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于怀

　　诗言志，诗更言情。没有情感的诗，是枯萎、干瘪的败叶残花。然而，抒写什么样的情，则是值得每位作者深思的。

　　诗的抒情，说到底，不外乎两种：一是人民之情，一是个人之情。不论哪一种，都离不开一个“我”字。正如清人张问陶所言：“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抒人民之情，诗表现的是“大我”。这当然有社会价值。但“大我”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喊口号，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这样的诗，“我”再“大”，也无什么社会价值，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诗。抒个人之情呢？当然可以。从来没有人反对诗人抒写个人情感（包括喜怒哀乐）。问题是，一定要注意“小我”与“大我”相结合，个人情感与人民情感相融通。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陆游的《示儿》，抒写的是个人之情，但也完全代表了当时的人民之情。假如一味沉溺于个人的忧伤、愁苦、恩怨，而与人民、与社会毫无关联，这样的诗有何价值可言！元人杨载就曾指出：“夸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诗法家数》）

　　时代在进步，人民在创造。诗人要努力站到时代前列，抒写人民之情，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讴歌时代的沧桑巨变，鼓励人们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即使是写个人的生活琐事，个人的喜怒哀乐，也要彰显心灵美，传递正能量。上海盲人诗人李忠利有首《卜算子》：“黑下太阳来，未必终身悔。摸索前行一路歌，做个开心鬼。 高举一颗心，照亮山和水。绝处逢生重晚晴，有空偷偷美。”写的是个人之事，抒的是个人之情，但没有一点悲观与愁苦，有的是乐观向上、充满希望的情怀。比起那些“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诗作来，不是更能鼓舞读者、更有社会价值吗？

　　苏东坡说：“诗须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何谓“有为”？就是要追求诗作的社会价值，要通过自己的诗作，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走向更为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

　　（作者系湖北诗词学会原副会长、东坡赤壁诗社原常務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