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在《渴望昨天：对怀旧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将“怀旧”分为三个不断深入的层面：第一层为“单纯的怀旧”（Simple Nostalgia），主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待过去，过去总是美好的，而现在却是不如意的；第二层为“内省的怀旧”（Reflexive Nostalgia），主体感伤过去而责备现在；第三层为“阐释的怀旧”（Interpreted Nostalgia），主体会对怀旧的现象、过程和效果进行阐释和反思。①
弗雷德·戴维斯对“怀旧”的分析，重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怀旧的形态、特征、目的和本质进行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作品中书写“怀旧”，则更多地与作家在“怀旧”背后寄寓着的情感、姿态和诉求有关——正是作家对“怀旧”独具特色的感知，以及附着在“怀旧”中的情感、姿态和诉求，决定了他们作品中的“怀旧”形态和“怀旧”特征。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是个对“怀旧”话题念兹在兹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怀旧”甚至可以说是个“母题”，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全过程。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有两个著名的系列：“台北人”系列和“纽约客”系列——这也是白先勇《台北人》和《纽约客》两个小说集的名字。《台北人》含小说十四篇（《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纽约客》含小说七篇（包括已收入《纽约客》集子的《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Danny Boy》《Tea for Two》和2015年刚刚发表的《Silent Night》）。在这两个系列二十一篇小说中，白先勇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展示以及对他们人生轨迹的描摹，呈现出一种浓烈的“怀旧”心绪——而这种“怀旧”心绪，又与他笔下斑斓的都市色彩和复杂的身份建构密切关联。
在小说《台北人》中，白先勇对“怀旧”的表现，更多地聚焦为一种作品人物的心理形态：寻求安全感、寄托归宿感、放大美好、记忆青春——这导致了《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在时空错位的情形下，形成了身份确认上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
从总体上看，《台北人》中的“怀旧”，基本上应属于“单纯的怀旧”（Simple Nostalgia）——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通过对过去某一（些）方面的肯定来反衬现时的不如意。“台北人”顾名思义，本来应该是“台北的市民”，可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台北人”却是一帮生活在台北，却心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上海人、南京人和桂林人，这群人现在叫“台北人”本来就含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台北人”了，时空的错位和感情的偏重，导致了“怀旧”的产生——所谓的“今昔之比”②，其实是对过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不能忘怀，并以“昔”之标准来衡量、比照“今”之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昔”之光华记忆，已经完全控制、覆盖了“今”之生活，并因此而产生“台北人”身份的错乱。这些名为“台北人”的上海人、南京人、桂林人在过去的记忆中寻找荣耀和安慰，在过去的时光中寄托精神和心灵，在错置的时空中寻求支撑的力量，以对现实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拥抱（怀旧）获得安全感——其实是一种躲避和自我保护。
《台北人》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不但她本人“怀旧”（她在台北的新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而且她还成了别人“怀旧”的对象（老朋友来到台北的尹公馆，“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一班曾经在上海滩出过风头如今落魄的上海人身在台北，集聚在尹公馆这个小型公共空间，面对着尹雪艳这个“总也不老”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头牌，仿佛就又回到了当年繁华的上海时代。《一把青》中的朱青，虽然有南京时期和台北时期两个阶段，但她的台北时期，其实形同行尸走肉——因为她所有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世界，已经永远停留在了南京时代，对南京时代人与事的难以忘怀，使她的台北人生已经完全“空洞化”；《岁除》中的赖鸣升人生辉煌也是在大陆时期，那时的赖鸣升是个精壮军人，下级军官，能喝酒，敢碰硬，割营长“靴子”、参加台儿庄大战，人生是何等的威风壮烈，可是到了台北，不但年岁大了，女人跑了，连酒量也不行了，唯一能够自傲的就是在大陆的过去经历；此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思旧赋》中的罗伯娘和顺恩嫂、《梁父吟》中的朴公、《孤恋花》中的“总司令”、《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和“我”、《秋思》中的华夫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和窦夫人、《冬夜》中的余嵚磊和吴柱国以及《国葬》中的秦义方，几乎《台北人》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在今昔对比的结构中带有回眸的姿态和“怀旧”的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讲，《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一律沉湎于旧人、旧事、旧物、旧地（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对新人、新事、新物、新地（台北）普遍感到不适应，在这种拥抱“旧”而陌生“新”的价值取向中，不难发现作者白先勇在人物身上赋予的都市观和身份认同，那就是时间上追忆过去，空间上“再造”旧地，认同上努力适应当地。在小说中，上海、南京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北京是五四发源地，桂林是难忘的故乡，而台北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原本是“当下”的台北，在小说描述中却往往成为衬托的“背景”，而原本是“过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在小说中倒成了叙述的关注对象（“前景”）。当小说在展示和描绘“台北人”身份的时候，对于尹雪艳、朱青、赖鸣升、金兆丽、王雄、罗伯娘、顺恩嫂、朴公、“总司令”云芳老六、教主、卢先生、钱夫人、窦夫人、余嵚磊、秦义方等人而言，它们其实既是“台北人”（肉身所在）又不是“台北人”（精神、心理和情感均寄身其他城市），这样的“台北人”，事实上对“台北人”这一称谓/身份构成了反讽！
《台北人》中既是又不是“台北人”的人物群落，构成了《台北人》“单纯的怀旧”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尹雪艳还是金兆丽，也无论是钱夫人还是华夫人；无论是赖鸣升还是秦义方，也无论是教主还是“总司令”，他们都在一种单向度的“怀旧”维度上展开自己的都市认同和身份建构——也就是肯定、认同“以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而对“当下”的台北不无忽略乃至无奈；对自己以往的上海时代、南京人生、北京历史和桂林故事津津乐道，而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台北世界多少有些无感乃至轻视，应当说，在骨子里，他们还是把自己视为上海人、南京人、北京人和桂林人，虽然他们“此时”在理论上都属于“台北人”。
“怀旧”原本是为了宣泄由变动（时间、空间）而造成的身份认同混乱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因此，在“怀旧”中，“时间”“空间”与“认同”是构成其核心内容的三个维度。如果说在《台北人》中，“台北人”的“怀旧”基本上是在“时间”“空间”与“认同”三个维度上，均采取了怀恋“过去”而无奈“当下”的姿态，那么在《纽约客》中，“怀旧”的形态已有所不同。《纽约客》里各篇小说的人物，已经不像“台北人”那样，虽然“被台北人”，但毕竟还是半个“主人”，可是到了纽约，这些人都只能是“客人”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上海、南京到了台湾，又从台湾到了更加遥远的纽约，按理说，远离故土或许会使他们“怀旧”的心绪更加浓烈，而异国都市（纽约）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也可能会对他们新的身份建构，构成更大的困扰。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纽约客》里的人物，与《台北人》中的典型的“单纯的怀旧”有着较大的差异性：虽然他们也对“过去”充满感情（或正或逆），但对于西方都市纽约，却有着某种一致性：热烈拥抱。在《谪仙怨》中，黄凤仪是这样描述她对纽约的感情的：
在纽约住了这几年，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我一向是喜爱大城市的，哪个大城市有纽约这样多的人，这样多的高楼大厦呢？……淹没在这个成千万人的大城市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能住得惯了。
而在《Tea for Two》中的“我”，则“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纽约客》里的小说主人公，许多都是“边缘人”，如《Danny Boy》中的云哥，《Tea for Two》中的“我”，都是同性恋者，甚至是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他们对纽约的爱恨交织，使得他们的“怀旧”显得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都来自保守的台北，如今生活在自由的纽约，相对于台北的保守和拘谨，纽约庞大、宽松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安身立命（黄凤仪、吴振铎、鼎立表伯）和同性恋身份（云哥、“我”）提供了掩护和自由。《Danny Boy》中的“我”（云哥）说“我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的”（“那个城市”指台北）；《Tea for Two》中的“我”则说“我远走美国就是要逃离台北，逃离台北那个家，逃离他们替我安排的一切……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因为在Tea for Two里，我遇见了安弟”；另一方面，纽约在给了这些“纽约客”们生的宽容和死的安稳、爱的自由和性的多元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艾滋病、抢劫和车祸。而更为复杂的是，这些“纽约客”们虽然身在纽约，但对台北乃至更远的上海，还是难以忘怀——《谪仙怨》中黄凤仪对花园别墅的记忆、《夜曲》中吴振铎对父亲和去了上海的吕芳的牵挂、《骨灰》中“我”对父亲的念兹在兹、《Danny Boy》中云哥对丹尼的照顾（其实是他对在台北时的学生K的“怀旧”）、《Tea for Two》中的大伟和东尼回上海“寻根”（那是他们生命开始的源头，回来后双双自杀），在在都显示出他们对上海、台北的难以忘怀。
不過，《纽约客》中人物对上海、台北的“怀旧”，毕竟已与《台北人》中人物对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怀旧”已然不同。乍一看，似乎白先勇在《纽约客》中所表现的“怀旧”与《台北人》中的“怀旧”有所相似，好像也可归入“单纯的怀旧”（Simple Nostalgia）范畴，实则不然。如果说《台北人》中的“怀旧”，是希望在台北“复制”一个上海或南京，并在这个“复制”的世界里，沉湎陶醉，身在台北却心系南京、上海；那么《纽约客》中的“怀旧”，则是在“怀旧”中希冀能在纽约找到一个“新”的纽约——一个属于他们这些“边缘人”自己的纽约（如《谪仙怨》中的黄凤仪；《Danny Boy》中的云哥；《Tea for Two》中的“我”等）。置身这个包罗万象有着“大苹果”之称的纽约，这些“新”“纽约客”们虽然免不了要“怀旧”（难以忘记过去），但这时的“怀旧”，已不像《台北人》那样只是一味地缅怀和追忆、再造和复制，深陷/身陷“过去”而难以/不想自拔，而成为一种既要“逃离”却又无法摆脱、既想获得新生却又无法完全走出“过去”的一种纠葛。即便是《谪仙怨》中深爱纽约的黄凤仪，她对上海的记忆，还是那么刻骨铭心：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上海霞飞路那幢法国房子，花园里不也有一个葡萄藤的花棚吗？小时候我最爱爬到那个棚架上去摘葡萄了。……你看，妈妈，连我对从前的日子，尚且会迷恋，又何况你呢？
也就是说，黄凤仪既对上海难以忘怀，也对纽约深深热爱，而她对上海的“怀旧”，却并没有占据、吞噬、覆盖和遮蔽她对纽约的热爱。在《谪仙记》中，分别“代表”中美英俄“四强”的李彤、黄慧芬、雷芷苓和张嘉行虽然对上海充满怀恋和感情，但这种“怀旧”却并没有妨碍她们适应并爱上了纽约。《夜曲》中的吴振铎、《骨灰》中的大伯和鼎立表伯，无论上海给他们留下了何种记忆，他们对纽约的感情和认同，已不是那个“过去”的上海所能替代——这使得他们既接纳甚至拥抱纽约，又无法摆脱上海的“笼罩”，而对上海的“怀旧”，已然成为他们纽约生活的重要部分。在《Danny Boy》中，台北固然对云哥造成了惨痛的心灵创伤，但他在纽约的生活，也正是因为有了对台北的“怀旧”而更加凸显其价值和意义——此时云哥（纽约客）对台北的“怀旧”，已不是对纽约生活的干扰，而只是对自己“来历”的追思。
这种虽然纠葛于对过去上海、台北的难以忘怀（怀旧），却难以阻挡对纽约的认同和拥抱，就构成了《纽约客》中“怀旧”形态、都市认知和身份认同/身份建构的重要特质。也就是说，《纽约客》中的“纽约客”，他们在“怀旧”的过程（呈现形态）中，在“时间”上固然时有回望，但更多注目当下；在“空间”上当然会对上海、台北刻骨铭心，但已对纽约热情拥抱；在“认同”上则对自己的“纽约人”身份完全肯定。
于是我们看到，在《Tea for Two》中，上海已不再是伤心地，而成了追忆过往的心灵寄托。小说中的大伟和东尼，他们不但都在上海同一家医院出生，而且上海也是他们“生命的源头”，因此他们不但在纽约保留着大量的上海家具和上海记忆，而且到了他们决心一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幼时生活过的有着美好童年记忆的上海，去重温人生的最初温暖和爱心——只要这个心愿能够满足，他们觉得死而无憾，果然，当大伟带着中风的东尼一起回了一趟上海完成了“寻根之旅”之后，他们平静地选择一同赴死。在大伟留下的遗书中，他们这样写道：
我和你们胖爹爹这次到上海的寻根之旅，……我们是去寻找我们两人生命开始的源頭，我们真的找到了！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家法国天主教医院还在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公家医院。……
……
上海又挤，又脏，连中国饭还不如纽约好吃，可是我们偏爱这个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两人的出生地，我们对它有一份原始的感情，我终于找到我父亲从前开的那家餐厅“卡夫卡斯”了，现在变成了一家肮脏的公共食堂。
……
你们胖爹爹对上海的记忆比我更深了，他到了上海一直在奋亢的状态中，我还担心他过度兴奋，身体吃不消，谁知他精神格外好，不肯休息。他找到了从前的老家，从前念的小学，他连去过的戏院都记得，一家一家赶着要去看。
从大伟和东尼对上海的“怀旧”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上海的“偏好”和迷恋的感情，可是，这种“偏好”和迷恋却没有让他们沉湎，相反，上海虽好，可是他们还是更爱纽约，因为上海“又挤”“又脏”，“上海的公厕脏得惊人哪！我与胖爹爹两人都给臭昏了，差点晕倒在厕所里，不过，感谢上帝，我们总算活着回到了纽约。”
在白先勇新近发表的小说《Silent Night》中，“怀旧”也不再是对台北乃至更远的上海的回眸，而是对纽约本地过去岁月的反刍。小说中的余凡因为保罗神父的救助才得以新生，十六岁以前的不堪人生，最终都在保罗神父的呵护和引导下，得以释然，因此，保罗神父不但在肉身上拯救了余凡（余凡冰天雪地中高烧四十度，是保罗神父将其救护到“圣芳济收容院”），而且还在精神上使余凡得以新生，“保罗神父那温柔吟唱般的诵经声音，感动了他的心灵，让他有一种皈依的冲动。对余凡来说，四十二街那间简陋的仓库收容院，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是他精神依托的所在”。从此，有了保罗神父的纽约不再险恶，原先余凡世界中凶神恶煞的白人警察继父的暴力，被“稚气”“慈祥”“温柔”“暖意”的保罗神父消解和取代了——这时白先勇笔下的“怀旧”，已经从对纽约以外地方的回忆，转为对纽约本地“过去”的牵扯，而余凡出生在纽约的事实，则更表明纽约已成为余凡（们）的家，他们本身就是“纽约人”或已成为“纽约人”。
与《台北人》中众多人物身在台北却心在上海、南京、桂林或北京不同，尽管《纽约客》中的人物有的是出于无奈而选择了纽约，但他们都接受/认同了纽约，并在纽约获得了“新生”——纽约给他们提供了“新生”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纽约对上海、台北乃至“过去”的纽约的“怀旧”，不过是为他们的“新生”增添了曲折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此而言，《纽约客》中的“怀旧”，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前三种层面“怀旧”的新类型：是一种“动能的怀旧”（Dynamic Nostalgia）。所谓“动能的怀旧”，是指赋予“怀旧”一种在对比基础上的促进和动力功能，在这种“怀旧”中，无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作者白先勇，他们所呈现的姿态，都不再是《台北人》中单纯的“今不如昔”的对比，而是以“怀旧”为契机，对“新生”进行烘托和点染（《谪仙怨》、《夜曲》、《骨灰》），甚至将“怀旧”作为“新生”的动力（《Danny Boy》、《Tea for Two》和《Silent Night》）。在这种“怀旧”中，“时间”“空间”和“认同”，都不再是为了希冀“过去”再现，而是为了促进“现在”新生。就此而言，当我们说《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其实是“台北客”，“台北人”的名称具有反讽性时，这些名为“纽约客”的上海人、台北人乃至真正的纽约人，其实已从《纽约客》变成了真正的“纽约人”——此时小说的名称《纽约客》同样具有反讽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纽约客》中的“纽约客”，或许比《台北人》中的“台北人”更具有成为“主人”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由“客”变“主”，因为这些“纽约客”在“怀旧”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和认同）上，都已经接纳并拥抱了“当下”（时间）、“纽约”（空间）并以“纽约人”（认同）自居③。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我们发现白先勇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错置，借助对不同都市（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台北、纽约）的形塑，以对人的身份建构为旨归，实现了从表现“单纯的怀旧”（Simple Nostalgia））到创造“动能的怀旧”（Dynamic Nostalgia）这一转变和突破。“动能的怀旧”在白先勇小说中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白先勇笔下“怀旧”的特质和“怀旧”形态，意味着白先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怀旧”的处理，已经从早期《台北人》中“今不如昔”式的“单纯的怀旧”，发展到中后期《纽约客》中“拥抱当下”式的“动能的怀旧”——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白先勇小说中的都市景观和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认同/身份建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笔下这种怀旧、都市和身份建构的同步变化，无疑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和总体风貌，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Fred Davis，Yearning for Yesterday：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The free Press. 1979，P17-26.
②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8-11页，尔雅出版社1976年版。
③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见白先勇《纽约客》，2-12页，尔雅出版社2007年版。
〔刘俊，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批准号：14ZDB080）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复合互渗现象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2BZW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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