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既称散曲，必有曲律
曲谱就是曲律的具体规矩。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不具其质，或其质过犹不及，即不成为其物。诗词曲联同样各有其质的规定性，那就是诗有诗法，词有词法，曲有曲法，联有联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元·揭傒斯《诗法正宗》），也就是各具不同的格律或规矩。
诗词曲联的法度，或称格律、规矩，究竟从何而来？不是论者的凭空臆造，而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我们也可以说，创作出理论。没有创作实践，也就无所谓创作理论。毛泽东同志说过：“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实践论》第一卷）罗辉的“曲牌新谱”，正是从大量元曲的作品中，“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总结归纳出来的，以实践为基础，以作品为依据，因而合乎实际，比较科学，容易为广大作者所接受，有利于“促进当代散曲创作”。作者如不遵守这些规矩，所作完全不合曲谱，那就不宜冒用曲名。正如清代张问陶所说：“五音凌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论诗十二绝句》其二）
第二，“依谱写曲”，理所应当
罗辉同志说：“依谱写曲应该是确保‘对而不‘错。”所谓“对”的，就是所写合乎曲谱要求，做到基本合律，也即金代王若虚说的“大体须有”（《文辨》），因而具备了曲质的规定性，做到了“‘对而不‘错”，那便应承认为曲;否则，就是“错”的，不能称之为曲。恰如清代方东树所说：“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率尔操觚，纵有佳意佳语，而安置布放不得其所，退之所以讥六朝人为杂乱无章也。”（《昭昧詹言》）
实际上，否定法度规矩者，古今不乏其人。如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说：“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要求作品达到自然、注重情味，并不算错，但是，否定“法式”规矩，则未免偏颇。
当代也有一些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或者出于无知，或者源于偏见，往往不大承认诗词曲联各有其法。他们想要为所欲为，希望写作更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却要堂而皇之地标上律诗绝句词牌曲牌。他们不知道，“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恩格斯），“不能服从规则者，不能自由”（英国·卡莱尔）。毛泽东同志也说：“不讲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毛泽东诗话》）既然毫无规矩，那就难成方圆。所写不合格律要求，自然并非诗词曲联，终将陷入伪劣假冒。
第三，曲谱有死活，曲作分高下
清代叶燮说得好：“凡事凡物皆有法……然法有死法，有活法。”（《原诗·内篇下》）曲谱就是曲法，也有死活之分。死法，即一成不变、死守规矩之法。活法，则是善于变化、灵活运用之法。宋代吕本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足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夏均文集序》），《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所论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维。
罗辉同志编的曲牌新谱，同样有死法，也有活法。如果死守曲谱，不善变化，如同清代沈德潜说的：“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说诗晬语》卷上）也就是不能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去运用法度，反而颠倒过来，让思想内容屈从于格式规矩，那就是“死法”，为优秀诗人所不取。
曲与谱密不可分。但曲是曲，谱是谱，曲不等于谱，合谱不一定是曲。凡曲必须大体合谱，即金代王若虚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文辨》），更富于曲神曲韵。表面合乎曲谱，实际缺乏曲味，便难称之为曲。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徒有曲之格式，并无曲之灵魂，只能成为曲之赝品。
第四，依谱写好曲，争做曲大家
罗辉同志说，“依谱写曲”，要“力求既‘对又‘好，但决不能用‘好的标准来判断‘对与‘错”。人皆可以写曲，但不可能人皆成为大家;也不能因为成不了大家，就禁止他人写曲。只要所作，大体合谱，又有曲味，我们就应给以肯定，并且鼓励他写得更好。
自古以来，曲律甚严，乃至严过格律词谱，因为曲律不仅要讲平仄，而且还要“‘平分阴阳和‘仄分上去”，一般作者的确不易达到。恰如罗辉所论：“关于‘平分阴阳与‘仄分上去的要求，基本上只能作为‘好的标准，为资深曲作者学习与遵循。”仅仅由于达不到“‘好的标准”，便加否定，就以为“错”，则未免过于粗暴，不利于散曲创作发展。罗辉说得好：“当代诗人写曲时，需要坚持求正容变原则，正确认识‘曲律中的‘好、对、错问题。”
当然，所有散曲作者，都应努力活用曲谱，写“好”散曲。清人吴文溥说：“盈天地间皆活机也，无有死法。推之事事物物，总是活相，死则无事无物矣。所以僧家参活禅，兵家布活阵，国手算活著，画工点活睛，曲师填活谱。”“曲师”之所以要“填活谱”，是因为从客观上说，世上万物充满“活机”“总是活相”，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字创作，包括诗词曲联创作，其法度要“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叶燮《原诗·内篇下》），其作品也理當富有生命精神;从主观上说，诗人即创作者，也就是“操觚之士，文心活泼”（同上）：一者不该“泥于法而为之”，以致“无圆活生动之意”（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二者法由意生，“意至而法偕立”（明·王世贞《五岳山房文稿序》），而且，法在“作者之匠心变化”（叶燮），不可胜言。
罗辉同志的《常用曲牌新谱》是从散曲创作中归纳出来的作曲之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只是一旦形成新谱，就会变为硬性规定。散曲作者可以遵循，却不宜死守。清代徐增说：“诗盖有法，离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离则伤体，即则伤气。故作诗者先从法入，后从法出，能以无法为有法，斯之谓脱也。”（《而庵诗话》）曲法亦同此理。作者应当“从容于法度之中”（宋·朱喜《晦庵诗说》），变化生心，避免被缚于格律之内，框而至死。
真正的诗词曲联大家，对于法度早已烂熟于心，能在规矩中随意所之、任情挥洒，听凭情感体悟、生命意识自由倾泄，而又自合法度。巴金说过，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大意）。并非不要技巧，而是活用技巧，以致浑然天成，不留痕迹。所谓“无法之法，是为活法妙法。造诣至无法之法，则法不胜用矣。”（清·朱庭珍《筱园诗话》）。这是文学艺术、包括诗词曲联创作的最高境界。唯有文坛大家，方能达于此境。一般作者，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身追求之，争做曲坛大家，为散曲创作繁荣做出贡献。
（说明：本文作者丁国成先生，原任《诗刊》常务副主编，现任《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著名诗人、编辑家。本刊2019年第1期所发“田园诗赛”栏目中《漫步阿荣旗新农村》一诗作者，非北京丁国成，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丁国成。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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