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代中国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体西用”基本标准之下进行的。不过，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还是在《学务纲要》里明确提出“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同，造就通才为宗旨”及“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等主张。这些都是高等学堂办学的基本宗旨和文学教育的“总要”，并对高等学堂讲授中国文辞提出明确要求“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①。在1904年初批准实施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与文学教育相关的科目明显地有别于以前的课程设置。在“诸子”与“词章”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学门”应修的课程中，清楚地罗列出“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说文学”“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及“西国文学史”等主课。其中，“中国文学研究法”课程要求“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而在文学“讲习法”方面指出，教员在讲授“历代文章流别”时，“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学史”课程及其文学教育的目的：“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便。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②可以说，“由‘词章文体及 ‘历代文章流别的文学教学及其写作训练，转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及其学科知识培养，以及强调‘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与‘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等教学目的与方法的转变，事实上成为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一种自觉选择。”③1905年，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这为推行新的学制清除了障碍，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创造了历史机遇。
在我国的现代大学里，真正将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一门专业、一门学科将其制度化，还是北京大学走在最前列。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将文理分科，成立国文系（中文系），确立文学学科专业。1912年，废去经科，将经学一门归入文科。1917年，设立文科研究所，分设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1919年采用分制，废去文理法等科之名，分设各系，国文系成立。从此，“文学教育”不再仅是广义上的教育，而是被纳入现代的教育制度中，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一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课程配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考试制度、学生来源等。文学也不再仅是指称作家和作品，创作和欣赏，而是作为一门知识、专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规范、标准，由文学教师传授，被文学专业学生所接受。正如温儒敏所言，“因为许多大学的创办和学科建设的要求。文学史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体制所规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的一种时兴的产物。”④一时间，“新文学史”不仅成为研究领域的“新宠”，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在大学里面流行。除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台静农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流源》（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1935年）、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1936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等不少关于新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纷纷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胡适、周作人、徐志摩等在北京大学开设“新文艺试作”（1929 —1930），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 —1933），而他撰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就是他的新文学课程讲义。周作人、冰心等在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习作”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促进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离，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建构。
但也应该看到，此时的“新文学史”大多数只是作为一门断代“文学史”课程或准文学学科进入到大学课堂及其课程设置的，学科意识不是十分明显，课程体系也不够严密。一句话，大多数有关新文学史的论著或者课程都只是停留在对五四新文学的总结与回顾上，主要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从而达到“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学教育目的⑤，还未真正被提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构建层面上来思考。
二
1949 年前后，随着当代中国“新的人民的文艺”⑥目标的确定，大学教育体制也应时而动。一切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运作，都得考虑是否符合新政权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表现在文学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就是教学大纲如何规范新文学教学的内容，如何规范新文学课程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1949年10月11日高教秘字第1282号通知）以及《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1950年5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不仅强调大学的文学教育及其“文学史的基本知识”教学是各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主要教学活动，《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还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及其内容作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随后，根据当时“中央教育部组织的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依照部定在五一年六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课程草拟一个教学大纲，以便印发全国各校中国语文系”的要求⑦，由李何林、老舍、蔡仪、王瑶（原定有陈涌，因故未能参加）等组成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组，经过集中两次商讨，最后在王瑶、蔡仪和张毕来等人分别提出的大纲草稿基础上，由李何林负责修订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⑧。虽然这份大纲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作为由政府“法定”的第一个有关“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大纲”，不仅承担起了重构并书写五四以来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等文学史叙述与文学秩序的使命，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书写及学科建设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这份面向“全国中国语文系的有关教师同志们”印发的大纲，其“绪论”共分四章，现辑目录如下：
第一章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节 目的
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二、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
第二节 方法
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二、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第二章 新文学的特性
第一节 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
第二节 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第三章 新文学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发展
第二节 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 大众化（为工农兵）方向的发展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第四章 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1917—1921）
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1921—1927）
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
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937—1942）
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1942—1949）
在“绪论”中，十分明确地规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其方法。一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二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尤其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此同时，该大纲对新文学的特点作出了重新解说，即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对新文学发展的特点也作出四点规定：（一）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发展；（二）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发展；（三）大众化（为工农兵）方向的发展；（四）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可见，这份大纲特别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新文学历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联系，带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规范的政治特点。
基于“新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阐释，在文学史的分期上，也借鉴参考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分期方法⑨，将“新文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新文学的倡导时期（1917—1921）、新文学的扩展时期（1921—1927）、“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937—1942）、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1942—1949）。以上新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等政治事件和“左联”成立、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文代会等文学-政治事件为标志或枢纽。
因此不难看出，“这样的分期方法与新文学自身发展的特性有关，还与将新文学的发展历史统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中的考虑有关，即证明新文学的历史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文学的发展是为其服务的。”⑩
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也融入“绪论”之后的各个章节中。按照“绪论”中五段分期，各立一编。每一编中都有介绍政治背景和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专章。文学运动之外，又根据文学体裁，分别给各阶段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单立了一章。这也开创了“文体型”文学史书写模式。在各编中，具有左翼倾向和革命倾向的作家则占据了整个大纲的大半壁江山。第一编和第二编特别强调了鲁迅作为“伟大的旗手”的作用。第三编中，蒋光慈、郭沫若、丁玲与中国诗歌会的蒲风、王亚平以及臧克家、艾青、田间等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家特别地受到重视。而巴金、老舍、曹禺、朱自清、郁达夫等少数的不具备明显的左翼特色的作家，只是被列入大纲作为参考。此外，在大纲之后还附有新文学教学参考书目。除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人民文艺丛书、五四文艺丛书、抗战前出版的著名作家的“自选集”和“选集”外，主要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文献》、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时代》、胡风的《剑、文艺、人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以及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份教学大纲在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进行建构时，主要是以新的国家政治关切和新的文艺思想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11。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 初稿） 》的编写中，新文学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是一条明线，无产阶级的领导则是从头到尾贯穿的灵魂主干。整部大纲正是以此来建构了一个严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课程设计（教学方案）。
不过，这份“教学大纲”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因为尽管它是建国后第一个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新文学教学大纲，但毕竟只抛出个纲来，好比一部书只有目录。”12
三
自“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史”这种称谓一直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1951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年）、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第一卷）》（1955年）等都还称“新文学史”。但之后出现了颇为明显的“更名”现象，“新文学史”纷纷更名为“现代文学史”。最先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论著是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紧随其后，更名的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1960年）、吉林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年）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62年）等。这种改变并非简单地“更名”，而是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涵义。在洪子诚看来，“‘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而这种依据，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13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学者更指出，以“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是为了突出1919—1949年这段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特征。同时，也是为了把文学的历史进程更好地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更确切地说：“抛弃‘新文学这一‘五四时期出现的概念而采用‘现代文学概念，将‘新民主主义文学限定于1919 —1949年之间，正是为了把文学史的写作更准确地契入到革命历史的论述当中。而这种对照革命历史而规定的文学史图景，就使得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的出现成为必然。不仅如此，也规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历史性质的高低，同时也是学科地位的高低。由于‘社会主义文学高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当代文学也必然高于‘现代文学，或者说，‘现代文学不过是‘当代文学出现之前的一种‘低级阶段或铺垫。按照50年代后期‘厚古薄今的逻辑，这一学科定性是必然的。”14由此可见，从 1950 年代初期“新文学史”的建构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都蕴含了鲜明的政治运作动机。而就其实质而言，从“新文学史”到“现代文学史”的名称变化，既是一种文学“进化”的结果，也体现出一种文学史观的“现代”转型。1957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5，以官方的名义正式把1919—1949 年的文学命名為“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学“进化”和“转型”的结果。
《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除供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外，并在教科书出版前提供各校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参考”16。它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正式成立。该大纲把1919 —1949 年的新文学历史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在其《导论》中，有关研究文学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的必要性。确认文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它的阶级性和社会教育意义。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毛主席对于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原则和对于文学批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指示”17。这份大纲共分九编，第九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1919—1949）”，即现代文学部分，共有十七章和一个“结语”，约三万二千字，主要由王瑶与刘绶松两人执笔。其各章节讲授时数如下：
第一章 绪论——约半周
第二章 文学革命的经过及意义——约一周
第三章 鲁迅（上）——约二周半
第四章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约二周
第五章 郭沫若——约二周半
第六章 创造社及其它——约二周
第七章 左联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约一周半
第八章 鲁迅（下）——约二周半
第九章 茅盾——约三周
第十章 巴金老舍曹禺——约三周
第十一章 左联时期的其他作家——约三周
第十二章 抗战前期的文艺活动——约一周
第十三章 抗战前期的创作——约三周
第十四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约一周
第十五章 向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约二周
第十六章 赵树理丁玲——约二周
第十七章 国统区文艺运动及创作——约一周
结语——约半周
从章节目录与讲授时数不难看出，该大纲相对于之前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而言，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得更加纯粹而明显，新中国文艺思想非常明显地主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之中。在第一章“绪论”中，不仅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民革命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一翼……三十年中，现代文学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作了伟大的贡献。现代文学的主流——就现代文学的历史要求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说来，它的主流是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学。现代文学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一贯是新文学的指导思想”18。而且还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从五四起，虽然在创作方法上有着不同的流派，但现实主义就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并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不断前进。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要求和创作上的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相结合，就必然构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
“由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民文艺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和在文学面貌上所引起的巨大变革，因此应该以 1942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20据此，该大纲把“现代文学”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一）五四时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文学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约相当于本篇第一章——第五章；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约相当于本篇第六章——第十章；
（三）抗日战争前期（抗战文艺1937—1942），约相当于本篇第十一、十二两章；
（四）抗日战争后期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1942—1949），约相当于本篇第十三章——第十七章。
这个历史分期，五四被明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把1917年作为新文学的起点，即把‘五四前后（1917—1921）作为新文学的倡导期，这至少考虑了新文学发展的真实情状，该大纲却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则可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建构的进一步规范性。”21
该大纲在各个章节的论述中，也特别强调各个时期文学的“思想斗争”和政治博弈，并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强调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在作家、作品的叙述上，主要采用“作家型”文学史书写模式，以单独章节讲授的作家就有30多位，这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体型”文学史书写模式有着根本差别。相比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鲁迅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单独占了整整两章约五周时间，而整个“现代文学”才安排讲授三十四周。郭沫若、茅盾各占一章的篇幅，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共同占一章的篇幅。虽然这几位作家所占篇幅不尽相同（或者说有失偏颇），但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排位差不多就是这时候给予确立的。
通过对《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中国现代文学”部分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本质上已经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烙上了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特征。
四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的演变，直接“左右”着大学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及教材编写的走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的文学教育及其‘新文学史课程教学，也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左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横行，而走向了历史的极端与现实的虚无。”22
“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高考，高等教育制度得以重建。这为大学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与学科改革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及探索发展的可能。“到了1978年，出现了若干高校联合编教材的热潮，一时竟出现了‘合众‘连横或者东南西北、五湖四海的集全体，出现前有未有的热烈、繁忙地编写新文学史的高潮。”2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60年代初就上马但一直还未完成的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于1978年得以重新上马，并于1979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24。这成为“文革”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并被作为“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此外，还有田仲济、孙昌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1979年）以及九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中南七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1979年）、七省区十七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1980年）、十四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81年）等个人或“集全体”文学史著。这些论著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探索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王锦泉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史》（1986年）、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年）等几部较有影響的文学史论著更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突破与创新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重写文学史”25的提出与自觉，明显地影响到了大学的文学教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和学科的学术反思。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大学文学教育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应当走出‘革命史、‘ 思想史与‘现代性等‘误区。从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体系等层面进行全面的改革。”26在这一背景下，由当时国家教委组织、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27，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认可，并对当时的大学文学教育及其教材编写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了论述方便，辑录该大纲目录如下：
一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诞生…1
二 鲁迅的《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5
三 叶绍钧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小说…9
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的小说…14
五 初期新诗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诗集…17
六 20年代诗体诗风流变与象征诗派…19
七 闻一多、徐志摩与新月派诗…21
八 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和“五四”时期的散文…23
九 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26
十 田汉等剧作家与初期话剧创作…28
十一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30年代文学潮流…30
十二 丁玲、张天翼等作家的小说…34
十三 艾芜、吴组缃等作家的小说…37
十四 茅盾的小说…39
十五 老舍的小说…42
十六 巴金的小说…45
十七 沈从文的小说…48
十八 “京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51
十九 李劼人等作家的小说…53
二十 臧克家和中国诗歌会的创作…56
二十一 戴望舒、卞之琳和现代派诗…58
二十二 30年代的小品散文…60
二十三 鲁迅和30年代的杂文及报告文学…64
二十四 30年代的剧运和剧作…67
二十五 曹禺的剧作…68
二十六 抗战文艺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与40年代文学思潮…72
二十七 田间、冯至及其他诗人的诗作…77
二十八 艾青的诗…81
二十九 “七月派”与“九叶派”的诗…83
三十 沙汀、姚雪垠等作家的小说…86
三十一 师陀、钱钟书、路翎等作家的小说…89
三十二 夏衍、于伶的剧作及其他…95
三十三 郭沫若等的历史剧和陈白尘等的喜剧…98
三十四 散文的拓展与提高…102
三十五 吴浊流、张爱玲等作家与沦陷区文学…107
三十六 赵树理、孙犁和解放区短篇小说…111
三十七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解放区长篇小说…114
三十八 解放区的戏剧与诗歌…117
结束语…120
思考题…124
后记…131
这个“按照国家教委要求”编写的教学大纲，对高校有关课程的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编写的主要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系统地阐述本科（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准确、简明扼要、便于教学”28。编写的“宗旨”及准则是“力求从实际出发，把事物放在客观历史进程中来考察，纠正长期以来一些‘左的简单化的评价……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一些历史过程，力求给予比较科学的评价”29。
在内容的选择上，该大纲十分注重吸取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把文学史真正写成文学发展的历史”。为了突出文学成就高、文学影響大的作家，该大纲在单元和章节设置上作了精心编排和选择。占据独立单元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艾青、丁玲。在单元上列出名字的作家有：叶绍钧、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周作人、朱自清、田汉、张天翼、艾芜、吴组缃、李劫人、臧克家、戴望舒、夏衍、于伶、陈白尘、田间、冯至、沙汀、姚雪垠、师陀、钱锺书、路翎、吴浊流、张爱玲、赵树理、孙犁。此外，该大纲一方面“对文学运动和思想斗争的部分，进行了清理、压缩”，另一方面却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扩大了编写的范围。除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之外，还要包括过去文学史中缺少的沦陷区文学、台湾文学的部分，并对“国统区文学”有所加重，以“有助于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可以名副其实地真正成为全中国的文学史”30。在编写体例上，该大纲也“有所革新、有所改进”。“这个《教学大纲》在体例上既不死死按照固定的几个时期来叙述，也不死死地按照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种体裁来叙述，而是着眼于突出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特点，采取综合各种因素，比较灵活多变的‘单元体，每个单元比章小，比节大，全部大纲共分为三十八个单元来叙述。”31可以说，“反映在这份教学大纲中的诸多学术问题及改革性尝试，不仅提高了大学文学教育中对这门课程及其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的共识，同时也为新时代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开拓出多种新的学术增长点与多元发展的途径。”32
结语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确立与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法定”颁布形式，促使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干预与规范进一步得以具体化、制度化、一体化，并落实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过程中。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从而最终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轨道的目的。但吊诡的是，“教学大纲”的颁布，在给予“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组织”支持和“法定”保障时，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实本体进行了一种“选择性”解构，把凡是不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确立与建构也客观地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人为局限性。这种制度建设的贡献与缺陷都成为后来的镜鉴。■
【注释】
①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8-14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785-7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222632王荣：《论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科及其建构——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④温儒敏：《从学科史考察早期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
⑤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载《文学杂志》1948年第3期。
⑥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提出了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目标。
⑦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见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1页，北京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版。
⑧这个教学大纲曾于1951年7月在《新建设》杂志第4卷第4期的“学术讨论”专栏上发表，署名为“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同月，与几篇论文合集，以《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为名，由新建设杂志社出版。
⑨《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的一次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此文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把二十年来中国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到1921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1921年到1927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到现在的三年。
⑩杨勇、李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1早在1940年，周扬在为鲁迅艺术学院所设置的“中国文艺运动史”这门课程所编撰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就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及其方法，强调了“新文学运动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等历史特征，尤其是明确提出了“从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等观点，已经为延安时期的大学文学教育及其“新文学史”教学，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文学史的新秩序。
122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84、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14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游国恩、复旦大学刘大杰、山东大学冯沅君、北京大学王瑶、武汉大学刘绶松等教授起草。根据各校意见进行修改后，于1956年7月经高等教育部召开的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讨论后，又进行修改，最后经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7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617181920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5、236、237-238、23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21胡希东：《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41979年11月出版第二卷，1980年12月出版第三卷，主编是唐弢和严家炎。
25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以有别于传统教科书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了某些质疑性的探询和多元化的阐释。由此而后，“重写文学史”成为人们对文学或文学史進行再解读的一句口号、一种观念或一种策略。
27《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由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持编写。编写组成员有河南大学谢志熙教授、北京大学方锡德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为民。其中刘为民分工执笔五四时期（1—10单元），方锡德分工执笔30年代（11—25单元），谢志熙分工执笔抗战和40年代（26—38单元），严家炎负责提出框架，撰写结束语，进行全部大纲的统一修改和最后定稿。自1992年6月在四川大学召开座谈会草拟设想开始，同年9月和1993年6月，又分别在河南大学和吉林大学召开讨论会，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最终于199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98000字。
28严家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293031严家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设想。此文是严家炎1993年7月给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作的序，后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问学集——严家炎自述》。
（孙向阳，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贵州省铜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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