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作家蒋韵出版了小说新作《你好，安娜》a，这部回溯一代人青春，追忆往事的长篇小说在探问晦涩的时代与揭示秘密的原罪的同时，着重凸显了善与爱、真与美这些高蹈之物的价值与意义，而其间关乎罪与罚、忏悔与救赎、人性与道德的发微，又为小说带来了正典式的厚重感与哲理式的深沉感。与此同时，2019年11月，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再版b，作者刘青峰为新编版撰写了两万言自序。这部创作于1972年，公开发表于1980年，曾一度被视为“异类”的作品选择在此时再版，似乎是一种巧合——它与《你好，安娜》之间隐隐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这两部小说执着又近乎偏执地为今天的读者打撈起一个虽已逝去却并未远去的时代，自证一代人的存在，重新启程去探索启蒙之于时代、爱情之于青年的意义与答案。由此，在当下的语境中，两部小说的“携手”出版就无可避免地指向了怀旧与个体记忆。与新人辈出、新作品迭出的中国当代文坛相对应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自新世纪以来开始流行并持续至今的“重返八十年代”之相关表述：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学/思想共同体的追忆与渴求，是在一个逐渐走向分裂与多元的文学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而对作家来说，即使是再单纯的个人追忆之作，也很难说是纯粹个人经验的表达，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群体给个人提供了他们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记忆是通过一种映射来定位的。我们把记忆定位在群体提供的心理空间里。”c因而，作家的个体记忆也就不单单只是一种个人化的怀旧，与之相关共生的是特定的时代与社会文化、历时性的历史积淀，以及家族的经验。其背后隐现的是作家抑或一代人“存在的忧虑”：“我们要证明这一代人的存在”，d因为“没有人有无尽的时间，永恒的记忆”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部小说的出版又恰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一次当代性表达，在历史与当下的碰撞交锋中，作家完成了对一代人思想和心路历程的重审与再现。
一、有意味的形式与两种读法
《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3月，最初是以手抄本形式在一部分青年中传阅，后于1978年12月发行了印有山友作序和作者题跋的油印本，此时《公开的情书》还是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1979年，经编辑建议，由作者进行修订、删改后，小说首次正式发表于1980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f自首刊以来，这部主要由真真、老嘎、老邪门、老久四位青年在1970年间写作的四十三封书信构成的小说，经历了从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到“新时期”争鸣作品，再到当代文学经典化文本的“身份”转换。如果把《公开的情书》比作一首具有强烈思辨色彩的抒情哲理诗，那么《你好，安娜》则更像是一篇以讲故事见长的叙事散文。这部叙事横跨四十多年的作品以一本写有小说手稿的羊皮笔记本为线索，前后串联起彭承畴、安娜、素心、三美四位主要人物波折的人生经历，于不幸的偶然性中打开人性的褶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原罪悖论探索中探及道德困境、自我忏悔与灵魂救赎之问题。同样以19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虽然《你好，安娜》中的主要人物在初登场时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但仅就这部作品上篇中的内容与主题，如青春、理想、爱情、晦涩的时代、人性与道德的关系等，比之于《公开的情书》中宣言式的激情论辩，前者即便在充分表达时，也尚有含蓄处。《你好，安娜》下篇则以艺术的形式续写了一代青年在“后四十年”可能的人生遭际，为《公开的情书》中难以及物的青年故事写下了一个及物的注解。
《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是两者在文体上呈现出的有意味的形式。前者中的四位主要人物既是作者也是读者，这种由多位通信人共同参与的书信体小说不以人物塑造、情节刻画和叙事策略见长，它主要依赖各通信人物的主观见解，侧重展现人物的心理对话，同时又能多视角地呈现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件、思想或情感的多种观点。此外，《公开的情书（新编版）》的附录部分特别收录了小说首刊后一百一十封读者的来信提要和信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公开的情书》中均未收录过读者来信g，这既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分析当时青年人思想情感的一手史料，更是读者与作者交流对话的物证。h《你好，安娜》则是在小说中嵌套小说，让子文本《天国的葡萄园》 《玛娜》与母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两篇主观纪实性的子文本作为补充视角参与了母文本的主干叙事，它们既是人物的个体灵魂剖白，又是人物间的心灵对话。小说结尾处出现了一部名为《完美的旅行》的舞台剧剧本，剧中的人物、情节看似游离于整部小说之外，但这部具有象征性意涵的剧本实则传达了作者的心声：“它通过剧中人之口，说出了我小说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i《你好，安娜》呈现的是一种“套盒结构”：最内层是由《天国的葡萄园》 《玛娜》 《完美的旅行》这三个异质性文本构成的三位主要人物（彭承畴、安娜、素心）隐秘的内心世界，重点呈现人物与自我的对话;中间层是彭承畴、安娜、素心三人与主要叙述者三美的世界，三美置身于这段三角情感关系之外，主线的爱情悲剧外加副线的亲情、友情故事均由三美参与见证、讲述;最外层则是《你好，安娜》与作者蒋韵的世界，作家由此完成了与逝去的时代的对话——她想要铭记小说中的那个年代：“它其实是我整个生命的底色。它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是它的作品，是它的孩子。”j
由此可见，《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在文体上有意味的形式，实际指向的是文本的对话性。在巴赫金对话理论早已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今天，对话性并非仅是对文本具有原创性和穿透力的发现或解读，就文体上有意味的形式而言，这种对话性实际提示并牵涉出一个“如何读”的重要问题。某种意义上，两部作品其实是由众多“读者”构成的文本，这里的“读者”不仅指向阅读接受环节真实的读者，而且还意指文本中的每个虚构人物都具有不同的读者的功能。具体而言，《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中的《天国的葡萄园》 《玛娜》应该是三篇纯私人性质的文本k，四位主要通信人和三位小说主人公在文本内部完成了“写作——阅读——写作”这一过程：作为书信体小说的《公开的情书》自是无需赘言，《你好，安娜》中，安娜写给彭承畴的绝笔信和素心多年后创作的非虚构作品《玛娜》则与小说人物阅读《天国的葡萄园》这一行为密不可分。而在文本外部，阅读接受者正在阅读一部公开的私人书信集或小说手稿或非虚构作品。这就引发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互动：文本内部呈现的是作者心目中存在的某种隐含读者，因文本显在的对话性，此处，隐含读者一方面是现实中可能的读者，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直接坐实于文本中的某个具体人物，并直接成为作者的理想读者。再结合《公开的情书》和《天国的葡萄园》的创作年代和流传方式，尤以前者最为明显，手抄本的形式为两部私人化作品提供了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传阅的可能，在此过程中，读者甚至可以通过手抄传阅的方式直接参与作品的再创作。及至公开发表，专业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又加入了文本的互动。因此，理解两部文本的对话性，就不可忽视其中“读者”的互动性与参与性。
上述这些基于文本形式的分析是思考“如何读”的前提，在厘清小说人物“如何读”的同时，实则也为读者提供了进入文本的“两种读法”。《公开的情书》是一部“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和布满“批评话语的尘云”的经典作品l，很大程度上，小说的思想价值超过文学价值。这就产生了两种读法，一种是思想读法，另一种是文学读法。思想读法关注小说之于历史语境的宿命与位置，重视小说所展现的哲理性与开创性的精神论辩，捕捉思想的机锋是这种读法的关键所在。文学读法则更侧重书信体的对话形式，聚焦人物塑造、情节安排、题材选择、景物描写等的独特含义，着重探索小说与同时代文学主流之关系，进而思考小说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思想读法把论证从对话形式中剥离，更重视论证结果而非过程。假如忽略书信体的对话性，将使我们對《公开的情书》的理解失去重要的一面;文学读法虽然可以综合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恳切，但还是较难站在思想的高度来把握小说对于人生理想、科学真理、爱情道德、民族未来的思辨。因此，进入《公开的情书》，不妨融合思想读法与文学读法，以思想读法为主，文学读法为辅，在抓住小说对话性特征的同时，注意论辩逻辑。相对而言，《你好，安娜》作为一部新近出版的小说，尚未获得文坛充分全面的评价。悲悯的人文情怀是小说最浓最深的底色，作者并未过多着墨描述人物思想的对话与交锋，有关罪与罚、人性与道德、忏悔与救赎的深度探讨潜行于文学性叙事中。尤其是“插曲：圣山”一节，三美与素心征服自然雪山的过程也是主人公近距离与死亡、绝境抗争的过程，这一刻，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或黑暗或苦涩的罪与往事终于找到了宣泄口——良心的自我追问是否是上帝在灵魂深处的回响——人、景、情的交融自然地推衍出这一尖锐的诘问。如此，阅读《你好，安娜》则应以文学读法先行，思想读法紧随其后的方式为佳。当然，无论是有意味的形式还是关于文本的两种读法，看似都是在文本的外围游走，实则是“破译”小说的“必经之途”。
二、精神生活与爱的启蒙
《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的另一共同特征即两部作品都与时代、与作者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两部作品趋近于巴赫金所谓的“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m。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小说各自谈论的关键问题看似抽象、普泛，但它们恰好处在个体与时代转折宿命般的相遇中，循此出发，小说人物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心灵内涵与存在价值其实也是作者个人生命史和精神史的再现与传递。这直接引导我们去辨认作者对于时代的回溯性重构，基于个体经验的差异，其路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不仅诞生于作者在晦涩的时代中度过的压抑的青年时期，其本身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对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塑型方式——持续讲述“新时期”的转向与意义，或重新处理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结合前文的分析，虽然《公开的情书》与《你好，安娜》有着鲜明的对话性特征，尤其是前者，看起来更像是一部众声喧哗的“思想剧”，但是从整体上看，两部作品其实都有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样明确的价值指向。然而即使是在所谓的“思想剧”中，论及善与爱、真与美、理想、主义、道德这类高蹈之物也极易流于形式，两部作品的作者将“个人阅读”这一实质行为融入人物的成长阅历，拿出合适的框架，将可能凌空高蹈、空洞乏味的宏大叙事置于主体精神探索的方寸之间，适宜地点出了两部作品询唤的主体：个体在时代中的选择、坚守或抗争，究竟是消磨、笑柄、罪过，还是对爱的权利与思想自由的追寻？
在知识与思想被限制和被禁锢的时代，作为两部作品中主人公成长的重要一环，个人阅读为部分青年开辟了一块无限丰富的精神飞地。值得注意的是，《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中的年轻主人公们并非是从当时广大知识青年中随机选取的“样本”，他们较为鲜明的阅读个性并没有淹没于群体的普泛性之中。无论是真真、老嘎、老邪门、老久这些“老五届”大学生，还是彭承畴、安娜、素心、三美这些“老三届”中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或者来自城市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相较同时代的其他知识青年，这部分群体不仅在革命的前一阶段就基本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阅读趣味、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能够在当时有限的主流阅读之外接触到相当一部分前卫的非主流书籍，比如作为内部出版物发行的 “皮书”n。在此过程中，个人阅读行为渐次转换为思想社交活动进而衍变成文学叙述，后两者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声的可能。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文革时期知青一代的知识和阅读饥渴是阶层化的产物，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两个阶层的子女是知青个人阅读行动中的主体，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个人阅读……阅读行动是一个双重过程：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对出身精英阶层的知青而言，阅读不单是学习一种技能，更是延续一种生活方式，保持身份、地位的途径，最重要的可能是寻找意义，建构自我和社会的新认同的过程。”o
因此可以看到，偏居高原山区小镇中学的高材生真真和病退回城的待业青年安娜并没有对乡村生活生出过多的留恋。她们“孤傲”地行走于之前生活的世界，依旧保持着昔日的审美方式与思维活动;她们无意于体验“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p的乡土文明，仍然坚持着对自然之美和自由生命的纯真礼赞。对真真和安娜来说，革命的狂热激进只是暂时的喧嚣，它并不能掩盖个体精神世界空虚的窘境。怀疑、困惑、茫然逐渐取代了最初的意气风发，真真在时代的风暴中受挫之后，受“一种想冲破樊笼、追求自由的愿望支配”q，毅然离开熟悉的大学校园，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西南高原。然而这场行程绝不是无奈的避世之举，第一辑中真真致老久的第六封信几乎就是她此次高原之行的灵魂剖白，她从自然的原始生命强力和朴素的象征意蕴中重新获得人生的动力源。在昔日理想世界被质疑和被掀翻的地域之外，真真在新的地理空间开始走向自我的深处，重拾对生活炽热的感情。短暂的自然之旅终究要结束，真真还是要回到庸碌的现实生活中去，理想之境似乎永被虚幻的光晕所笼罩，但是真真还是“产生了一种信念：只要我有不顾一切冲破樊笼的勇气，只要我对生活的美执着地追求，就会有雪峰般美好的奇迹出现在我的生活里”r。不同于真真对生活之真之美的积极探求，安娜眼中的自然并没有承载这么多的意义，她只是纯粹地醉心于“一个和人无关的自然”s，一个存在于旧俄文学作品中辽阔、静谧、神秘的自然，一个寄托了十六岁时候浪漫文学幻想的自然。此处的自然是纯文学性和纯个人性的表达，没有任何宏大的东西，“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与城市工业文明截然相反的乡村自然体验并不是安娜心向往之的所在，她最终发现，“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自然之子，我不愿意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它付出”t。作者无意为安娜加上一幅思想者或智者的精神像，安娜无需像真真那样独自担起理想探寻和精神解放的重担。作者只是质朴地讲述了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女现实的人生遭际：她不可避免地受到宏大的时代声音的感召，又无法摆脱文学艺术作品中“浪漫而且有贵族气”u的人物的影响。面对病痛的折磨，她依旧向往自然春光，依恋美，她卑微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努力使自己，病成一幅画”v，她将审美的态度融进贫乏的日常生活，简陋的独居室被精心布置得“没有一点真实的时代特征和气息”w，她颇为固执地用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审美方式抵抗着外力的侵袭，构建自我的意义空间。真真与安娜这种思想行为差异背后更为根本和现实的原因在于，比之“老三届”中学生，“老五届”大学生在年龄、智识、阅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从成长轨迹来看，“老五届”大学生在1949年后的“十七年”中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因此，老久、老嘎、老邪门们可以凭恃相对稳固的理论知识和较为明确的精英姿态介入随之而来的革命运动，从而在混沌、芜杂的现实中厘清、指认出关于这场革命发展过程中个人与祖国、知识与真理、理想与正义的关系及演化过程。相较被迫提前终止/中止学业的“老三届”中学生安娜们，有关现实批判、人生道路、科学理性精神等问题，真真们显然有着更具思辨力和感悟力的体认，能够抵达前一群体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
《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提供了这样一种时代场景：公共生活领域被绝对的权威意志所统摄，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一次接一次的革命活动。随着革命的潮起潮落，时代的罅隙终于为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可供生长的空间，个体的自主性得以迸发与回归，基于共同的思想趣味和相近的人生经历，私密性的思想社交活动开始在固定的群体中展开——小群体间的通信、共同阅读与聚谈——他们以此来构建一种主流话语之外的精神生活。1970年半年间的四十三封书信连接起了身居各方、经历各异的四位青年，安娜独享的房间成为她与三美、彭承畴三人畅谈交流的一方小天地，彭承畴为素心带来封闭的城中无法借阅到的外国名著和新出版的“白皮书”与“灰皮书”……小说人物以精神生活为依托，开始寻求个体的自主性，并由此牵连出高蹈于时代之外的意义与价值的探求。可以说，精神生活是作者萃取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时代生活场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都是在内心生活”x。某种意义上，精神生活意味着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内心世界的出现，而在这场革命中，“一种内心世界出现了，这比它思想上的空洞和政治的幼稚更有意义，至少是对文学更有意义”y。不可否认，这一时期，青年人的青春成长与时代、政治纠缠在一起，激进与迷狂、失落与茫然、向善与去恶，以及对真理探索、人生道路、社会实践的激辩，几乎是众多精神生活参与者所共有的人生体验。这是一种相对祛除了外部规训的精神生活，它同时导向一种集体记忆或个体的幽微之境。虽然它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正面对抗，也难以真正建立起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整体关联，但它还是为乏善可陈的时代生活留下了一个个启蒙的瞬间。
无论是《公开的情书》中对于爱情禁区的大胆突入，还是《你好，安娜》中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古典悲剧式的爱情故事，两者所指向的皆是超越了革命道德与个体爱欲而臻于理想境界的纯粹之爱。这种关于“爱的启蒙”的叙事，在同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个性张扬、思想解放、打破创作题材的禁区是这些作品最常见的意义理解方式，在这些同质化的解读之外，《公开的情书》和《你好，安娜》的有力之处在于将个体的爱情故事从晦涩的时代中提炼出来，从而在爱的启蒙中发掘出真善美的可贵，正如老邪门在致老久的信中所言：“我认为，在人类一切感情中，只有一种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就是爱。真、善、美从哲学上看是浅薄的，可在爱情上却是光辉的。因为只有在理想的爱情中，才有真正的善和美。”z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好，安娜》的题旨或许意外的简单：拨开“罪与罚”的宏大主题，可以看到，在爱的启蒙和寻爱的过程中，素心从一个负重前行的罪者和逃避者、三美由一位不谙世事的少女和旁观者，逐渐走向了忏悔自省的自我启蒙之境，她们最终在真善美的引领之中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三、存在的忧虑
刘青峰夫妇在《公开的情书（新编版）》扉页部分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只要人类存在，爱情就是永恒的主题。但在今天，人和機器人可以做爱，懒婚时髦，佛系青年爆红，这本写于将近半个世纪前，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真诚、无畏以及偏执和种种缺陷的爱情小说，还有意义吗？”
四十年后，再次面对这部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书信体小说，作者毫不避讳地发出了质疑。相比1981年单行本中的那篇《彷徨·思考·创造——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作者的这段表述既没有谈论祖国/中华民族、历史责任/使命、人生价值/信念这些神圣之词，也没有涉及探索、创造、垦荒这类突破之举，而仅是强调了小说中的爱情主题。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对小说再版不够有信心，担心这部“过时”的小说很可能无人问津，于是“颇费心思”地选取了“爱情”这一通用话题来引出自己的疑问，然而实际上，作者在被遗忘的忧虑之中也提示了一个“俗套”的问题：在“写什么”与“如何写”都不再成为“话题”的年代，在科技革新和媒介变革的新兴时代，纯粹而高蹈的文学理想或爱情理想是否再难进入大众的普适性观感？为此，我们看到，刘青峰在两万言自序中特辟一节，专门论述了《公开的情书》中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情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爱情观强调，恋爱双方在平等、自由选择对象时，只有那种共同追求摒除肉欲、向往真理的心灵共鸣，才能符合真实永恒的观念世界中的理性和德性。柏拉图爱情观具有禁欲和理想至上这两大特色，也常被称为精神恋爱。《情书》要表现的是个人精神从苦闷到解放，柏拉图式爱情观的禁欲和理想至上，符合当时思想转折的独特性和真实性。”@7
在今天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概念，尤其进入新世纪后，受资本和大众媒体话语的双重影响，同时也似乎为扭转前一时期文学中“不谈爱情”、解构崇高、贴近世俗生活及身体写作的趋向，这一概念被频繁地用作某些作品的宣传语——尤其在涉及爱情题材时，似乎只要简单地关涉精神恋爱，而无关肉体爱欲的文本都可以被冠之以上述“名头”。其实不然，仅就柏拉图的《会饮》而言，其中强调，“爱若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最美好的事务的起因……爱若斯总会激发有情人身上的好品德，使它能将自己天性中最好的品质发挥出来”@8，而欲求的目的既不在过去，也非在现在和未来，而是在不变的永恒的善和美本身——“爱若斯就是欲求自己永远拥有好的东西”@9。而且与“灵魂的美”相比，“身体的美”其实不足道，当人“被引领到各种知识，使他得以看到种种知识的美……他就会在对智慧的不可限量的热爱中孕育出美好的言词、大器的思想，使得自身不断坚实、圆满，直到可以瞥见那样一种知识”#0。所以，理解爱欲的正确方式就是“先从那些美的东西开始，为了美本身，顺着这些美的东西逐渐上升”#1，循序渐进，将向美的欲求作为生活方式，最终抵达真善美的爱智慧的哲学之境。从这个层面上看，不少作品只是徒有“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皮毛，而无其实质内涵，就在于它们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对爱与善、真与美这类高蹈之物的思考与追求，更遑论触及“灵魂的美”与“知识的美”。“纯粹的爱”之于这些作品而言不过是一件精致的外衣，其中包裹的只是苍白乏味的猎奇故事和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公开的情书》式的爱情故事或《你好，安娜》中的爱情悲剧属于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只是瞬间的一瞥，既无来龙去脉，更不见全豹，自是难以理解当时读者对于《公开的情书》的强烈共鸣，也无法对《你好，安娜》中安娜、素心、三美和小薇的人生遭际感同身受。
刘青峰在新编版两万言自序中详细地追忆了那个 “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的时代，指出引发当时读者强烈共鸣的，或者说真正令当时年轻人感到痛苦的，并不仅仅是对于真正的爱情的渴求，而是“理想的幻灭使得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他们曾如此纯洁和赤诚地信仰乌托邦理想，不惜禁欲和献身”#2。小说主人公提出的投身祖国未来建设、为民族振兴贡献一己之力的具体理想和回归科学理性、追求真诚真情的人生方向则在“揭露”与“暴露”的背后，为年轻人指明了新的人生道路，强调了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解放的意义，由此获得了众多年轻读者的回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系与《公开的情书》首刊同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潘晓来信”，《公开的情书》和当时的读者来信或许可以作为1980年代初 “潘晓讨论”的某个时代注解：其牵连的不仅是一代青年人生存与精神困境诸问题，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同时接引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正如刘青峰所言：“这种精神追求及其引发的反思……预示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将不可阻挡地到来”#3，“这种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打开一扇窗，使年轻人从无力感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与希望”#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也许只有将《公开的情书》置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同时把它纳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这一逻辑理路中，才能正确认识小说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从而真正理解小说主人公及这一代人进行积极精神探求的无畏之举，以及其后的岁月中他们作为“残存的不死的理想主义者”的不懈追求。刘青峰夫妇的文学创作并不多，除引发轰动的《公开的情书》外，仅有一部于1975年创作的电影诗《太阳岛的传说》#5，对他们而言，“与这两部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作品精神相衔接的，是实际参与到80年代的开放和思想解放大潮中”#6。这也提示我们，刘青峰的这篇两万言自序绝不是所谓的“后见之明”，它更像是一篇“心灵史补记”，并与近半个世纪前的书信体小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浸润着作者这一代人艰难坎坷的求索之路，同时也帮助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更好地去体认那个逝去的时代。
正如王安忆所言，“启蒙它对每个人物都是具体而言的”#7，两部作品中小说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思想社交活动都深受“阅读”的影响，这其中又尤以阅读19世纪俄国文学及思想作品最为明显，刘青峰承认这些作品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同时又指出“《公开的情书》并不是俄国文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它是文革中独立反思的产物，展现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和境界”#8。但是蒋韵在《你好，安娜》中却似乎有意凸显“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9，可以看到，小說主要人物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几乎都与文学艺术作品紧密关联。与《公开的情书》不同的是，《你好，安娜》中的知识青年似乎并没有从这些文学与思想著作中脱离出来，对他们来说，在社会性的革命面前，人生就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他们难以像“老五届”大学生那样在个体情感萌发的同时又及时地产生更深层次的或精英式的思索。相较刘青峰、金观涛这批“老五届”大学生，作为“老三届”中学生的蒋韵或许有更大的可能成为知青一代的代言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知青和知青文学更多是由“老三届”来讲述的。但是《你好，安娜》又恰好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知青文学”或“后知青文学”，蒋韵其实是要通过这群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的青年及他们的故事为今天的读者还原一代人真实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因此，除了在罪与罚、忏悔与救赎的思考中呈现哲学上经典的道德困境之外，《你好，安娜》的意义还在于此。可以说，“文学修饰了我们荒凉的青春”$0，也组成了这一代人最深切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因此，刘青峰夫妇与蒋韵的“距离”和“差异”，也恰好折射了彼此眼中的“启蒙”切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你好，安娜》这部面世不久的作品，我们也许不能立即做出准确的评判，但是，比起所谓的艺术成就或可能的文学史意义，坚持、坚守一种艺术态度和价值立场更为重要，也更加了不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公开的情书》中的知识精英群像和未完待续的故事，《你好，安娜》不仅在下篇续写了一代人在“后四十年”波折的人生经历，而且还塑造丽莎这一更具代表性的人物。从小说的下篇可知，彭承畴、素心、三美虽然难逃良心的自我追责，却都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保持了知识者的身份特征，唯有丽莎在奔波挣扎中沦落“底层”，两个女儿也被迫在代际创伤的传递中承受着痛苦。但比起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者，这个“曾经骄傲任性、感到憋屈就要跳着脚活、到后来则最为脚踏实地、最接地气的丽莎”$1其实更具普遍代表性：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在“后四十年”基本都经历了与丽莎相似的人生历程。这些普通人既没有戏剧性的人生转折，也难以实现曾经的人生理想，却实实在在地成为家庭和社会稳定运行的“基座”。翻看《公开的情书（新编版）》附录部分的读者来信选摘可以看到，这其中既有高中生、大学生，也有年轻的车间工人、售货员、演员、技术员、解放军，也许在“后四十年”的人生浮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如真真、老久那样高蹈理想主义并积极投身国家社会建设，然而更多的人会成为丽莎这样脚踏实地的普通人，他们无暇也无法像刘青峰和蒋韵那样抒发自我“存在的忧虑”，但对于他们来说，青春与记忆“又和那个时代血肉相连，撕扯不开”，“永远撇不清和它的关系”$2。某种意义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了文学之于时代的意义：在反映社会现实或表现时代精神之外，记录逝去的时代与打捞并非永恒的记忆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a蒋韵：《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小说首刊于《花城》2019年第4期。
b靳凡：《公开的情书（新编版）》，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c[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d靳凡：《彷徨·思考·创造——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公开的情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169页，此句也成为《公开的情书（新编版）》图书腰封上的话。
e蒋韵：《后记·记忆的背影》，《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页。
f参见靳凡：《公开的情书·编者按》，《十月》1980年第1期;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刘青峰：《新版序言：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公开的情书（新编版）》，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g《公开的情书》自1980年首刊后，于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另外收入作者《彷徨·思考·创造——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和阮铭《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评〈公开的情书〉》，这两篇文章首发于1980年第5期《十月》杂志。时代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1994年分别出版了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选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公开的情书》（其中包括《飞天》《调动》《公开的情书》三部作品），其内容与1981年单行本一致。西北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全四册），其中第一册收入靳凡《公开的情书》，同时收录孙小琪《他们寻找真正的友谊和爱情》和谷泥《讴歌的是什么“新道德”》两篇评论文章。
h刘青峰在新编版序言中提到：“这些信件打动了我，我给许多读者回信、寄刊，还与其中几位保持了一两年通信。”参见刘青峰：《新版序言：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公开的情书（新编版）》，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ij傅小平、蒋韵：《蒋韵：我的写作，是坚持坚守，也是命运》，《文学报》2020年4月9日。
k《你好，安娜》中，《天国的葡萄园》是彭承畴根据自己的爱情经历创作的小说，小说未公开发表，仅以手稿的形式在安娜、素心两位人物间传阅。《玛娜》是素心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是“一篇没有在国内发表过的小说”。参见蒋韵：《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55-56、101-102、208页。
l参见[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m[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n据沈展云回忆，“皮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为了配合当时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我国有关部门指定一些重要的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著作（也有不少历史、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根据书籍封皮装帧设计的不同，它们又被直接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红皮书”等，皮书“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虽然是所谓的“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参见沈展云：《小引;何谓“皮书”？》《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另据刘青峰回忆：“文革中，能公开读的书很少。我们的读书圈子里，也传看灰皮书和黄皮书。”（参见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七十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o孙沛东：《文革时期京沪知青阶层化的个人阅读》，《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p张新颖：《“我们”的叙事——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文学报》1999年9月16日。
qr z靳凡：《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1期。
stuvw 蒋韵：《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19、26、42页。
x王安忆、张新颖：《写作的历程》，《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张新颖、金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y #7王安忆、张旭东：《成长·启蒙·革命——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29页。
@7#2#3#4#6劉青峰：《新版序言：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公开的情书（新编版）》，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6、18、10、14、43页。
@8@9#0#1[古希腊]柏拉图等：《柏拉图的〈会饮〉》，刘小枫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82、90-91、92页。
#5《太阳岛的传说》公开发表在1987年第2期《走向未来》杂志。
#8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9朱大可：《书架上的战争》，《时光》，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0王安忆：《隐居的时代》，《收获》1999年第5期。
$1$2蒋韵、舒晋瑜：《蒋韵：抒写一个时代的挽歌》，《长江丛刊》2020年第16期。
作者简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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