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空间的敞开与童年的“现实”
近年来，当围绕城市儿童校园家庭生活展开的儿童故事书在童书市场上大行畅销之势时，短篇创作一直在为突破这一题材的局限性而做出切实努力。在儿童所熟悉的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之外，儿童文学作家从历史、文化、民族、乡土、底层等多重维度突入儿童生活，以敞开的叙事空间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呈现了童年生活的广阔天地和多元镜像。这种对童年生活的多元化书写绝不仅是对某种陌生化情境的简单套用，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对生活细部的发现和对精神纵深度的开掘。这显示出作家在儿童文学难度写作上所作出的尝试与努力。
要突破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的局限，首先要从城市儿童狭小、闭锁的校园、家庭生活空间中突围出来，建构起更为广阔的童年成长空间。一两琴音的《策马少年》借助蒙古族少年的视角和口吻，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辽阔的蒙古草原。故事中，十四岁的哥哥是家族中的相马好手，受雇主所托为其挑选参加那达慕大会的赛马。由于选择了一匹野性未驯、满身伤痕的小矮马作为训练对象，哥哥受到了雇主的蔑视和爸爸的责备，但他却始终坚信小矮马的实力，而小矮马也没有辜负我和哥哥的期望，在那达慕大会上一举夺魁。当雇主厚着脸皮前来讨要小矮马时，哥哥却没有将小矮马交给他，而是把它放回了大自然，因为在哥哥看来，血统纯正而又野性未驯的小矮马属于广阔的天与地，属于山川、河流，不属于任何人。无论是在哥哥，还是在小矮马身上，都流淌着蒙古草原桀骜不驯、自由不拘的血液。更令人为之震撼的是蒙古牧民心中对自然的崇高敬畏。哥哥既爱惜小矮马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潜质，又不忍对其施以驯化让其完全为己所用，他深知只有自然才是性灵永恒的栖居之所。可以说，小矮马就是哥哥精神与灵魂的一个化身，而哥哥最后将小矮马放回自然，也意味着他将自己的心与灵魂放归到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实现肉身与灵魂的自由、和谐，这正是蒙古牧民崇高的精神信仰与生命态度。作者在以少数民族儿童生活题材拓展儿童文学叙事空间的同时，也表达了自身对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见识与体认。
近年来，在书写城市的繁华舒适和乡村的惬意诗性之外，城市流动儿童和乡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开始进入到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视野，这类题材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的生存缝隙中，逐渐开掘出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底层童年世界。近期的儿童短篇小说仍然持续着对底层的关注。毛云尔的《守秋》将笔触转向了日益衰败和凋敝的乡村。伴随着进城务工人口的增加，大片土地被抛荒，碉堡一样的水塔被齐腰深的蒿草淹没，昔日由青壮劳动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守秋队伍也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大麦和小麦两个孩子孤零零地守候在夜色下的乡村，承担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郭凯冰的《洁白明崖枝》讲述了几个在乡村留守的孩子等待和盼望父母回家的心情。为了迎接回家过年的父母，布米和谷穗上山采来了他们最喜欢的地皮菌和明崖枝。他们细数着每一分和父母相聚的时光，但是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免不了要经历离别之痛，那种心痛的感觉布米的妈妈曾在外公去世时体会过，而如今，年少的布米已经提前品尝到了这样一种滋味。王天宁的《张知了》将视野聚焦在了因城镇建设而面临拆迁的宽窄胡同，为了留住老屋，女孩张知了不惜帮助同学作弊，甚至为此遭到父亲的责打。知了一番努力的结果是，他们一家获得了最后搬离胡同的“殊荣”，在一个清晨，以一屉“恁香的包子”向宽窄胡同进行了最后的告别。无论是毛云尔的《守秋》、郭凯冰的《洁白明崖枝》，还是王天宁的《张知了》，都流露出一种浓重的乡村挽歌式的“告别”情绪。这些小说作品触及一个无法逃避的社会隐痛，即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乡村的衰败、凋敝，及市井胡同的消失。对于成长于其中的儿童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与骨肉至亲或童年居所的分离，从更深层次上说，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是城乡变迁中的一种被撕裂的阵痛，是与整个乡土中国进行最后的告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纵有太多不舍的情绪，也难以抵挡滚滚而来的城市化建设的大趋势，最终只将心中的痛惜之情化作一曲无言的挽歌。故乡的凋敝、骨肉至亲的离散，以及老屋的拆迁，从精神的分离到物质的消失碎裂，这一切无不在宣告这场告别的残酷与不可抗拒性。对于像大麦、小麦、布米、谷穗和张知了这样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或许还不能完全体会到这告别背后的真正意味，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承受的每一分痛楚却是真实而清晰的。
近期的儿童短篇创作为我们掀开了现实中国的一隅，它们以不同以往的视角和侧面切入儿童生活，将广阔而丰富的童年面貌以文学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看到童年的诸多面相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种童年镜像背后所隐现的精神力度。作家们在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生活现象的描摹，或对某类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追问，而是开始从精神层面出发去体察儿童的生存境况，观照中国社会现实下儿童个体的生命状态。儿童小说的生动和鲜活不仅源自对童年现实生活的呈现，更源自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所表达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正如贺绍俊先生所言：“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最终是要进入精神层面的，只有进入精神层面的小说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小说。”②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如何在表达童年生活现实感的同时，深入到儿童的精神世界，实现对童年的现实观照，是创作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從这一点来看，近期的儿童文学短篇创作已经迈出了踏实的一步。
二、个体成长的精神关怀与理想成人
——儿童关系的建构
当广阔的现实童年生活空间向我们敞开之际，各式各样的生命成长画卷也在向我们徐徐展开。近期的儿童文学短篇创作不仅书写着对儿童生存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了儿童个体的精神成长之上。伴随着时代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人们有关儿童成长的诠释与定义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当作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儿童，也会对童年成长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示。在近期的儿童文学短篇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成长的理解和期待，特别在对理想的成人——儿童关系的书写与建构上，作家们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一直以来，成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儿童本位”观在儿童文学出版业的甚嚣尘上，人们在儿童文学的创作、评论和阅读推广中往往热衷于强调对儿童天性的呵护，强调童年有别于成人世界的独特性。有些时候人们甚至矫枉过正地滑入到某种误区之中，认为兒童可以完全摆脱成人社会的监护和规约，实现审美自决和无约束的成长。事实上，这种将童年推举得过高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理解童年，更不是真正的尊重童年，这反而损害了童年生长的可能性，透露出认知的粗浅与商业化的味道。正如赵霞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对童年来说，过早地抛掉那个既约束着它却也育养着它的成人文化的躯体，等于过早地抛弃了把握文化的真正‘权力。”③尊重儿童的天性并不意味着儿童在成长中可以完全摆脱成人的干预，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成人悉心关怀与睿智引领，才有了卫护童年成长的铠甲和指引童年成长的方向。
廖小琴的《夏日歌》讲述了一个男孩的夏日奇遇。男孩小天因为和爷爷赌气离家出走，却由于忘记带钱在县城停留下来，并遇到了捡破烂的九爷。身无分文的小天得九爷收留，并被要求一起捡破烂、做家务以“偿还”他的招待。经过几天的相处，小天由最初对九爷的惧怕、怀疑，到慢慢了解九爷的身世经历，逐渐对九爷心生亲切与敬意。与此同时，通过身体力行，小天也更懂得去体谅长辈们的辛劳付出。《夏日歌》中的小天是一个留守儿童，但是在廖小琴的笔下，这种“留守”的身份被弱化了，成为他离家出走的一个契机，而真正被凸显出来的是男孩在夏日际遇里的精神成长。小天的成长和九爷的睿智引导是密不可分的，九爷的智慧在于他从来没有试着将大人的想法灌输给小天，而是完全让小天在实践中自己去体悟，当小天在劳动中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时，他也体会到爷爷奶奶日常劳作的不易，从而实现了精神的成长与蜕变。
同样，在马三枣的《鸟衔落花》中，小和尚慧宽也有着异于同龄人的处世智慧，他不仅聪颖过人，而且性格圆融通达、与人为善，通过两次赛棋，慧宽巧妙地帮助有绘画才华却不善交际的男孩儿融入集体之中。作品中的慧宽虽然是个十二岁的小和尚，但是他的一言一行都显露出超凡的人生智慧，仿若一位智者的化身。细读之下便会发现，慧宽的超凡智慧绝非来自儿童本身，而是源自作家的成人理性和对童年的睿智关怀，他如布置棋局般步步为营的手法几乎和九爷同出一辙。在《夏日歌》和《鸟衔落花》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睿智而成熟的引领，无论是九爷还是小和尚慧宽，他们都懂得恰如其分地对在成长过程中身陷泥泞的孩子施以援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来自成人智慧的睿智引领，才有了童年成长之花的盛放。相较于以粗浅的幽默故事去娱乐儿童，取悦儿童，这样的成长故事更能体现作家对童年成长的真诚关怀，也更具有恒久的文学魅力。
强调童年的特殊性也并不意味着儿童与成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可融通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童年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认识童年实际上就是认识人类自我。童年是精神个体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是孕育着成人的人格与未来生活走向的精神萌芽，是生发人类精神的母体或根茎”④。童年虽然已经逝去，但童年精神却依然保留在成人的体内，蕴蓄着精神成长的根基和力量。对于成人来说，童年经验已经成为不可重现的过往，但是他们仍可以通过某种路径抵达童年世界。
圣埃克苏佩里曾在《小王子》的扉页中写道：“每个成人曾经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在黄颖曌的《木古与扫夜人》中，木古就是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的大人。木古曾经因不被父亲理解而受到伤害，但是当他长大成为一名父亲后，他却忘记了自己童年经历过的痛苦，又对儿子木亚做了相同的事情。木亚在和父亲的一场争吵后变得昏睡不醒，为了唤醒沉睡的木亚，木古前往梦境之城一探究竟。在扫夜人的帮助下，木古找回了自己儿时的记忆，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理解了木亚的心事。最终，木古借助一场焰火向木亚表达了自己愧疚和歉意，将木亚从梦境之城带回到现实世界中。通过这样一次神秘的幻境之旅，木古打通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那堵屏障。所谓的“梦境之城”其实就是儿童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儿童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通过游戏活动来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儿童的生活即游戏的生活。游戏满足了儿童内心深处强烈的“参与”愿望，同时也为儿童创造了精神上的愉悦和自由，让他们可以在虚拟的幻想世界中体验他们所向往的某种情境，实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从而使精神世界中所积蓄的压抑之感得到宣泄。无论是现实游戏还是幻想游戏，都是儿童借以摆脱现实焦虑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理解了儿童的这种生活思维方式，我们也就理解了童年。
如果说黄颖曌的《木古与扫夜人》借助幻想方式找寻到了一条通往童年的秘径，那么许东尧的《上海两日》则将这种融通的方式寓于现实的爱与沟通之中。小说中女孩星月因为做作业的时候听音乐而受到爸爸的训斥，爸爸一气之下掰碎了星月心爱的唱片，导致她伤心过度突发急症。一夜未眠的爸爸带着女儿从家乡小城到上海求医，开始了父女二人的上海两日之行。经过上海的两日之行，竖立在星月和爸爸之间的屏障已经悄然瓦解，曾经的隔阂就这样化解了在父女之间的爱与沟通之中。
从近期的儿童文学短篇创作可以看出，作家们对于童年成长有着更为成熟的认知与体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成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并在创作中积极地建构起一种理想的成人——儿童关系。而这样一种书写在表达童年关怀的同时，也给成人们带来深深地反思，它在提示成人如何去智慧地引导儿童成长，如何真正地走近童年、理解童年。
三、诗性精神与文学灵魂
儿童文学之美与童年之美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对童年的美好想象一方面源自人类对童年时代的不舍回眸，另一方面也因为童年成长总是指向未来，而被赋予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童年的美好想象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有别于一般文学的品质也正在于这样一种独特的童年美学的存在。
近期的短篇童话创作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如梦似幻的美好世界。贾颖的《星光灿烂》讲述了一个友情与守候的故事，故事中，“我”得到了一颗可以实现任何愿望却不能转送给别人的小星星。为了让好朋友能够从自卑中走出来，“我”甘愿变成一颗小星星，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边。而在故事的最后，我的好朋友也同样化作了一颗小星星，守候在那些不快乐的孩子身边。在小河丁丁的《小麂子的指路牌》中，温暖的亲情照亮了迷失者回家的路。故事中漂亮的雌麂在小镇上开了一家补衣店。为了送还一只雄麂留下的衣物，雌麂在过年的前一天登上了去往南山坳的路。一路上，雌麂看到了小麂子们留下的指路牌，它们横七竖八地立在山间的小路上，用温暖的提示引着雌麂来到了雄麂的家。小麂子们的热情懂事让记忆恍惚的雌麂找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直到喝下雄麂递给她的“茶”，雌麂才如梦初醒，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家。在何新华的《花婆婆的小吃店》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友爱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开小吃店花婆婆在打烊后迎来了三个衣着单薄的小客人，她没有赶走他们，而是拿出厚厚的小棉袄和甜甜的果子蜜招待了这三个远道而来的小家伙。大快朵颐之后，三个小家伙趴在桌子上酣然入睡。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才发现，自己竟以小野猪的样子躺在花婆婆暖暖的被窝里。从那以后，花婆婆总会隔三差五地在门前的台阶上放上一罐米酒或是甜甜的果子蜜，而她也会时不时地收到小野猪们送来的礼物。作品在书写陌生人间的信任与友爱的同时，也将主题引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美好而又富于诗意的精神存在，友情的守候、亲情的指引、陌生人间的友爱与信任以及人与自然地和谐共生，这一切宛如夜空中的点点星光，照耀着童年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面对死亡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儿童文学也以诗意的话语诠释了对生命的理解。在《死神先生第一天上班》中，两色风景用一个善良温暖的死神形象消解了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之感，表达了人对待死亡的从容态度。第一天上班的死神先生要去收割一位老奶奶的灵魂，因为毫无经验，他稀里糊涂地帮老奶奶收割了整片麦田，又听她讲了好多老爷爷生前的故事。正当死神先生因为不忍收割老奶奶的灵魂而想要独自离去时，老奶奶却叫住他，告诉他自己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并愿意让他带着自己离开。在作者笔下，死亡不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充满了柔软与温情，它让人走出对迈向生命终点的恐惧，有了对待死亡的从容态度。同样，何家欢的《橘爷爷的婚礼》也将死后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很遥远，但每个人都会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会和自己所珍惜的、深爱过的人得以团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亡虽然是和生者的分离，但同时又是和逝者的重逢。借助于对死亡的诗意书写，儿童文学将死亡由肉体的消逝转化为精神与灵魂的融通，从而消解了死亡的冰冷之感和由其所带来的心理恐惧。而有了这样一种对死亡的富于诗意的理解与认识，生命在面对自己或他人的生老病死时，也可以有更加豁达与从容的态度。
儿童文学的诗性精神在近期写实题材的短篇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王勇英的《小九街的路灯》讲述了一对兄弟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从小到大，弟弟灯都把智障哥哥路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照顾对待。不仅如此，他的妻子火和儿子毛豆也将这份爱与呵护延续着。关晓敏的《不错的快递员叔叔》、吴洲星的《一头野猪》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爱的传递和回应，它于无声之中照亮了童年，驱散了生命中的寒冷与灰暗，那不仅是儿童文学诗性的显现，更是爱的诗性，是生命的诗性。
诗性精神是儿童文学的灵魂，它让儿童文学成为温暖的文学，美好的文学，同时它的这种诗性品质又是紧紧指向现实中的童年成长的。方卫平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童年最‘真实的精神内涵之一”就是“即便在最沉重的生活之下，童年的生命都想要突破它的囚笼，哪怕在想象中追寻这自由的梦想，除非童年自身被过早地结束。这是童年有别于成年的独特美学，也是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特生命体验。”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正是对这样一种自由不拘的童年精神的人文关怀与温暖观照，它们用成熟而丰盈的生命智慧悉心地呵护着儿童纯真而美好的天性，卫护着儿童对自由的追逐和向往。儿童文学总是美好的。它的这种美好不是将儿童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用美好的幻境去欺骗他，而是通过让儿童去亲近那些美好的情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撒下浪漫的种子。儿童文学所传递给儿童的种种体验，其最终理想是要转化为他们未来迎对人生的生命态度。它将会变成童年生命中浪漫和快乐的因子，让他们以乐观的态度去想象人生，以从容的姿态去面对人生，这正是儿童文学的启蒙意义之所在。
從现实观照到成长关怀，再到诗性精神的表达与呈现，近期的儿童文学短篇创作在走近童年生活的同时，将更多地目光投向了儿童的精神世界，从不同侧面与维度实现了对童年的精神观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作品中散放出的一种独特的灵性光芒，在类型化写作日趋泛滥的今天，我们越发需要这样一种光芒，它们是儿童文学的明天与希望。■
【注释】
①孟繁华：《2014年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我们的文学理想》，载《文艺报》2015年1月19日。
②贺绍俊：《波澜不惊的无主题演奏——2008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③赵霞：《童年权力的文化幻象——当代西方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一种批判》，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④丁海东：《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2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现实”的思考》，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何家欢，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本文系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之青年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空间场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QN2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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