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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件往事。在好几年前，在一次研讨会上。遇见一位经常在各种研讨会上跑场子的老批评家。他听了我的发言之后，很有興致的样子，决定屈尊来跟我搭讪。他问我是否认识一位搞当代文学批评的叫“张柠”的人。我说“怎么啦？”老批评家严肃地说：“我不喜欢他的文章，经常批评别人，说些聪明机灵的话，文风很不严肃……”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不以为然，也因他的昏聩而发笑。类似的话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说明那种腐朽的审美趣味和可恶的权力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学批评不“批评”，难道只能“表扬”吗？不说“聪明”的话，难道只能说“愚蠢”的话吗？不说“机灵”的话，难道要说“呆板”的话吗？刘勰的话不机灵吗？司空图的话不聪明吗？王国维的话呆板吗？鲁迅还骂人呢。批评的文风，除了板着面孔、官腔似的“严肃”之外，难道不可以“诙谐风趣”一点吗？碍于中国人那种可笑的“情面”观念，我不忍心告诉他我就是“张柠”，但还是表达了与他不同的意见，我说：“不啊，我很喜欢他的文章。”见话不投机，他只好打住，离开抽烟休息的地方，回到会议室，义正词严地表扬一本垃圾小说去了。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往理论上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我发现，从批评文风的角度看，有两种批评，一种是“聪明机灵”的批评，一种是“愚蠢呆板”的批评。用“愚蠢呆板”的语言说话，见到有江湖地位的作家，就往死里夸，这种高难度的语言游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玩的，只有批评界的“老江湖”才能玩转。他们玩他们的也就罢了，还要因为别人的文章风格不像他的，而大发议论。更可恶的是，他们将“聪明”和“机灵”变成了贬义词，这是何道理？于是，不得不让人起了“公愤”。
聪明，意思是耳朵和眼睛都好使，所谓“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以至于“察见渊鱼”。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就是对词语、细节和各种形式要素的敏感，能够看出那种装腔作势的、貌似大作的虚伪之处。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古人不断地告诫我们，遇事不要看得太细，不要想得太远，不要发现事物的秘密：“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韩非子》）“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道理就在这里。于是大家都装傻。装傻装出境界，就成了“大师”。于是“难得糊涂”“大智若愚”，都是中国人很喜欢的格言。但也不能时时刻刻装傻，总得说话。于是就说大话、空话、胡话、官话，整个儿一套八股腔调。
机灵，意思是身心都很生动活泼，像天真的儿童一样。在北方方言里，还有“身体受到外界刺激而抖动”的意思。古人对“机灵”与文学的关系也很重视。“诗贵真……《三百篇》赋物陈情……所以意广象圆，机灵而感捷。”（《诗镜总论》）对文学批评而言，就是能够迅速捕捉艺术经验的细微之处，并用新鲜准确的词汇去表达。只有心性活泼，才能对艺术经验有敏锐的感觉。僵死的身体，半天都不动一下，只有两种情形下才可能，一种是僵尸，还有一种是怕动多了位置被人占了的那种人。我们看古装戏，舞台上当官的出场，都是缓慢地走，一步一停，站稳了再移，生怕别人抢了他的官位。只有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无所得，无所失，无所顾忌，所以才会在舞台上迈着小碎步，急速地行走。
那些装傻的人（所谓的“难得糊涂”），或者心性被权力等级弄得僵死了，耳目被官腔式的语言堵塞了的人，才会漠视甚至仇恨“聪明”和“机灵”。他们瞧不起这些，他们唯一瞧得起的，就是权力。只要某种语言或风格，能够为他的话语权力增色增利，那就是好的。可是，“聪明”和“机灵”，怎么就被他们弄成贬义词了呢？因为“聪明”和“机灵”，主要是表扬小孩子的，如果用于成人，那就是批评你。成年人的伟大标志，不是聪明和机灵，而是怎样才能够将“聪明”和“机灵”的人收拾掉，像刘邦、刘备、宋江他们笼络和收拾好汉那样。
为了将褒义词换成贬义词，他们还颇费心思。首先是像任命官员那样，将词汇分成不同等级，比如分成“大聪明一聪明一小聪明”“大机灵一机灵一抖机灵”，相当于任命局长、处长、科长那样，依次排列，一级比一级低。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统统称为“小聪明”和“抖机灵”。那真是著一“小”字境界全出，著一“抖”字境界全出。他们不会承认自己不聪明，他们是“大聪明”，不是“小聪明”，也就是“大智若愚”，看上去像傻瓜，其实精明得很，知道说什么话合适。主要是不说具体的事情，什么事都往民族、国家、历史的大事上扯，不说小事。这是文学批评吗？同样，他们也会不承认自己不机灵，但他们是“大机灵”，就是看上去很木讷似的，其实心思活泼得很，每句话、每篇文章，都琢磨得滴水不漏，最好一篇文章写出一个局长一个教授来。他们的“机灵”不是“抖”出来的，而是“嘚瑟”（东北方言）出来的，也就是偷偷地将对外部世界的身体反应，转化为一种身体之外的“心机”。他们整天“端着”（北京方言），一言一行都在模仿主席台上的官员，说这叫“严肃”，叫“气派”。
当代文学批评界，长期被这样一股歪风，一股官腔式的语言歪风笼罩着。他们将真实的艺术感受、活泼的心性，以及对这些感受的直接表达，还有个人化的言说风格，直接贬为“小聪明”“抖机灵”，就好像免掉了一个“处长”“科长”的职务似的。他们自己，则整天写着一些八股评论，用在谁身上都合适，就像古代的皇帝发往各省各府的命令一样，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日”。那种模仿官八股的批评，尽管看上去死而不僵，但毫无疑问，它的劫数已尽。除了一股气势汹汹的腔调之外，一点意义也没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就是来谈谈李壮的文学批评。李壮的批评有三个特点，一是感觉灵敏，二是思维速度快捷，三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至于他的缺点，暂时少说，因为他刚出道，需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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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感觉灵敏。感觉，是一个具有速朽性质的词，意味着瞬间的判断。我们一出门，皮肤接触空气，然后说“天冷了”，这是感觉。一首诗，一眼读完，说“写得真烂”，这也是感觉，我们称之为艺术感觉。这是一种天赋，要求批评家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下判断，而不是来回咂摸，夜不能寐——“僧敲月下门”好，还是“僧推月下门”好呢？批评家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他需要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速度，战斗结束，酒还温着呢。但各种经验碎片与情感碎片，会像尘埃一样覆盖住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的判断变得迟钝、犹豫。而各种习得的知识与思想观念，又会让我们的理性压垮感性，以至于对个人的感觉失去了信任。这两种情况对于批评家而言，都是危机。出色的当代批评家桑塔格，在《反对阐释》里也提到，“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所以批评家需要时刻警惕，保卫自己的感觉，自己那“天真的直觉”。
作为一个青年批评家，李壮一出手就显示了一种天然的直觉——他在有意识地保卫自己的感觉。他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频繁地纳入自己的亲身体验，给人一种强烈的在场性。譬如《“现实”与“现况”：有关“日常琐屑”的一些思考》这篇的开头：毫无疑问的事情是，即便我们能够从并不漫长的生命中提纯出一种理念性或闪耀着某些总体性色彩的“现实”，这一“现实”也是首先根植于无数日常生活的经验细节片段。正如此刻，当我站在蛋糕店排队付费的行列之中，我感到自己如同一座巨大的感受器，有不可胜数的信息正如陨石一般迎面撞上我肉身感官或情绪结构的触角：奶油与酵母的香气、空调暖风同密集肉体相互催发的颓靡的热力、幼童的叫嚷及母亲的呵斥、玻璃橱窗外一只堂吉诃德式的苍蝇正一次次试图冲向那近在眼前的“奶与蜜之地”……而我即将提起一块小小的蛋糕走入北方严寒的冬夜，从闪烁的霓虹与庄严耸立的地铁桥下穿行而过，回到小区底商那家小小的咖啡馆里：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在20元一块的切片蛋糕及感冒肿胀的扁桃体的陪伴下，我将同这篇讨论“现实”的文章展开一场贯通年轮的搏斗。
他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器官敏锐、触角发达的“巨大的感受器”，沉浸在当代都市各类新鲜的讯息之中。他在贪婪地“看”“听”“感觉”，像一只敏锐的灵狐，对着世界竖立着自己直挺挺的大耳朵。进而通过思维的加工，将身体的经验，转化成美学的经验。恺撒大帝征服小亚细亚城池之后，在捷报上写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短短几个字，充盈着力度、速度与雄心。李壮面对当下的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个征服者的姿态。这是感觉的宠儿们与生俱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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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批评中的思维敏捷问题。学者可以做一个古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闻不问。但每个批评家都是当代人，他必须关注流动的日常生活，并且能够迅速消化、理解。所以批评家总是深陷“夸父逐日”的焦虑之中。也就是说，他需要冲在经验的前沿，甚至有一点“先知”的味道（比如本雅明那样的批评家）。这样以后，他才能够对那些生长于日常土壤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做出审美判断。总之，批评是一场有关速度的美学。如同解数学题，批评家不能循规蹈矩地按步骤解题，他要把漫长的验算与推导，从笔算升级为心算。他需要给词语“加速”。
练习给词语加速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当然，是写现代诗而不是古诗。古诗会让词语“散步”，现代诗才会让词语“加速跑”。最出色的现代批评家，往往是诗人。譬如波德莱尔、马拉美。李壮原本就是写诗出道，参加過2013年的“星星大学生夏令营”，前两年还出了一本诗集《午夜站台》，在青年诗歌界小有名气。他有一首非常短的小诗《烧焦的老虎》：“此刻，一头烧焦的老虎站在红绿灯下/我拾起绳索/牵它走过街头。”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红绿灯勾勒出一派诡谲的现代都市氛围，而“烧焦的老虎”，这样一个野生却又落魄的意象拼贴进来，又让诗进人一个超现实的境界。这时，“我”的出现，与牵起绳索的动作，让整个情景越发神秘。是谁驯养着老虎，又为什么烧焦了老虎？老虎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形象？——这样不断拆解的分析，恰恰说明这首诗原本是被剧烈压缩了的，是思维与词语快速运转的结果。
这种词语与意象的训练，对于李壮的批评语言而言，是如虎添翼的。譬如《潘安、左思与当代网红》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红色不仅属于玫瑰，还属于愤怒的脸。进一步讲，癌变中的肿瘤也是红的。这是‘网红的另一重面相。”这里通过“红”这个颜色的意象联想——从玫瑰到愤怒的脸，到肿瘤——他迅速解离出“网红”这个身份的灰色意义。完成形象的分类学的同时，也完成了“网红”精神面相的分类学。从中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诗歌思维像马达一样在词语的深处飞转。
批评家提高词语的速度，最终是为了“辞达而已矣”。也就是让词与物相遇。现如今，物体系的飞速革命，对词库的世袭制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词与物之间慢慢在脱节。这造成了很多批评的失效。仅仅操持着学术家族当中的“嫡传术语”来做批评，已经跟不上趟了。李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学语言、评论语言、学术语言渐渐失去同现实对话、呼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思维的问题，更是词库的问题”。所以，批评家尽快更新自己的词库，是提高批评速度的另一种方式。
李壮在自己的批评尤其是文化批评当中，使用了很多热词、热“梗”。比如《从庞麦郎到余秀华：我们对底层的两种想象》这一篇中，出现了“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爆表”“自嗨”“山寨”“好像《甄嬛传》里的皇帝，面对一个备受委屈的答应，笑着翻了她的牌子”这样的表达。可见他对于青年文化、大众文化非常熟悉，同时能迅速将这些“流行语汇”纳入自己的写作，让文章既“吸睛”，具有时代感，同时不失批判的立场。这是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以毒攻毒的评论。当然，选择在词库中纳入这些速朽的词语，意味着批评文章在“立刻起效”之后，也会“立刻失效”。词语的短命必然会传染，最后折损文章的寿命。当生活中的“话语狂欢”结束，热词、热“梗”便会马上随之蒸发。这时，批评只好和批评的对象“同归于尽”了。不过这也是大多数批评文章的宿命——批评是刹那的火花。
这两种写作方式，让李壮练就了一双“快手”。面对疑问重重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化现象，他能够发挥足球场上前锋的冲刺能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做出判断并在几个小时之内写出文章。内在的思维速度与语言速度，让李壮的批评适应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从而在一众气喘吁吁的青年批评家当中，立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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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说说文学家跟“杂食动物”的关系。那位早逝的可怜的“打工诗人”许立志，有这样几句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这里道出了诸多当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切身体验，这种体验就是“呕吐经验”。绝大多数当代人，都是“城市移民”，是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蜕变过程的见证者、疼痛的体验者。他们的感觉系统已经习惯了草长莺飞的自然物，对于建立在水泥之上的城市物象，他们的器官是“不适”的，会产生“排异反应”。他们不断呕吐，是为了保护原来的精神生态。最终导致他们成了当代生活之中的“睁眼瞎”。对于李壮，这种“排异反应”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发生。他在青岛出生并成长，这个被德国人改造过的现代海滨城市，似乎在骨子里还残留着西洋气质。据说青岛人总不承认自己是山东人，他们背朝黄土，面朝大海，故意把山东内陆方言的土味熏成海蛎子味，给人一种透着腥味的洋气。他们谈咖啡，谈旅行，对德国人建造的地下排水系统津津乐道，把大教堂之类的西方建筑作为城市的著名景观。这种城市生活的经验，扩展了李壮文学评论的口味与视野。
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我看这个强大的胃，也可以作为当代批评家的一个“标配”。很多批评家是娇贵的草食动物，只能写一种文章，肚子里是一只古典胃。李壮则像是强悍的杂食动物，比如棕熊。他文学评论、文化评论都能写，肚子里装的是一只消化能力强大的现代胃。他的小说论有《切割、缝合与人性重建——谈熊育群（己卯年雨雪）》（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作家论有《“上天入地”与巨大的不可解——赵志明论》（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作家群研究有《“70后”小说家作品中的身体经验研究》（硕士论文），诗论有《边缘线上的人与物——谈雷平阳的诗》，文化评论有《汪峰之怒与“梦想叙事”的两种困境》，等等。此外还有诸多谈“网红”、电影、足球的时评。风格灵活多变，有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意思。在写作的格局上，他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千军万马人梦来”，与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是接轨的。
这种巨大的食量，良好的消化能力，让李壮的写作一直保持著充沛的“力气”。这种“力气”体现在语言层面，就是一气呵成的“文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裹挟在一股欲罢不能的语势当中。就像一条鲸鱼，在水面深吸一口气，便沉人海底，开始了漫长的捕食。读李壮的文章，肺活量小的人容易窒息。
我想用《山海经》中对于“奇兽”的书写，描述呈现在我眼中的青年批评家李壮：鲸肺，熊胃，狐耳。这似乎是一个怪异的形象，但同时也是一个新鲜的形象。这个新鲜的形象，拥有足够的文气，强健的经验消化能力，还有敏锐的艺术感觉，拥有桑塔格所期待的那种“新的感受力”。记得三年之前，李壮刚刚走出北师大校园时，我给他写了一篇“印象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认识很多文学青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思维敏捷，活蹦乱跳，像花果山上的小猴儿似的。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了校园这座“文学花果山”，独自一人走向社会那座“火焰山”的时候，在各种外部环境的压迫和烤炙下，文学生命很快就终结了。原因在于，多数文学青年的“文学猴性”有余，“文学壮心”不足，特别是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不壮，缺乏坚韧精神，抗不住各种打击，最后的结果是，文学越来越瘦，身体越来越壮，“猴子壮”变成了思想的“瘦猴”和生活的“胖子”。
当时对他既充满期待，也有不少担忧。几年过去了，虽然社会上的地沟油，确实把李壮给喂“壮”了，但他的文学积累并没有因此瘦下去。他在批评领域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知识体系、思维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至于肚皮上的脂肪，倒是可以提醒他：保持身材和批评写作有时候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是和思想脂肪、感觉脂肪的斗争，以维持思想的锋芒、感觉的尖锐。这需要更加精深地阅读、思考与写作训练。“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个口号，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落实下去才行。
201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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