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激

　　诗词文化的教化作用

　　吴洪激

　　中国，一向称为诗国。中华诗词自《诗经》诞生以来，便与书、礼、乐、易、春秋统合一体，称为“六经”，已延续几千年，迭起过多少诗词的高峰巨澜!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歌，真如浩瀚的长江大河，洋洋渺无涯际，汇成中华文化灿烂一脉，具有极强的教化作用。诗词文化的教化作用不外乎三点：

　　一是言志述德。志，就是理想信念；德，就是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与思想道德是一个人的精神根本，一个国家的社会根基，也是是非的评判尺度。如范仲淹《登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崇高气节；周敦颐《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夭”的涵养品格，无不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二是启智发慧。如李商隐《无题》“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的心灵开阔，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智慧哲理，以及杜牧《不寝》“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和李贺《野歌》“寒风不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对于今天某些处顺境争名钓誉，处逆境意冷心灰的人，仍有启发作用。

　　三是冶趣陶情。如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神奇，苏轼《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脱旷达，王昌龄的《采莲曲》“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的审美情趣，俱有极强的感染力。

　　纵观历史，我们常常看到，往往一首诗或一阕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的变革。如郭沫若当年写给他的学生钱学森，鼓励他回国为国效力的一首诗：“大火(钱的小名)无心云外游，登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由此招回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还有著名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女诗人秋瑾就义前写给女友、当时的女校校长徐寄尘的《柬寄尘》：“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劝导徐投身革命，不要像后蜀主吴昶的花蕊夫人那样徒托空言，无补于国家危亡。由此深刻地打动了徐寄尘，捐出了家藏的三十余两黄金，资助秋瑾起义，为革命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代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中外领袖人物，也十分重视诗词文化的感化作用，引用中华诗词。如温家宝总理2009年3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对当前形势提问时，就引用了唐代诗人杜审言的《春日京中有怀》“莫道今年春将近，明年春色倍还人”；在回答俄塔斯社记者关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面临的机遇时，又引用了南宋诗人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84年美国的里根总统访华，也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1989年老布什访华时，引用了李白《早发白帝城》“轻舟已过万重山”，来进一步形容中美关系已经消除了障碍。俱都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令人难忘。当然，我们不能把诗词的力量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诗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具有个性化的探索精神和人性内涵的独特力量，其教化作用不可低估。

　　特别是今天，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诗词迅速复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说，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诗词的传播。它已经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正日益发挥着它的教化功能，为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当今我们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正经历着一场痛苦而深刻的嬗变，这给承载人类思想，提供社会教化的诗词带来空前的挑战。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号召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温家宝同志在各种场合也多次提到中华诗词，对先进的诗词文化功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的诗词作者要担负起社会责任，把握时代主流，关注社会变革，关注民众呼声，用我们诗词作品去呼唤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放歌新政，放歌新人，放歌新事，放歌新风；针砭时弊，警示世情。

　　如何继承创新，充分发挥诗词文化的教化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新的观念。要认识到，世界上能以极少的字，把一种生活、一种意境、一种思绪、一种情感表达得至善、至美、至真、至切，只有中华诗词。纵观当今世界诗坛，虽不乏佳作，但要达到中华诗词的高度却未能及。当前国逢盛世，政路大开，言路大开，才路大开，为中华诗词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条件，诗词文化再不能单纯看作是一些老年人休闲玩乐的工具，不能看作是“夕阳”文化，而要看成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加以传承和弘扬。同时要大力进行改革试验，如诗体改革，声韵改革，走出一条发展创新的道路，以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