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论述提供了一种在比较视野中探讨城市的方法，然而研究的边界却受限于“城市、乡村”，“京派、海派”的框架，当我们尝试去介入当下的写作现实——全球化已经完全渗透入日常生活，批评的视域则势必需要得到拓展。唐颖的“双城系列”小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做出了创作上的有效尝试。作为新世纪以来书写城市尤为重要的文本，《阿飞街女生》《初夜》和《另一座城》这三部长篇，都是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回望上海。当对照项不再是北京，而是纽约、新加坡或者美国中西部的某座小城，我们看到的是否仍然只是上海“国际化”与“现代化”的一面？唐颖的后记或许提示着一种线索。她写道，“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⑤在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解开“另一个上海”的密码正是在空间与时间的互文之中。那么小说如何依靠这种有距离的凝视，剥开时间的内核，释放叙述历史的巨大能量？当隐藏在童年过往中的阴暗成为奠定这座城市想象的基石，这种叙述方式是否开启了讲述甚至治疗创伤的一种可能？或者说，这些文本在丰富着我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的同时，是否也在八十年代“伤痕文学”与“先锋派”对创伤的书写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叙述国家与个人历史创痛的方式？
一、“另一座城”：创伤的起点与隐喻
哈桑在《心灵之城，城市语言》中写道：“城市：灰尘、魅力、玻璃、钢铁、混凝土构成的几何体……但这一粗糙结构下还有另一个城市：看不见的，想象的，由梦想与渴望构成，是它引发了所有变化。”⑥在唐颖的小说中，“另一座城”也有着多重内涵：它既是这些如岩层般隐匿于城市地表之下的情感结构，又意味着时空错置中的记忆缺失与今昔之感，在其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集体记忆的地标，还有那些充满私人历史的秘密角落。
這些城市生活的图景在三部小说中有着不同的呈现。《另一座城》里是Park 97绿漆长椅上的“疲惫老鸟”，是法租界酒吧里的夜夜不眠；《初夜》里是淮海东路上人潮涌动的游行，是复兴公园午后的树荫下年轻情侣的约会；《阿飞街女生》里是狭窄弄堂里的油盐琐事，是破旧洋房中的浪漫琴声。如此种种，足以像一本城市旅行指南那样展示出上海的方方面面，甚至兼顾了它的繁华与落寞。然而在这些浮光掠影之后，唐颖仍旧切切追问上海为何区别于纽约等国际都市，它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与之相遇的个体来讲有着何种意义，小说中那些海外漂泊多年的人物又为何被这座城深深地羁绊。
唐颖并没有用“思念故乡”的主题来解答这些问题，或者说，“思念”这样的感情动机过于单纯美好，以至于无法承载起书中人物与上海之间胶着而难言的牵绊。当我们重新去审视这些地点，则会发现它们不仅是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场所，同时更是种种创伤的物质见证。《另一座城》里的上海是改变女主人公阿宝人生的地方，在Park97旁边的“咖喱乡”酒吧，她撞破了结婚十年的丈夫是同性恋的秘密。阿宝在小说中是一个从小在各国迁移的漂泊者，她无法在长期生活的美国与新加坡获得“家乡”的认同感，而上海对于她虽然是人生中途偶然来到的城市，但这种偶然之中却有着她对家乡的渴望——因为这是她母亲的城市。当她走在外滩，她“通过母亲感受这座城市的市民对外滩的感情，一种远远超乎于建筑的感情”⑦，而第一次走近“咖喱乡”所在的街区，她更是神奇地“感到身心突然被类似于乡愁的情绪笼罩”⑧。阿宝的心绪与同为异乡人来此的丈夫龙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龙将上海视为一个隐匿又解放自我的现代都市，那么阿宝则以模糊的直觉感受着上海纵深的历史，那些建筑斑驳的墙面所记录的革命年代的毁弃，那些隐藏于安静外表下的创痛，都与她在这座城中的遭遇隐约呼应。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是一个创伤隐喻的主体，在这里发生的伤痛也一一刻进这座城市的生命之中。
《初夜》与《阿飞街女生》中的主人公则是成长与上海弄堂里的小姑娘，她们的少女时代在文化大革命的阵痛与风暴中度过。对于她们来说，“革命运动就是她的生长环境，就像被污染的空气和水，她无法选择而浸润其间，从皮肤到头发丝到衣服的每根纤维，从早晨睁开眼睛看到的景象到晚上梦中的图景，无不是从革命中派生出来，那是一个无法述说的巨大存在。”⑨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无不试图诉说“文革”的历史创痛，它们或以控诉的语调来寻求历史公正的审判，或以反讽的修辞来呈现暴力的非理性与无意识。当一种正面的宏观叙述在巨大的疯狂与痛苦面前失效，唐颖所选择的是将女性的身体、城市与日常创伤的碎片相结合，以此来映射历史的黑暗。
《初夜》里描写了中学操场上批斗大会的一幕。小姑娘蝶来在跟着大家喊口号时与爱慕她的男生海参悄悄拌嘴吵架，结果被巡逻的公宣队队长发现，本来一桩少男少女间的小事却招致队长以暴力解决，他在众人面前羞辱海参并扇了他一个耳光。在这种惊惧之中，蝶来昏了过去。接下来作者并没有继续叙述蝶来对这件事的反应，转而去写她的初潮也在这时到来，她看着一个流血的自己流下了眼泪。革命年代寻常的暴力被深深隐藏在少女成长的痛苦之下，在之后漫长的数十年中，蝶来与海参甚至都不能明白他们之间的尴尬正来源于这次可怖的经历。唐颖将精神的创痛外化于身体之上，而初潮又不同于显见的伤口，它的正常性迫使蝶来需要独自忍受这秘密的羞耻感。所以，在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其实是无法在施暴的当下得到表达，而必须以转移和延迟的形式来呈现的沉重创伤。
在《阿飞街女生》中，这迟迟不能消散的梦魇则来自对女性身体的直接侵害。“一个夜晚，你们又听到凄厉的呼救，没有人出来，那个夜晚，你最好的朋友郁芳被强暴，那年她才十五岁。从此，你们的弄堂，变成了麻风岛……可怕的不是有坏人，是你们的沉默，你们的见死不救。”⑩这段迟到的反省依旧触目惊心，从主人公旁观者的视角我们更能够看到这种伤害弥漫的恐惧已经印刻在整个空间，“阿飞街这一类受创较重的街区却像内伤的人一样，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一直在感受其持久的钝痛。”11在这其中居住的每一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的同谋，而这个街区，甚至这座城市也都难辞其咎。
因此，上海在这三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已不只是创伤的见证者，它更是以自身的伤痕承受着个体生命的创伤隐喻。在一个城市特性极易被全球化抹消的时代，唐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记取这座城。上海之为上海并不是因为“外滩”“Park 97”“阿飞街”这些名称，而是由于这些地点所具有的超越现实可考据的意义，它们更接近于拓扑学范畴中的坐标，是巴赫汀所说的时空辐辏点，“地点，如文本一样，是回忆的核心所在，是个投射复杂人生经验的场域。”12
二、与历史重逢的可能
唐颖以创伤书写来解剖上海这座城时，已经引入了历史的纵深坐标，过去与当下在回忆与想象中彼此碰撞，互相阐释又虚实相映。这种难以把握的时间流逝在小说中首先以人物的生命经验体现出来，不过在这前景之后又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
事实上，从新感觉派小说开始，关于上海的都市特点便十分着重于“现代性”——短暂、易逝、偶然，而在唐颖的“双城系列”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座城从物质到精神的瞬息之变。“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大到留不住一样东西了，街道留不住，房子留不住，寻不着老店铺找不到旧人，一切都在变动中，‘变动 成了洪水猛兽，它冲垮毁灭了我们心里的挚爱。”13小说里的人物对这种变迁充满了失落与焦虑的感受，当已逝的过去只能存在于当下的对话之中，她们也失去了一个返回熟悉的家园的通道，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的经历，乃至对自身的认知，都统统变得无所依傍。“城市对于她，是一种必要的认同，用母体来比喻也不为过。对她来说，从出生到成长期的街区，是她生命最初依附的空间，如果丧失，不就同丧家犬一样？”14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情感与“乡愁”有着十分相似的质地，或者说，我们不可否认乡愁是对过去的执着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作者对“过去”所持的却是更为警醒的态度，在回忆中被浪漫化的闪光，要么在时间的长河中再难以拾起，要么就是被冷酷的当下打成碎片。
在《阿飞街女生》中有一个革命时代相当动人的场景，就是五个懵懂的女孩围坐在狭窄的阁楼上，听她們崇拜的小哥哥拉着手风琴吟咏普希金的诗歌。“窗外是暴力，一个血红的世界：红旗红字标语人们身上的血，喧嚣着锣鼓声口号声谩骂声鞭笞声。她们纤尘未染的嗓音天籁一般萦绕在珍妮家破旧的洋房里，萦绕在她们自己心头，令她们热泪盈眶。”15这样一副画面定格了70年代革命一隅的少年少女的生活，它以唯美与浪漫主义柔弱地对抗着革命的暴力，成为一个在主人公的记忆中不断被神圣化的断章。文中的小哥哥是她无法忘怀的青春偶像，他象征着与粗俗日常相对立的诗意情怀。但随着米真真与故人们开始交谈，她一点点看到了更真实的小哥哥，现实使她悉心保存的幻梦失去了迷人的色彩，“这么多年，她对他的死有过许多种想象，他中弹，他感染瘟疫，他迷路，他遇到野兽，热带丛林永远是她梦魇的背景……”16这样一个想象中的英雄般的形象，却并没有为革命殉难，而只是黯然地在香港的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米真真质询着曾坚信的“永恒”，承认“时间带来的改变又是多么令人难堪”，“这样一个瘸着腿谢着顶眼角皱纹下垂站在屋顶上准备自戕的小哥哥，和那个挺拔英俊有着微卷的头发和阳光般笑容的小哥哥怎么会是一个人？还有他们共同的诗人，像神一样在她心里膜拜着的普希金，在重新挖掘的史料中变成一个淫乱的道德败坏的浪荡子。”1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知道真相后痛苦的反思，这种痛苦与其说是针对逝去的友人，不如说是对逝去的青春幻梦的哀悼，并由此对自我以及整个革命时代历史的重新反省。
如果跳出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再来审视小哥哥的故事，则可以将他的陨落视为后“文革”时代转折的寓言。事实上，小哥哥身上的浪漫激情并不是革命暴力的对立面，他所吟咏的诗歌中的英雄主义情怀正是植根于曾经的革命土壤，而少女们对他的崇拜也同样来自革命语境的浸染。那阁楼上美好的一幕与它的血腥布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同小哥哥明亮与残忍的两面，他因为完美理想的破灭而对遭受强奸的女友郁芳百般折磨，已经暴露出这种高蹈的追求背后暗含的危险性。小哥哥更像是“文革”时代精神的一种象征。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开始转型，尤其是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全面到来，革命话语在新的语境下已经完全失效，曾经奉为圭臬的一切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甚至显得可笑可怜，小哥哥在香港穷困潦倒地自杀便隐喻着这不合时宜的革命精神的衰亡。
不过，这些小说对回返过去的执着更系于一种重返创伤现场的冲动，这正如同王德威在讨论伤痕叙事时所说，“隐含在伤痕里的是一项肉体证据，指向身体曾经遭受的侵害，指向时间的流程，也指向一个矛盾的欲望——一方面想要抹消，一方面却又一再重访暴力的现场。在检视个体的伤痕的同时，记忆被唤醒，一个隐含的叙事于焉成形。”18只是重返之路从来都十分艰辛，过去闪光的瞬间被一一打破，黑暗的礁石却依旧历历可见，在对创伤的掩盖和疗愈的左右为难中，小说引入了异国的空间坐标，尝试以此来完成曲折的返乡之路。
三、原乡与异乡：时空交错中的疗愈
如同唐颖在后记中所说，“双城”给她提供了从异国回望上海的视角。不过这种空间上的有意疏离并不仅仅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一种时间迂回的策略。也就是说，小说试图以一种错置的、移位的方式来召回和弥补已逝的时空，使异乡成为抵达原乡的中介。
在《阿飞街女生》和《初夜》两部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以原乡为中心离去又归来的叙事结构。这种离去既是指现实层面的人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中涌向大洋彼岸，又意味着将过去的痛苦记忆深埋心底，代之以遗忘的漠然。与此相对的，归来也同样含有旅程后的返乡与重回创伤现场的两重含义。《阿飞街女生》选择以追忆的形式逐渐拨开年少过往的重重迷雾，开篇时五个曾同住阿飞街的女生都已届中年，她们在异国的电话中重新联络，讲述各自数年的悲欢，并一点点靠近童年黑暗的核心。而《初夜》则是按顺序的时间来讲述，从蝶来在上海的少女时代写到她中年时随丈夫暂住美国，在那里与故人重逢并由此回忆往事。在这两种时间线索中，开启过去闸门的都是一个异乡的空间。“异乡气氛总给她非现实的虚幻感，这份虚幻令生活漂浮起一层诗意，给了她梦想的机会，也是她逃开现实的机会。现在，在这个她连名字都记不住在街上看不到一个亚裔人的中部小镇的图书馆，她在这样的地方与七十年代初的上海男生互诉衷肠，就像隔着各自的梦境在交流梦话。”19异乡的空间降低了直面创伤现场所需的勇气，这种重返的本质是建立在虚构之上的，并且对话性也只是表面的特征，实际上这只能是一个人的孤独的旅程。
这些故事在情节设置上都在促成对过去救赎的完成。《阿飞街女生》中的五個女生最终在纽约相聚，制作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纪录片；《初夜》的最后海参写信给蝶来，讲述了曾经发生在操场上的暴力一幕，袒露隐藏多年的伤痕，而蝶来也和她的初恋男友阿三在日本成田机场重逢，再次做爱来弥补初夜的缺憾。然而，当海面下的冰山似乎已经完全浮出，叙述已经在逻辑上获得圆满，这种对创伤的疗愈就随之完成了吗？当现在与过去之间只能依靠一种空间的不在场来建立连接，这种连接足以承受重述创伤的重压吗？
小说在这种表面的温情之下仍然保持着深深的怀疑，比如作者一遍遍用梦的意象来强调这种连接的虚幻性，“虽然米真真一直抗拒回到过去的气氛，可在梦里却有无数次走在相聚的路上，但一次也没梦到‘聚，好像，梦从来是各种高潮的前奏，最精彩的一刻到来时梦就结束了。”20这个梦所暗示的并不是聚会的无法实现，而是质疑了以一种集体与交流的形式疗愈创伤的可能。女孩们的创伤虽然是过去共同的经历，但是它对于每个人来讲依旧具有私密性，当她们需要以回忆的形式打开走向过去的通道，这却只能在各自的想象中完成，也即是梦中，而一个集体的梦则是无法想象也十分可疑的。所以，纵然她们重聚于纽约，却也不过是在帝国大厦的楼顶同看人生此时的风景。而《初夜》中蝶来在海参去世后方才读到他的信，信中所言说的创痛也随着故人一同落入不可追回的黑暗中。而与阿三在机场的重逢却使他们看清了这数十年人生的不可逾越，过去与现在之间已成深渊，那在想象中脆薄的联系在现实中更是迅速地粉碎。
四、小结
唐颖的“双城系列”小说以创伤之匙叩开上海这座城的城门，从时间维度揭示了那些不曾被留意过的街头巷角，又从空间维度去追溯一段难言的黑暗历史。在这些故事中，个人的沉浮与这个城市的遭遇互相映照，两者的创痛被不可分割地印进彼此的肌肤。那大洋彼岸的另一座城不仅为反观上海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更为重返创伤的过往开辟出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双城”的巧妙设置并非为了确证黑暗核心的必然抵达，以及创伤的最终疗愈，而是以时空的交错来书写一段五味杂陈的返乡之旅。■
【注释】
①③④[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10-24、99、127-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赵园：《北京：城与人》，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⑦⑧唐颖：《另一座城》，355、179、1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⑥Ihab Hassan：“Cities of Mind，Urban Words：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Metropoli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edited by Michael C.Jaye，Ann Chalmers Watts，Litera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Essays on the City and Literatur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1981，p.94.
⑨19唐颖：《初夜》，286、28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⑩11131415161720唐颖：《阿飞街女生》，76-77、36、233-234、19-20、258、255、259、3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12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2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王德威：《伤痕记忆，国家文学》，余淑慧译，载《现代中文文学学报》第9卷第2期。
（周思，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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