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

　　当我们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更多集中在小说文体上，较少提及非虛构写作、散文和诗歌创作。这种情况一方面源自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体等级链习惯，另一方面小说构筑的世界更加宽泛和自由，作者的价值和立场能够得到多元释放，在想象和再现世界的方式、人物塑造、情节展开和语言锻造中，都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给文学带来的新质和变化。而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者即是作者本人，相比小说中的叙事者，其自由度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但恰恰因为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者较少对个人身份进行修饰与装扮，直接进入写作，他们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亲历者的身份，还有非虚构写作本身对真实性、公共性和实践性的强调，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一个可以更直接地看到“青年”的场域。

　　青年问题在大多数讨论现场往往会转化成国族内部的社会问题、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形象（理想主义者的价值和反叛），以及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境遇和出路问题。但近年来，青年问题也在逐渐跃出原来的范畴，比如岳雯在编选2022年短篇小说年选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世界中”正日益成为青年作家写作的基本视域，“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由此可见，青年作家一代对于空间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城市或者乡村不再构成理解空间的基本结构，相反，跨越国族的边界、快速的流动成为文本的新现实。而空间视域这一变化，亦可成为理解当下青年写作的一个端口”a。全球化时代的显而易见的交融和流动使得青年们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频繁出现，实现去行动、去叙事和被看见。非虚构写作中的旅行写作，具有个人浪漫主义特质，离开熟稔之地去往未知的远方，带着探索、好奇与逃离此在世界的气质。写作者是个人性的叙事者，同时又带有国族和集体的印记，他（她）的感受、观察和记录，一般还预设了被国人“看见”的读者期待。旅行写作是行动者的文学，跨越地域和国族界限的旅行，观察、记录和书写的行为，近景自我与远景世界交融的方式，让这种写作别具意味。改革开放后，《大西洋月刊》 《纽约客》 《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等欧美有影响力的杂志派出记者进驻中国，他们以沉浸生活的方式，报道和书写中国，形成了集束式书写中国的旅行文学焦点，涌现出像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 《寻路中国》 《奇石》、史明智（Rob Schmitz）的《长乐路》、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 《东北游记》、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的《鱼翅与花椒》 《川菜》 《鱼米之乡》等。与此相对应，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作家走出中国，有主题性地书写异域，也成为应有之义。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子超，他的系列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 《沿着季风的方向》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都是有明确主题（中欧、印度、中亚）的旅行写作，旅行对象的选择、他所看到的世界层次、在游历中完成的自我和表达方式，都可以看作当代中国青年做出的一种文学回应，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因其不可复制而独具一格。

　　一

　　本文使用旅行书写的概念，借鉴和采用了田晓菲在《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行旅写作》和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中对行旅书写或者旅行书写的用法。田晓菲把行旅书写放在个人色彩浓厚的游记之上，焦点对准的是异域书写，以熟悉的文本疆域对未知的领土进行观看，并对这种观看进行再现。田晓菲勾勒出中国传统写作中描写异域的几个写作策略。第一种是由来已久的功利模式，比如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述模式，他希望劝说皇帝开辟新路，遣使开通贸易路线，对异域国度有所作为，联合对抗长期骚扰边境的匈奴，所以地方上的自然资源和特产成为叙述中经常出现的信息，包括气候、物产、地理、饮食、阶层、习俗等，采用的是民族志学的观察和实用的地理方位叙述。第二种是好奇模式，即现在经常说的奇观化、漫画式，刻意描写他国的差异，经常因过度聚焦和缺乏客观判断，使得他文化变得更为陌生，这种写作姿态充满偏见与傲慢。第三种是天堂与地狱模式。十九世纪华人旅行者们经常在作品中对异域诸国进行等级划分，基于物质财富和技术的发展，他们都有赞美与崇拜欧洲国家，轻视和妖魔化亚洲、非洲国家的倾向，如王韬《漫游随录》、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斌椿《乘槎笔记》，都可以看到时人对法国、英国“别一宇宙”“别有洞天”的美誉，而对非洲大陆几乎都使用了带有自我优越感和等级化的修辞表达，营造了不同地区之间天堂与地狱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潜在于今天国人的观念中。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来自文化和价值差异较大世界的华人旅行者，在性别问题上做出充满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局限在一些城市化和繁荣表面的描述上，缺乏整体观照。《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是另一种视角的旅行书写，十八世纪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欧洲对非洲和南美洲的旅行书写。“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b虽然帝国扩张带来的物质利益主要归于少数特权者，但旅行书写却在生产一种热情和渴望，并成为创造帝国之“国内主体”的重要工具。旅行书写还与其他知识和表达方式交错，18世纪欧洲有关南美洲的书写跟启蒙运动的博物学紧密相关，加勒比地区和英国早期西非探险的书写，使用感伤主义旅行书写，其中交织着奴隶自传与旅行书写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18世纪到后续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越来越保守的时代，旅行书写不断被注入新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比如女性主义、旅游宣传、口述史等。

　　西方文学中旅行写作具有清晰可见的文脉传统，但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它并不是特别发达和自觉的文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和书写中，南北朝时期和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旅行写作的重要阶段。这两个时段都是中国与外界（西方）广泛全面接触的时代，大规模翻译域外文化宗教经典，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充满魅力和不可抵挡的他者世界，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吸引本国文化精英人士亲身踏上域外行旅。这些文化精英中的游历者为文本中的他者世界提供补充，也为充满期待的本土读者写下他们的行旅见闻，“无论是在中古时代还是在现代中国，物与人都在不断移位，界限被打破，文化被混杂和融合。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游历：头脑中的游历，身体的游历，无论是前往异国他乡，还是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无论是进入佛教的乐园净土，还是游观幽冥。把行旅经验记载下来，使作者得以把这个世界的混乱无序整理为有序的文字，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意义，找到一定的图案和规章”c。

　　南北朝时期，除了商业和政治上的交流外，佛教是推动世界交流的动力，佛教徒为寻求佛法远涉中亚、南亚国家，带着主动探求和好奇之心，这一时期的旅行写作充满异国情调和远游客的个人感受，“很多记载都不同于史籍中对异国风俗物产的客观而枯燥的志录，而是对个人行旅经验的描写，包括以第一人称写下的逸事，作者在具体时地的所见所闻。这些记载不是对异乡风物的抽象总结报告，而是旨在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呈现给读者”d。从基本要素上看，这与现代旅行写作并无太大差异。晚清时期的中国，面临的是被动打开的世界局势，天朝上国迷梦被戳破，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商人都承担着现实的创伤和追赶革新的希望，带着具体的责任走出中土，对西方世界（主要是欧美）进行仔细的审视，言辞中交织着好奇、羡慕、惊诧和挑剔。晚清时期出访官员、学者的日常札记，基本都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从各自的角度记下了中国人对十九世纪世界的探求和认识，着眼于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记述了中国人怎样从中世纪式的昏暗中睁眼展望近代史的晨曦的历程，“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的脚印，是文史趣味与学术价值兼而有之的一部小丛书”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家们主业之外的海外游记，茹志鹃、王蒙、王安忆、张洁、冯骥才等一大批有机会出国的作家都以游记的方式，书写所到的国家。长久以来被认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突破各种话语与口号的缠绕呈现为具体的人和生活故事。刚从政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在描述西方陌生新异世界的时候，文化体验和学习心态成为文本的核心表达，这个世界物质丰盈、技术进步、新奇景物目不暇接，带着时代鲜活的痕迹。另外，他们在观察西方社会时，不约而同回避政治话题，而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文学艺术等具有人类共通审美价值的事物上，抒发对自然风光、文化遗产、艺术创作的观感，描摹图书馆、书店、剧院、博物馆、咖啡馆、小酒馆等人文景观。

　　以上三次旅行写作的重要阶段都是处于社会集体情势之下的写作。第一次书写者与对象世界较为平等，后两次明显带有自卑的心态，而书写者则带有对国内读者启蒙的色彩。这种旅行写作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具有模糊可辨的框架，外来书写者通过游历与陌生的地域实现文化互动。刘子超的作品正处于这种书写的脉络中，但观看对象和观看者的时代情势已经世变时移。刘子超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旅行文学已经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他所认可的旅行写作是“以文学的笔触写下旅程，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避免无知的傲慢和廉价的感动，以旁观者的宽容和鉴赏者的谦逊，观看眼前的世界”f。

　　二

　　旅行写作有相对完整的文学规定性和内部传承，而在写作方式上却有代际和时代分野的清晰路线，刘子超在旅行写作上选择了“文学”的笔触和旁观者的姿态，以谦逊因而也更加客观和沉浸的方式对待游历的对象。用何种方式为国内读者讲述异域世界的故事，同时也意味着以何种方式书写自身的故事，他们是处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势下的游历者，他们想象、感受、书写他者的方式，体现着新一代中国非虚构写作者的自我认知。

　　旅行写作不是诞生于孤独的自我和房间里的写作，它需要来自政府、媒体、民间组织、经济团体或者商人和学术机构的支持和推动，历史上的旅行写作几乎都有这些力量的参与。比如当代中国旅行写作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水手计划”，即是由民间组织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旅行文学创作计划，旨在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资助他们进行海外和国内旅行，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从他们的计划宗旨，可以看到出版界和知识分子对知识革新的焦虑和渴求，他们期望在对于变化了的世界和新生力量的实践与书写中，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2018年第一期水手计划启航，最后五位入选者柏琳、郭爽、冯孟婕、刘子超、曾嘉慧，分别前往萨拉热窝、长崎、摩鹿加群岛、帕米尔和雅加达，进行深入调研和写作。从这些地点也可以看出，此次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旅行书写有很大差异，“世界”更加驳杂和丰富，无法以简单的经济尺度，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去命名，他们的创作涵盖人文、历史、自然等广泛的领域。全球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军事动荡和经济形势变化让世界再次面临新的问题和格局，人类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出封锁，建立真实的交流和联系。2020年开启的第二期水手计划，从创作计划的描述可以看到，其设定已经跃出对一个具体地方的整体描述，更多针对具体的议题和人群，贴近个体经验，以此去捕捉和呈现更普遍的社会状况。这类活动像一个承载公众期待的容器，以项目的方式，推动“关注世界、怀抱理想、敢于实践的青年创作者”成为“水手”，去往宽广的世界，并把它主要呈现到中国读者眼前，当然也有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呈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关注和视野。

　　旅行写作不是简单随意的旅行札记和游记，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旅行写作的叙事人不是普通的旅行者，他们身处自己的叙事传统之中，写作不止是简单的个人叙事和记录。从主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此类写作的互文性，刘子超《午夜降临前抵达》 《沿着季风的方向》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对于中欧大陆、印度和中亚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对约翰 ·巴罗《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芒戈·帕克《非洲内陆旅行记》、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致敬之作，一个人或者带领团队，踏上陌生的国土，探险、游历、观察和书写。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記》中提及瑞典人在19世纪80年代对海外探险和游历的热衷，维佳号从亚洲和欧洲南海岸凯旋，整个城市灯火通明陷入狂欢，码头、大街小巷、窗户边和屋顶上，到处传来雷鸣般的热烈欢呼。这个场景影响了斯文·赫定的人生，“从那以后，但凡跟北极探险有关的，我都一头钻进去，相关图书，不论新旧，我都读，甚至每一次探险的路线图，我都自己画出来”g。刘子超在《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中说自己之所以会开启对中亚的旅程，是因为“我对中亚的全部了解都源于书本，源于那些旧时代的探险纪行。某种程度上，中亚就像一颗神秘的卫星，是我头脑中的幻想。我听说过那些地名，但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我知道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联系，但那更像是对帝国盛世的回望”h。叙事者首先处于探险旅行的知识系统中，形成了自己对游历对象的期待与向往，并且在这个期待中有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勾连，在帝国往事和童年盛景中，隐含旅行写作的知识背景和家国魅影。

　　时代情势、知识系统和公众期待之外，创作者身处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尤为重要，它塑造了观察的基本情感和视角，有人这样描述今日中国的处境：“曾经是中心，后来被边缘，并再度可能回到中心的文化中成长，它古老、延续又高度断裂，在自傲与自卑间剧烈摇摆，个人要艰难地从集体中发出只属于自己的声音。”i叠加今日世界的动荡不安，民族主义的壁垒加固，这个加诸于旅行书写者身上的国家主体，不是一个确切的立场和稳定的声音，而是一条模糊地带。

　　陌生行旅中的发现从来都是双重的，观察者和旅行者带着自己的全部经验去观察他人，也一定会在他人的世界中，产生辨析自己（国族和个人）的欲望。在《午夜降临前抵达》中，刘子超把自我与中欧放在互为镜像的位置上，三十而立的中国青年在时代的巨变中，感受到虚无、阵痛、失散、撕扯与游移。“中欧对我的吸引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它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而这让三十岁的我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遥远的中欧就像一个镜像：它也在撕扯、游移、焦虑，却依然保持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这种特质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需要耐心地观看、倾听。这大概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欧的原因。”j作家把自我的心灵附着在中欧这个庞大的躯体上，并把中欧文化及其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心灵化，用哈维尔的话来描述，它是怀疑的、清醒的、反乌托邦的、低调的。《午夜降临前抵达》是充满文艺情调的旅行写作，作家的个人形象经常越过对异域生活的呈现，或者在异域生活中更加突出和具有存在感，比如在去往萨尔茨堡的空荡车厢中，夜幕降临，作家陡然进入一种抒情时刻，“长途旅行时，你有时会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显得那样遥远，朋友圈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像精心编织的故事。因为你在移动中，并且夜幕已经降临，你感到自己身处国家之外，时间之外。此刻，你能面对的只有自己内心的黑洞”k。作家还多次阐述旅行中获得的领悟，“时空的延宕，美妙的拖延症，是旅行者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一场逃脱——逃脱生活本身的重负”l。“旅行或多或少会改变一个人。会使那个人朝着更宽容，更理性，对世界的理解更全面的方向迈进几步。至于到底是几步，那就要看每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了。但毫无疑问，这向前迈出的几步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活着的意义。”m这是旅行写作中惯常的方式，用熟稔化的东西去表达和审视陌生世界，这个熟稔化的东西是自我、文学或者说文艺情调，以它们作为触手去表达陌生复杂的中欧世界（动荡的历史，暴力的阴影和往昔的辉煌），使其由此沾染感性和心灵色彩，对于读者来说变得可感可知。

　　观察者的个人感觉系统往往被放在重要位置，呈现感伤的经验主义的主体，对周遭世界经常表现出一种疏离感。这一点特别像18世纪60年代的感伤和感性在旅行写作中的表达方式，连串的静态动词和抵达场景的细描，个人的身体体验构成此刻的意义，“集中在用感觉经验、判断、主体性或人类主体之欲望表达一切”n。比如第一期水手计划中的叙事者，经常疏离地观察周遭的场景描写。

　　我走到主人的屋外，只见门口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双鞋子。房间同样是瓦罕传统样式，有五根廊柱，墙上挂着精美的手织挂毯。此刻，茶水已经泡好，大口茶碗放在地上。地毯上摆着各式干果、茶点、沙拉和大盘抓饭。有人拉着手风琴，表哥打着手鼓，回来省亲的女儿穿着华美的服饰。房间被人的气味熏得暖烘烘的，人们在乐声中翩翩跳起瓦罕“鹰舞”。我坐在角落里，喝着茶，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一路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刘子超o

　　此刻，我坐在巴什察尔希亚广场上的一家小甜品店，一边吃着一种波黑甜点——覆盖了厚厚一层核桃仁和蜂蜜的奶油蛋糕，一边和店长轻松地聊天……费尔哈蒂亚大街一路向西，马路变得开阔笔直，土耳其式的低矮暗红木板房屋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厚重高大的西式建筑，它们是教堂、商店、银行、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政府大楼，浓郁的西欧巴洛克风格的雕花刻满大楼的每一处棱角，天际线越来越高，费尔哈蒂亚大街的心里徘徊着维也纳的影子，是奥匈帝国统治时代留下的欧洲。

　　——柏琳p

　　从第一期“水手计划”的作品到第二期的创作计划，我们还可以看到旅行写作中的叙事者，出现了从更切近自我的观察者向社会学观察者的变动，他们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试图给出一个回答和描述，对真实世界的关注超过对自我的关注。第二期水手计划的入选者吕晓宇，是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2019-2020 年担任澳洲国立大学战略和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叙利亚、黎巴嫩、委内瑞拉、缅甸展开国际冲突的田野研究。他的研究计划是探索人对于灾难的创造性回应，以个人进入冲突地区（叙利亚）为线索，对象是这些在不断突破边界以重新开始生活的个体，他们的回应是在崭新的跨边界流动和空间中形成共生关系。写作者、戏剧构作卢昌婷的写作计划是，书写来自中国北京和美国德州小镇的两个挚友，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里、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刻、在美国大选之后，拜访彼此的家乡的故事。从旅行书写的主题来看，这两个写作项目特别符合非虚构写作的要求，观察者进入陌生世界，展示和描绘他们所看到的现象，以及不同世界之间的互动交流和互相观看。

　　在中外旅行写作的文学传统大厦上，今日中国的旅行写作以自己的独特性去创造自己的模式。在叙事者身上，可以看到国力上升之后带来的情感松弛感，祛除了潜意识中的自卑与自审意识，又非咄咄逼人的帝国心态，没有以文明、科学、宗教的名义探索神秘的兴奋感。它综合了游历写作的多重传统，比如对异域的好奇与知识诉求、孤独个人在路上的浪漫与自由感、身处时代动荡中的无力与伤感，对更合理、健康和美好生活的想象等等特质于一身。而这个承载着国内外知识传统和国族经验的自我、这个过于突出的浪漫和感性的自我、这个疏离人群的观察者，恰恰是对中国社会秩序和压力的一种溢出式反应。

　　三

　　相对于《午夜降临前抵达》 《沿着季风的方向》中频繁出现的各种作家名言警句和个人感悟，刘子超在《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中自我后撤，沉入他者世界中，把更多的篇幅和视角给予了中亚五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由此进入当地人的生活故事。在游历和书写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作家简述完其历史和現状，然后习惯性地使用文学知识来构筑这个空间，它是文学史中著名的流放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哈萨克斯坦流放期间读到托尔斯泰的《童年》，在这里爱上《罪与罚》中的原型女人；托洛茨基流放在这里撰写《我的生平》，他随身携带的是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洛茨基这种著名的流放者，普通人的生活也被大历史所波及，作家所租住公寓的女主人塔季扬娜，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同时经历个人婚姻的解体，陪同作家路过伊塞克湖，会回想起丈夫带儿子翻山越岭去伊塞克湖旅行的往事，苏联解体后，这样的旅行不再可能，大历史改写了普通人的生活和记忆。在废弃的科研站偶遇的谢尔盖老人，厌倦了阿拉木图这种城市生活的喧嚣，独自回到苏联时代废弃的科研站生活，“这里很安静，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当年我们都住在这儿，现在只剩下我了。登山的人偶尔会经过这里”q。在普通人生活与历史的交织中，蕴含着一种难以廓清的复杂情感，其中有对逝去时代荣光和个人青春时间的缅怀，又有对苏联解体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小心翼翼地碰触，而作家对于社会主义往事和冷战历史，选择采用同情者的旁观视角。

　　挪威作家埃丽卡·法特兰的《中亚行纪》与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可以看作同题写作，作家是同龄人，同样对中亚历史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但二人在表达侧重点上明显不同。埃丽卡·法特兰对哈萨克斯坦的观察，以自身的行踪为线索，其侧重点是把中亚放在与西方文明、俄国文化的对比框架中，从土库曼斯坦进入哈萨克斯坦之后，她所记录的是边境管制带来的不便和腐败，路上偶遇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充满隔膜，不理解挪威的君主立宪制、关于人种肤色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普通人对专制总统和政治的看法等。当进入阿克套购物中心后，她有一个惊人发现：“一片海市蜃楼，一座西方文明的绿洲。”r在阿克套琳琅满目的商品、熟悉的名牌、西方热门流行歌曲的生活流中，作家才回到自己能理解的体系，因为周围全是熟悉的参照物，而这恰恰可以充分映衬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域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感。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写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比什凯克，除了对城市的历史作一番追述之外，重点书写了比什凯克的几个青年人。比如青年作家阿拜，可以随口谈论中国作家鲁迅、莫言，对西方文學的机制和审美比较关注，期望能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与父辈不同，年轻一代的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世界充满向往，对苏联时代的往事无法激起共鸣。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但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政府是作家的义务。他对其他中亚邻国及其作家没有亲近感，因为“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s。另一个是开本土餐厅的女孩佐伊，跟随着再婚的母亲游荡在世界各地，父母离婚后，她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为谋生开了一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迎合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为生存而奔波的忙碌生活，没有消减佐伊的孤独感，她在寄身的社会中没有归属感，她不喜欢这里的年轻人，没有谈得来的朋友，不喜欢属于任何派系和体制。

　　刘子超在旅行写作中讲述的故事极为日常化，通过他们的个人生活经验，读者可以感受到中亚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在西方化的同时，保存着本土保守的内在情感，青年的生活世界跃出了国界，面临着种种变动的情况，而个人的选择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社会变动的人心百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书写的整体上是伤感和忧郁的故事，而《中亚行纪》中却充满剧痛和悲剧的故事，其核心是群体之间的对抗和伤害。《中亚行纪》涉及吉尔吉斯斯坦和比什凯克部分，第一部分是整体上介绍这个国家政治演变的历史，随后讲述了一个少女被野蛮抢婚的悲剧故事；养鹰人讲述了传统手艺面临失传，但在现代媒介面前又显得怪异嶙峋的故事；而在寻找红色阵线最后的德意志人时，可以看到人群内部的分裂，有人对悲惨的往事如数家珍，也有人对记者这种反复报道和书写特别抵触。同一个写作对象，由于不同族裔作家自身携带的经验不同，他们笔下的世界和故事呈现出诸多区别。刘子超作品中的忧郁和伤感来自社会和历史的相似性，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关系，历史上毗邻之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融的往昔记忆，以及今日世界局势在中亚的投射，这些使得创作者无法变成一个严厉的审视者，对复杂的中亚作出爽利的判断，也无法成为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同时，进入这个主题，创作者又天然获得一种沉重感，与国内青年更关注自我精神和物质的一面拉开距离。于是，带有疏离感的个人形象，同情理解普通人的境遇，不断回到一个一个在地者的生活故事，而又对大历史的故事若即若离，就成为当代中国青年表达的一种独特性。

　　从知识界推动的“水手计划”到刘子超的系列旅行写作，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世界想象和描述自我的方式，“青年”直接出场的旅行写作，看似是对中国语境的离开，实际上是跳出界限，把自我投射到矛盾集中和重大命题的场域中去，携带自我、集体和国族的经验，创造自己的观看模式，重新想象世界和描述自我。随着更多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经验多元的写作者的加入，中国的旅行写作应该也会呈现出与当前写作不同的新质和变化。

　　【注释】

　　a 岳雯：《“在世界中”的青年作家》 ，《文艺报》2022年12月16日，第8版。

　　bn[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98页。

　　cd田晓菲：《神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5页。

　　e陈朴园：《走向世界丛书》，《读书》1981年第9期。

　　fjklm刘子超：《午夜降临前抵达》，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2页、257页、145页、152页。

　　g[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周山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hqs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第345页、14页、20页。

　　i许知远：《漫游之梦——代中文版序》，见[英]简·莫里斯：《世界：20世纪的道别》，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ii-iii页。

　　op《单独24·走出孤岛：水手计划特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154页。

　　r[挪威]埃丽卡·法特兰：《中亚纪行》，杨晓琼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页。