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一、洋装

禹风的长篇小说《大裁缝》，顾名思义，一目了然，写的是裁缝。具体而言，写的是由宁波奉化走出，从日本横滨学艺，又复返上海开枝散叶，影响远及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红帮裁缝”。近年来以某一行当为书写对象的小说并不鲜见，汪一洋《国脉》写邮政，陈继明《平安批》写侨批，葛亮《燕食记》写厨业，都在一个行当的兴衰里，融进大时代的浮沉。与之相比，《大裁缝》的选题尤有历史感。盖所谓“红帮裁缝”，专指裁剪西式服装者。鸦片战争之后，宁波亦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远来洋人从海上登陆，头顶怪异红发，被宁波人称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制衣的裁缝，就是“红帮裁缝”。因此这一行当的诞生，本就与帝国日衰、西风东渐的千年变局有关，是古老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副产品。就此而言，《大裁缝》从1860 年一直写到1943 年，且巧运匠心地以标志性历史段落结构叙事，将“红帮裁缝”这一说新不新，说旧也不能算旧的行当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抗争史密实地缝合在一起，实在良有以也。不过，一个出色的小说家绝不会甘心被历史左右，禹风刻意让叙事时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曲折——小说第二章先叙北京城中的时代气象和由这气象造成的“五四运动”，而后才在第三章里补充乔方才（茄生）横滨学艺的往事；第四章又先铺陈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和从繁华底部爆发的“五卅运动”，而后才在第五章里插叙乔四如何在哈尔滨习得罗宋西装制法——这让“红帮裁缝”在技术上的两次发展，有意无意躲到了恢宏历史背后，莫名地显出一丝暧昧。偌大的中国在流血，在流脓，红帮裁缝们却在向敌人学习如何讲究穿着？那华丽的“皮袍”下，倒似乎真藏着鲁迅意义之外的另一种“小”了。

　　但禹风写的可是“大裁缝”。何谓“大”？以资财和地位而言，乔家以一把剪刀、一卷皮尺做出偌大产业，当然可以称“大”；以品格气节论，恒必祥甘冒破家风险拒绝为侵略者量体裁衣，也确乎算是伟岸。但“大裁缝”之“大”可能还并不只是要表彰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家族，而是涉及对“裁缝”这一行业的整体认知。小说中一再宣称，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近现代上海，无论何时红帮裁缝们都不会缺少顾客。那是因为“人身上没真正的荣耀，一身好西服则满足了一百年来上海滩男人们对荣耀的渴望”①，是因为每一批上海新贵，总会在成功占领这座城市之后迫不及待地走进西装店，置办一身光鲜的行头：“一套妥帖贵气的深色西服是他们此刻渴慕的，这简直不再是衣装，而是异形的拐杖，是猢狲们荡高时需要拉扯借力的树枝。”②这活像小说中提及的那些刚从赌场赢钱出来的赌徒，他们同样会第一时间走进西装店，将短暂的运气换作一身长久的荣光。而对于那些失败者，那些在城市角落默默死去的人们，衣服同样重要。王小虬家的厨师阿申因鸦片瘾重而被辞退时，乔方才给他的临别赠礼是一件西洋式的披风和一条呢裤子，“很可能那些新衣服马上就会换了大烟，但茄生还是固执地盼望阿申有一天能穿得齐齐整整地倒毙在县衙门前，不给他自己，也不给其他抽鸦片的男人们丢脸……”?9 世纪的上海已是一座必须靠鲜衣怒马来加以点缀的奢靡华都，在这里穿衣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御寒遮羞。衣装是脸面，是尊严，让征服者可以沐猴而冠，让枉死者能勉强含笑九泉。小说因此让服装与制作服装的裁缝行都超出其本来的世俗味道，而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这象征意义当然不是虚荣与浮华而已，如果和具体的历史联系起来，《大裁缝》赋予服装与裁缝的精神内涵便显得复杂而堂皇。“红帮裁缝”源于为“红毛人”服务，但当然不是只能为“红毛人”服务，也不意味着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手艺，做出的只是洋装。既然衣服在布料之外又被赋予了精神的质地，红帮裁缝们便会不断发现与创造文化因子，缝进丝线中去。在跟随麦牧师拜访太平天国首领时，乔方才便对这些“叛民贼子”的服饰颇感兴趣：“他一直呆呆看王爷和王子身上简单却好看的衣裳，这恐怕就是前朝汉人的服饰！茄生觉得一股特别的清气氤氲在这王府，汉式服装让他目眩神迷，雅致又飘逸，如入幽兰之室！……剪裁之道，在于格调，明显他遇见了格调高雅的织造物。”④茄生在这些格调高雅的织造物里看到故国传统于今犹存，尽管只是惊喜的一瞥，却分明让我们在他闪烁的眼神里看到清朝立国几百年里，国人不曾彻底磨灭的恢复华夏之渴念。此种情感在乔方才的岳父论及和服时再次迸发：“阿爹同她讲这本是古代汉人的服装，日本人叫作‘吴服’，大概是古时江浙一带的汉人服。阿爹切齿说满族人以‘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坐稳大清天下，杀人如麻，一举灭了汉人的礼乐冠服。如今大清气数将尽，你学学做和服也好，说不定将来回老家，中国人改回古制，都穿前朝衣服了呢。”⑤但是历史当然无法回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过是借以革命的口号而已，由和服念及汉服，在日本切齿清朝，倒令有着后见之明的读者不能不哑然苦笑。

　　但正如中国之现代进程的确从日本多有借鉴，乔方才亦同样是在日本更深刻地理解了自己所操持的手艺。在这个励精图治，力求脱亚入欧的弹丸之国，乔方才第一次认识到洋装与长袍马褂的本质区别。尽管在见到麦牧师时乔方才已对二者暗作比较——“牧师举手投足，没被衣裳挂累，爱怎么跳怎么跑都行，比武馆师父穿的练功服都轻省……马褂长衫，太碍手碍脚，难以跑动。”⑥“自从第一眼看见麦牧师的西服，他就懂了男人不能被冬烘衣裳限制，男人必须穿上能提供自由的衣裳，摆脱衣裳的限制，做自己该做的事。”⑦——但只有在日本国民纷纷脱下和服换上洋装的集体氛围中，乔方才才会意识到那种轻省的装束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不是衣服，而是一种昂扬奋发的心态，是追求实用与效益的现代观念。面对暴增的西装订单，看到日本男人解开发髻，脸上露出那种拨云见日的强烈表情，乔方才甚至想到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自古以来，在那些重要的转折时刻，服制之变从来都不是小事。

　　因此，1905 年，乔正冠、乔端冕兄弟才会在横滨店里见到刚刚创立中国同盟会的孙中山与黄兴。意气风发的孙中山更为犀利、更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男人历来的长袍马褂妨碍行动，阻滞行走速度，从而使中国男子的体魄衰弱”，因此嘱托乔家“从西服、日本士官服和学生服等服装中博采众长，设计出能帮助国人强健的中式新服，助中国男人昂首挺胸立于天地之间”。⑧于是就有了中山装。从孙黄二人这次到访，到1924 年来自黄埔军校的订单，乃至于北平店里少帅张学良的惠顾，经由乔家或者说“红帮裁缝”的妙手所裁出的，哪里是什么洋装？那分明是现代中国的服装。这种舶来的制衣技术，和舶来的诸多现代思想、现代技术一样，在缝补起一个破旧的、满是补丁的中国。“红帮裁缝”这一诞生于近现代中国的行当，相当程度而言，正是近现代中国之隐喻。

　　在此意义上，将《大裁缝》视为一部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它像很多论者业已谈及的那样，将国家史、城市史、行业史与家族史结构在一起，写出了人们在历史中颠沛流离或独领风骚的往事⑨；更因为它以服制变化为经，写出了近代以来民族精神的嬗变。这里所谓的“历史”，甚至不再是具体的人与事，而是一股内在的洪流。

二、上海

而如果说到中国历史的新旧交替，就不能不提到一座城市，一座红帮裁缝们在其中兴旺其事业的城市：上海。这座城市的建埠史和“红帮裁缝”的行业史一样，与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或许正因为此，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它更适合红帮裁缝们落脚，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它更值得在这部小说中占据如此多篇幅，以至于在有些论者看来，这部小说根本是以上海为核心，是“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了上海现代城市的扩展，上海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历史地位”⑩。

　　的确，当乔方才离开宁波奉化老家，一路穿过太平天国和鬼子兵的战场来到上海时，此地刚刚开埠十七年。那时吴淞口外的江面上游弋着各色外国军舰，中国人掌舵的小驳船将洋船上的货物卸到外滩，然后由那些无论寒暑都一身短打的苦力们背负到栈桥堆货处。乔方才站在外滩上看这百千苦力，有如远古时候始皇帝的百万奴隶。而回过头来，却是上海留给后人瞻仰的经典面貌：绵延外滩的三层高石头大洋房和洋房前光滑坚硬可跑马车的平路。再过几天，阿申会领着他走进上海县城。仍在大清辖下的老城没有宽敞马路，只有青石小道，小道两旁是热闹的商铺。这熙攘的集市若设在内陆，已足够令一个乡下来的年轻人感到激动，可是从乔方才眼里看来，却有日薄西山的凄楚。已到过外滩的乔方才显然已清楚地意识到，一座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市正在生成。

　　但《大裁缝》其实并未详细讲述上海是怎样一步步扩展成形。待乔方才的儿子乔端冕将恒必祥开成上海滩上最高档最摩登的西式男装店，这座城市已膨胀成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伊甸园，仿若悬挂在古老中国机体之外的一个异物。乔方才告老还乡，改由他的长孙带领我们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自如穿行，游览这光怪陆离的大都会。于是我们会发现在乔方才曾经驻足的外滩上，又增添了许多庄严高大的石头洋房，现在我们可以走进去，跟随乔百祥这沪上闻名的舞场小开，见识那些显赫舞场里的旖旎风光。走出舞场，我们也曾和他一起，面对外滩上时时涌来的苏北难民深感不安，然后将钱包里的现钞统统施舍出去。我们亦知道了霓虹灯后那些阴暗角落，与乔百祥一道深入狭邪巷陌，在那不可告人的、连窗户也没有的房间里，见到赤裸妖娆的美国妓女桃丽丝。我们更必须感谢乔百祥的勃勃野心，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他的祖父难以踏足的工部局，了解那些董事、专家及一般职员们，是怎样分工明确而机动灵活地保障了公共租界的商贸秩序，并小心翼翼地与各方势力包括大英帝国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为上海争取一种飞地般的自由或曰特权。我们在卫惕南爵士的豪宅里聊着家常，徘徊于上流社会的日常交际；我们和法租界的赌业大亨及杜月笙饮茶恳谈，参与到那些决定上海生与死、衰与荣的重要历史时刻中。乔方才总是跟他的儿子说，“西服妙就妙在是立体的，大清服装却是平面衣裳”?，与之相应，和“红帮裁缝”这一行业几乎同时诞生的上海也是立体的。《大裁缝》并未笨拙地以编年方式讲述这立体城市的组合过程，却借由乔百祥这个再合适不过的导游，使我们看清上海的每一个立面、每一道皱褶，从而在不同面目的切换缝合处，不动声色地袒露出上海最细节的历史与最核心的隐秘。

　　事实上，早在乔百祥进入工部局之前，我们已对这座城市的内在逻辑有所了解，那是因为乔百祥的寄爹阿瑟。乔端冕是那么富有远见，深谙“上海滩十里洋场，西人和中国人其实全不能驾驭”，因而特意为儿子挑选了一个美国记者做寄爹，以帮助乔百祥“炼出看透上海的火眼金睛，成为明了上海滩一切潜术暗道之人，并养成吃透上海的老成手段”?。乔端冕的这番见识与选择其实已多少暴露他对于上海的理解，而阿瑟对乔百祥的教育又一再印证了他的看法。在阿瑟编写的那份“上海滩名人表”里，“中国名字排在最后，不多几个，其余全是洋名”，则阿瑟所说上海滩名人“背后种种靠山”到底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当年乔方才站在外滩看太阳升起，其实已经隐喻性地看破这城市的本质：“上海的太阳不从昏黄的黄浦江面升起，更不从颜色发乌的吴淞江里升起，是越过东边更广袤的滩涂，从浦东之东的洋面上升起。”?浦东之东是西洋，与“红帮裁缝”行一样，上海因1840 年的国难而生，从那时起到乔百祥的时代，上海的基石始终是公共租界，而“自从一战驱逐了德国人，公共租界其实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当着家”?。这是一座处在华洋之间的城市，这座城市里的外国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异国服饰、器物、文化、处世智慧与治理模式，构成这大城的底色。一切于此谋生的人们，都不能不沾染这底色。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乔方才的事业首先不是从裁缝做起，而是做通事；到乔百祥这一代，小说仍不时得意地强调他那口流利纯正的伦敦音英语。从通事到买办，这才是上海滩最光鲜的职业——这是一座买办之城。以至于连心怀强烈爱国热情的乔新吾，在想起自己堂兄的那种买办气时，都不得不表示这实在无可厚非：“买办怎么了？买办有什么不可以吗？吾兄百祥生来就在上海滩，这里是买办故乡，他不当买办就不能是上海人。”?

　　乔百祥岂止是上海人，他简直是标本式的上海人。小说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这一人物，来作为上海气质与上海性格的代表。请乔新吾到法国总会吃饭时，乔百祥懂得乖巧地使用特意学来的几句法语点餐，以免引起法国人对英文的不适。然后他笑着教育他那容易愤懑激动的堂弟：“吾弟，大千世界，想改变别人难如登天。我们要在各种各样的人之间走好自己的路，不如学会文明人的客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开开心心，还得到大家的好脸色。你说呢？”?乔新吾当然说不出什么，因为即便长在北平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他亦不能体会上海城里这种每天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交往时，必须要有的分寸与“文明”。在上海之外，或许只需要简单和绝对的是非准则；而上海却要求它的子民能够在诸多力量的交界处腾挪——所谓买办，不正是在华洋之间牵线搭桥，从中牟利的人？这让上海和上海人既要有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原则——譬如牟利——也要能够适当地移动固有底线。当巴黎和会不断传来令国人失望的消息时，身在北京的乔新吾会热血沸腾地冲出他所在的万国街区，汇入“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而乔百祥呢？他只是耸耸肩，自问一句“上街去闹事很有趣吗？”，然后在一种无聊感里，照旧接待那些来店订制服装的日本人。“乔百祥学会了把事情分开看待，所谓既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利益，又欢迎日本客人们来店做衣服。好买卖嘛，多多益善。”?

　　不难发现，小说似乎是有意设置了乔百祥和乔新吾这一对血脉相连却又性格迥异的兄弟，并不断暗示他们分别可作为“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南方”，专指上海一埠；而与之相对应的“北方”，当然也就不仅是北方而已。毋宁说，小说是要在这组对比中，更凸显上海在整个中国版图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山河破碎的时刻，表现得尤为突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分明比乔百祥更有倚仗的乔新吾，偏偏不安于利用岳家堂伯的势力经营生意，而将自己抛掷到极其危险的境地，以至于他的小堂嫂都对他颇有腹诽。当孔繁玲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姚远纶，希望百祥夫妇能够携侄儿们同去英伦，使自己可以安心追随新吾留下来完成那宏大的志愿时，姚远纶一边答应，一边忍不住犯嘀咕：“你不能说服自己老公离开这儿？他首先得照顾好老婆孩子呀！”繁玲的回答再次涉及上海与北方的区别：“远纶，你忘了新吾不是个上海男人？我们都是从北方来的呢！”——上海男人当然也懂得国破家亡，但即便在这样的世变之中，如何过好自己的日子仍是最首要的念想。

　　进行这番谈话的是两位夫人，事实上她们的形象同样可以见出上海与北方之不同。孔繁玲可谓出身名门，但从决心嫁给乔新吾的那刻起，她就像彼时一般的传统中国女性一样，只想将自己托付给丈夫。她甚至愿意放弃家族原有的事业，而对制作旗袍表现出浓郁兴趣。在乔新吾远赴昆明参与抗战的时候，她毫无怨言地坚守上海，丝毫未被追求她的男子打动，而一心只盼与丈夫团圆。甚至，她竟完全不晓得如何去拒绝那位男子，而要靠那豪气爽朗的年轻堂嫂来设法摆脱困境。毕竟，孔繁玲是“从北方来的”，尚未学会上海摩登女郎姚远纶那样与男人周旋的非凡本领。不过，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姚远纶是那么现代，那么独立，那么意气风发，真让人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带给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新气象，却始终未曾赢得乔百祥的爱情。乔百祥当然也明白姚远纶这种上海新女性的好处：“远纶既聪明又刻苦，既有做生意的天分又有出力吃苦的决心……有远纶操持着生意，百祥是放心并省心的。连乔端冕也说儿子有闲情之福，总有人代他勤苦。”然而，“她对于他，很多地方还是个未成年的女孩，百祥甚至有时带着父辈的观感爱怜她”?。乔百祥内心深处早已是一片虚无，那是因为桃丽丝已不知所踪。在极司菲尔路76 号直面生死的时候，乔百祥想起的只有桃丽丝，然后“明白自己从没真正爱过其他女人，只爱着，仍旧爱着、思念着无处寻踪的桃丽丝……”?这不能不让人愕然，恍然，同时苦笑：毕竟是上海男人，无论如何，他内心深处惦记的还是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无论她是多么冷漠，多么肮脏，多么不值得爱恋。

三、中国

在这南与北、上海与中国的互看对照之中，在这华与洋、乔百祥和桃丽丝的纠葛缠绕之中，令人愈发感到好奇的是：作者禹风究竟站在什么位置，又做何感想？这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也曾远渡重洋，也曾投身商界的小说家，写出这样一部鸿篇巨制，难道只是为了向自己的故乡献上颂歌吗？当乔百祥向堂弟描述上海那一种独特的安稳，劝堂弟“何不少管别人闲事，经营自己福祉”?的时候，当乔新吾虽心中愤懑却脸平气顺，只在心里暗叹一声“可惜了！”的时候，禹风究竟站在哪一边，又希望读者站在哪一边呢？

　　小说不是教科书，当然不会也不该笨拙地给出确切答案。但在法国总会里乔百祥得意扬扬地向堂弟传授上海经验时，作者却特意让乔新吾难以自制地不断忆及另外一个上海：“上海的现实是什么？是刚才黄浦江江滩上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成群苦力，是外白渡桥往北走，走出租界外，那土丘黑浜间乌鸦吃死孩子的贫民窟，也是新吾去到缫丝厂看见的童工们被开水烫烂的手，她们只为吃上一口有虫的霉饭……”?法国总会的奢华、“文明”与乔新吾脑海中那一副凄惨的人间图景叠映在一起，分明提醒我们对乔百祥这样一个潇洒自信的导游亦不可完全依赖。乔百祥说，“租界外是中国，租界里头是世界”?，其实租界何尝能够自外于中国？我们简直可以说，租界/上海浮在表面的纸醉金迷和沉在潭底的民不聊生，正是当时中国一个最典型的缩影。

　　或许恰恰是因为乔百祥太熟悉上海了，反而失去了必要的敏感，对这魍魉世界中的一切都已感到麻木。十九路军在上海巷道里浴血奋战时，姚远纶最盼望的却是让乔百祥带她去见识舞场。“是，百祥想，世界不就是这样吗？闸北被日本飞机炸成了废墟，倒霉的人断手断脚倒在那里；兵士们正在苏州河对面生死相搏……可是，窄窄一河之隔，苏州河南就是英租界，这边照样歌舞升平。夜晚，听够了北边枪炮声，俊男倩女们照样在舞厅弹簧地板上相拥起舞，旖旎世界红粉依旧……”那一刻就连乔百祥也“无法理解这世界的荒谬”，但转念间他便想通了：“不过，不和姚远纶这样可爱的女子跳舞，难道要自虐，继续听着枪炮声发愁吗？”?这是属于上海的聪明，靠着这样的聪明劲儿，乔百祥这样的上海人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调整心情，保持理智，安稳、现实地活在当下。但这样如鱼得水地生活太久，就会无意间忘记很多事情，也刻意地忽略很多事情。乔百祥一定非常清楚自己和桃丽丝的“爱情”悲剧根源何在，但绝不愿去碰触。他和上海滩所有人一样心知肚明，无论他怎样一掷千金，怎样付出真心，桃丽丝们都不会对他有丝毫动情，只因她们是“白种女人”，而他却是“黄种男人”。乔百祥也一定非常清楚那个汀康何以对自己抱有那样深刻和持久的敌意，却只能策略性地表现出绅士的宽宏。那根本不仅仅是男人对待情敌的那种不乏浪漫的嫉恨，而更多是蔑视，相当邪恶的蔑视。同样类型的蔑视让汀康手持来复枪挡在厂房之外，成为一个气魄慷慨的英雄：“他那么狂怒，只因为他对另一个亚洲民族的蔑视：日本人是嗜血的野兽，自命不凡的矮子，众所周知，他们一直觊觎大英帝国的产业。”?

　　乔百祥当然也不会知道他的祖父乔方才从奉化老家一路走到上海的路途上看到了什么，不会理解为什么祖父终其一生都对鸦片烟保持高度警惕。但乔方才不会忘记的，他还不会忘记的是恩师麦牧师对他第一次动怒的场景。那是对服饰天生敏感的乔方才对牧师的“领带”产生了好奇，并感到这陌生之物相当“滑稽”。出乎意料的是，一向和善的麦牧师“脸慢慢变长，他朝自己那朋友打个手势，然后彻底转身看着茄生：‘滑稽？领带滑稽？我看不会比你脑袋后头的鞭子更滑稽！孩子，我会好好教导你的，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得体的年轻人，跟王先生一样，不，甚至比王先生更像一个文明人！你会自觉自愿管住嘴，不让愚蠢的话说出口’”?。乔方才大可以腹诽麦牧师的荒谬，在心里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为辫子辩护，但他当然不会愚蠢到宣之于口。因为即便幼稚如他也非常清楚，他和麦牧师并不是在平等地讨论问题，他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权力关系。麦牧师也并非在客观地区分文化差异，而是在理直气壮地判定乔方才所身处的文明是低级的、落后的。这样一种理直气壮，在麦牧师与王小虬讨论鸦片问题时变本加厉，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蛮横侵略，被麦牧师轻飘飘地转述成单纯的贸易和金融问题。?吊诡的是，麦牧师之所以会和王小虬有如此争论，乃是因为一桩义举：他要募款改善租界之外难民的生活。但这义举仅仅是因为上帝的慈悲吗？不要忘记麦牧师对乔才生说出的那番冷静而不乏侮蔑的断言：“你现在看见了？租界外头就是污秽之地。听说他们把死了的人全停在北边破庙里。一旦起瘟疫，恐怕立刻会传进租界。”?肃清污秽地带，防止瘟疫流入租界，这恐怕才是麦牧师和王小虬的焦虑所在。而被麦牧师称为“污秽之地”的，正是租界/上海之外广阔的中国。如果没有鸦片，没有因鸦片贸易而爆发的战争，那些难民是否还会离开故土，流离失所，抛尸在租界之外呢？在这样的疑问里，麦牧师道德圣洁的面庞难免会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而如果我们还记得，阿瑟开列的“上海滩名人表”中，“凡上海滩最大最富最气派的大豪佬，必定是卖鸦片出身，鸦片是上海滩发家致富的根本”?，我们便不得不继续追问：上海的繁华、整洁、稳定与进步，真要感谢麦牧师、卫惕南这样的洋人吗？

　　《大裁缝》中反复浮现的一个核心议题，恰恰是上海崛起的秘密。在序章中小说便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一秘密：“故人来，故人去；兵火开，兵火缓，上海从来不怕乱。每次重归太平它就旺发，这城市像是在血水里发大的。”?太平天国、小刀会、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上海似乎在每一个战乱年代都反复印证着这一规律，十里洋场上的名门新贵，包括乔家，他们的发家传奇也一再刺激着后来的冒险家从战争的血泊中发掘财富。王小虬就曾不无得意地对乔正冠、乔端冕兄弟面授机宜：“只要清国有危险，被人揍，老百姓遭难，上海发达的机会立马就来。”?这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上海这座城市真是与帝国国运背道而驰，国势越是衰微，上海就越是繁华，就连那些买办们，都将清国不断丧失主权，开放长江口岸的年代视为自己的黄金岁月?。在此意义上，这些“弓不拉多”真成了上海城最好的代言人：他们似乎不需要什么祖国，只热衷在国难时刻大饱私囊——这岂非正与王小虬所说的上海一样？

　　但或许应该把王小虬的话听完。在透露这一生财秘奥之后，王小虬扼要而周详地解释了这一秘密的底层逻辑：“它（上海）是全国最安全的生意场，觉得不安全的财主都会逃到上海来，带着他们积攒了几辈子的钱财，把他们的膏腴存进洋人的银行，在上海买楼买地躲兵火。你们看，自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以来，哪一次不太平不是把江浙皖的铜钿赶进租界来？打仗、死人、抢劫，这种事不管距离上海一百里地还是一千里地，总是把钱朝上海赶，让上海人大发国难财的。”?由此不难理解，上海之所以能够大发其财，绝非因为战乱，而恰恰是因为和平，因为“这弹丸之地的租界拥有安全和秩序”?。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乔百祥在回答卫惕南爵士问话时，会这样认识上海与工部局的职能：“上海的本分是商业，连接着扬子江和大海，就是中国和世界贸易的本意。我想工部局的协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贸易的顺利进行。我个人所有的工作服从这个原则。”?

　　但仅仅依靠工部局，真能保障上海的安全与秩序吗？如果可以的话，何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繁荣与中国战乱之间的辩证法便彻底难以为继了？如乔百祥所说，工部局的工作之一，是致力于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以使上海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飞地”，为商贸提供绝对自由的环境。这样一种工作理念不仅属于乔百祥，而且成为上海性格的一部分。在西安事变引发国内外关注的时刻，姚远纶不还在兴致勃勃地打算增设店铺，丝毫不觉得远在西北的变故和自家生意有何关系吗？?但是很快，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便让姚远纶放声痛哭了，“她仿佛有莫名的委屈，她的经营天才明明兴旺了乔家姚家的投资，生意却一下子毁在荒谬和无耻的日本人手里”?。因此上海租界的微妙平衡，毕竟依赖背后那整个国家的相对稳定，如果神州当真陆沉，小小的上海又岂能仍是完卵？

　　而且，若上海真是飞地，还能够成其为上海吗？王小虬的分析中透露的第二层信息是，上海的财富其实来自江浙皖，来自它背后广阔的中国。事实上何止是财富呢？《大裁缝》所写的以乔家为代表的红帮裁缝们，同样无一是上海土著，而全都来自宁波奉化——那时候的上海，能有几个土著？就此而言，与其说《大裁缝》写的是上海的城市史，不如说写的是奉化人的迁移史和奋斗史。所以，如果没有奉化，没有宁波，没有浙江，没有上海背后的中国，上海的人口要从哪里来，人才又要从哪里来？再多的外国人也不会让这里成为巴黎，成为乐园，成为彼时中国最有活力的大都。

　　财富涌入上海，或许是为了增殖其财富，那么人呢？也只是因财富而来吗？我以为上海与中国的精神联络，就隐藏在移民们的深层动机当中。因此我们不妨再次回到乔方才的时代，看看那个十六岁少年怎样从奉化乡下走去上海，又何以远渡东瀛。那是咸丰十年，大清朝离覆灭还有五十余年，但太平天国已经搞得半壁江山都乱了起来，“朝廷怎么不像朝廷，如此左支右绌？里边跟太平军打个胜负不明，外边却被海上来的洋鬼子揍得七荤八素”。科举倒是还远未取缔，但是“大清既成窝囊废，八股文还考它干啥？”?于是乔方才只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乔方才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乡间棉花地中间种植的大片罂粟，和他父亲吸食的土产鸦片。然后他去了上海，一路只见大厦将倾。在上海他遇到又一个吸食鸦片的阿申，他不知道阿申最终去了哪里，但却可以想见他暴毙街头的模样。父亲和阿申的凄凉境况让他不能理解恩师麦牧师有关鸦片的讨论，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上海这块充满生机的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是做不得主的。他认定“一切的秘密都在衣服里。麦牧师的西服是玲珑的，我们的长衫是扁平的”，因此他在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东渡学艺并非是为了“在上海滩开张一家大大的西服商号”，而是“想去看看敢拒绝西洋人鸦片的东洋族，难道他们真和我们有所不同？”?在日本他学会了裁剪西装的手艺，但最大的收获大概并不在此，而是在这邻国的“文明开化”中，他更深刻认识到了服制与国运之关系。因此在回国的汽船上，他才会和樱井从服装谈到政治，进而痛恨叹息大清始终未能如日本一样知耻近勇。最终他选择回乡办学，而将两个儿子一个派去北京，一个留在上海，正如后来他的孙子乔新吾嘀咕的那样，那不是两座城市，而是两条道路。?

　　或许有人已经意识到，乔方才这番去国还乡的经历及个中心境，与他的一位浙江同乡庶几相似。那位同乡同样因有感于国破民殇而去国离乡，先学医，后从文，职业选择虽有不同，却和乔方才一样，总是想要搞清楚贫弱的祖国究竟何以贫弱，出路又在哪里。回国之后，他先做教育，后搞启蒙，从北京经厦门、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在华界与租界边缘地带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的十年。那十年是他战斗锋芒最盛的十年，他似乎急于将心里话全都说给这个世界，可惜的是，上海滩太嘈杂了。所以他似乎从来没有喜欢过上海，对于这座城市的市侩、圆滑、买办气、流氓气、西崽品格，他始终冷嘲热讽。?他没有因为身居此地便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给予廉价的认同，他所思考的问题从来都落在中国，而非上海。这个人，当然就是鲁迅。

　　这样的联系或许难以逃过度阐释的指责。我们当然无从知道禹风在塑造人物、构造情节时是否自觉地想到了鲁迅，但乔方才与鲁迅确乎有差相仿佛之处。那至少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心情，本就是彼时国人必然要共同去承受的。因此，《大裁缝》所塑造和讲述的，何尝只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行当、一座城市，它写出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剧变的时刻，整个民族集体的心理创伤和应激反应。这样的创伤和反应烙印在人的心里，激励了一个家族，催生出一个行业，亦成就一座城市的特殊风貌，但这诸多层次的情绪最终将彼此呼应，汇成一曲更宏大繁复的乐章，回荡在上海背后广阔的土地上。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禹风：《大裁缝》，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8 页、4 页、37 页、35 页、83 页、18 页、38 页、140-141 页、141 页、51 页、61-62 页、11 页、62 页、72 页、78 页、57 页、327 页、395 页、78 页、77 页、78 页、210 页、314-315 页、19 页、29-30 页、28 页、62 页、7 页、153 页、153页、125 页、111 页、300 页、1-2 页、43 页。

　　⑨周保欣：《于开合起伏中摹画层累化的历史》，《文学报》2022 年6 月16 日。

　　⑩陈力君：《奉化人的创世纪与上海现代工商史——读禹风长篇小说〈大裁缝〉》，《文学报》2022 年6 月16 日。

　　? 参见见禹风：《大裁缝》，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98 页。

　　? 参见见禹风：《大裁缝》，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4 页。

　　?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7 页。

　　? 日寇攻破山海关之后，乔新吾无奈之下只有投奔上海的叔父和堂兄。“一想起叔父和堂兄，新吾心里有了光亮。那是另一条路，或能带来希望。”见禹风：《大裁缝》，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年版，第248 页。

　　? 参见叶斌：《鲁迅眼中的上海》，《史林》1996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