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承认别人的高度。有位哲人说过：“为了看清夜空的星星，我们必须熄灭手中的灯盏。”这说明，我们许多人，看不清夜幕上的星星——看不出别人诗的优点，恰恰是没有“熄灭手中的灯盏”造成的。“手中的灯盏”看似光明的，但它却迷茫了自己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远处的星光灿烂。因此，一些诗人一边说“当今无好诗”，又一边认为自己的诗最好，甚至喊着要当什么“七绝王”“七律王”。他们不愿意读别人的诗，也读不下去别人的诗，自然也就无法发现别人诗的优点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诗人刘章学习。刘章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文坛有一种现象，不敢承认同行所达到的高度，若说你刘庆霖杰出，我刘章岂不是一般了。我不那样想，高就是高，敢于承认一个人的高度，有益于更多人的奋斗目标。”承认别人的高度，也是诗人优秀的品质。历史上許多大诗人，都具有这样优秀的品质。众所周知，诗仙李白是典型的恃才傲物的人。但是，当他看了崔颢写的《黄鹤楼》后还是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应该说，正是李白这种自知自省，才使他后来写出了能够与《黄鹤楼》媲美的《登金陵凤凰台》来。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李白能认真读别人的诗，吸取别人的优点，才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们的诗人，在读别人诗时，不妨也学学大海，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一些。
其次，不照搬前人的观点，来衡量当代诗词。我们承认，前人论诗有许多精辟的观点。从南朝钟嵘的“滋味”说，到唐皎然的“用事”说，再到宋严羽的“妙悟”说，一直到清袁枚的“性灵”说，可以说是大家纷呈，各有妙论。而且，很多妙论到现在也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对指导创作很有用处。我们无疑应该加以学习和借鉴。但是，有些诗人却照搬前人的某一观点，来衡量当代诗词，甚至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例如，有人用姜夔的“雕刻伤气”的观点，来一概反对“雕刻”字句。其不知姜夔后面还说了“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的话。应该说，“雕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基本手段，比如根雕作品，哪一个是纯天然的，都是把天然的树根，略加造型、雕刻而成。只是高手雕刻，少见痕迹而已。诗词创作也是如此。还有的人，把张为“广大教化”的观点推而广之，认为“诗必须反映社会现实”才是好诗，甚至认为“诗越有现实的浓度就越好”。殊不知，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每个风格中，都有它最高的艺术境界。作品的优劣应该以是否达到了艺术的高境界来衡量，而不应该看作品的风格而论。大家知道，若就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西游记》则远不如《三国演义》。但二者在中国小说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都是“四大名著”之一。更有的人，把古人说的“无一字无来历”奉为金科玉律，要求诗中的每一个词都要有出处。在我看来，诗只要让人理解就好，何必每一个词必寻来处呢！我知道，他没有说服我，但他依然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持这种观点的，还远不止他一人。
第三，不以个人喜好判别诗的优劣，不带着偏见去读别人的诗。对诗的各种体式和风格，有个人的喜好是自然的。但，我们不应根据自己的偏爱判别诗的优劣，甚至完全排斥与己不同风格的东西。袁枚先生在《随园诗话》中说：“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既然诗像自然界花卉一般，千姿百态，各有千秋。我们阅读诗词，就要掌握各类文体的本质规律和作者的风格特长，不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批评指责。但是，我们现在确有不少人，恰恰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对待别人的诗。我常常听到，写旧体诗的人说：“新诗无好诗。”用旧韵写诗的人说：“新韵写不出好诗来。”于是，有一些人对新诗作品就不屑一顾，还有一些人就一概贬低用新韵写的诗。试想，思想僵化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发现好诗呢！说句老实话，我的诗之所以能写得比较新，和我二十余年坚持不断地读新诗有关。二十年来，《诗刊》上发表的每一首新诗，我都认真地读过，并从中吸收了不少营养。我觉得，写旧体诗的人，不但要读古人的诗，还要读今人的作品，更应该读点新诗。换言之，只有先读好别人的诗（包括古人的诗），才有可能写好自己的诗。
（刘庆霖，著名诗人、诗评家，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副主编。著有《刘庆霖诗词》《掌上春光》《古韵新风——当代诗词创新作品选辑·刘庆霖作品集》《刘庆霖作品选》〈诗词卷、理论卷〉等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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