊险刺激、《野火春风斗古城》里地下工作的紧张传奇？再比如说“地主”这个形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有“地主”，《白鹿原》里面也有“地主”，可是“地主”的形象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对于这样的“知识”，值得我们去区分和辨别。
歐遗杰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院副教授作品是建立在作家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对世界的一种好主观认知和独特感受。作家要讲好文本故事，传递时代声音，不仅要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有超越性的文化眼光，还要勇于追求个人的叙述风格，把握好叙事与虚构的辩证关系，做到叙事真实典型，虚构合情合理，虚实相生，方能标新立异，笔下生辉。
朱厚刚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叙事文学归属于人文学科，需要主观情绪的投入，在此之前，则需要掌握基本的知识类型。在跨学科研究的当下，只要我们能够确保文学研究是关注人心，研究人心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叙事文学内涵的知识类型深入是研究拓展空间一个有效的路径。总体来讲，从叙事文学当中基于个人经验、技能和洞察力所构成的隐性支持，比如说对作家作家阅读史的梳理等等开拓，是可以把叙事文学的研究推向一种更深入的。
张蒸玲：今天这个论坛我觉得非常棒，首先是它的丰富性，可以说这个论坛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学现场，比如说有理论的阐析，还有文本细读，既有学者评论家，又有小说家、诗人。第二，我个人比较认同行超提到的此论题对当下创作的针对性。因为我也常参加各种评奖，作品阅读量很大，失望多于欣喜。目前叙事文学有大量作品的完成度是有问题，我认为与作者的“知识”相关，一如马兵所言是“杂学的‘常识”，木叶说的“特殊的知识生态”。其实就是把个人修为转换成一种叙事能力，并激活你文本里的知识生态，是生趣，是生命力，包括生命的活力、生命的丰富性，最后回到人的世界。无论你什么知识，文学都要回到人的世界。比如大家提到李敬泽近期作品的丰富性，比如马兵提到张炜精准的草木知识，令我想到阿来的格物系列，包括《蘑菇圈》，十多年前与他在哈尔滨参加首届萧红文学奖，他就是个拿相机钻植物园动物园的人，他把对万物对世界的认知当做一个知识去掌握，当我读到《蘑菇圈》，立马就想起我小时候也有过我的蘑菇圈，每年我都要到大院深处同一处寻看，那种惊喜和心跳，至今难忘。阿来把川属藏地众多种类的蘑菇及其生长如此精细生动的描述，那是知识，更是叙事能力。那种蘑菇遍地应答，万物生长的蓬勃生命力、人的生命力，还包括蘑菇（重点是松茸）的此消彼涨背后时代的变迁。我觉得这便是人的世界，当然也是一种知识类型。
刚才不少才俊提到类型小说，的确我们现在的类型小说有许多发展，但是跟世界文学相比我们还是不够丰富。我突然想起曾经有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讨论“批评的感受力和批判力”，其实与今天的论题有相通之处。对万物对知识的感受力，那真是个人的天赋与修为的合力。康德就说过，判断力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它是无法教授的，只能锻炼。这个锻炼，我以为便是自我的杂学的文学教育，有了好的知识修为，在天赋的激发下就可能诞生一个好的叙事文学，叙事能力抵达了，自然就会成为一种知识类型，自然提高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自然你的作品文字也都有了出处与文学张力。
最后有点遗憾，论坛还缺乏更多的交锋对话。所幸，这次论坛有不少闻风加入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这是今天值得珍视的。明年，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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