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系”：无可奈何花落去
继2015年淡水“真理大学台湾语言学系”停办后，2016年夏天台中“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系”送走最后一批应届结业生，这象征着该系又正式倒闭，《文学台湾》等媒体最近由此展开讨论“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这一话题①。其中《联合新闻网》的标题为《台文系倒闭，象征本土化的黄粱一梦？》。有网民称，“全世界都在学中文，只有这群夜郎在自豪”。这里说的“夜郎”，是指部分“台湾文学系”的教师放弃中文而提倡什么“台文”，即用中国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写作。一些网民对办“台湾文学系”很不以为然，认为“台文系误人后辈，教出来的‘太阳花只会闹事”。还有人直言，以政治目标伪装文化，又没有足够的内在学术力量去支撑，只能获得“假鬼假怪”——即不是中国人而是与中国无关的所谓“台湾人”。
研究台湾文学，本应是大学中文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實行白色恐怖，不许讲授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再加上中文系长期以来厚古薄今，背上了国学的沉重包袱，致使许多人并不认为台湾有文学，或认为有文学但成就很小，完全不值得研究，这便形成研究本地文学没有学术地位的偏见，使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台湾文学一直无法进入高校讲坛。尤其是在1970年以前，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的假面具还未揭露时，如果有谁提“台湾文学”，会被认为不赞同“中华民国文学”，就会被安全部门过问，因而各大学根本不可能设立台湾文学课程。直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80年代，寻访台湾文化根脉的呼声高涨和本土思潮迅速占领各种阵地之际，情况才有所改变：1997年，淡水工商管理学院（现为真理大学）排除阻力终于成立了全岛第一所“台湾文学系”。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后，在本土化思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台湾文学系”遍地开花，二十多所大学设立了十八个由“台湾文学”或“台湾语文”“台湾文化”命名的学系及其孪生兄弟“台湾文学研究所”或“台湾文化研究所”“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
尽管从南到北彼此呼应建立“台湾文学系”及“台湾文学研究所”，给人印象是势不可挡，但仍然有人不断提出下列疑问：“台湾有文学吗？即使有，可以设系或值得设系吗？”、“台湾文学够格成立一门学科吗？教些什么呢？师资在哪里？”②还有人认为：“台湾文学只有三百年，而中国文学有五千年，台湾文学作为选修课开还可以，单独设系是人为的拔高。”的确，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并未事先从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证。这种由政治催生学科的做法，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主宰，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
用平常心看，无论是“台湾文学系”还是“台湾文学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主张台湾“独立”的并不占多数，即使是有分离主义大本营之称的成功大学“台文系”的部分老师，仍把白先勇、张爱玲、余光中等属中国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当作台湾文学的主流来处理。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所还开设有“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从白先勇到郭松棻60年代现代小说家作品”、“现代诗”、“现代散文”、“后殖民文学选读”等课程。众多师生更没有明确表态：中文系应与“外国文学系”合并。这也就不难理解“高雄大学”创校时，拒不成立“台湾文学系”，宁愿让“中国文学系”成为亚洲汉学研究中心。可当下在“去中国化”的思潮引导下，“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某些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③。也正是这种违反学术建设要求的原因，导致真正叫“台湾文学系”的全岛只有三所：北部的真理大学、中部的静宜大学、南部的成功大学，其他院校鉴于“台湾文学系”的牌子市场前景不看好，便不断地更名，如改为“乡土文化学系”、“台湾语文与传播学学系”、“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学系”等。当下办得最成功的为成功大学“台文系”，设有博士班、硕士班、大学部，若顺利的话，大概可以读十年以上。只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台文系”学生毕业后到底出来要做什么？有人在网上调侃说：“可加入民进党成为党工从政、举旗子、发便当、订游览车，再不行从事民进党主办的地下电台卖药兼宣扬‘台独理念给人洗脑。”把“台湾文学系”等同于“台独（台毒）养成班”，显然是以偏概全，“台湾文学系”目前还是学术和教学单位，但的确有一些数典忘祖的老师在任教，使“台湾文学系”难以被人尊崇，正如不少人批评的那样：“台湾文学系”不过是一个政治主张的文化表现，其自身学术力量严重不足，像《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几乎是靠对岸学者所撰写，有些人一边批评大陆学者著作，一边又在论文中或在课堂上加以正面引用。
的确，说着中国话用着中国字，可打出的是“台湾语文系”的招牌，这使人感到是一种悖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语文系”的设立宗旨，并不单纯是“松动”中国文学的一统天下，而是为了与中国文学、中国语文分庭抗礼。只要“台湾文学系”或“台湾语文系”一成立，各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学国文》不是减少就是被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台湾文学课程，这样使学生减少了接触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机会。曾任“共生音乐节”发起人的蓝士博认为，现在“台文系”的最大挑战，便是台湾文学研究体制与国民教育的极度脱钩。当体制内外的“循环”与“再生产”无法完成，对内无法整合分工，对外无法争取空间、资源，连有别于“中国文学系”的文化底蕴都无法完成，“台文系”诞生的“20年终将只会是黄粱一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离开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将只会是黄粱一梦。此话虽然说得尖刻，但事实本来如此，“台湾文学系”早已成为零散于各大专院校的“弱小科系”：在硬体与软体设施方面，“台湾文学系”始终比不上中文系，至于全岛四十三所院校所设立的中文系及研究所建立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台湾文学系”师生即使再努力二十年、三十年，也是达不到的。
这场“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的讨论，有利于中华文化的维护和提升。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久前的真理大学“台湾语文系”和当下的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系”寿终正寝，是理所当然。因为“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二十年来一直找不到定位，一些“独派”学者将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加以排挤，并打算将其“挤”到外文系里去。这就牵涉到“台湾文学系”是否应与中国文学切割，还是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发展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关于后者，明确主张的人虽然不多，但多数人认为“台湾文学系”与中国文学“断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台湾文学的产生系祖国大陆文人沈光文带去的火种所点燃，单说当下的台湾文学创作，哪一个作家没受过中国文学的哺育？更何况两岸作家同根同种同文，有如余光中所说的“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可“台湾文学系”部分“基本教义派”，认为台湾文学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学，还鼓吹什么“台湾文学主权在台湾”。以这种思想办“台湾文学系”，向学生灌输“中国文学”是“敌国文学”，台湾文学才是“本国”文学的观念，难道不是误人子弟？
众所周知，让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是根本不可能的。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决不像有人说的有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④。两岸不是“两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像有人鼓吹那样唾弃中文而改用什么“台文”写作，可闽南话大部分有音无字，书写起来困难，作者写得辛苦，读者读起来更辛苦，难怪黄春明在一次演讲中说：爱台湾不等于讲闽南话，大家应该用中文来写作，以方便与读者沟通。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蒋为文副教授，认为用中文写作属“卖台”的可耻行为，便在黄春明演讲现场举牌抗议，可他抗议黄春明的大字报全部用中文写就，而且还用了三个简化字，这真是最大的黑色幽默。退一步说，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后作家们仍用英文写作，何“可耻”之有？更何况台湾“独立”根本就不可能。须知，民进党的“台独”党章也全是用中文所写，这有如蒋为文和蒋介石同姓，他肯定是中国人一样。
除“台湾文学系”是分离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促使办学方向走入死胡同外，还在于不少院校的“台湾文学系”与中国文学系始终处于对立关系⑤，而不是一种互补关系。在某些大专院校，多认“小乡土”的“台湾文学系”与多认“大乡土”的“中国文学系”关系异常紧张，想进行对话都不太可能。此外，“台湾文学系”始终未能走出学院围墙，未能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他们不承认也有道理，因为“台湾文学系”某些人所主张的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社会上许多人士均不以为然。须知，国民党过去打压本土文学固然是大错特错，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母体，甚至主张用“台语”写作才是所谓纯正的台湾文学。这是自我剪裁、自我矮化、自我割裂、自我村落化的行为。如果写台湾文学史将用北京话写作的余光中、陈映真、白先勇等人用“减法”去掉，那台湾文学史只剩下三两页了。
关于“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台湾各大专院校“台湾文学系”目前不可能都像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系”一样走向死亡但会逐渐式微，或者说多数“台湾文学系”仍将在困境中苦撑，至于“台湾文学研究所”，其命运可能要好一些。须知，改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键是学科定位要准确，比如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设立“台湾文学系”而是设立台湾文学专业，它有利于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日文系、历史系的科际整合，有助于培养台湾文学研究人才，有利于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分流，有助于台湾文学研究从边缘走向专业，使台湾文学研究、创作与教学成为文学院发展的一大特色。即是说，“台湾文学系”如不单独设立，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专业来耕耘，让台湾文学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学的母体，这样台湾文学的教育才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像真理大学“台湾语言学系”和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系”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因师资严重不足和招不到学生而关门大吉。
“台湾文学馆”馆长人选之争
2003年10月17日，正式向社会人士开放的台湾文学馆，早先在名称、定位及馆长人选问题上，一直充满了斗争。坚持“现代文学资料馆”名称的人认为，应以中国现代文学以迄台湾现代文学为主。坚持“台湾文学资料馆”名称的人认为，应收藏清代、日据时代以至今日当代台湾文学作品。从马来西亚移民到台湾的陈大为反对把文学馆定位为台湾本土，认为应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过，他的调子定得过高，不切合台湾学术界的实际，因而附和者不多。
为了平息本土作家对“现代文学”四字看不顺眼，或看到“中国”二字便要血压偾张的愤怒之情，台湾当局便决定去掉蕴含有“中国”之意的“现代”二字，因而有“国家文学馆”的折中方案。到了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在台湾官方字典中不再缺席的年代，这个残留有“泛蓝”色彩的方案终于被“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名称所取代。
不仅文学馆的名称会影响定位，而且馆址的选择也与文学馆的定位有极大的关系。关于馆址设在何处，一开始就有“南北之争”。“北派”学者认为：“出版社百分之八十都设在台北，大部分的学校及研究人员也都在北部，史料放太远不方便。且台南旧市府的空间并不适宜，文学资料馆需要很大的阅览或展览空间，若只作为典藏单位就失去意义。”“南派”学者却认为设馆应注意文学生态的平衡，不能做什么事都要以北部为中心。陈大为则直截了当地说：“设馆于使用人口相对较少的台南，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这不是重北轻南的问题，而是北重南轻的现实考虑，大部分的文学研究人口及创作人口都在北台湾。”不管陈大为这些有眼光的学者如何呼吁，本土化趋势势不可挡，在台南设馆已成了事实。
文学馆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传播场所，同时也是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学者的心灵之家。为了让文学馆能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不让文学家们失望，首任馆长人选是文学界极为关心的问题。有人问：他“会是文学界人物？还是官场人物？或有更甚者，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这是我们第一要注意的”。张默在《谁是最适任的馆长？》中也认为：“首任馆长极为重要，他必备的条件是对文学史料的专业、对当代台湾文学有宏观与前瞻意识，更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与不可或缺的广博与包容性。”这里虽没有提及意识形态的纷争，但南北两派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人选。如“台独”大佬钟肇政就推荐曾为“皇民文学”张目的張良泽做馆长。“北派”眼看这时的“文建会”不再是国民党领导而是民进党主政，文学馆不可能再设在台北，也就不据理力争了。果然不出所料，张良泽当了第一个“台湾文学系”系主任后，和张氏具有同一文学观念的林瑞明于2003年10月17日，成了首任文学馆馆长。林氏虽然不是“官场人物”，更不是“莫明其妙”的人物，而是对台湾文学有深入研究和贡献的学者，但其观点排中、拒中。他的上台，标志着“南派”掌握了诠释台湾文学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2005年9月，林瑞明返校，原副馆长吴丽珠接第二任馆长（代理）。2007年3月，台湾大学教授吴密察接第三任馆长。2007年8月，静宜大学副教授郑邦镇接第四任馆长。这些馆长都是本土派，其中吴密察是李登辉时代钦定的《认识台湾》教科书撰写人之一。据网上资料，他“一生热爱日本 痛恨中国，致力于‘台独运动”。郑邦镇也是明显的“独派”。
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台湾文学馆出现了政党轮替馆长也跟着轮替这一引人深思的现象。2010年2月，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不再从中南部选择人才而破天荒地从北部遴选馆长，让没有设立“台湾文学系”的中央大学李瑞腾于2010年出任第五位馆长。尽管陈芳明认为李瑞腾“代表国民党路线”，可李氏毕竟有雄厚的学术基础、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广泛的人脉，因而尽管有人暗中向这位并非亲日派、反中派的李瑞腾“打脸”，说什么“深蓝的来了”，并指责龙应台任人唯亲，但这位担任馆长时间最长的李氏，重新“夺回”《台湾文学年鉴》的编辑权和出版权后，在其主导下焦点人物不再是以高扬台湾意识的作家为主，《2009台湾文学年鉴》陈信元的文章标题《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概述》李氏只字不改，而不像同是这位作者和同一内容的文章，在2003年由“深绿”作家彭瑞金主持的“年鉴”中“大陆”二字被勾掉，成了不伦不类的《中国地区对台湾文学研究概述》。南下的李瑞腾带领台湾文学馆发挥更大的能量，策划及完成了多个出版项目，包括完成三大套丛书，共计一百二十一册，分别是计三十八册的《台湾古典作家精选集》以及五十册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这些作品出版后很受推崇，具有极高文学价值。三十三册的《台湾文学史长编》，则展现了研究台湾文学的成果，最特别的是以《山海的召唤：原住民口传文学》为首册，此书也是台湾首部纳入原住民口传文学的文史专著。
要在台湾文学馆任馆长，多半要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政审尤其是经受得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打脸”。2014年1月，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后获香港珠海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任“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专门委员的翁志聪接第六任馆长时，在台湾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林瑞明重炮批评龙应台“不会用人”。反中学者陈芳明也参与这种“打脸”行动，认为“文化部”有很多时间可物色人选，“却在幕僚中随便指派，选出对台湾文学毫不熟悉的新馆长，与龙上任后宣称的泥土化背离，这种人事的僵硬思维，使行政几近水泥化，无怪乎引起文学界强烈反弹。”赖和文教基金会，杨逵文教协会，作家钟永丰、林生祥等团体和个人则发布《台湾文学界致龙应台部长公开信》，指责龙应台再次任人唯亲。公开信说：“您为何任命跟台湾文学没有关联的人接任台湾文学馆馆长？是否您认为台湾文学馆馆长无须专业就可领导？”公开信最后称：“龙部长，请以台湾文学专业说服我们！”其实，翁志聪长期关注文史，尤其在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执行秘书任内对文史搜集与保存的诸多努力，加上行政专长，他的上任会让台文馆在原来的基础上扎得更深，推得更广。可贵的是，翁志聪不受这种“打脸”干扰，他和副馆长张忠进于2014年5月24日首次邀请大陆学者古远清主讲《台湾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而不是《台湾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文学馆馆长换届引发外界的“打脸”以至“群殴”，在近几年一直没有止息过。2015年7月31日，成功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有丰富行政经验与文学研究成果的陈益源接第七任馆长时，台文笔会、台湾教授协会等十多个“独派”团体，联署强烈抗议起用“立场亲中”，担任大陆所谓统战单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下属的“闽南文化研究基地”顾问、还撰文歌颂“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的陈益源出任馆长，本土社团由此危言耸听说台湾文学馆将从此“沦为中国闽南文学馆”。这些人还质疑，“马英九此举是为了分化与收编台湾文学系，制造台文系师生也支持两岸闽南一家的政治一统假象。”其实，台湾文学馆毕竟是台湾的文学馆，“公开倾中”的陈益源任期一年内并未“分化与收编台湾文学系”。他已尽最大力量推广台湾文学，台湾文学馆也并未由此沦为“中国闽南文学馆”。
不甘于台湾文学馆馆长总是被社会各界人士的“打脸”，2016年9月1日就任馆长的廖振富，则反过来向外界“打脸”。据中国台湾网报道：为迎接鸡年到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依惯例，印制了贺岁春联及红包袋。办公室公布春联和红包样式，春联印有蔡英文署名的“自自冉冉、欢喜新春”贺词。
谁料蔡办的春联和红包袋一经公布，竟立刻招来台当局“文化部”下属机关——台湾文学馆馆长的“狠狠打脸”。廖振富在Facebook发文，质疑该“春联”有三大问题：
一、“自自冉冉、歡喜新春”这八个字，上下两句并不相对称，不是“春联”，只能称为新年的两句吉祥话。对联的上下句必须“两两对仗，平仄相反”。
二、赖和原诗的这两句：“自自冉冉幸福身，欢欢喜喜过新春”，原文可能是“自自由由”误写成“自自冉冉”，因为“自自冉冉”是前所未见且语意不通的词。
三、至于“冉冉”的意思，有以下几种常见解释，1.柔弱下垂的样子。2.行进的样子。3.岁月流逝的样子。4.逐渐缓慢的样子，如“国旗冉冉上升”。黄重谚引用的是最后一个常见的用法，但“冉冉”本身并不能解释成“上升”。
不光此次在贺岁春联中闹白字，蔡英文2017年1月2日下午在Facebook转贴台防务部门发表的元旦短片“和您一起，守护台湾”，并且加上评语：“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台军战战兢兢的第一天。”网友质疑说：“战战兢兢”是贬义词，应该用“兢兢业业”才合适。
正是凭着敏锐、犀利、敢言的“打脸”风格，廖振富在台湾文学馆馆史上可谓是“惊天一翻”，成为文学馆创立以来最敢于“犯上作乱”的馆长。蔡英文抄错却死不认错，其御用文人也跟着硬拗：“自自冉冉”用闽南话发音是“自自然然”的意思，结果再被闽南话专家翻出字典“打脸”：“冉”和“然”，读音、意思都不同。蔡正元指出，过去历史上有赵高的“指鹿为马”，现在则有蔡英文的“指由为冉”，两人千古辉映，“可共列无耻双圣”！
廖振富何许人也？据网上资料，出身台中雾峰农家的廖振富，在担任第八位馆长之前任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长。他的学术生涯前期专研台湾古典文学，并戮力挖掘各类文学史料。后则着力于透过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往来的研究，理解文学与思想的世代传承关系。他早年曾出版《栎社研究新论》《台湾古典文学的时代刻痕：从晩清到二二八》等学术专著，近年则与台湾文学馆合作出版《林痴仙集》《林幼春集》《在台日人汉诗文集》《时代见证与文化观照：庄垂胜、林庄生父子收藏书信选》，与台湾大学合作出版《蔡惠如资料汇编与研究》，并和作家杨翠合出了一部《台中文学史》，为台湾的文学与思想发展留下重要见证，并深入阐释其时代精神与文化意涵，曾榮获第五届台湾文献杰出研究奖。
所调“国家文学馆”即台湾文学馆，由于从林瑞明到郑邦镇都有程度不同的分离主义倾向，故“担负民族大义，手著家国文章”的陈映真，拒绝接受任何冠上“台湾”之名的文学奖，或打着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旗号的选集选用他的作品。2011年6月，在北京养病的陈映真跨海状告台湾文学馆出版《台湾现当代作家资料研究汇编·吴浊流》，擅自收入他的《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一文。面对陈映真的“打脸”，台湾文学馆只好发表《本馆收录未经陈映真先生授权著作之道歉启事》，其中云：“……陈早在多年前就表明不愿台湾文学馆收藏他的作品（按：陈2004年曾发文给台湾文学馆），文章也不能出现在台湾文学馆出版品中。”
不管馆长的人选引发的外斗如何激烈，历任馆长均十分重视台湾文学的地域性，在各自任内做出成绩。至于当初敢于向民进党天王蔡英文“狠狠打脸”的现任台湾文学馆馆长廖振富，过后改口说“虽然有自己学术上的看法，但也尊重民间各种讨论及见解”。这种言不由衷的急转弯，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就很可能是廖振富反遭激烈本土派“打脸”所做出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并未能从根本上挽回他向蔡英文“狠狠打脸”的影响，以后他是否能做到像郑邦镇早先期望的任满五年而不被撤换或闲置，人们将拭目以待。
《湾生回家》作者造假引发的风波
日本投降后，从台湾遣返包括军人、军眷在内的日本本土人，有近五十万人之众，其中，被称为“湾生”即在台湾出生的估计有二十万人。这里说的“湾生”，不是泛指台湾出生的人，而是特指1895-1946年日本人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小孩。他们与一般台湾人不同的是拥有日本护照，生活水平高，属一等国民，如一般的台湾小孩只能上普通的公办学校，而“湾生”可上资源丰厚的小学。即使到日本投降前夕，他们的待遇都比一般人高百分之六十。为了过上这种吃香喝辣的生活，一些本省人改名换姓，如李登辉更名为岩里政男，现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的祖父则改姓青山，由此进入日本的“国语家庭”，享受跟日本人一样的待遇。
“湾生”一词直到纪实文学《湾生回家》由台湾知名出版社“远流”于2014年10月推出五万多本后，才广为人知，“湾生”这个新词甚至悄悄地进入“中华民国”的教科书里，以让后一代人去理解这层所谓“爹不疼，娘不爱”的人群，从中还可享受“被殖民”的快感，甚至幻想自己也会摇身一变成高人一等的殖民者，至少是与日本殖民者同属上层阶级。
不可否认，身兼《湾生回家》制作人与作者陈宣儒（化名为田中实加）曾多年投入日本明治、昭和年间，移民、“湾生”在台湾的探索与研究。她深感仅以个人之力为“湾生”寻根的影响力有限，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遂于2012年开始着手筹拍《湾生回家》，并将其记录整理成书。纪录片《湾生回家》由柯一正导演，他除了用具感性的对白叙说故事外，另有许多老照片与老影像重现记忆，更搭配动画补足故事内容，制作空拍景象融入时光景象。负责谱曲的钟兴民，配合拥有二十四人的管弦乐团，极大地强化了音响效果。
“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所副所长钟淑敏 曾审订《湾生回家》一书并专文导读，绿营作家杨照、陈芳明等人也鼎力推荐。据报道，《湾生回家》问世后不到一个晚上点阅率就大破二十万人次，后超过五十万点阅率。纪录片《湾生回家》2015年在台湾上映后感动许多岛内不明真相的芸芸众生，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利三千多万台币，还获2015年金鼎图书奖。为了进一步推销作品，陈宣儒曾在台湾、日本举办三百多场演讲，场场爆满，据说每讲一场都有人感动得流泪。2016年11月，日本东京公映《湾生回家》收到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电影的日文名称是“故乡——湾生归乡物语”，收入已经超过一亿日元。
获得一片喝彩声的《湾生回家》，内容并不复杂，它刻画了返回日本之后的“湾生”们，依然将台湾当作自己的故乡。虽然经过战后的七十年，却仍然怀念在台湾过的好日子。已经上了年纪的“湾生”们，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在台湾生活时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画面。作品讲述了他们对台湾的所谓真爱以及战后人生的故事，其中一个学艺术的女孩田中实加，原本只是单纯想为日本奶奶家的管家爷爷把骨灰带回台湾花莲，却随着寻找他的故里与身世，好似解谜团一般，进而发现了众多被时代淹没的“湾生”传奇。而她自己，也因为卷入这场时代悲剧的探索，完全改变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湾生回家》之所以能在文化界畅通无阻并引发市井小民热棒，除倾盆大雨的文宣广告外，也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成功地制造出台湾人以拥有中国血缘为耻的被殖民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有关。正因为如此，才使陈宣儒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和素材。其作品的出版，对台湾原有的“怀日热”和李登辉所创造的日本殖民者的“善政”史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作品反映出一部分台湾人的无知与崇拜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耻。众所周知，台湾本有许多当年日本人留下来的遗迹，像嘉义市中心到处可见留有当年烙印的日本神社和日式建筑。这些东西的保护，成了政府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了配合媚日与亲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怀，民进党执政时全岛都在展开这项工作，希望为台湾保留“日式”风景。此外，当局还刻意制造新的日本遗迹供游客驻足，如嘉义市政府竟然在林生路林务局所有地上，建构了许多崭新的日式木屋，从而加重了岛内人民崇拜日本殖民者的不良风气。
“不信真理唤不回，不信人间尽皆聋。”陈宣儒宣传《湾生回家》时，自称是“湾生”后裔，而“外婆”田中樱代是在花莲出生的“湾生”。她这种经历引起知情人和研究者的怀疑，田中实加先被揭发在网络上截图盗图，接着遭日本媒体质疑其身世纯属伪造。对这突然而来的“打击”，陈宣儒一周内均反应不过来，只好选择沉默。2017年1月，她知道自己的作假行为掩盖不住了，说不定人证物证已掌握在别人手里，因而只好无奈地发表道歉声明，承认自己非台日混血的“湾生”后裔，而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她也未取得海外学位，《湾生回家》《我在南方的家》两本著作所写的履历“毕业于纽约市立艺术学院美术艺术科”，均属学历造假。此外，她还说明田中樱代是她高三时在火车站遇到的日本“湾生”。
陈宣儒的道歉声明导致《湾生回家》的真實性和信誉一落千丈，就好似从云端掉入地下深谷。欺骗读者、欺骗出版社、欺骗名作家、欺骗学者、欺骗官方和牟取暴利的陈宣儒，在2017年初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她的身份真相大白后，为陈宣儒背书的文化界人士，均结舌瞠目，无不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如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陈芳明，在受访时就表示自己“很受伤”，“这个事件并非只是身份造假，对于台湾历史也构成很大的亵渎。”陈宣儒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并不限于当下读者，还连累了老一辈，人们不禁为日据时抗日的先驱而悲哀。一些台湾人对日据时代本有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总觉得这一段历史空白，当务之急是补足再说，因此包容了谎言。使人忧虑的是，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公信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出于舆论压力，出版《湾生回家》一书的远流出版社已表示：在相关争议得到确认前，“田中实加”的作品《湾生回家》和《我在南方的家》将不再供货，并接受退书。此外，据记者张晓曦报道，由于书籍《湾生回家》在“田中实加”道歉后，台湾当局文化主管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邀请专家讨论作者身份是否影响金鼎奖结果，并称“不排除邀集2015年该书获奖当届评审重新讨论”。
《湾生回家》作者造假事件的形成，还与两蒋时期打压本地人、不许了解台湾本土历史有关。现在陈宣儒利用国民党当年的独裁手段造成台湾对本地历史无知的蒙蔽，进行新一轮欺诈，这是对中日交流史的扭曲。这种欺名盗世的行为，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嘉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昆财等人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进行谴责，《联合报》等媒体也同仇敌忾痛批“假湾生”。这一造假事件不只是历史失忆，而且是选择性失忆，更重要的是国族认同错乱。一位女流之辈弄虚作假，固然令人恶心，但是怎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孕育了“田中实加”，才更值得台湾文化人深思。否定自己的炎黄子孙身份，伪造自己的先祖血统，彻底磨灭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尊严，去迎合分离主义思潮和殖民心态，这才是最可怕的。
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高雄人，之所以敢冒道德上的大不韪，把自己假扮成日本人，写出赚人眼泪的书和拍出纪录片，只因为此举符合民进党的“政治正确”。《湾生回家》的主旋律正好是“台日亲善”，这就难怪纪录片《湾生回家》东京首映时，台当局“驻日代表”谢长廷及片中人物之一的“湾生”松元洽盛到场致意，称盼望日本年轻人借本片认识“台日交流史”。谢长廷更妄称，在亚洲，像“台日关系”如此友好的情况实属罕见，“台日”可说是“命运共同体”，盼以此作为出发点，改善亚洲各地的关系，以因应国际情势的变化。
这次造假的事件发生的症结，在于“台独之父”李登辉倡导的媚日情结，加上“台独之子”陈水扁和“台独之女”蔡英文鼓吹“大声讲出爱台湾”的本土意识，使台湾许多人对历史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一知半解上。缺乏深层反省意识的台湾社会，才会在“慰安妇是否自愿”这种问题上反复讨论夹缠不清，甚至对“纳粹变装秀”的演出也麻木不仁，反而觉得很好玩。《湾生回家》以及《海角七号》《嘉农》等作品的热销，也都相当程度反映出“恋日”和“自恋”两种心理交互作用，借由日本作自我投射这种完全不正常的心态。不久前，日本对台窗口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一些人沾沾自喜，就是旁证。
和热卖《湾生回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钟明宏所著的《1946，被遗忘的台籍青年》，由于这不是假日本人所创作的伪台湾史，因而受到冷遇。此书描写1946年，一群对祖国大陆追求梦想怀抱学术的台湾青年人，千里迢迢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深造。这些社会菁英所筑的中国梦，后来因为内战无法实现，这些人也不可能再返回台湾，由此出现许多比陈宣儒笔下的“湾生”更动人、更加荡气回肠的故事。钟明宏作品在警示台湾岛民，在向他们传送两岸共同营造的“一中”历史。无论是悲欢离合，还是一时无法实现统一，这都包含有海峡两岸人民所共有的苦难史和奋斗史。不过，在亲日、排中思潮弥漫的台湾，要让《1946，被遗忘的台籍青年》获得更多的读者，还很难做到。
超级“战神”陈映真告别文坛
从200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期间中风算起，陈映真主要靠呼吸器及插管维系生命，他整整卧病十年，在文坛失语也有十年。这段日子，流言蜚语四起，有他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片面宣称已经和他“和解”了，也有“台独”派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大佬”宣称他被中国共产党“软禁”在北京。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误以为他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在他过世的消息传到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后，各种恶毒的传言更是鱼贯而来，一位作家发文说“实际上他已经成为统战的人质了”。台港媒体还说他“客死他乡”“未能落叶归根”，其实，“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陈映真是很愿意与祖国人民永远在一起的。
2016年11月22日告别文坛的坚强民族主义战士陈映真，其文学理论最为人熟知的是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他历来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负民族大义，手著家国文章”的陈映真，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不断和一些岛内外的分离主义者展开论争，因而有超级“战神”之称。
后来成了“台独”派文学宗师的叶石涛，是陈映真的一个重要对手。1977年5月，叶石涛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提出“台湾意识”这一概念，并认为只有用这种意识写的作品，才能称为乡土文学。陈映真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中，认为“台湾意识”这种说法很暧昧而不易理解。在陈映真看来，三百多年的台湾历史应纳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脉络里。日据时代以前的台湾社会，与近代民族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台湾立场”在最初只有地理学上的意义，具体到台湾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如果说，台湾文学是以“台湾意识”写成的，那“台湾意识”也不过是“中国意识”之一种。既然如此，就不能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和夸大，因为说到底，台湾文学不过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
陈映真和一些论者的争鸣，是一种诠释权的争夺。1984年1月，在联合国工作的殷惠敏用渔父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陈映真小说集《云》以及《铃铛花》《山路》的长文《愤怒的云——剖析陈映真小说》，在《中国时报》发表，后引来陈映真措辞强硬的《“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反弹。两人的争论集中在“发展理论”“依赖理论”及第三世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优缺方面。陈映真认为，对方谈文学是个幌子，谈有关政治理论问题才是真的。对方是为新殖民主义辩护，且密告和打击“民族主义者”，宣扬先进资本主义的光荣和繁华，是买办知识分子的言论，是一种虚无、犬儒、堕落的行为。这种指责也暗含原先认同社会主义后来转向的陈映真早年密友刘大任在内。
陈映真参与的论战多为统“独”论辩，典型的有1995年发生的“三陈会战”，即由陈昭瑛、陈芳明、陈映真参与的新一轮论战在台北进行。不论陈昭瑛的文章《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如何以学术探讨的面目出现，一旦以“本土化运动”作论述对象，就会牵涉到敏感话题。当作者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诠释台湾文学的发展时，便难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带有很强的挑战性。其挑战对象为以中国相对的立场建构台湾文学的独立史观。陈昭瑛在批判陈芳明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不少理论盲点质疑统派领袖人物陈映真。陈映真则对陈昭瑛将反日、反西化和反中国的“本土化”列为“文化史”上的先后分期并相提并论，提出质疑与商榷，但这“三陈”会战并不等于有第三势力介入。
陈映真参加的论争最有名的是发生在新世纪初的“双陈”大战。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即一个是“独派”理论家，一位是统派的思想家。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的论争，文章均长达万言以上。和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一样，这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双陈”争论的主要不是台湾文学史应如何编写、如何分期这一类的纯学术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陈映真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其态度令人动容，也令人钦佩。他拒绝接受任何冠上“台湾”之名的文学奖（按：这有点“过于执”），或打着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旗号的选集选用他的作品。1980年代末，钟肇政受前卫出版社之托，出任《台湾作家全集》编委会总召集人。鉴于出版社和主持人有严重的“台独”倾向，陈映真刻意“缺席”，黄春明、王祯和、白先勇等人以版权问题为托词婉拒。“全集”于1991年出版。钟肇政后来表示，“我是编辑委员会的总召集人，有些明明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作家，可是他不同意把他的作品提供出来参加《台湾作家全集》里面，他认为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而不是台湾文学，那我们就不能勉强他。”关于陈映真在台湾出版的多种文选中的“缺席”现象，均不是主事者没有考虑陈氏作品的入选，而是因为陈映真觉得主事者或出版社有“台独”倾向，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出现在绿色文学机构或出版单位中。对祖国大陆出版他的作品，他则从不“婉拒”或“坚拒”。
既反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台独”的陈映真，多次险遭封杀。1968年5月，陈映真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劃前夕，因“民主台湾联盟”案被“警总”保安总处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书册及为共党宣传”等罪名逮捕。陈映真被捕前的旧稿《永恒的大地》于1970年2月由尉天骢以花名秋彬刊登于《文学季刊》。1975年10月，远景出版社出版还在狱中的陈映真小说《将军族》。此书为1968年前陈氏所写的各种短篇小说，许多作品弥漫着惨绿的色调，表现出苦闷中的小知识分子浓厚的伤感情绪。作品中不少的主人公系大陆移民，作者写出他们的沧桑传奇，并表现了外省人和当地人的密切关系。1976年初，“警总”正式查禁《将军族》。1982年，胡秋原主编的《中华杂志》要求《中央日报》刊登出版广告，因目录中有陈映真的名字，被拒绝刊出。理由是“陈映真的名字不能登《中央日报》，昨天某书店的广告因有陈映真的名字已被删除”。1984年2月，《中华杂志》再次要求《中央日报》刊登该月目录预告，虽然刊出了，但《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主讲》一行全被删去。1984年3月10—12日，《中央日报》大幅刊载沈登恩主持的远景出版公司新书广告，内有《山路/陈映真著》《历史的孤儿，孤儿的历史/陈映真著》，刊登前报社要求删去这两条，后因先付了广告费而没有删去。左翼人士钱江潮为此写了《致〈中央日报〉社长姚朋先生公开信》，强烈抗议姚朋企图封杀陈映真的做法⑥。
左右开弖、骁勇善战的陈映真，其论战的对象除岛内的叶石涛、陈芳明外，另有拥蒋的龙应台和法国、日本的作家学者。
龙应台一向以观点上偏见、言语上偏激、立场上偏颇著称，她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中，攻讦大陆没有“民主”和“自由”。陈映真认为，历来“民主”“自由”的论说，往往被美丽的辞语抽象化和绝对化。抽象、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是向来没有的。考虑“民主”与“自由”，不能不参照不同历史、社会、阶级诸因素。不改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路线、坚守民族统一立场的陈映真，在反驳龙氏时再次强调：“分裂民族的统一，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坚持其出生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的原点，不能议价，不可买卖、不许交换的。”正是陈映真这样一位身处台湾的中国人，在不断警醒激活大陆人的中国意识。他批评满足于“逃亡”的高行健，赞颂不逃亡而坚持抗争的萨特、加缪。他从不需要那种由屈辱转化而来的奴隶式激情，他有的是坦荡的热情。这样的激情潜入论争，就是清醒而有节制的热力，是凌驾在谩骂之上的控制力。
论深刻龙应台比不上陈映真，论叛逆龙应台更不能跟李敖相提并论。远在1993年，台北六张犁发现了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枪决者的乱葬岗，引起社会关注。当时埋在六张犁的不仅有中共地下党员，还有受牵连的无辜民众。为此，陈映真撰写了《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试图把盖棺论定的忠奸倒过来写。出于左翼立场，他高度颂扬台籍中共地下党人的斗争。陈映真将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匪谍”的中共地下党人与许多无辜牺牲者，称之为“壮士”和“英灵”。龙应台跳出来反驳陈映真：50年代白色恐怖时的杀戮，不是伤天害理，而是光明正大。“强盗”就是“强盗”，黑的不能变白，白的不能变黑。在她看来，50年代在中国大陆被镇压的“美蒋国特”，才是真正的“壮士”和“英灵”。正是这种忠奸不分的反共立场，使她认为当年那些被国民党法西斯刑杀的台湾民众，是罪有应得。龙应台拥蒋的立场如此露骨，陈映真与她的争论可谓是鸡同鸭讲。这与龙应台后来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对当年受害者表示一些怜悯和同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2001年初，高行健到台湾访问两周，演讲热潮燃烧到台南各地，《中央日报》等十一家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灵山遇到灵肉》，出版社也赶印了十多万本《灵山》，高氏及其作品成了许多大中学生智力测验之外另一寒假梦魇。对此现象，连力捧高行健的马森也认为，台湾读者抢购此书“不是爱读文学，也不是看懂了《灵山》，而是崇拜名人，追赶时髦！”他得奖不少人认为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其作品“在正常的文学市场机制下，金石堂排行榜就排到一百名也未必有他”。连邀请他访台的龙应台也认为其得奖不过是“一群有品味有经验的人，向读者推荐一位值得认识的作者”。陈映真则对高行健“没有主义”的主张发出猛烈抨击，认为高氏放弃民族认同，否定文学的社会性，这种“逃亡有理论”是唯心和个人主义的。“独派”作家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这位号称“中国文化就在我身上”的作家，所体现的是“外国”文化，与台湾毫不相干。但有许多人认为，高行健得奖毕竟为华文文学走向世界开了先例，他其实是在代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艾青等人领奖。
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藤井省三，其“獨派”观点较为隐蔽，即使这样，也被陈映真所识破。
由于陈映真的观点深得人心，故岛内有一些人为陈映真的理想辩护。2004年9月，学者邱贵玲因为“云门舞集”编的《陈映真·风景》舞蹈卖座率甚低而发表《山路到不了的乌托邦》，结果引来杨渡、梁英华、汪立峡在《新新闻》杂志以及李良、胡承渝等人在“人间网”发表文章反弹，他们均为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行为作激烈辩护，辩论期间陈映真从头至尾未置一词。
又如2008年初春，台湾文学馆为提升国民素质而推出《阅读台湾，人文100》系列活动，总共提出一百○四本好书。该馆当时由绿营人士主持，故不但统派陈映真的作品没有入选，连外省作家余光中、朱西宁也都缺席。这引发台湾文化界的非议，如《中国时报》发表《书单色彩偏独，观点过于狭隘》的文章加以批评。绿营的陈明成也认为在没有“版权”或“侵权”顾虑的情况下，“无视文学发展历史来剔除陈映真等人的创作，实属不妥”。
在台湾，像这样不断向分离主义者展开进攻战的超级“战神”陈映真，还真难找到第二人。当下台湾迷失了方向，缺乏历史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让陈映真的思想、理想与战斗激情在宝岛传承，才能摆脱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制，重新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大方向。陈义芝说得好：“陈映真是台湾的良心，因为他无惧于少数，无惧于孤独，在庸俗浅薄的社会里坚持价值与理念，令人钦佩。”⑦■
【注释】
①彭瑞金：《台湾文学系话题再起》，载《文学台湾》2016年秋季号。
②应凤凰：《“台湾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载《文讯》2001年1月。
③应凤凰：《从〈台湾文学评论〉创刊后谈起》，载《文讯》2001年9月。
④林衡哲：《漫谈我对台湾文化与台湾文学的看法》，载《台湾文艺》1986年5月。
⑤陈芳明：《台文所与中文所》，见陈芳明《枫香夜读》，342页，联合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中华杂志》1984年4月号。
⑦陈映真先生纪念筹委会：《“请硬朗地战斗去罢：向陈映真致敬——台北陈映真先生纪念会纪要”》，载台北《海峡评论》2017年2月。
（古远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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